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日本明仁天皇宣布将于今年的4月30日退位，由此明仁天皇成为日本宪政历史上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2019年4月1日东京时间11时40分左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取自日本古典《万叶集》，这一年号可以说是 “意料之中，情理之外”，说意料之中，是因为此前早有消息称日本将从日本古典而非中国典籍中选择新年号；说情理之外，是因为之前历代年号，诸如明治、昭和、平成等，均从中国古典中选择。但事实上，新年号需要到5月1日才能生效，而日本政府提前一个月公布新年号的行为一度引发争议，比如内阁官房副长官衫田和博就认为此举损害天皇自尊，违反惯例。为何会出现这种争议？为何杉田和博认为此举损害天皇自尊？惯例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就必须关注日本的年号制度。（“年号”与“元号”两个词都被日本媒体广泛使用，查阅日语词典两个词也没有语义上的区别，但是日本政府显然更偏向于“元号”一词，为了行文方便，本文除专有名词外，均使用“年号”一词）
一、日本年号的历史
年号这一纪年方式无疑起源自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汉武帝时期中国真正开始以年号纪年。历史上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国家，比如越南、朝鲜和琉球均采用中国中央王朝的年号，除此之外，新旧鼎革也会改元并昭示天下，由此可见年号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也引进了年号制度。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在“大化改新”时期，第一次使用了年号“大化”。尽管日本很早就开始使用年号，但年号制度并没有在日本确立起来，当时的日本人还是更加喜欢使用干支纪年而非年号纪年。直到江户时代，年号作为一种纪年方式才在日本民间流行起来，而这一时期天皇也可以随时改元，因此经常出现一代天皇拥有多个年号的情况，比如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就有“弘化”“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七个年号。
孝明天皇
这种“一世多号”的情况在明治天皇即位后发生了改变，1889年制定的《皇室典范》（即旧皇室典范）作为成文法，对年号问题做出了规定，《皇室典范》要求“（新任天皇）登基建元之后，年号更改依据明治元年的规定”，所谓“明治元年的规定”是指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发布的改元诏书，其中除了将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以外，规定“今后年号一世一号”。由此“一世一号”的建元原则——一代天皇只能有一个年号——被《皇室典范》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年号使用与中国存在不同，中国古代王朝往往是在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改元，而日本则是在当年改元。换言之，日本可以在2019年就公布并使用新年号，不必向中国古代那样等到第二年才启用新年号。但现在争议的关键在于是否应在现任天皇尚未退位之时就公布新年号，因为这会导致两个年号并存于同一代天皇任内的情况，一方面违背了“一世一号”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会给明仁天皇造成心理上的压力，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杉田和博提出的“惯例”与“损害天皇自尊”是所指何事了。
明治天皇
二、年号的制定
其实，历史本可以让杉田和博远离这些纠结的，只不过历史朝着不同的方向又迈了一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要求下，日本制定了新的《皇室典范》，其中没有关于年号的规定，也就是说战后无论是关于“建元”的程序还是“一世一号”的原则都丧失了法律依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社会*党**方面提出废除年号的想法，引发政界对年号问题的关注，作为保守势力的自民*党**对此表示反对，并根据“世论调查”（*意民**调查）的结果，推动《元号法》的制定。最终1979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元号法》和《元号选定手续》将元号作为法律确定下来。
《元号法》公布
作为年号制度的两大支柱之一的《元号法》被称为目前为止日本最短的法律，因为它只有两项条文：
一、元号通过政令决定；
二、元号更改仅限于发生皇位承继的情况下。
两项条文虽然简短但意义重大，第一条赋予了政府制定并发布年号的权力，第二条再次确定了“一世一号”的原则。除此之外，《元号选定手续》则直接明确了日本年号由制定到公布的法定程序，今年新年号的制定与发布也是按照这一程序进行的。
根据新闻报道，2019年2月8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关于年号选定程序的研讨会，会上决定今年新年号的选定程序将会沿袭“平成”年号的选定程序。那平成年号又是如何选定的呢？参与平成年号制定的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回忆了当时的过程：
日本政府在裕仁天皇患病去世的前一年就在准备葬礼事宜，与此同时也选定了参与制定新年号相关恳谈会的成员。当时征集新年号的主要条件是两个——要求是简单易写的两个汉字并且寓意和平。政府根据这两个条件向古典文献专家征集了多个年号提案，最终选定“平成”“修文”“正化”三个提案。在裕仁天皇去世的当天，日本政府召开了由社会有识之士参加的“元号恳谈会”，最后按照相关程序选定了“平成”这一年号。
石原信雄
实际上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是按照1979年制定的《元号选定手续》进行的，这一手续与《元号法》一道确立了日本年号制定与发布的法定程序。这一手续要求新年号的制定与发布要按照四个步骤：
第一、内阁总理大臣选定知名学者之类的社会人士（高い識見を有する者）并向他们征集两到三个新年号提案，这些学者在提出这些提案的同时要说明其含义和典籍出处；
