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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热门关键词是光棍节和购物狂欢，而对于熟悉媒体圈子的人来说，昨天又是另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新京报》创刊十二周年。作为参与《新京报》创刊的一员，我很想把当时一些零碎的记忆记录下来，向这份堪称优秀的报纸致敬，同时也是向我的第一份工作和启蒙平台表示感谢！
2003年的秋天，在经过了SARS肆虐和高温持续之后，我以《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思想对计算机科学的影响》的本科毕业论文通过答辩，从北航计算机系学院正式毕业。由于铁了心想在北京做媒体，因此家乡江苏的国防科工委下属企业和北京的各大IT公司，就从来没在我的工作设想之中。我的唯一志愿，就是成为一名记者。因此先从《财经日报》的地产周刊到《足彩310》报社，我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尝试了三四份媒体的工作，但都距离自己的预期较远，因而一一放弃。直到9月底，跟北方大哥吃了一顿晚饭后，他说可以引荐我到《新京报》工作。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份报纸，平日里看得最多的，是北方所在的《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周末》。但当听到北方说，《新京报》是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办，核心团队都来自《南方都市报》时，我对新闻的激情与梦想就一下子又被点燃起来。
由于有人引荐，我得以直接面试。当时主管北京新闻部的副主编王跃春是我的面试考官。说是面试吗，其实近似于聊天，她问我为什么学的是计算机，却想来做新闻，我就把计算机编程的模块化设计理念，以及数据结构中的先进先出、先进后出等算法扯了一通，说新闻报道讲求的精确性，它写作时的倒金字塔结构，跟计算机科学都有很多相通之处。于是，面试通过。
2003年10月4日，我到《新京报》正式报到。当时的我，是一副标准的摇滚青年范儿，染着栗色的头发，长发及肩，胡子也留得很长，一直不去剃，加上穿的都是文化衫，因为在报社众多的应届毕业生里，显得比较另类。入职第一天，北京新闻部的副主任陈文定召集所有部门同事开了个小会，让大家先自我介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生于1982年，刚说完，文定的一口水差点喷出来，然后来了句：“说你是72年的，绝对有人信啊！”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体验到了《新京报》的两种文化：第一，是不管对待哪个领导还是同事，称呼时都是直呼其名，不讲头衔；另一个文化则是，大批从南都来北京的同事，都习惯用“贵国”和“贵*党**”来称呼中国和*共中**。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报社的平等意识和人本主义观念的话，那么后者则直接指向南方系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带有某种原教旨性质的自由主义，或许是报社日后遭遇到多次整肃和人员流失的根源。
从10月5日到11月初，我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我跟很多年轻的同事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比如毕业于人大的申剑丽，毕业于复旦的周扬，毕业于民大的文静……而报社里真可谓是藏龙卧虎，幸福大街乐队的主唱、作家吴虹飞，当时也是文化部的一名记者，我跟她之间的友谊，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擅长商业写作和纯文学创作的迟宇宙是分管经济新闻的主任，身为北大才子的他，对我也比较赏识，我们会时不时一起去吃饭、聊天；最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新闻部的编辑孙存照。存照是河南人，来《新京报》之前，已经是《IT时代周刊》的主力编辑。他经常能以一种和善、幽默的口吻，指出初出茅庐的我的种种不足。就是这样一群受过国内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光明日报大楼八楼的一个近似于网吧的简陋场所，为一份伟大报纸的诞生不懈努力。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正式创刊。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是关于克林顿访华参加艾滋病公益活动的报道，这篇报道是《新京报》的独家新闻。非常荣幸的是，报道的最核心内容，就出自我和同事朱槿之手。为了采访到克林顿，我们采取了狗仔队式的办法，在11月10日上午9点多，就跑到克林顿下榻的建国门大酒店里蹲点。朱槿在下面大堂里守候，我上楼试图找到克林顿的房间，但很快被保安赶下楼，差点要动手打我。因为怕错过克林顿一行，我们中午就简单啃了几个面包，就着矿泉水吃下。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远远地看见克林顿走了过来，旁边居然是促成中美建交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是，我们俩赶紧冲上前；而就在那一刹那，酒店保安和美方安保人员也迅速逼近了我们。于是我跟朱槿，在距离克林顿还有三五十米处，用英文大喊我们的来意。克林顿微笑着，劝安保人员不要阻拦。事先准备好的五个问题，克林顿居然全部给予回答，并表示欢迎我们有机会去美国看看。采访结束后，我们俩非常兴奋地打车返回报社，我一路高唱《光辉岁月》，开心不已。接下来就是写稿，跟编辑沟通，再修改，确认相关信息。由于是头版报道，一般要等签完版之后才能离开，我走出报社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1月11日的凌晨12点多。
