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感谢刘缙老师赐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由于历史因素以及南岳衡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衡山的国家祭祀，北宋初年一度有所忽视，直至宋真宗时期，衡山祭祀才逐渐步入正轨。及至南宋，五岳中只有南岳位于南宋政府管辖之内，是南宋王朝“正统性”的重要体现，所以政府对南岳的祭祀比较重视，并且也期盼着南岳能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宋时有关衡山的民间信仰，也更多的反映了衡山在水旱疾疫等具体事务中的功用，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和功利化色彩。
关键词：宋代；衡山；信仰
作者简介：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五岳祭祀自西汉以来便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官方祭祀礼仪之一，但关于南岳的归属，起初有湖南衡山和安徽霍山之争。唐代继承隋朝规制，正式将衡山确定为南岳，列入国家五岳祭祀体系。[1]及至宋代，伴随着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等诸层面的变革，有关五岳的祭祀与信仰均发生较大变化。
以往学术界对中古时期的衡山信仰给予相当关注，[2]亦对宋代的泰山信仰和华山信仰有专门研究，[3]但作为五岳之中唯一位于南方的山岳，衡山在宋代国家祀典中的地位究竟是何种情况？在宋代南方地区民间信仰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衡山又是如何适应这种社会变迁带来的信仰需求？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两宋时期的衡山信仰进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北宋时期的衡山祭祀与信仰
北宋沿袭唐制，仍以衡山为南岳，不过由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衡山祭祀和信仰，又与前代有所不同。
（一）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南岳衡山
1. 宋初三朝的南岳祭祀
北宋初建之时，南岳衡山所处的湖南地区尚在周氏割据政权统治之下，所以宋廷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祭祀。乾德元年（963）北*平宋**定湖南之后，宋太祖即命令李昉前往祭祀南岳，“遣给事中李昉祭南岳”。[4]不过，似乎由于南岳衡山与中原隔绝已久，直至开宝年间，北宋中央政府五岳祭仪中，仍然独阙南岳。开宝元年（968），礼官讨论祭祀岳镇海渎之事，提到“国初缘旧制……祠官所奉止四岳，今按祭典，请祭南岳衡山于衡州”。[5]这说明，从此时起，南岳才被正式纳入北宋官方五岳祭祀体系之中，远远落后于其他四岳。
之后，太平兴国八年（983），秘书监李至认为唐末五代以来，岳镇海渎祭祀多有阙失，“国家克复四方，间虽奉诏特祭，未著常祀。”基于此，北宋政府将五岳祭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进一步制度化，其中“立夏日祀南岳衡山于衡州”，[6]“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于坛第一龛”。[7]标志着南岳祭祀的时间和等级制度化。
然而宋真宗时期，衡山作为南岳的地位就受到一次挑战，大中祥符二年（1009）秘书丞董温上奏：“汉以霍山为南岳，望令寿州长吏春秋致祭。”不过，经礼官讨论，认为先秦时即以“衡山为南岳”，汉武帝虽因谶纬之说改南岳为霍山，但至隋代又改南岳为衡山，“奉祀已久”，“难于改制”。[8]这样，衡山依旧保持了南岳的地位，并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获封“司天昭圣帝”，[9]继续享受着国家祭祀的礼遇。
