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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史学家欧文·潘诺夫斯基在其著作中对影像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使得影像学在美术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潘诺夫斯基早期的《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一书，以及他对意象的系统化研究，都显示出了符号学在意象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图像的光芒使他的艺术理念中的象征意义黯然失色。

尽管已经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中的符号性思维，但是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当前，我国学者对张之洞的研究多以影像学的理论运用为主，仅有少数几篇探讨其影像学渊源的文章。

但是，在讨论潘诺夫斯基意象学的思想渊源时，多集中在德国的哲学史上，而忽视了意象学的符号学依据。

这就使得我们对图像的认识和掌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需要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和符号之间的联系进行一次新的探索。

文章以潘诺夫斯基意象的产生为切入点，以符号学为视角，剖析意象的产生根源，并探究其对其意象的建构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一、对符号与意象之间的联系之辨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理论和卡西尔的图像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但是，关于图像学是否与索绪尔的符号学和皮尔斯的“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始终众说纷纭；

对于潘诺夫斯基对其所作的修改与应用，学术界至今仍未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诠释。

图象学和符号学同为近代科学中的“知识性”的产物，其共同关心的是语义的阐释。

影像学是一门影像义理的学问，影像学是一门影像志书，它起着解释作用；

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的组成和法则，它注重对符号意义的解释， “符号是被认为承载着意义的认知……意思只有通过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作用是表达意思”。

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联系，学界却存在着分歧。贡布里希在1949年写了一本有关查尔斯·莫里斯的著作，首次把潘诺夫斯基的意象理论看作是“意象-符号”的结果。

贡布里希承认潘诺夫斯基的图像理论具有象征意义，但是他并没有对其进行特别的、深层次的探讨。

另一些人则指出了潘诺夫斯基和结构主义象征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比如克里斯托弗·伍德《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一书的英译作者，他就指出：潘诺夫斯基的结构主义难以被发掘出来，由于其思想上的含糊不清，而且容易受到其哲学习惯性的影响。

朱利奥·卡洛.阿尔根先生则把潘诺夫斯基的象象学作为一种以杂乱无章的形象为基础来构建一种艺术史体系的观点，他说：“在艺术史上，有“索绪尔”之称的，非沃尔夫林，而是潘诺夫斯基。

而结构派的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更是这样评价：“欧文·潘诺夫斯基在艺术评论界的地位，他的作品是完全的，完全的结构派。”

还有一些人对潘诺夫斯基和象征主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和否定。麦尔·安·霍丽在他的《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中，就注意到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她将图像与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图像进行了对比，但遗憾的是，她只是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黑格尔的历史思想，而不是寻找其中的关系。

所以，她否定了，符号对图像的作用，潘诺夫斯基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和一个，象征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迈克尔·波德罗指出： 在此，潘诺夫斯基的象征学系统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运载工具，而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概念的可见性与“表现性”。

在他的观点中，意象学仅仅是一个概念的例子，无法用一个符号体系来解释。新的象征主义美术史学家，在其《视域与绘画:凝视的逻辑》一书中， 对20世纪影像学的研究成果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影像学忽略了“绘画的象征”这一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新的艺术史观的危机。

但布列逊却以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为基础，以其对图像的分析为基础，指出：“贡布里希的图像修辞也是一种艺术符号，其对图像的分析方式和对图像的分析方式，将会给新艺术史学者如巴克森德尔和诺曼·布列逊带来极大的启示。

虽然布列逊在《符号学与艺术史》一书中与米克·巴尔合作时，仍把潘诺夫斯基作为一种与皮尔斯、索绪尔等人相近的理论基础。

很显然，布列逊也承认了潘诺夫斯基图像的符号学，但他却刻意隐瞒了贡布里希和潘诺夫斯基等“老大师”在符号学上的独创性。 潘诺夫斯基图像的象征意义之所以没有被人们所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所持的新画史观点。

二、象征性理论在潘诺夫斯基意象研究中的应用

潘诺夫斯基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自己的意象理论，而当代符号学的出现则是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从实证语言学出发，以建构“符号学”为切入点，开创了“符号学”的结构化研究；美国象征性学者皮尔斯是一位具有实用意义的象征性人物。

以“人是象征的生物”这一观点为标志，德国哲人卡西尔创立了一套关于文化象征的体系。潘诺夫斯基的意象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符号理论不断出现的年代里形成的。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和他的象征理论之间有没有什么观念上的关联，有什么关联？我们将把潘诺夫斯基的意象理论与索绪尔，皮尔斯，卡西尔这三个象征理论相结合。

(一)从索绪尔的象征意义看

索绪尔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开辟了一条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学道路。他把语言看作是用来表示思想的一种符号体系。

他将语言符号划分为“所指”与“能指”，其中能指是声学意象，所指是观念，二者之间的联系具有随机性。

索绪尔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价值体系，它的意义依赖于它的价值体系，而对它的研究必须用一种整体性的观点来看待，即：“在这种语言的世界里，所有的事物都建立在它的关系之上”。

