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诗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SPURS学者。
摘要
规划和建立历史类国家公园，以同时实现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共享，是美国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独特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公园也需应对外部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物质空间形态和规划管理方式。本文考察杰佛逊国家扩张纪念公园（圣路易斯）和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波士顿）两个典型案例的发展历程，在辨析其规划、更新模式差异的基础上总结两者共性，解读历史环境保护与共享的共同趋势。
关键词
国家公园；历史城市；历史公园；遗产保护；圣路易斯；波士顿
1 引言
世界各国历史环境保护的制度与体系不尽相同[1][2]。美国的历史环境保护、尤其国家级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其公园体系密切相关，颇具特色。历史保护与国家公园的深度结合，一方面源于美国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历史遗产（heritages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自1916年起就由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下文简称管理局）作为法定机构实行保护和管理，并成为其国家公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4][5]。也正是在这一机构的促进下，美国的历史保护法律制度和名录体系逐步建立起来[3]。另一方面，则源于美国对历史遗产的态度不仅重视保护，更重视公众对历史环境的共享（enjoyment）并能从中获得启发1[6]。在此理念下，规划和建立历史类国家公园，以同时实现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共享，成为美国历史环境保护的独特方式。
当前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419个单位中有283个属于历史类公园，占总数的三分之二[7]。这些历史类公园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城市地区。它们往往因为保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有特定意义与价值的历史资源而被立法保护，并授权建立历史公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城市中，历史公园也应外部环境和社会需求的改变而不断更新。这些历史公园如何建立，受何影响，如何应变；在变迁过程中又呈现出历史环境保护与共享怎样的模式和趋势？本文借由两个典型的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案例展开讨论。
位于圣路易斯市的杰斐逊国家扩张纪念公园（Jefferson National Expansion Memorial）和位于波士顿市的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Boston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是上述类型中颇具代表性的两个（图1）。前者位于圣市最早发源的地区，是依据1935年《历史遗迹法》（Historic Sites Act）授权的第一个“国家历史遗迹”（national historic site）类遗产2[3]，也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中第一个位于首都地区之外的城市型公园[8][9]。后者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是1974年为庆祝美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授权建立的献礼之作[3]，也是美国国家公园规划管理的“转型之作”[10]。两个公园的酝酿、建立、演变历经几十载，始终能应对变化而调整其物质空间形态和规划管理方式。本文首先分别梳理两个公园的发展历程，进而在总结其规划、更新模式差异的基础上发掘两者共性，解读历史环境保护与共享的趋势。
图1 ︱两个国家公园总图
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2 杰斐逊国家扩张纪念公园的建立与更新
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圣路易斯市是美国中部重要的河港城市。它自19世纪中期成为美国向西部扩张的起点，并在此后百余年间扮演着移民和物资西迁的中转站。为了纪念这座城市在美国西进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的卓越领导，同时也为了激活衰败的滨水历史街区，该市自1930年*开代**始酝酿建立一座国家纪念公园。此后八十余年间，公园的建立和更新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2.11930年代：以国家纪念公园振兴滨水历史街区