但在天禧二年（1018），钱惟演在为五岳真君观起草青词时，发现为宋代皇室祈福的内道场真君观中，“惟有东西北中四岳，而南岳真君独阙其礼。”所以，钱惟演上奏论及此事，“事下礼仪院”，主管部门因为初时疏漏导致缺失南岳衡山的错误，“惧罪，久而不奏。”最终因时间紧迫，钱惟演再次上奏建议不追究责任，将南岳“依例添入”，“自此五岳皆备矣。”[10]
由此看来，因为种种原因，在宋初三朝的五岳祭祀体系中，南岳屡遭忽视，只是经过礼官不断努力，南岳衡山才被固定在国家礼制祭祀之内。而到了宋仁宗时期，当时有宋仁宗去世后为“南岳真人”的传说。[11]牛敬飞根据此条材料，再结合宋仁宗“生于孟夏四月，五行属赤”，认为仁宗时“南岳衡山因皇帝本命而受重视”。[12]那么，这一论断是否属实呢？
2. 释宋仁宗的“本命”与“南岳真人”
牛敬飞判定的“宋代重衡山”，其重要证据便是宋仁宗的“本命”与“南岳真人”二说，因此首先要对这两条文献记载进行考释。
(1) 宋仁宗的“本命”
一般来说，唐宋时期皇帝的“本命月”或者“本命日”，都是以生年干支作为本命，[13]如唐玄宗生于垂拱元年（685）秋八月戊寅，[14]其年干支为乙酉，“庚辛申酉，金也。”[15]酉属金，“西方金也”，[16]因而唐玄宗以西岳华山为本命，如此，宋仁宗的“本命”，是否为南岳衡山呢？
据史载，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1010）夏四月癸亥，[17]那他的本命就应该是生年的干支“庚戌”，这一点，史书中也有印证。皇祐元年（1049）春正月庚戌日，曾经担任过宋仁宗老师的张士逊卒，宋仁宗亲自前往祭奠，并且对宰相说：“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临丧。朕以师臣之旧，故不避。”[18]这里宋仁宗亲承他的本命是“庚戌”，也就是他的生年干支为“庚戌”。“庚戌”属金，金在西，如果宋仁宗要以五岳之一为“本命”，那么他的本命是西岳华山，而非南岳衡山。[19]而且宋代帝后虽大都建有本命殿，但是各类史书中,未见将帝后之本命与五岳联系在一起的文献记载。
由此看来，宋仁宗的“本命”与南岳衡山并无任何关系，宋仁宗以“本命”而重南岳衡山之事，当然无从谈起。既然如此，宋仁宗为“南岳真人”之说又该如何解释呢？
（2）释“南岳真人”说
宋代自宋太宗时开始重视道教，至宋真宗朝以“神道设教”，将赵氏先祖尊为道教神“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崇道热潮。[20]正是在宋真宗尊崇道教的大背景之下，当时有宋真宗父子均是道教神仙转世的传说，如宋真宗是道教神仙“来和天尊”转世，[21]而宋真宗由于长期无嗣，于是他派遣方士至玉帝处求嗣，“玉帝即遣（赤脚）大仙为真嗣”，是为后来的宋仁宗。[22]
但据汪圣铎先生的研究显示，宋仁宗对道教的热情远远不及乃父，他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亲近佛教。并且自宋真宗朝狂热追捧道教之后，宋仁宗朝的士大夫阶层对这种畸形崇拜道教的政治风气也比较反感。[23]在这种情况下，道教自身需要做出一定应对措施，力图将北宋皇室重新带入独尊道教的轨迹中。
嘉祐八年（1063），在宋仁宗去世前数日，弥留之际，“梦三神人自言其姓号，若在左右翊术之。”仁宗短暂清醒后，感觉病体稍有好转，因而对三神仙分别加尊号，并在东京城内的宫观修建神殿以便祭拜。[24]这样的事例，给了道教再次接近皇家的机会，再加上南岳衡山自唐代以来就是道教重镇，[25]那么道教将宋仁宗驾崩后刻画为“南岳真人”的做法，正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此外，《括异志》的作者张师正曾经在辰州（今湖南怀化）为官，[26]因此有关宋仁宗为“南岳真人”的记载，极有可能来自于衡山道教的自我创造，属于道教在社会“抑道”现实下的正常反应，也可认为是道教对皇权的一种示好，譬如宋仁宗驾崩后，南岳神前往新天子处“受职”，正代表了道教神仙对世俗权力的一种遵顺。[27]
