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大家族中，侦探文学是一个年轻的成员，从诞生之日成长至今只有160多年的历史。1841年4月，世界上第一部侦探文学在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笔下诞生。这部名为《莫格街血案》的小说不仅首次出现了杜宾这一私人侦探的形象，而且还确立了侦探文学经典的情节结构：“案发—侦查—破案”。这种情节结构设置一直被沿用至今。爱伦·坡的作品，除《莫格街血案》之外，还有《玛丽·罗热疑案》、《金甲虫》和《窃信案》皆属于侦探文学的范畴。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这四部侦探小说的先后发表，是侦探小说美学特征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一种既神奇又令人信服、既荒诞不经又符合事理的小说题材经爱伦·坡之手出现在世界文坛上。”[插图]因而，爱伦·坡被公认为侦探文学之鼻祖。
在爱伦·坡之后，侦探文学蓬勃发展，并在英国出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的柯南·道尔。这位著名的侦探文学作家进一步扩大了该文体的题材，使之广泛触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英国的南非战争、法国的贵族策反、美国的淘金狂热、意大利的黑社会、波希米亚上流社会丑闻……那个时期发生在欧美的一些重要事件，它几乎都涉及到了；国王、大臣、贵族、平民，甚至沦落街头的*女妓**……社会各阶层的各种人物，他都把他们概括在小说之中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侦探小说作家具有柯南·道尔这样阔大的创作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说，柯南·道尔不是在写案例，而是写案例之后的一个政治、经济或历史、文化方面的传奇故事。”同时，柯南·道尔所创造的侦探福尔摩斯几乎成了侦探文学的一个代名词。在文学史上，人们可能不知道柯南·道尔，但不可能不知道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之于世界读者，就像是包公之于中国读者。然而福尔摩斯并非像包公那样被塑造成一个神，而是一个自傲、苛刻，甚至吸食*品毒**的不完美形象。
而且，柯南·道尔还为福尔摩斯安排了一个助手华生，小说通过医生华生的视角来叙述福尔摩斯如何侦破案件，华生也成了沟通读者和福尔摩斯之间的一座桥梁，使读者打消了现实与文学作品的隔阂，积极将自己置于案件的侦破中，同时又能把福尔摩斯非比寻常的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在华生的陪衬下显得更加突出。福尔摩斯—华生的组合成为侦探小说中的永恒经典形象，这样的“搭档模式”被后来的许多侦探文学作家所模仿和采用。
当英国的柯南·道尔潜心创作之时，正值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各类西方法律书籍被大量译介进来，民主、法制、*权人**等许多新的思想观念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维新派代表梁启超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开启民智的关键。而对于中国传统小说，梁启超将它当做“中国人妖巫狐兔”和“中国群治腐败”之“根源”。他的评论虽明显失之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总体上的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方先进文化表征的文学作品随之大量翻译介绍进入中国，掀起了近代自然科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之后的文学翻译热潮，就显得很自然而然了。而在这股热潮中，有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即侦探文学，其中尤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成一时之风气。
1896年，柯南·道尔的四篇侦探小说以《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之名经由张坤德翻译在上海的《时务报》刊出。对于看惯了模式化、雷同化传统“公案小说”的中国民众来说，侦探小说给他们带来的别样新奇是显而易见的。在读者的热烈追捧下，侦探小说的翻译在近代中国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紧跟着柯南·道尔德作品之后，爱伦·坡的作品《金甲虫》被周作人冠以《玉虫缘》翻译为中文发表在《女子世界》5月号上。自此之后，侦探小说的译介便一发而不可收，形成蔚为大观之势。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先有一两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呼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
与吴妄人合作的周桂笙，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插图]就晚清侦探小说译家而言，约有三四十人。其中有周桂生、周瘦鹃、披发生、许卓呆、林纾、程晓庆、刘半农、周作人、严独鹤、常觉、觉迷、天虚我生、陈家麟、魏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