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学泓是一位居住在五大道一个甲子的古稀老人，天津八大家冰窖胡同李善人后裔，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家族和五大道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天津四友小学旧址
在绿荫环绕的天津五大道深处常德道上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楼，静静地躺在那里，她没有五大道中诸多巴洛克式、英式、德式、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那样绚丽多姿，没有风格迥异的屋顶和华丽的廊柱，朴实无华，甚至在外墙上连历史风貌建筑的铭牌都不知去向。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算不上名人故居，使她在以名人故居为主要基调的五大道中，地位有些尴尬。但是她却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这座小楼就是20世纪30—50年代在天津颇负盛名的四友小学，也是目前天津还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建于20世纪3-40年代的小学校舍之一。
她不是名人故居，但是却和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她的创始人就是名人后代或名人的学生；其次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大批名人的支持和捐助；第三众多名人的后代成为她的学生；再有就是曾经在她这里学习过的学生有一大批成为名人。
说起四友小学，还要从四友幼稚园说起。
1936-1937年间，四位同租住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沽路原址，后为妇联所在地)单身宿舍的女士：穆祥淑、王士荃、张蕴英、王光蘅，有志于投身教育事业。
王士荃是天津八大家盐商“益德王”家第三代王益孙先生的长女，1905年生人，1930年南开大学政治系毕业。她的办学动机是受祖上先辈的影响，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很开明，热衷教育事业，祖父王文郁1903年创办天津第一所小学(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父亲王益孙和严修一起创办南开学校，出银一万两资助天津南开学校迁址在津门一时传为佳话。
王士荃大学毕业后，追随她的导师去南京政府任职，因为对南京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以及气候诸多的不适应，不久就返回天津。
王士荃和穆祥淑是儿时的玩伴，又是从严氏女塾到南开大学的同学和挚友，深受严修先生和张伯苓先生的教诲，更加大了她们办教育的信心，因此商议成立一个幼稚园。她们从女青年会的宿舍搬到当时的伦敦道(现成都道)，楼上居住，楼下两大间作为幼稚园，因为是四个朋友创业，所以取名四友幼稚园。
尽管当时王益孙先生已经去世，但仍为子女留下了一些遗产，因此在幼稚园筹建中王士荃是四人中经济条件最好的，出资也最多，并代出了穆祥淑的投资。实际出资比例是王士荃为二分之一，张蕴英、王光蘅各四分之一，而且她把家中的家具和钢琴也搬到园中使用。
她们聘任高学历高师，无论从硬件上还是软件上在当时都算得上一流。建校之初，四位朋友亲手在常德道校园内栽下两株海棠。
幼稚园在1937年4月成立，成立周年时在法租界中国大戏院举办了周年纪念游艺会，1938年幼稚园迁到在科伦坡道(现常德道40号)当时新盖的两幢楼房内。
周年纪念游艺会入场券
1939年天津大水，王士荃为学校买下一只木船，水退后王士荃找人把这条船涂漆改造为孩子们游戏用的荡船。
当时幼稚园是两年制(小班和大班)，幼稚园开办一段时间后，有些孩子相继从幼稚园毕业。由于不少家长希望孩子们能就地升入小学，加上卢沟桥事变后，天津租界已经成为当时北方唯一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在租界内办小学，能为战乱中的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完整的初级教育机会，因此决定在幼稚园的基础上筹建小学部。
小学部大约在1940年建立，最初校址设在英军撤出后的英国兵营(现天津一中校址)，对兵营空出的房屋，"四友"租了一部分作为小学校舍。王士荃是幼儿部主任，穆祥淑任小学部第一任校长。小学部每个年级只开一个班，绝对保证教学质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租界，占领了英国兵营，小学部不能继续使用该处房屋，遂全部迁至常德道。
常德道楼下四间作为幼稚园的大班和小班使用(那时的幼稚园只分大、小班)，二楼四间为小学一二三四年级，三楼两间为五六年级，其它小房间为校长室、办公室、家长休息室等，同时还租用了旁边胡同内的半所楼，作为穆祥淑校长及一位工友夫妇居住。小学和幼稚园在常德道校舍的格局，正式形成。