所以，如果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转世，又怎么能在去世后成为“南岳真人”呢？这分明是自相矛盾呀！由此可见，这两个有关宋仁宗的道教形象，都是道教有意识塑造的结果，而且流传范围非常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宋仁宗的“本命”，抑或“南岳真人”之说，在宋时都并没有得到社会公认，不能作为“信史”看待，由此牛敬飞的“南岳衡山因皇帝本命而受重视”的观点也就无法成立。而且笔者所见宋代文献资料，也没有宋仁宗时重视南岳衡山的记载，如仁宗庆历八年（1048），“南岳瑞应峰前一夕大雷雨，平地涌木若龟，然头足皆具，高二尺，围一丈。”[28]按说发生了如此祥瑞，北宋政府应该对南岳有所重视。然而，此次事件并未得到宋廷的任何回应，南岳衡山在五岳祭祀中依旧保持着“低调”的特色，这种情况直至宋神宗时期，才有了些许变化。
2. 北宋中后期的南岳祭祀
宋神宗熙宁年间，在常规的五岳祭祀之外，南岳作为南方地区唯一的岳神，又与当时的北宋政府的现实需求发生紧密联系。如熙宁八年（1075），淮南与两浙遭受旱灾，宋神宗“遣官祷南岳诸祠载祀典者，仍委长吏精虔致祭。”[29]通过对南岳神的祭祀，保证农业的风调雨顺。
此外，据说唐时“遇国家出大兵，有所征讨”，均会派遣宦官祭告南岳。[30]因此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决定发兵讨伐交趾之前，派遣同知太常礼院郑雍祭告南岳，并向南岳神告知出师日期，期望得到神灵的护佑。[31]后由于征战交趾的将士大量患疾病，宋神宗又派遣同知礼院王存祷南岳，并由宦官在南岳“建祈福道场一月。”[32]为交趾战事的顺利进行而祈求庇护。但是，北宋政府这番行为，似乎并没有得到南岳神的回应，此后单独祭祀南岳的事件，在北宋官方文献中也就甚少出现。
另外，由于唐末五代时期，南岳衡山所处的湖南地区相较中原一带，战乱较少，因此南岳衡山保留了不少祭祀时演奏的唐代遗曲，如立夏日祭祀南岳神所奏的《苏合香》《皇帝盐》《四朶子》等乐，“三曲皆开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废。”至元丰年间，因为“其曲甚长”，“祠官颇以为劳，多从杀减。”[33]宋徽宗政和年间，“新作燕乐，捜访古曲遗声，闻宫庙有唐时乐曲，自昔秘藏，诏使上之”，又入藏内府。[34]这种情形属于南岳独有的事例，但可惜的是，并没有为南岳带来特殊礼遇。
从北宋时的国家五岳祭祀体制来看，南岳衡山在常规祭祀之外，较少得到政府的关注。这一方面由于北宋的政治重心位于北方地区，处于湖南的衡山并不具备地理优势，难以得到更多关注；再者宋代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于五岳的重视度本就不如唐代，对南岳祭祀的淡化属于正常反映。
（二）作为社会信仰的南岳衡山
唐末五代时期，尽管国家已经分裂，但衡山作为南方唯一享受过国家祭祀的岳神，也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如割据湖南的马殷，据说在微贱之时，“隐隐见神人侍侧”，遂将神人面貌记下。等他发迹后，拜谒衡山庙，“睹庙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时所见者。”[35]无独有偶，时人认为南唐元宗“神彩精粹，辞旨清畅。”湖南使者在拜谒元宗之后，评价道：“南岳真君不如也。”[36]可见，鉴于南岳神在中国神祇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这些割据政权的皇帝，纷纷借南岳神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为自己的掌权，平添几分“天命”的色彩。
入宋之后，由于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南岳衡山一直难以得到重视，所以南岳信仰与地方社会需求逐渐结合，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南岳神更是当地百姓仰仗的重要神灵。
衡山所处的湖南地区，在面对天灾的时候，南岳几乎成为当时地方官与百姓唯一的寄托，甚至连南岳大帝的幞头，都与岁时密切相关。相传：“南岳司天昭圣帝，每春首必换幞头，须本郡通判换之。一换而正者，岁必大熟；否则岁必大歉。”[37]所以，夏季久旱之时，“以稻为命”湖南地区，就面临着饥荒的危机，因此，惟有不断向南岳神祷告，“翘仰甘泽”，期望岳神能够“保佑下民”。[38]“祓除旱殃”。[39]
一般来说，民众对于南岳的祈求，基本均可得到满足。如郭祥正记有一次祈雨行为，是年农历六月，久旱不雨，“地下万物遭炮浔”，为了争夺水源，农夫间还发生了争斗命案，“农夫争陂数斗死”。地方官急忙设坛祭祀南岳，“祀坛祷岳惟精严”，贡献祭物。终于得到岳神的垂青，天降甘霖，“田田水足稻秀拔”，挽救了濒死的农田，皆大欢喜。[40]