在索绪尔的符号论中，“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要想准确地掌握其含义，必须从同一与差异出发，既要了解其内在的“能”-“所”的关系，又要了解其“组合-聚合”、“共时性-历时性”等复杂的结构性关系。

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为其形成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并将其视为一种固有的、固定的、象征的体系。

同时，潘诺夫斯基也承认自己受到了象征主义大师卡西尔的影响。卡西尔对索绪尔的符号论也很了解，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及过索绪尔：“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我们的思维脱离了语言，就会变得混乱不堪，思维也会变得模棱两可。”

卡西尔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突出了建筑主义，认为语言只是一种思考的手段，而观念也是伴随着语言而产生的。

卡西尔则把索绪尔所建立的语言-符号体系与17世纪的伽利略所创立的“新科学”并列起来，从而对当代各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深刻的作用。

卡西尔这样认为的原因在于，“索绪尔主张将“关系”与“关系”的体系置于优先地位，这就是近代语言学中具有革命意义的一部分。

索绪尔指出，在语言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联系：一种是复合的联系，另一种是聚集的联系。

卡西尔的象征性-形式主义思想就是受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论”的启发而形成的，它突出了对“关系”的重视。

由于潘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再加上卡西尔在符号学上的造诣，再加上他非常了解索绪尔的符号学，因此可以推测，潘诺夫斯基对索绪尔的符号学也非常了解。

潘诺夫斯基对意象的三个层次分析，即从意象的直接含义到意象的间接含义，也是一种结构派的思维方式。

图像学理论中图像的阐释经历了“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图像学阐释”三个时期，各时期都有明确的阐释对象、阐释行为、阐释资质和校正原理。

影像学藉由架构的建构，将影像由杂乱走向有序。

而结构主义的符号理论则着重于认知层面以及各个层面间的相互联系，意象理论中的三个层面即是其认知层面与思考层面的具体表现。

总之，潘诺夫斯基的图像与索绪尔的图像在知识基础、知识原则和知识构造等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二)皮尔斯关于“逻辑性”的论断

在索绪尔的意象理论之外，皮尔斯的意象理论和潘诺夫斯基的意象理论之间也存在着智力上的关联。

皮尔斯的“二元”概念有别于索绪尔的“二元”概念，他的“三元”概念是：“象征”或“再现”概念，“客体”和“解释”概念。

在这里， 一个符号或者一个复制品被一个事物所取代，这个事物就是一个客体，或者说一个概念，而这个说明项就是这个符号在解释者的脑海里所产生的。

同时，这种构建的过程也具有自身的动态性，与皮尔斯所研究的“动态性”的象征过程相吻合。

皮尔斯的“象征”理论在“象征”理论中的引入，突破了索绪尔“象征”理论中“能指”与“所指”二元构造的封闭状态， 将“象征”转化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进程，这对阐释一件艺术品来说，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皮尔斯将象征分为三大类型，即象征与其自身、客体与解释对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在这三种语言中，按其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可将语言的符号划分为：类似符、指示符和规范符。

要说到图像与皮尔斯的关系，有一个容易被人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以为图像与皮尔斯的关系，是因为皮尔斯的象似符与图像同出一源。但是，如果将二者放在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中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

从视觉上讲，潘诺夫斯基的三重构图也包含着三重人格。他的弟子埃德加·温德在早期就对皮尔斯进行了学习。

1932年，潘诺夫斯基发表了《论视觉艺术作品的描述与解释问题》，并对皮尔斯的启发思想表示赞赏：

总而言之，就象一个人的帽子是否有礼，要看他自己的意志和自觉一样，一个人的力量也无法通过一个手势来了解他心中所想，就好像即使是一个画家，也只能了解“他当众卖弄什么”，而不能了解“他暗中流露什么”。

皮尔斯的话说：“我们应该去调查那些被私下泄露出来的信息，而非那些被公众所吹嘘出来的信息。

在这个观点中，“信念”是皮尔斯哲学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信念并非是一种暂时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思维方式。起码，信仰往往是不自觉的。”

信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想法或者概念，按照皮尔斯的说法，由符号引发的概念被认为是一种解释，所以，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信仰可以被认为是对这个概念的解释。

说明项是一种象征，它在诠释人的脑海中生成，具有表达意思的功能。皮尔斯不再仅限于观察事物的表象，而是探索其隐含的深刻含义，其逻辑性和象征性都是建立在以“知之甚少”为基础之上的。

潘诺夫斯基对于意象含义的探索和皮尔斯对于意象含义的探索是相吻合的。从皮尔斯的象征角度来看，他所说的“脱帽子”，就是脱帽子的人用自己的意志来表示欢迎，而不是脱帽子的人的意志。

温德在其作品中也曾援引皮尔斯的观点，认为对于历史文件的解释不应仅限于直观的体验，而应运用多层次的心理方法来进行。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 潘诺夫斯基的意象研究，与其所代表的时代，所代表的象征主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符号学方面，其意象学与索绪尔、皮尔斯以及卡西尔等人对象征形态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艺术性观念

2.皮尔斯文学选集

3.图画的意义

4.一般语言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