四友小学的校徽是钟形(原来校园内挂一口铜钟)，钟为绿底，褐色细边，钟身有一宽斜道，上书四友小学。这个校徽目前未找到照片或实物，只是当事人的回忆，现今可以看到的是康庆德同学保存的50年代初期四友学生佩戴的校徽。校徽为圆形，金属质地，直径约3厘米，上面有一个红五星，第二行为绿色的四友小学字样，下面有灰色两个小字：天津。
四友小学校徽（康庆德提供）
四友幼稚园和四友小学是否有校服，现在记忆不清了，但是据葛守申老师回忆，四友幼稚园的孩子曾经统一穿着一个小饭单。早期上面有两个口袋，但是为全素色，没有图案；后期王端骥设计了新的饭单，中间一个开口的暗口袋，饭单下部有四个拉手的小人弧形排列，象征四友，饭单白底，四个小人和饭单边均为绿色。
王端骥董事设计的小饭单（葛老师女婿根据葛老师描述绘制）
卢木斋先生
在幼稚园和小学创办的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如在筹建小学部时得到直隶提学卢木斋先生的大力鼎助并调来全部学生用的桌椅，林修竹先生自从在天津落户以后，更是和四友结下不解之缘。
林修竹(1883-1948)字茂泉，山东掖县人，1927年任潘复内阁教育部次长，1938年春举家迁居天津，住在克伦坡道(今常德道38号)。林修竹长期从事教育，在津期间也关心教育事业，因住宅与四友比邻，因此十分关注。
1939年，天津城区遇到水灾，洪水淹没了城区，破坏了市民的正常生活。由于洪水的影响，四友幼稚园被迫停课，当年9月洪水渐退，四友幼稚园是租界内第一个开学的幼稚园。
林修竹作诗《比邻四友幼稚园洪水刚消即行开学喜而有作》，诗共四章，其中有云：“爹娘望子早成龙，娇小幼娃送此中。一受熏陶融大化，兰芽芝草蔼春风。”对幼稚园的幼儿教育进行褒奖。
教师们见诗后，依原韵和诗四首，其一云：“功成高隐乐田园，多少困境得恤怜。自古清廉余福泽，祥呈麟趾庆遐年。”表达对退隐的林修竹的祝福。
接到和诗以后，林修竹又到幼稚园答谢，作诗《仲秋前一日奉到四友幼稚园诸先生和章秋节无俚得律诗二首即以代答》：“万里清光冷画楼，不堪回首故山丘。当年大庠归何处，此日高材感旧游。咏絮才华凌谢女，簪花楷笔越时流。随缘已老吟情减，愧对琼章说唱酬。”“新诗六首写簪花，深佩通才女作家。轻展瑶章惊彩笔，好将明月比清华。中西兼优方为贵，艰苦耐劳志足夸。怪底园中光灿烂，文星今日蔚云霞。”
林修竹与幼稚园教师酬唱往还，关系渐渐密切，后来还成为四友幼稚园的赞助人，在小学部创建时林修竹也参与其事并做了赞助。
张蕴英、王光蘅只是出资，没有实际参加四友的管理(张蕴英当时在耀华任全职教师)，幼稚园和小学相继建立以后，她们结婚离开了四友。
王端骥1938年底从上海回到天津，应二位朋友穆祥淑、王士荃之约，加入了四友的工作，被聘为董事会董事，三人为严范孙先生的严氏女塾(后更名严氏女学、严氏女中，1923年更名为南开女中)和南开大学的同学。
40年代初王士荃结婚，当时王士荃丈夫经济能力很好，希望她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为此王士荃在家庭和事业上选择了家庭，从此辞去四友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四友实际上由穆祥淑和王端骥负责。穆祥淑继续担任小学校长，方熟琴为幼稚园负责人。
1942年王端骥的外祖母乐韻华去世，她将乐韻华的部分遗产捐赠给四友小学，并买了一架钢琴赠予四友幼稚园。1948年，穆祥淑离开天津经印度赴英国，与英国人考平先生结婚(考平先生曾在英国兵营工作)，临行前，将"四友"董事会权责交与王端骥，同时，任命方熟琴老师为第二任校长。1950年王端骥把津沽大学毕业的长女葛守申留在四友做了教师。
四友幼稚园和四友小学在天津诸多私立小学和幼稚园中建立的时间比较晚，但很快就成了后起之秀，特别是优秀的师资和出色的教学质量，使她获得良好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不少老牌幼稚园和小学，尤其是小学名声更在幼稚园之上。
在当下研究近代天津幼儿教育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情况，在《近代学前教育研究》中提到天津各幼儿园时，四友小学幼稚班赫然在列：“四友小学幼稚班，负责教师方熟琴，有幼儿40名”。
不仅创办人和主要负责人的子女在四友就读，王士荃的孩子就是四友学生，当年王端骥就把正在新亚小学的两个女儿转到四友小学学习。
学校的教学质量特别受到当时租界内各界人士的青睐，学生中有不少民国政要、富商巨贾、文化名人、企业家的后代或亲属。这些名人或家族有曹锟、陈光远、倪嗣冲、张学铭(张学良之弟)、严仁曾(严修侄孙)、唐宝鑫(抗日时贵阳清华中学创始人之一，第二任校长)、高云览(华侨，小说《小城春秋》作者)、周叔弢、王光英、毕鸣岐以及天津八大家的李善人家、益德王家、海张五家等。
日寇占领北平后协和医院的大批医学精英如方先之、柯应夔等，转到天津租界，他们的子女也有不少进入四友，有许多孩子是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多数升入小学部就读。1951年，为解决贫困儿童接受教育的问题，陆续开办了一、二年级的两个义务班("四友"当时是私立学校)，为符合条件的孩子免费上学。