除去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之外，南岳作为湖南地区的重要神灵，本区域内民众如果有实际需求，也会向南岳神祈祷。宋仁宗庆历年间，因为湖南郴州、衡州等地，“蛮尞为恶，侵掠吾民，亦时杀官军。”而地方官决定“躬祷南岳，愿赐阴助。”成功请来“岳兵”相助，民众也“大以冥财酹酒祭矣”，最终“余尞畏服”，“有神助者焉”。[41]绍圣四年（1097）被贬至永州（今湖南永州）的范纯仁，面对着暮年贬官，已经“无复全生之望”，而且自己“双瞳蒙瞽”，疾病缠身，家属又是“百口流离”，因此他向南岳祈求，期望“微躯早遂于生还，病室速谐于痊愈。兄弟获会合之乐，子孙享平泰之祥。”[42]
不过从笔者所见北宋时史料来看，有关南岳信仰的记载相对偏少，由此看来，似乎北宋时的南岳信仰整体呈衰落趋势。因此，对南岳神不敬的现象屡有发生。如宋太宗时湘潭巡检杨某，“乃节帅杨义之弟”，至衡山，“乘马入司天帝祠庭，又于诸殿焚香，不甚恭肃”，出门之后即“坠马而卒”。[43]之后，张著通判潭州，春时祭祀南岳，“当设席之际，著往往以一足指画。”最终回府途中，“坠马折足而卒。”[44]
二、“尴尬”的独尊——南宋时的衡山祭祀与信仰
南宋时期，由于在政治文化上，与北方的金朝有“正统”之争，所以自秦汉以来代表王朝礼制的五岳祭祀，就成为双方都比较重视的一个事件。而金朝独占东、北、西、中四岳，尽管南岳衡山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金廷仍然于立夏日对南岳进行“望祭”。[45]因此，作为唯一在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岳神，“天下之岳凡五，封守各殊；南方以衡为宗，威神最盛。”[46]南岳衡山的地位，在南宋时无可替代。
（一）南岳的官方祭祀
南宋人有诗曰：“五岳惟今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47]这两句诗显示的内涵，正是宋室南渡之后，南岳衡山在当时具有的特殊信仰意义。
1. 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南岳神
（1）南宋前期的衡山祭祀
绍兴二年（1132），时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的李纲，面对着南宋初建、内忧外患的局面，派遣宣抚使司干办公事郑昌龄携带祭品，前去祭祀南岳司天昭圣帝。在祭文中，李纲写道：“岱、恒、嵩、华，或沦夷狄，或污僭窃。独兹衡岳，岿然雄尊，作镇南土，为朝廷重，庇庥士民，孰不仰止。”因此，他希望岳神能够保佑他“肃清一方，捍御外侮”。[48]
李纲的行为，实际上代表南宋初年，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求助于曾经是国家祭祀体系之内的南岳神，一方面是期望能够岳神能够发挥保境安民的作用，更多的是表达能够赶走外敌，恢复故土，实现北宋时国家统一的愿望。
绍兴五年（1135），由于湖南“久愆雨泽”，宋廷命令湖南地方官“恭诣南岳庙祈祷”，并且所需物品，“并于上供钱内支破”，至于祭祀，“务要精洁，庶获感应。”[49]从这则史料可以发现，在北宋时期本来是比较常见的向岳神祈雨行为，南宋时却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祭祀岳神的祈雨仪式虽为小事，但是这种事情，在北宋时期正是只有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才可实施的行为，在南宋初年国土沦丧、皇权衰微的大背景之下，南宋中央朝廷对此的重视，正体现出对于重塑国家权力的渴求。
随着南宋政权日趋稳定，绍兴七年（1137）时任太常博士黄积厚上奏：“百神之祀，旷岁弗修。”要求恢复岳镇海渎等国家常规祭祀，得到高宗的允许。[50]相比北宋而言，南岳衡山在南宋政府的礼制生活中，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正是缘于南岳衡山在当时的特殊地位，“行在”临安城的南湖东专门建有南岳庙，[51]方便岁时祭祀与日常祈祷，这种情况在北宋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结束郊祀大礼后，除对东岳、北渎等岳渎遥祭之外，[52]又遣专人昭告于境内的南岳、东海、南海、南渎等神灵，以示恭敬。[53]而淳熙三年（1176）的南郊祀之前，宋孝宗派人专向“作镇南方”的南岳司天昭圣帝进行祭祀，“先事告虔，冀孚诚意。”[54]另据魏了翁所记，绍熙年间，主管南岳祭祀的官员“定祭式”，直至绍定年间，依然遵循这一规制。[55]
