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
二、马拉火车的大清“洋相”
187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北京紫禁城尘沙飞扬。
爱新觉罗·载湉被“绑到”龙椅上，不足四岁的孩子成了大清国的皇帝。“光绪”的年号，除“光大国家功业”之外，更兼延续清朝皇室血脉之意。扶载湉上皇位的就是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叶赫那拉·慈禧。
作为中国近代中上举足轻重的女人，慈禧像一个魔术师般，得心应手地把一个泱泱大国把玩于股掌之间。为了让光绪心悦诚服听命自己，慈禧甚至让光绪不伦不类地称呼她为“亲爸爸”。作为国家领导人，光绪从小就没能培养起刚毅的气质，反而变得胆怯懦弱，成为唯命是从的提线木偶。
日本明治天皇
此时，日本的明治天皇已然长成一个雄姿勃发的青年，在现在很多人看到的相片上，他手持*刀战**，全目光坚毅，冷酷骄横。这两个分别主宰帝国命运的男人，光绪十七岁亲政，明治十六岁亲政，但两人截然相反的性格，却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以及国家兴亡的伏笔。
岛国日本，自古也并非是大一统的，而是一个多元王朝。这个处于亚洲东北部的弧形列岛国家，由九州、四国、本州和北海道四大岛及数以千计的小岛组成，与中国、朝鲜半岛、俄罗斯隔水而望。
*片鸦**战争时，一衣带水的日本还处于幕府统治的德川时代，英国人的炮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人天朝大国的自信，在“坚船利炮”面前灰飞烟灭。这场“来自西方的冲击”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好比是沉睡的狮子被蚊虫叮咬，起了红包却没有惊醒，一旁还是瘦弱的豺狗却像咬了它一般，尖叫了起来。
两千多年来，日本一直以中国为榜样，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贸易制度。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日本的幕府政权也照葫芦画瓢，禁止外国人来日本和日本人出海贸易，只允许中国与荷兰的商船到长崎港进行有限制的贸易；清朝在广州开了个“小灶”，日本也只留长崎一地作窗口，清朝的贸易特区是“十三行”，日本更是将外贸交易限定在仅2个足球场大小的出岛上。
清朝*片鸦**战争的羞耻，被日本视为是“天赐前鉴”的教训，开启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睛。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的4艘黑色铁甲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日本人称此事件为“黑船来航”。
其实，“黑船来航”中根本就没有发生战争，因为美国几乎一炮未放，日本就半推半就从了。联邦制的美国让日本人急速转弯了。民众弃幕府而信任天皇，明治维新也随之发生，开始彻底地“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1871年1月18日，一个原本弱小、分裂的德意志联邦，突然雄起，俘虏了拿破仑三世。普法战争让世人见证了欧洲大路上的霸权易主。该年12月，一个日本使节团登上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亚美利加”号，离开横滨赴欧美考察。
在出发之前，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正是这次考察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这些日本人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德、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考察了政府组织机构、议会的功能及运作、法院的权力、三权分立的机制等等，对公司、交易所、港口、农牧场、兵营、学校、报社以及福利设施等，都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
回国后，他们坚定地达成了“脱亚入欧”的共识，先后提出制定《宪法建议书》、《殖产兴业建议书》、《振兴国外贸易建议书》等三大建议书，为维新事业绘制了蓝图。一个可证明的商业事件是，当时只有三艘小船的三菱公司，在政府扶持下急速壮大，1876年就将美国逐出了日本到上海的航线，成为垄断者。
普法战争就像一剂强心剂，弱国逆袭的桥段激荡着同样饱经忧患的中国人脆弱的心脏。引进德式装备，借助洋枪洋炮*压镇**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又给了官僚们以实际体验，大清对德国制造的器物好感，开始深入骨髓。
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北洋水师，进口了一水儿的德制毛瑟枪和“克虏伯”钢炮。而在北洋水师的7艘主力舰中，“德系”舰达到5艘，包括两艘威名赫赫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
遗憾的是，清末的洋务派对于德国的喜好始终停留在器物层面，他们只看到了德国*队军**横扫奥地利、法国，却忽略了整个19世纪，甚至更久以来，德国在软实力上的不懈努力。