1952年，幼稚园改为小、中、大三个班，小班开设于穆祥淑离津前曾居住的两个房间，小班为半日制，王端骥同时兼任义务教师(不领取工资)和另一位老师共同执教于小班(幼稚园每个班编制：两位教师，一位保育员)。
至此四友小学、义务班、幼稚园共计11个班级，而教职员工只有21位(包括半职的义务教师、工友等)，其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教师4名，这在当时学历普遍较低的社会状态下是十分突出的，从而完全形成了自幼教到小学的教育链。
但是由于学校教学条件所限，特别是校舍短缺，尽管每届仅限招一个班，但是人数依然超员。当50年代初，每班招到30多名学生时，教室已经坐不开了，只能在两张课桌之间架起一块木板，利用走道安置学生，全班同学轮流坐在木板搭出的位置处，同学们称为坐夹板。
尽管许多家长非常希望能将子女送到四友接受教育，甚至有家长提出自备桌椅，请求学校允许他们的孩子进入四友，但学校只能婉拒，使不少孩子非常遗憾没能进入四友学习。
四友是私立学校，单凭学费收入是不足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四友幼稚园和小学除通过各方面关系获得社会名流、企业家等方面的捐助，除了上面提到的卢木斋，林修竹等，还有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先生、曾任工商学院、工商附中、耀华学校、法汉中学、扶轮中学、四友小学、天和医院、骨科医院董事长，在关心、支持公益事业方面，每年都给予捐款并做宣传倡导募捐。
后期40年代至50年代初毕鸣岐成为主要资助者之一。毕鸣歧(1902—1971)，他不仅让他的儿子、女儿进入四友上学，还成为四友的董事。
四友小学长期苦于没有操场，学生没有锻炼身体的地方，1952年王端骥和他商量，借用毕鸣歧与友人共同拥有的一大片空地(即后来的常德道小学校址)，作为四友的操场，并搭建了围墙、围栏，围墙用砖是毕鸣歧所捐，这个操场之大，在当时新华区小学中是首屈一指的。天津八大家之一振德黄家的媳妇王士钰(王士荃的堂妹)也曾给四友捐资，并一度在四友幼稚园作保育员。
除依靠捐赠以外，学校教职员工还曾制作协和医院医生王志宜的配方冷霜(面霜)售卖，排练节目售票，在当时的犹太俱乐部演出以筹集经费。
1948年到1949年初，当时物资贫乏，物价飞涨，王端骥的丈夫费尽周折为员工购买粮食，并从造纸厂捐来大批纸张供学校使用，稳定了人心，保证了教学。
1977年王端骥(左)和自英返国的穆祥淑(右)于北京
在1956年学校改为公立时。大多数私立学校都负债累累，唯独四友小学有结余，还上交了一些黄金，这一情况当时就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注意。
六十年代初天津教育局何启军局长到四友视察，问及一个私立学校办的这么好创始人今何在？得知张蕴英、王光蘅老师已离世，穆校长去了英国，唯一健在的只有王士荃，局长指示一定要请王士荃出来继续工作，所以她又出来教了几年中学，直到1963年退休。
穆祥淑1948年随考平先生定居英国利物浦后仍从事教育工作，任手工教师，教授缝纫，十字绣等课程，*革文**结束后，多次回国，晚年多病无子女，落叶归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回到天津，住在老宅，由侄子照顾，终老天津。
四友小学第一届毕业生是1942年(按照1957年常德道小学第16届毕业生推算，四友小学在1956年改为常德道小学，但毕业届数仍按四友排列)。
第一届完成1-6年级全部学业的学生毕业时间则是1946年(以1940年秋季一年级新生入学计算)，前几届毕业生都是从外校转来的，王端骥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从新亚转学四友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据王端骥女儿葛守申老师回忆她的一个妹妹，是六年级转到四友的，并在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经进入中西女中，毕业时间应当为1941年夏季，当年毕业的只有男、女生各一人，由此看来这两位学生应当算作第一届，但可能因某些原因未能进入相关的统计。
1956年按照国家规定，四友小学改为公立常德道小学，教育局派来校长于秀媛(后来转任昆明路小学校长)，取代了方熟琴。1958年前后，在原操场位置建立了新校舍(即现在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所在地)，解决了校舍不足的问题。
常德道小学继承了四友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书育人取得很大成绩，在和平区小学中保持了较高的地位，继续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他们遍布海内外，只是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的成才之路和四友的前辈们相比更为艰辛。