淳熙年间，南岳庙失火，宋孝宗下令潭州湘潭令薛大圭重修庙宇。“所用材木绝大，深山穷谷，求取殆遍，而正殿缺一梁”，后于白马大王庙前找到，伐树之时，“长蛇蟠踞根株”，薛大圭亲自前往，“致牲牢酒醴”，并祷告道：“此方壤地，皆岳帝所司。”[56]表明在时人的认知中，南岳神是有具体管辖范围的，作为居于南岳神境内的其他小神灵，必须服从于岳神的统治。
此外，作为南宋境内唯一的岳神，衡山自身的某些变化，也会与南宋的政治形势发生关联。绍熙四年（1193）,秋，“南岳祝融峰山自摧。”[57]恰在此时，宋孝宗与宋光宗父子间的矛盾愈加激烈，所以作为南岳最高峰的祝融峰山崩，[58]为当时的朝臣解决这一政治难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楼钥在奏折中就讲道：“衡岳山摧，正逼祠宇”。[59]期望用这种天道变化，劝谏宋光宗主动与父亲缓和关系。
（2）南宋中后期的南岳与国家政治
朱熹有言：“南岳衡山系国家火德兴隆之地，崇奉之礼，极于严肃”，但由于地方官失责，导致南岳衡山上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无以保国威灵”。[60]宋代虽有“火德”之说，然而官方所祀之“火神”，乃商丘阏伯祠及荧惑星，并非南岳衡山。[61]对于这一问题，朱熹不可能不知晓，只是在南宋中后期特殊的政治生态之下，南岳衡山在其中又扮演者不同的角色。诚如范成大诗中所言，“炎符抚中兴，南正实司天。”[62]南宋“中兴”，“火德”当然不可不提，那么处于南方的南岳衡山当然就具有更多的政治涵义。
南宋自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二年，1219）至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 1279），与北方的金元政权几乎连续发生战争。在这样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下，南宋上下对于南岳衡山的更加予以重视。相传“衡岳庙之四门，皆有侍郎神，惟北门主兵，最灵验。”因此南宋有军旅之事，都会派遣官员前往祭祀。然而北门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宋度宗咸淳年间，由于军情紧急，“朝廷降旨以借阴兵。臬使遂全门大启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63]正缘于南岳神在军事层面的特殊角色，南宋后期名将赵葵，传说就是南岳神转世，“初生时，或梦南岳神降其家。”[64]
因此，李曾伯在祭文中就说道：“外夷犯顺”，国家形势危急，如此“抑恐山川鬼神不得宁矣”，因此他希望南岳神能够“扶火德于王家，消金精之兵气。”抵御外敌，保住南宋半壁江山，“永保南方离明之乡”。[65]而随着南宋战争形势的恶化，宋廷对南岳神的期望值更加高涨。南宋末年，在敌军已经进犯至江汉地区之时，“兵民坚守，保障不摇。”岳神又“威灵有赫，电扫凶丑。”，最终使得“万里长江，咸复旧宇。”[66]
（二）民间信仰视角下的南岳衡山
南宋时，刘辰翁记述当时东南地区众多民间神灵，“环东南数十大祀”，“南则衡岳祝融”，[67]将南岳衡山与众多民间神祇并列，这表明在南宋时发达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南岳衡山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衡山民以社日祀神”[68]
中国古代一直是农业社会，因此各种天气变化对农业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五岳神的一项职能便是为农业保驾护航。衡山所处的湖南湘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农业水平发展水平较高，对天气的依赖程度更强。[69]“载念三湘，独雄诸镇。然而土田多瘠，野无尽力之农；旱涝相望，里乏厚储之室。”[70]当地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更强，“环湖南之境，田之以亩计者，不知其几千百万”，[71]都与南岳神的佑护密切相关，“岁洊丰熟。守土蒙成，皆帝所福。”[72]