虽然凌晨2点才睡，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6点多就起了床，带着50份我们的创刊号，参与体验报纸的售卖。恰应了《新京报》的创始人、总编辑程益中先生提出的口号——“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从我参与的那几个月来看，《新京报》销量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散，是以一种极其惊人的速度完成的。
我当时的岗位是负责东城、昌平、平谷三区的社区新闻，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的报道。由于职责原因，我几乎走遍了东城区的每一个街道和每一条胡同，至今回北京休假时，我还是习惯住在东城，到那些历史悠久，而又充满现代感的胡同里徜徉，总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半年的社区新闻报道，让我对北京的感情更为深厚。
既然做社会新闻，不可避免地遭遇很多社会阴暗面。有一次采访一位得了白血病的五岁农村小孩，父母为了他花去了所有的积蓄，可是面对十多万的高昂手术费，他们还是无力承担。小孩父母那种极度绝望的眼神，我至今印象深刻。另外一次，我跟一位女同事，再加上摄影记者浦峰去采访医疗器材诈骗事件的时候，浦峰的*拍偷**被公司发现，我们三人立马冲出房间，落荒而逃，对方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在后面追，如果不是跑得快，第二天说不定“《新京报》记者采访被打”就会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
在《新京报》完成的影响力最大的一篇报道，是《初中生给钱就能上北大》，这篇报道同样是我们的独家新闻，我借助于自己在北大旁听两年的边缘人经历，采访了不下十位事件相关者，并且跟当事人本身做了对话。报道刊发之后，京城各大媒体纷纷跟进，而学术界和教育界也对这篇新闻展开了激烈的热议。今天搜这篇新闻的题目，仍然能发现被很多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论文所引用。
遗憾的是，由于北航作为国防科工委院校，它赋予我的国家主义和家国情怀，使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而工科出身的我，对于那种把媒体当成个人挥斥方遒工具的做法，也持保留意见。再加上自己开始想往经济新闻方向转型，但报社经济新闻部没有空缺岗位。当时间进入2004年之后，这种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日渐凸显，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在除夕之夜的前两天提出了辞职，离开了自己深爱的报社。2004年年初的除夕之夜，母亲第一次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北京，来陪我过年，而此时的我，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失业者，未来茫茫而不可知。
然而正如汪峰在《青春》里唱的那样：“继续走，继续失去，在我没有意识到的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会面临失去各种东西：人、财富、自由、记忆……面对这些失去，不必懊恼，更不必悲伤，因为我们仍然在行走、在前行。那个春节过后，我去了国家外文局和互联网新闻办合办的《网络传播》杂志，再后来，我考上了北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双学位，同时成功进入又一家新创刊的媒体——《第一财经日报》工作。服务的媒体在变，自己的心境在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记得在《新京报》，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都可以透过大楼的窗户，看到不远处灯火通明的*安门天**。那一刻让我感到无比自豪与幸福，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篇报道，都是在守望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
创刊十二年来，《新京报》一直保持着自己国内一线市场化媒体的地位，其书评周刊，可谓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读书类媒体。而现在的我，作为一位书评人和创办者，也有在自己老东家刊发一份书评的心愿，在这里立此存照，看看这个梦想还能不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
青春无悔，梦想无悔，祝愿《新京报》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于2015年11月12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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