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里，朝廷中有一个殿前都太尉（掌管军事的*官高**）高俅，这是个令人憎恶的反派人物，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他时时出奸计与梁山好汉作对，最后还陷害宋江等人。
但是在正史中，高俅的记载并不算多，这很奇怪，因为一个太尉这么大的官职却没有本纪。并且对他的历史评价含糊不清，也就是说他不算是个大奸臣。正因为此，这种人物有才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水浒传》就将他与童贯、蔡京和杨戬四人并称为四大奸臣。《水浒传》只是小说，刻画出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不能作为正史来看待。
高俅在北宋实有其人。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一说是祖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随祖上迁移。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吏（也就是秘书一类的角色），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推荐给曾布，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据一些学者考证，《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
高俅这人，书上说他“踢得好脚气球”。更兼“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如此看来，他倒是个挺全面的人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这倒也无妨。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像这样各方面都懂一点，道德方面“潇洒”一点，足球又踢得好一点的男性青年，若生于现代，倒有可能成为女孩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倘若时来运转，他还能带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可他偏偏生在古代，就只能在小说中扮个丑角了。
高俅可以说是小说里和现实中最大的人生赢家，他的成就比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的所有人都要高得多，宋江费了多大劲求招安，破大辽，征方腊，拼死拼活，最后也才做了个地方官，高俅可是国防部长。而且高俅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他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属于社会最底层，屌丝中的屌丝。如果他上了梁山，他的身份在梁山好汉当中也得算中后偏下，大约和白胜、时迁、王定六等人差不多。这样一个无权无势，无关系，无背景的矮穷挫能够发展到那样高的位置，这肯定应该算是这部书中最成功的个人奋斗经历，令我等同样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艳羡不已，我们来看看高太尉的成功之路，可以总结出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他有一技之长，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他球踢得好，这个就是进身之阶，要是没有这个特长，端王也不能从人堆里把他挑出来，所以各位，在一个领域练就一手超过一般人的本事很重要，不管这个本事是什么，都有可能闪光，不要觉得杂耍就是不务正业，可能你还就靠这个发达了也未可知。当今社会，打游戏打得好的还有年赚百万的呢。
第二，会做人，有人缘。高俅之所以有机会在端王面前展示球技，是因为他是驸马的亲随，他成为驸马的亲随是因为小苏学士推荐的他，小苏学士能推荐他是因为淮西柳大郎把他介绍给董将仕。根儿在这儿，他在柳大郎家住了三年，如果这三年里他好吃懒做，对人爱答不理，稀里糊涂混日子，那柳大郎都不会留他住三年。柳大郎之所以一直让他住着，他走了还给他铺路，说明他在柳大郎家这三年，肯定是手脚勤快，能说会道，又有眼力见，柳大郎喜欢这个人，这才帮他一把。所以各位，人际关系很重要，别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第三，有一定工作能力，如果高俅除了踢球好，别的任嘛不会，那他最多也就是陪着王爷踢球解闷的料。书里说高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这些事情他都来得了，后文又说王驸马：“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有这些才能，端王才能越来越喜欢他，要是只会踢球，最多就是一个王府足球队教习，没有别的机会。端王即位，成了宋徽宗，宋徽宗想要提拔高俅，走文的话，宋朝文官必须要经过科举正途，这个高俅肯定没戏，或者是恩荫，就是父辈有功，子侄辈被照顾当官，这个高俅一个底层穷小子更没戏。所以只能走武的，武的就必须在边关上立军功才能升职。宋徽宗给他在枢密院挂了名，不到半年，就升为殿帅府太尉，这说明这半年他就立功了，还不小，否则怎么一下子由办事员升为国防部长呢？甭管有没有人照顾他，想立军功自己也要有些本事才行啊，说明高俅综合素质不差。所以各位，有了一技之长，也要多学习多锻炼，基本的工作你要拿得起来，才能有发展机会。要是你一门不灵，就是有人想照顾你，人家也使不上劲不是？
真实的高俅并不像小说写得那样大奸大恶，北宋末年的“六贼”当中并没有他。高俅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蔡京等残酷*害迫**苏轼及其家属，同为一殿权臣的高俅对苏轼一家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伸出了援手，史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
高俅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也非*党一**。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后，童贯、高俅也赶到与之会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不久，童贯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护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后高俅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随从徽宗皇帝的童贯等“六贼”后来都被宋钦宗处死并枭首。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乱世之秋，他的下场比童贯、蔡攸（蔡京长子）等人幸运，倒也并非偶然。高俅的历史结局是于1126年病死于开封。盖棺论定，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尚算是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