因此，地方官到任之后，大多要拜谒赴衡山南岳神，称赞：“衡有平物之功，岳有镇安之义。”充分认识到南岳神对于湖湘地区农业的重要性，“节宣风雨，庇荫生人，所以为此邦之福也。”[73]离任之时，通常要向南岳神告辞，感谢南岳神的庇护，“无水旱盗贼之忧”，“惟帝是怙”。[74]
接下来，对于湖南的地方官来说，“春而谒雨，秋而祈霁。”祈求南岳神保护农业生产的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好在“帝奠南服，有求辄遂。”[75]风调雨顺，保证农业的丰收，南岳的的功劳必不可少，“维衡是岳，雄镇南服。睠此熊湘，实岳之麓。民和年丰，皆帝所福。”[76]但是发生了水旱灾害，地方官往往首先要自责一番，“臣守藩无状，沴气干和。”但是民众是无辜的，期望南岳神能够“霈以甘雨”，拯救万民。[77]如果地方官因为自身原因，不能亲赴祭祀，也要向岳神说明，以免岳神认为祭祀有所怠慢。[78]
一般来说，对岳神的祈求往往都能达到目的，所以祭祀务求虔诚恭敬，“有祈必报，其敢不恭?”[79]针对南岳神的祈祷祝词，也要比较慎重，譬如说“祈晴”，则会写道：“愿留甘泽，以济后图。”[80]语气婉转，以免激怒岳神。在祷告得到南岳神的回应，灾害都得到解决之后，还要感谢岳神，“仰戴隆恩，敢忘祗谢！”[81]称颂岳神，“圣功响答”，“庶成稔岁”。[82]
在农业生产之外，有时本地出现了匪患或者兵变，“初喧詉于官府，继剽掠于民居。”待事变平定之后，地方官也会祭拜南岳神，表示：“顾人谋之难恃，惟神理之可凭。”民众之保全，赖岳神显灵，“尚蕲荫佑，永底奠安。”[83]
在古代世界，科学知识匮乏的情况之下，通过对岳神的崇拜，得到风调雨顺的年景，可以说既保障了农民的生活稳定，也对地方政治稳定具有很重要促进。因而在南宋时期，至少在湖湘地区，南岳衡山的意义不言而喻。
结 语
两宋时期南岳衡山的国家祭祀，虽然在北宋初年被有所忽视，但此后很快恢复常态。在南宋时期，作为南宋境内仅有的岳神，南岳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宋代有李摭死后，“为南岳判官，威权况味，非阳官可及”的传说。[84]反映出南岳神在当时地位颇高，也符合南岳神在国家祭祀体系之内的地位。但在民间信仰领域，南岳神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却很有限。
从外部环境来看，宋代民间信仰的传播、扩散与交流，与频繁的人员流动、迁徙关系密切。[85]由于两宋之际战火的影响，湖南地区人口锐减，南宋时属于人口迁入地区。[86]外来人口必然会带来新的神灵，对南岳神信仰产生一定冲击。且南岳神自身又属于国家祭祀的对象，转型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客观上阻碍了南岳信仰在民间的传播。
此外，随着东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剧，民众的实际需求不断高涨，各种神灵相继出现，并且不断向外扩张。而南岳神自身的角色定位，长期停留在保护农业生产这个职能之内，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神”特征，他在民间的影响基本局限在湘江中下游农业发达的平原地带。再加上南岳神在国家礼制中的角色定位，也限制了南岳信仰的多功能化，难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信仰诉求，因此在民间领域，南岳神很难转向跨区域神灵的轨迹。
注释
[1]参见牛敬飞：《论衡山南岳地位之成立——兼与陈立柱等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2期，第37-44页。
[2]JamesRobeson,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Southern Sacred Peak [Nanyue 南嶽 ] in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9.