*革文**期间，教育受到冲击，常德道小学亦不能幸免，及至新时期，和平区小学布局，昆明路小学，岳阳道小学先后成为重点学校，常德道小学则为普通校，在各方面的发展不足，21世纪初小学布局再次调整，常德道小学并入岳阳道小学，从此四友小学失去传承，不复存在。
幼稚园则与燕达幼稚园合并同时改为新华区第五幼儿园，后再改为和平区第八幼儿园，21世纪和平区幼儿园调整同第四幼儿园合并为和平区第四幼儿园，但是地点始终留在常德道40号原址。
从1937年到1956年，四友幼稚园和小学从成立到改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的风风雨雨，但始终秉承着：教书育人，严谨求实的办学理念，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保证了"四友"的稳定发展。
四友的老师们
四友小学和幼稚园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诞生于灾难深重的沦陷时期的学校，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第一位，1945年，连学生做游戏都知道中美英苏联合*倒打**日本；1949年以后更是把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物)作为德育教育的基础。
在教学上，四友老学生回忆：老师没有打板子和逼学生硬背的，更没有往学生身上压作业的。他们总是不断地引导着孩子们体味课文，思考问题，发表己见。除了语文数学等以外，珠算，书法，音乐，美术，手工劳动，一概齐全，要求作文一定要用毛笔来写。
在老师高质量的教学和循循善诱的基础上，培养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小升初是要考试的，但是四友小学学生升入耀华，一中等名牌中学的比例，绝对不低于今天重点中学升入211,985大学的比例。
最初四友小学院子很小，运动器械只有一个摇船和一架滑梯，但是学校要求无论春夏秋冬都要坚持出操，保证学生课间活动，增强学生体质。
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出游，一方面增强体质，一方面学习各种知识，使学生开拓眼界，经常去的地方是西康路(当时那里有一条河，可通青龙潭即今天的水上公园，河对岸则是稻田)，还去倪家花园(现儿童医院)，李善人花园(现人民公园)，甚至更远到北宁公园，1952年有了操场以后，田径，足球等体育活动迅速开展。
方熟琴老师带领小朋友们散步。
四友重视对学生文明举止、音乐启蒙的教育，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每天早晨入校时，执勤生要查卫生和手帕，上课前，全体师生都要集合到院子里出早操。每周一全校要由校长主持开晨会，进行品德教育，幼儿园的孩子上衣全都别着手帕，每天早晚分别要唱“问早歌”与“再见歌”。
开展活动时要按钢琴乐声来行动：第一声和弦起立，第二声搬起自己的座椅，然后在教师弹奏的“美丽之河圆舞曲”伴奏下走向活动室。每周上五天半课，每天最多六节，周六第四节课后，全校师生集中到一楼开联欢会，搞演讲比赛、文艺汇演等有趣的活动，节目由各班轮流出。
那个时代，学习成绩糟糕或在学校惹了祸的同学，不论年级高低，也不论家长有何背景，都会受到“留校”的处罚——放学后不能按点回家，要到办公室听老师训话或是留在教室重写作业，使他们受到教育和补上功课。
老师每学期都要约谈各位家长，提供每个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操守品行的评语，为鼓励优秀学生，学校对每班的前三名学生还给予奖励：第一名免去全额学杂费，第二名减免一半学杂费，第三名奖给一个新书包和一套学生文具。为了帮助功课较差的同学，老师还组织学习小组或按排功课较好的同学为功课不太好的同学补课，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在短短的19年时间，其中小学只有16年的时间，早期每班不过十多人，第一期甚至只有两个学生，最多时每班30多人，加上义务班和曾经在四友学习后来转学的学生，在四友小学学习过的学生不过三百多人，算到55年入学61年毕业(即以私立四友小学名义招收的最后一批学生，新校舍建成以前仍在老校舍上课，每届只有一个班的学生)，也不过五百人左右，但是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这些人里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行器导航、制导、控制专家冯培德；作家冯骥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说所长、日本问题专家周启乾；游泳名将穆祥雄、穆祥豪；河北师大数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贴的国家级优秀专家，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康庆德；天津古币收藏家齐宗佑；中国女篮第一届高中锋雍容；天津民建副主委、天津市政府参事室参事、高级工程师冯培英；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医学专家、天津市传染病医院院长朱理珉；南开大学教授、翻译家谷启楠；高级工程师、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委委员、优秀集体企业家毕守萍；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学濳等。至于大学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主任医师等高级人才更是不可胜数。