反观日本明治政府，1882年3月，明治天皇又派遣伊藤博文一行前往欧洲考察，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向普鲁士、奥地利学习君主立宪政治，并重金聘请德国立宪专家赴日本指点宪法起草工作，明治维新就是日本在19世纪进行的一次政治革命。
同样地处亚洲的国家，都曾处于封闭的统治，一样被西方利炮砸开国门，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时，一个知耻后勇，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找到了一条大国崛起的道路；一个却只是僵化地修补旧传统，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忙得焦头烂额。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后两国第一次的实力较量，也是光绪与明治性格、精神的一次大展示，其结果众所周知。
由于意识形态上遭遇了空前阻力，洋务运动没能拯救日渐沉沦的大清帝国。最生动的景象体现在修筑铁路上，朝廷上下无不认为修建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
1881年底，李鸿章在开平煤矿悄悄修建一段约11公里的运煤铁路，他在报奏朝廷的奏折中“风趣”地说成是“马路”。不想，铁路修成后遭到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原因是震动的蒸汽火车惊扰了地下祖先的神灵。
不得已之下，运煤的车皮只能改用牲畜来拉，铁路真的成了一条“马路”。120年后，中国导演姜文在电影《让*弹子**飞》中，夸张地演绎了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
电影《让*弹子**飞》马拉火车的剧照
铁路是现代化最大的物质象征，弹丸的日本岛国却深知铁路之紧要。1872年5月，日本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它连接横滨与品川，9月铁轨又延伸至东京。为了修筑这条铁路，日本政府在伦敦发行了100万英镑的公债。对外举债修铁路这是清朝统治者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日本政府早已认识到基础设施对经济与国力的重要性。
据统计，在1870-1874年间，日本三分之一的国家投资被投入到了铁路建造。到1891年，日本铺设了超过3300公里的铁路，其中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的两倍多。相比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零落建设的铁路总共才只有360余公里而已，仅为日本的1/9。
应该说，李鸿章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他的行为却被同一时代所扼止。中日百年之国运，仅从修铁路这一事，即可管中窥豹。李鸿章们在晚清实行现代化的努力，也不过是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将“漏船”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的游戏而已。
李鸿章在做出各种洋务化的尝试中，还包括派留学生出国学“夷技”。1872年夏天，第一批共30名幼童从上海乘轮出洋赴美国留学，从此揭开了中国国家公派留学的发端。1877年，李鸿章利用克虏伯和另一德国*火军**商的竞争，诱使对方接纳一批中国留学生赴德进行免费培训，作为清政府追加购买82门大炮的附赠品。
必须说明的是，公费“派遣留学”的思路，并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整个“洋务运动”框架下的一大举措。然而反对派的攻击始终不断，到1880年达到高峰。女当家慈禧听说这些孩子都给西化了，有人把辫子还把剪了，见人也都不行叩头之礼了，那还了得？1881年便下令召回所有留学生，他们几乎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
这帮留学生凄然返国后，留美的大都被分配到企业当工程师或外交方面的翻译官，日后最出名的就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留欧的则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北洋水师中主要船舰的管带，基本上都是由留欧生担任。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认为：如果留学方案一直实行下来，中国的现代历史会有所不同。有趣的雷同是，100多年后，当再度打开国门面向世界时，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派出了留学生。
总体上讲，“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尽管毛病很多，但还是给中国的窗户开了一道缝，风也的确吹进来了。
有经济学家估计，1860年代以后，清朝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20%以上，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国防力量，实力数亚洲第一，世界前列，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同治中兴”局面。
那么，“中华特色”的洋务运动为什么就失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