[3]关于此，可参见刘云军：《两宋时期东岳祭祀与信仰》，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度博士学位论文；刘缙《北宋华山信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1-78页。谢一峰：《天下与国家:试论南宋初年五岳祀典*轨双**体制的形成》，《史林》2015年第1期，第37-45页。
[4]（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乾德元年夏四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8页。
[5]《长编》）卷9，开宝元年九月丁未，第209页。
[6]《宋史》卷102《礼志》，第2486页。
[7]《宋史》卷100《礼志》，第2454页。
[8]《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寅，第1628页。
[9]《长编》卷75，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乙未，第1722页。
[10]（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卷33，“降青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17页。
[11]（宋）张师正撰，白化文、许德楠点校：《括异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页。
[12]牛敬飞：《五岳祭祀演变考论》，清华大学201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36—137页。此外，牛敬飞还认为：“宋为火德，南岳因位在南方又与火德匹配，故宋人视南岳关乎朝运。”然而宋代所祀之“火神”乃商丘阏伯祠及荧惑星，并非南岳衡山，因此以“火德”而重南岳之说，更无从谈起。关于宋代“火德”，可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106页；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
[13]张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论中国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流行》，《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46页。学术界其余有关“本命”信仰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贾二强：《“本命”略说》，《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第46-49页；刘长东：《本命信仰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54-64页；
[14]《旧唐书》卷8《玄宗纪》，第165页。
[15]（汉）刘安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卷3《天文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7页。
[16]《淮南子集释》，第187页。
[17]《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癸亥，第1666—1667页。
[18]《长编》卷166，皇祐元年春正月庚戌，第3982页。
[19]《淮南子集释》，第186页。
[20]汪圣铎著：《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5-59页。
[2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87《杨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43-9644页。亦见于《括异志》卷1，第3页。
[22]（宋）张端义撰，许沛藻、刘宇整理：《贵耳集》卷中，《全宋笔记（第六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309页。此说亦见于（宋）王明清撰：《挥麈录》后录卷1，此处写作宋仁宗生母章懿李后向宋真宗上奏：“昨夕忽梦一羽衣之士，跣足从空而下，云来为汝子。”宋仁宗幼时，“每穿履袜，即亟令脱去，常徒步禁掖，宫中皆呼为赤脚仙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23]《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106-114页。
[24]《长编》卷198，嘉祐八年三月丁巳，第4791-4792页。
[25]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404页。
[26]《括异志》附录，第123-124页。
[27]《括异志》卷1，第7页。
[28]（宋）范镇撰、汝沛点校：《东斋记事》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29]《长编》卷266，熙宁八年秋七月癸未，第6535页。
[30]（宋）沈作喆撰，俞钢、萧光伟整理：《寓简》卷8，《全宋笔记（第四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79页。
[31]《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春正月庚辰，第6663页。
[32]《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一月癸酉，第6824页。
[33]（宋）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卷5，《全宋笔记（第五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09-110页。
[34]《寓简》卷8，第78-79页。
[35]（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56-1757页。
[36]（宋）陈彭年撰、陈尚君校点：《江南别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138页。
[37]《能改斋漫录》卷18，《全宋笔记（第五编）》第3册，第237-238页。
[38]《全宋文》卷530，宋祁，《南岳祈雨文》，第25册，第167页。
