龙岗丰碑记者 陈建平
谁能想到，眼前这位拄着拐、步履蹒跚的老人，竟是当年东江游击队的“小鬼”通讯员。
他叫邓英，今年91岁，家住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凉帽三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翻山越岭，智闯*锁封**线，将一封封情报送到游击队驻地，让战士们转危为安。
事前，记者从一些甘坑老人的讲述中，得知邓英曾长期担任布吉、平湖、李朗等地领导职务，为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因身体欠佳，很少出门。本次登门拜访，记者已知老人难以接受采访，只想通过其57岁的儿子，侧面了解老人的一些事迹。
孰料，看见记者进门落座，正在户外观花的老人也颤巍巍进了屋，紧挨记者坐下，不待其子开口，抢先聊起了往事。
他讲客家话，记者听不太懂，便请其子翻译。其子侧耳细听，露出腼腆：“老爷子怎么讲的是游击队的事？”他不大了解父亲这段历史，赶紧拿起电话，请来邓新立做翻译。
邓新立今年70岁，其父邓联信是甘坑第一位*共中***党**员。论年龄，邓新立更为熟悉甘坑革命史，也了解邓英本人。
尽管口齿有些含糊，但老人记忆清晰。他亲历的事，都能想出大致时间。甘坑的红色交通线，亦能从老人的战斗片段中，逐渐勾勒出来。
▲邓英在甘坑颐养天年 （陈建平 摄）
一
邓英，1930年出生于宝安县布吉甘坑村。十二三岁左右，他已成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负责从甘坑往水径、岗头等地送信。其他地方送来甘坑的情报，也经由他的手，转送到游击队领导人手中。
为了安全，交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邓英的上线和下线，有陈发良、邱称发、凌定生等人。这些人的名字，老人记得很清楚，因为曾经生死与共。陈发良是岗头人，1940年参加民兵组织，1941年加入中国*产党共**，是岗头村的*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松岗、布吉、平湖等地粮所工作；邱称发是上水径人，1941年参加游击队，1943年在公明黄松岗战斗中牺牲；凌定生是上李朗人，游击队武工队队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布吉乡长。
尽管年过九旬，邓英还是能说出这些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的人生轨迹。他们，有的是邓英的父辈，有的是邓英的大哥哥。从他们身上，少年邓英懂得了最朴素的革命信念：要做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哪怕被捕牺牲，也绝不能当叛徒。
做情报员和地下交通员，最怕线上出现叛徒。1940年3月，王作尧带领部队东移海陆丰，途经斜障坳时，北山交通站的交通员将他们直接带到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原来，当地的交通站在大革命失败后被破坏，有的交通员牺牲了，有的隐蔽起来，也有人叛变了。王作尧等人麻痹大意，找到这位已经叛变的交通员带路，让部队险遭灭顶之灾。
经此教训，东江游击队返回宝安，建立阳台山根据地以后，对交通员的人选更为严格。精挑细选出来的交通员，绝大多数是出生贫苦家庭的男女青少年。他们大多十三四岁，有些只有十一二岁，熟悉本地风土人情和道路，执行任务时遭遇敌情容易蒙混过关。
能够成为游击队的交通员，邓英觉得很骄傲。他年龄虽小，却机智勇敢，经常独自在黑夜里行走山路，穿过敌人一道道严密的*锁封**线，出色完成送信任务。遇上打上几个“+”或多个“△”符号的紧急情报，他就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再苦再难也要马不停蹄送到目的地。
在队伍里，像邓英这样的小战士，*长首**和老战士都亲切地称为“小鬼”。
▲从此山村，邓英走上革命道路 （布吉镇志）
做“小鬼”的生涯里，邓英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43年左右在甘坑的一次遇险。
那年10月，国民*党**军实行“勤剿、穷追、杜绝”方针，对布吉等地游击队进行围剿。重阳节后，上级送来情报，驻扎在观澜的国民*党**军保安团将袭击甘坑税站，并重点抓捕税站工作人员蜂仔。税站在今天的甘李路凉帽村路段；邓英不记得蜂仔的真实姓名，只因他行动迅速，到处打击敌人，像马蜂一样，所以战士们喊他“蜂仔”。
接到情报后，上级安排邓英通知相关人员迅速转移。蜂仔带着当天收到的税款，和其他税站人员以及数十位村民，随邓英一起藏进了独背坑 （今甘坑秀峰汽车总站一带）的茂密草丛中。
保安团进村后，看见税站空无一人，就抓住没来得及逃走的村民拷问，没问出结果，便开始搜山。邓英等人挤在草丛中，看着敌人拿着枪东挑西戳，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时值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树木草丛，保安团兵浑身冒汗，但在当官的威逼下又不敢不搜。他们来来往往搜了几轮，最近时离邓英等人的藏身地仅四五米距离。透过草丛，邓英能看见敌人不断晃动的鞋。
折腾许久，没搜出一个人，敌人泄了气，撤走了。蜂仔随身携带的税款分毫未损。
“当时真的很危险，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次经历，是邓英最危险的一次，所以记忆深刻，也有些后怕。