还有许多他们从职业上看就是普通的干部和工人，但却又才华横溢，如退休以后执教绘画、工艺美术十多年，培养了许多美术、绘画人才的王振峰；业余诗人、天津枫林诗社名誉会长、在天津和全国二百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的吴柯等。
左起第二人王士荃，第三人王瑞骥，第四人穆祥淑，第五人方熟琴，第六人卢毅仁(卢木斋先生之女)。
上图为1980年常德道小学国庆活动。
八十年过去了，四友幼稚园和四友小学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但是八十年来，四友的老师和同学从来没有忘记她，1980年穆祥淑女士回国和王瑞骥、王士荃等一起参加南开大学校庆活动的同时，应当时常德道小学领导之约，参加了该校的国庆活动。
近年来不少四友的同学在《今晚报》等媒体撰文回忆四友幼稚园和小学；其中有马也先生的《记忆中的四友小学》；言穆名、齐宗佑先生的《六十年老照片勾起往事 七旬翁想见救命老同学》；于庆铃女士的《四友小学幼稚园》等。
此外葛守申老师，赵文芷同学和她弟弟赵琚先生等人也写过一些回忆文字(未发表，只在部分同学中传看)，这些文章和回忆为我们保留了非常珍贵的史料，也成为本文的重要素材。
前排左二为葛守申老师，前排左一焦书箴老师。
上图为2007年四友成立70周年时，部分四友师生聚会纪念，天津今晚报发了报道。
同一年，葛守申老师在四友时教过的小朋友们，二三十人，60岁生日纪念，邀请葛老师一同回到和平区第八幼儿园(原四友幼稚园)和常德道小学(原四友小学)，和他们一起欢度。
在八幼，葛老师弹钢琴，60岁的"小朋友"们围成一个大圈，唱着儿时的歌，跳着儿时的舞，特别高兴，那两架已经老旧的钢琴仍在使用。
四友的同学每年都以不同的方式聚会，缅怀自己的母校，并建立了多个微信*交群**流情感。
每年不同班级都有自己的聚会，成为保存友谊和记忆的重要渠道。
2017年9月部分54届同学聚会，纪念四友80年。
2018年部分四友和常德道小学同学合影。
都说往事如烟，但是实际上往事并不如烟，它是历史，是记忆，四友小学和四友幼稚园永远留在四友的老师和同学心中。
后记
2013年秋冬之际，应天津长芦盐务之约，提供了当时我所了解的自己家族的一些情况和部分资料照片，同时为杨力女士撰写《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订正补充有关自己家族的章节，也提供了部分照片，忽然觉得自己已年逾古稀，也应当为自己和后人留下一点东西，从而萌生了写作的意愿。
不算上世纪40年代零星在天津的生活，自1950年正式落户天津五大道起，我在这里生活超过一个甲子。写五大道，讲五大道的故事当然是最贴近的题目，横看成岭侧成峰，在当前有关五大道的文章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视角不同，文章的侧重也不同。
从我当年就读的小学四友小学入手，试图从一个侧面解读当年五大道的文化教育，然而由于手中材料不丰和其他原因，一直延宕数年未能动笔。适值去年六月，应五大道朋友之约，写五大道的故事，特别是在此期间房洁女士记录整理了她年近九旬的原四友小学葛守申老师的口述回忆录。
我和四友老同学交流中透露了我要写四友的想法，得到他们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四友小学创始人王士荃的女儿赵文芷和她弟弟赵琚也写了回忆录，于庆铃同学提供了许多照片和资料。
在写作过程中，葛守申老师和她的女儿房洁女士多次就文章内容、形式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补充并发来许多珍贵的照片，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四友小学外景照。
康庆德同学，谷启楠同学也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康庆德同学特别允许我引用他自己回忆录中有关四友小学的文字，并提供了他珍存的四友校徽的照片。
文章同时也受到了齐宗佑学长，于庆铃同学回忆四友文章的启发。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就没有今天这篇文章，在此对他们谨表衷心的感谢。
李学泓
2018年仲夏
文中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完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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