[39]《全宋文》卷530，宋祁，《南岳祈雨文》，第25册，第173页。
[4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编：《全宋诗》卷750，郭祥正，《祀南岳喜雨呈李倅》，第1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747-8748页。
[41]（宋）刘斧撰、李国强整理：《青琐高议》后集卷3，《全宋笔记（第二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30-131页。
[42]《全宋文》卷1561，范纯仁，《祭衡岳文》，第7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43]（宋）祖士衡撰、李裕民整理：《西斋话记》，《全宋笔记（第八编）》第8册，河南：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02页。
[44]《东斋记事》附录，第58页。
[45]《金史》卷34《礼志》，第810页。
[46]《全宋文》卷7210，真德秀《南岳正庙疏（癸卯春初至潭州）》，第314册，第421-422页。
[47]《全宋诗》卷2813，戴复古，《南岳》，第5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464页。
[48]《全宋文》卷3767，李綱，《祭南岳文》，第172册，第310-311页。
[49]（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59-960页。
[50]（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83，《郊社考十六》，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59页。
[51]（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34，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668页。
[52]《全宋文》卷5204，周必大《郊祀大礼毕祭谢五岳四海四渎祝文（二）》，第233册，第349页。
[53]《全宋文》卷5204，周必大《郊祀大礼毕祭谢五岳四海四渎祝文（一）》，第233册，第348页。
[54]《全宋文》卷5204，周必大《南郊大礼祭告五岳祝文（一）》，第233册，第356页。
[55]《全宋文》卷7116，魏了翁《朝散郎主管华州云台观彭侯墓志铭》，第311册，第162-165页。
[56]（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景》卷5，“南岳庙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22-923页。
[57]《宋史》卷67《五行志》，第1488页。
[58]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穹林阁读张湖南七月十五夜诗咏叹久之因次其韵》，诗曰：“南岳天下镇，祝融最高峰。”《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4页。
[59]《全宋文》卷5930，楼钥，《同侍从请过宫第二札》，第263册，第214-216页。
[6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约束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41页。
[61]关于宋代“火德”，可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106页；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
[62]《全宋诗》卷2254，范成大，《谒南岳》，第4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862-25863页。
[63]《全宋文》卷8204，王应麟《遣守臣奏告南岳》，第354册，第360-361页。
[64]《宋史》卷417《赵葵传》，第12498页。
[65]《全宋文》卷7861，李曾伯《南岳疏词》，第340册，第392-393页。
[66]《全宋文》卷8204，王应麟《遣守臣奏告南岳》，第354册，第360页。
[67]《全宋文》卷8274，刘辰翁，《建兴庙记》，第357册，第229-231页。
[68]《夷坚志·丙志》卷8，“衡山民”，第434页。
[69]周方高：《关于宋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农史》2013年第4期，第54-61页。
[70]《全宋文》卷7210，真德秀《南岳正庙疏（癸卯春初至潭州）》，第314册，第421-422页。
[71]《全宋文》卷5707，張孝祥《南岳谢晴文》，第254册，第165页。
[72]《全宋文》卷6642，卫泾，《潭州时祭南岳正庙文》，第292册，第95页。
[73]《全宋文》卷6642，卫泾，《潭州到任谒南岳行庙文》，第292册，第94-95页。
[74]《全宋文》卷6642，卫泾，《辞南岳行庙文》，第292册，第98页。
[75]《全宋文》卷5198，周必大，《南岳谢雪文》第233册，第232页。
[76]《全宋文》卷6642，卫泾，《潭州时祭南岳行庙祝文（二）》，第292册，第96页。
[77]《全宋文》卷5198，周必大，《南岳正庙祈雨文（得雨不曾用。同前）》，第233册，第233页。
[78]《全宋文》卷7201，真德秀《南岳火德星君祝文》，第314册，第269页。
[79]《全宋文》卷5198，周必大，《南岳祈晴文（二）》，第233册，第234页。
[80]《全宋文》卷5198，周必大，《南岳祈晴文》，第233册，第233-234页。
[81]《全宋文》卷7206，真德秀《南岳青词》，第314册，第361页。
[82]《全宋文》卷5198，周必大，《南岳行宫谢晴文》，第233册，第234页。
[83]《全宋文》卷7210，真德秀《谢南岳行宫等处疏》，第314册，第427页。
[84]《夷坚志·丙志》卷1，“南岳判官”，第371-372页。
[85]皮庆生：《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53-71页。
[86]王勇：《宋代湖南人口探讨》，《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121页。
【编辑】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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