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夏欣欣

当年戎装在身的作者夏欣欣

家书就像阳光、雨露、空气。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会习以为常，不知道珍惜；一旦失去，才发现那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1982年我军校毕业。之后的十多年，基本是通过书信与父母联系。那时，父亲是军校教官，母亲是军校职工，大姐、二姐在外地工作，只有三姐在父母身边。三姐告诉我，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对父亲说：“老夏，给儿子写封信吧？”然后，她清空饭桌上的所有东西，用热抹布擦一遍，再用干抹布擦一遍，把桌面擦得一尘不染。父亲坐下后，母亲就像对着我说话一样，娓娓道来。父亲坐在那里，像个“听写”的学生，认真地做着“笔录”。

军人世家（作者二排左二）

信写好后，母亲必定要一字一句地读上几遍，如果还想说点什么，就让父亲再加上。父亲总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命令”，一字一句，一丝不苟。偶尔，父亲也会在母亲面前“摆一下谱”，笑着说：“你自己写吧？”每当这时，一贯争强好胜的母亲就会以讨好的口吻说：“你字写得好，儿子拿信时，也有面子。”这句表扬的话，母亲不知对父亲说了多少遍，但每次都奏效，一直都管用。

那时在部队，估计家里要来信时，我会站在路边，当看到值班员拿着报纸、信件远远走来，就一路小跑迎上去。若有家中来信，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品味。这时，回到连队的值班员，立刻会被战友们团团围住，他就像*长首**一样，呼点着收到家信人员的姓名，每点到一位，战友们都会发出一阵欢呼声……

作为一名军人，父亲从不直接表达对子女的情感，但内心深处却和母亲一样的柔软。1983年，我所在部队分配来几个军校毕业生，其中有一位是我父亲的学生，当得知我喜欢踢足球后，他告诉我：“在军校，好几次见你爸爸在课间休息时，望着教学楼窗外的足球场，眼睛红红的。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也不好意思问。现在知道了，一定是看到足球场，想起你了。”

军中的荣耀时刻（作者一排左二）

每次信写好后，母亲会用饭粒，把邮票贴好、信口封严。母亲知道，邮递员都是一大早取信，为了不耽误时间，不论多晚，她都会跑到军人服务社，把信塞进方形的绿邮箱，再用手掌在邮箱上“嘭、嘭”地拍几下后，才放心离开。每次收到我的回信，母亲就像孩子收到礼物一样开心。她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搬一张凳子，让父亲坐下慢慢念。有时，父亲已经念得很慢了，但母亲总还是嫌快，生怕漏掉了一个字。听完后，她会把信压在枕头下，抽空再慢慢地看。母亲常嫌我写的信短，看了不过瘾。1983年，三姐利用到南京出差的机会，特意借了一部相机，坐了6个多小时的汽车，专程到部队看了我一次。回家后，母亲追着三姐问这问那，吃得怎么样？瘦了还是胖了？身体好吧？一直持续了有半个月。

在部队工作的前三年，作为一名技师，我负责维护飞机仪表和电器设备，工作挺苦的。伏天，在烈日下检查飞机，飞机铝皮上的热量会穿透解放鞋，传遍全身，蓝色工作服很快被汗水湿透，再经烈日一晒，留下一道道白色汗迹。我在写信时，总是报喜不报忧。1984年12月的一天，中队指导员张廷利拿着一部相机，对正在检查飞机的我说：“团政治处需要年底受嘉奖同志的照片，你也别换衣服了，就拍一张工作照吧。”听后我心里美滋滋的。这张照片寄回家后，母亲一看，嘴里念叨着：“瘦了、黑了……”眼泪跟着就跑了出来。1990年，我刚走上指导员岗位，由于头绪多，给家里写信少了，但父母基本上保持了两周一封的频率。一天，父亲“擅自”在信的结尾处加了一句话：“你妈这段时间，经常把你前面写的信，翻出来一遍一遍地重看。”尽管这句话写得很平常，但好像有一把小锤敲了我一下。没有及时给父母写信，让父母牵挂了！说来也巧，那段时间正好流行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一封家书》。从那以后，我经常提醒战友，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常给父母写信。父母才是对子女最有影响力的指导员。家书中传递出的家风，会溶进血液，渗入骨髓，化作一个人的精、气、神。

如今的三口之家（作者左一）

传统的通信方式，伴随我一步一步走过了技师、干事、指导员、教导员这些岗位，也记录了我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受嘉奖、第一次在《空军报》发表文章、第一次立功、第一次圆满完成重大军事任务等重要时刻。当我作为飞行大队教导员，托着空军授予的“神勇大队”这面旗帜时，我仿佛看见父母正对着我笑呢。

父母去世后，心里一度空落落的。仰望天空，真希望能有一封封家书，从白云中飘落到我的梦里。自从学会“玩”微信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记录一点工作生活中愉快的事情，既给自己看，也给亲朋好友看，更是想给天堂的父母看。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