第二、总理府总务长官整理审议这些新年号的提案后向首相进行汇报，这一过程要遵循年号制定的六原则，所谓六原则是指：
1.反映国民理想且寓意良好
2.由两个汉字组成
3.容易阅读
4.容易写
5.不使用旧年号和已故天皇的谥号
6.不俗气
第三、内阁官房长官、总务长官和内阁法制局长官审查并选定新年号后，在内阁会议上进一步商议，与此同时，总理大臣向参众两院正副议长征询意见；
第四、以改元政令的形式向公众发布新年号。
三、年号的使用状况
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年号，甚至通过立法对年号制定与发布加以限制似乎说明年号与普通国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确实如此，比如1976年的世论调查（*意民**调查）显示，有87.5%的人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年号纪年，只使用公历纪年的人仅占2.5%。
然而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之后，传统的年号纪年与现代生活愈发格格不入。如果被问起现在是平成几年，很多年轻人往往会陷入“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尴尬。好在日本报纸发行量依旧巨大，报纸的日期栏往往会标示年号纪年。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许多报纸逐渐开始在日期栏中以“公历纪年+（年号纪年）”的格式表示日期。目前只有《产经新闻》和一些地方报纸使用“年号纪年+（公历纪年）”的表示格式。与之相反，日本*产党共**的机关报《赤旗》从平成改元以来则一度废弃年号纪年，在日期栏中只以公历纪年，直到2017年4月1日才改为“公历纪年+（年号纪年）”的方式，但在文章正文中从不使用年号纪年。
四、年号背后的政治思考
正如上文所说，年号制定是一种政治过程，因此不可避免地也反映了日本政治的变迁。首先，颁布于1979年的《元号法》正是当时日本政坛变迁的反映。自从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建成为自由民主*党**，确立“五五年体制”以来，自民*党**一家独大，长期控制政权，日本政坛也形成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与以社会*党**等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对峙的局面。但是进入70年代自民*党**深陷于“金权政治”的丑闻中，革新势力一度崛起，在1974年和1976年的国会选举中一度出现了“保革伯仲”的局面，即保守势力与革新实力平分秋色的情况。也正是此时，革新阵营中的日本社会*党**开始酝酿废除年号纪年的议案，作为回应，自民*党**则积极展开活动，最终在1979年通过了《元号法》，以法律形式捍卫年号这一日本传统的纪年方式。与之对应，也正是在70年代末，受革新阵营内部意见分歧、自民*党**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自民*党**势力再度抬头。由此可见，简单的年号问题在日本政治变迁过程中发挥着显像管的作用。
其次，《元号法》颁布后一度引发日本国内对民主主义的思考，尽管在《元号法》通过后，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中表明使用年号不会成为国民的义务，也不会强制要求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年号。但是日本*产党共**议员指出正式文件上并没有留出填写公历纪年的空间，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变相的强制。更有甚者，一些日本基督教徒认为这是现代版的“踏绘”（踏み絵），所谓“踏绘”是指日本江户时代，幕府命令被怀疑为天主教徒者用脚践踏基督和玛利亚等圣像的制度，其目的在于识别这些人是否为天主教徒。这一制度曾被视为日本闭关锁国、压迫信仰自由的标志。
踏绘
此外，前文所说的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指出虽然今年制定新年号的程序沿袭了之前的方式，但是在制定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石原信雄提到从裕仁天皇去世到明仁天皇即位并公布新年号都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此次制定新年号的过程则是“极公开”的。此外，4月1日召开了“元号恳谈会”，其参加者也来自社会各界，其中有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直木奖得主林真理子等，囊括了工、商、法、学各界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更是增加了女性参加者的数量来突出对女性的尊重。由此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民对政策透明化、民主主义和女权问题的重视。
最后，回到今年的新年号。想来令杉田和博头疼的不仅是年号公布时间的问题，此外还有年号出处的问题，以往年号都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选择，比如“明治”取自《周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昭和”取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平成”取自《尚书》“地平天成”一句。但是此次从日本古典《万叶集》中选择新年号，估计也是回应了日本社会大众的呼声。因为早前日本民间就存在一种呼声，认为没有必要从中国古代典籍中选择年号，这也反映了近年来日本强调自身文化独特性，强调民族荣誉感的社会潮流。事实上也没有法律规定年号必须选自中国典籍，况且据笔者所知，近年日本高考国语试卷的汉文试题中已经开始使用日本人写作的汉文了，因此这种“日本化”的年号也是意料之中的。
两次元号恳谈会参加者对比（来源：时事通信社）
（作者：殷金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直博生，本文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编制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