那一年，他刚做交通员，遇事还有些紧张。但一年后，他就不怕了，因为有更多同龄人的榜样在激励着他。
1944年7月，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攻打平湖伪警中队，只用20多分钟就俘虏伪军40余人，缴枪70多支。战斗结束后，部队押着俘虏向雁田方向撤退，在老虎山与日军藤本大队主力400余人遭遇。“小鬼班”班长黄友带领傅天聪、尹林、赖志强、李明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他们打退敌人多次冲锋，让部队安全撤离。“黄友班”五位小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东江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授予黄友“抗日英雄”光荣称号。*共中**中央追认黄友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战斗英雄”“中国*产党共**模范*党**员”。
在游击队里，邓英这样的小战士都以“黄友班”为榜样，锻炼自己遇事不慌、遇敌不乱的斗争本领。
邓英记得，抗战时，松元头、禾沙坑、塘径地界有一股土匪，二十多号人，十几杆枪，匪首名叫郑九，为人还算正派，偶尔也偷袭日伪军。游击队想收编他，共同抗日，就派邓英前去送信。郑九接过信，乜斜着问邓英：“游击队没有人了，怎么派你这么个小鬼前来送信啊？”邓英两手一叉，昂头回答：“大人都去杀日本仔了，哪来时间送信。”郑九哈哈大笑，连说“游击队都是好样的，连小鬼都这么厉害”。
遗憾的是，郑九后来还是投靠了国民*党**，被布吉乡公所收编了。解放后，因为没有血债，人民政府没有惩办郑九。
1946年6月，东江纵队2583人撤往山东解放区。邓英年龄太小，不能跟随，便和大多数*员复**战士一样，蛰伏乡村，伺机再起。
二
1947年3月，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成立，在东莞、宝安等地武装反抗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第三大队积极建立和发展武工队与民兵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双减”运动和反“三征”斗争，并建立了交通站、情报站和税收工作站。
邓英继续在第三大队布吉武工队做交通员。武工队队长为上木古的梁联。
部队要立于不败之地，及时准确地获取情报是基本保障。护乡团当时的情报来源主要有四种：秘密派人到国统区，以教师、商贩、店员等身份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利用国民*党**人员为人民武装传递情报；派人化装到国军据点侦察收集情报；采取“白皮红心”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派干部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取得公开合法职务，开展情报工作。
获取情报以后，需要交通员送达部队各驻地。比起抗战时期，邓英等人的处境更加危险。没有日伪军牵制，国民*党***队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攻*共中**武装。当时，林文虎率部驻扎在甘坑的鲤鱼塘、上坑、伯公窝等地；前来围剿的国民*党***队军**，主要是驻扎在观澜的王明光保安团。
内战时，邓英所在交通线的交通员主要有陈虎雄、邓富、凌定生等四人。陈虎雄负责在观澜刺探情报，探得情报后马上到甘坑交给邓富。邓富交给邓英，邓英再爬上竹山 （今甘坑新村内）找到凌定生，由凌定生负责通知山里的游击队转移。转移地点主要是上李朗的一片甘蔗林。
这几个人，都是久经考验的老交通员，又是彼此信赖的同志，很少出现差错。邓富是甘坑农会会长，解放前因病在甘坑去世；陈虎雄是邓富的结拜兄弟，观澜牛湖人，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的情报员。
虽然隐秘而小心，但是1948年，陈虎雄还是出了事。这一年，甘坑税站的陈越来 （东莞官井头村人）叛变，出卖了甘坑的张桂清和雪竹径的曾官玉，让两位交通员惨遭国民*党***队军**杀害。这一次，又是这个让人切齿的叛徒出卖了陈虎雄。
陈虎雄经常出入甘坑，陈越来十分清楚他的身份。那一天，陈越来尾随陈虎雄到了甘坑，看见他进了邓富的家，就赶紧跑到附近的国民*党**军驻地告了密。国民*党***队军**迅速调集人马前来，包围了甘坑村，将所有男人都赶出来让叛徒辨认。最终，陈虎雄被抓走杀害。
“一旦出现叛徒，队伍会遭受很大损失。”谈到叛徒，邓英沧桑的脸上写满愤怒。
时间在老人的讲述中飞快流逝，邓新立开始下“逐客令”了：要吃饭了，以后再聊吧！记者看看表，已过12点，老人也有倦意，便赶紧抢问了建国后他的简历，告辞而去。
建国初期，邓英担任宝安县李木乡乡长、*党**委书记。李木乡涵盖今天的上李朗、下李朗、甘坑和平湖的上木古、下木古。1958年开始，他做了15年的布吉公社组织委员；1982年因病在布吉粮所所长岗位退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邓英和布吉公社干部曾在炮楼办公 （布吉镇志）
策 划：深圳龙岗区吉华街道
受访人：邓英 张新明
翻 译：邓新立 邓益民
史料参考：《东江纵队志》《东纵一叶》
校 对：张红勤
编 审：陈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