1933年，圣路易斯的一位律师兼地方领袖卢瑟·史密斯（Luther E. Smith），最早向市长提出了在现在的公园基址为杰斐逊总统建立纪念地的想法[8][11]。此前，他一直在为这处衰败的滨水历史街区寻找“出路”。这块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的高地曾是圣市的发源地。凭借航运码头，18世纪末这里已经形成繁华的滨水商住区。但到19世纪中叶随着横贯铁路的崛起，圣市航运逐渐衰落，滨水街区陷入衰败3[11]（图2）。史密斯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市长及地方政商领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项目不仅能提高圣市的知名度，还能刺激“大萧条”时期的地方经济[8]。罗斯福总统也表示支持，他在后来签署授权建立该公园的第7253号总统令中明确写道：“希望该项目能为圣市提供工作救济、增加就业”[8]。
图2 ︱1930年代初衰败的滨水历史街区
图片来源：据The Gate way Arch: An Architectural Dream: 12改绘
想法提出以后，地方领袖们首先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推进相关立法和筹资工作。几个月后，代表密苏里州和圣市利益的“杰斐逊国家扩张纪念协会”和代表联邦政府利益的“美国领土扩张纪念委员会”相继成立，共同领导这一国家纪念公园的筹建4[11]。1935年12月21日，罗斯福总统依据同年八月刚刚生效的《历史遗迹法》授权了这处“杰斐逊国家扩张纪念公园”（下文简称纪念公园）5[3][8]。该法不仅赋予纪念地以国家级历史遗产的法定地位，也为其获得联邦资金支持提供了可能。
与此同时，纪念公园的规划概念也基本形成。史密斯的最初设想是类似“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Mall）的中心树立纪念碑的大型城市美化公园[11]。公园首任园长兼国家公园管理局工程师约翰·纳格尔（John Nagle）进一步提出了5项规划原则：（1）场地内要优先保护国家级历史遗产而非圣市遗产；（2）尽量多的开放空间和尽量少的人工建设；（3）场地与河流保持良好联系；（4）能象征圣市“西部之门”的标志性建筑形象；（5）开展建筑设计竞赛[11]。虽然此二人代表不同利益，但他们的规划设想不谋而合，并对公园规划影响深远（图3）。
图3 ︱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划团队的规划设想
图片来源：The Gate way Arch: An Architectural Dream: 23
1935年5月，联邦层面的“美国领土扩张纪念委员会”对纪念公园的用地范围、历史价值、初步规划及建筑竞赛预算等进行了批准[11]。虽然前期的立法和规划审批进展迅速，但此后的资金筹集、历史建筑保护、土地收购、*迁拆**清理等却并不顺遂。六年后，整个场地已全部清空。遗憾的是，遵照纳格尔的原则，公园所覆盖的40个历史街区中仅有老法院（Old Courthouse）和老教堂（Old Cathedral）两处国家级历史遗产被完整保留，其余历史建筑和街巷全部遭到清除[9]（图4）。
图4 ︱1942年清除后的纪念公园场地
图片来源：据The Gate way Arch: An Architectural Dream: 23改绘
2.21940年代至1960年代：建筑竞赛重启，“西部之门”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整个项目停摆。直到1947年，原计划的建筑设计竞赛终于得以举办，停滞多年的项目重启。竞赛要求设计纪念建筑、博物馆、纪念场地、休闲场地、停车设施等，此外还需提供铁路改线和连接州际高速公路的方案[8]。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的方案以一个高耸而拥有完美曲线的不锈钢拱门形象征服了所有评委，最终从172个参赛方案中获胜。史密斯认为这个朝向密西西比河的拱门极好地诠释了圣市“西部之门”的意象；沙里宁本人则认为，它还象征着“我们时代的胜利”（图5）。
图5 ︱埃罗·沙里宁和他的拱门方案
图片来源：The Gate way Arch: An Architectural Dream: 43
然而，联邦资金的最终到位和铁路部门的改线协议又拖了十年。1957年外部条件全部具备后，沙里宁对十年前的竞赛方案又进行了修改——重新确定了拱门的高度和形状；将其轴线与历史遗产“老法院”对齐；将地面博物馆改为地下；并修改了整个场地景观方
案[8][12]。市长、公园馆长、管理局主任等也共同参与了最终方案的决策。拱门建筑于1959年开工，1965年竣工。博物馆和地面景观工程又相继施工，直到1970至80年代初才陆续完工，并向公众开放（图6）。
图6 ︱建成后的拱门建筑及公园景观
图片来源：The Gate way Arch: An Architectural Dream: 封4
纪念公园的最终建成比这一想法的最早提出迟了近半个世纪，但它仍然实现了两个初衷：一是为杰斐逊总统和美国西进历史建立一座国家纪念公园，二是振兴长年衰败的滨水历史街区。建成后的拱门建筑和公园景观成为圣市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带来约每年250万人次的游客量[9]。它甚至与自由女神、金门大桥、总统山、华盛顿纪念碑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形象的象征。1987年，拱门及周边景观被列为“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6[14]；这座为纪念历史而兴建的纪念公园，终于成为了值得保护和纪念的“新遗产”。
2.32000年代：“城市+拱门+河流”更新计划
进入21世纪，纪念公园面临新的挑战——“缺乏与周边城市地区的联系，可达性不足，活力不足”[12]。2007年，圣市市长委托专家委员会研究相关对策，专家们建议对公园及周边地区进行更新，并再次举办设计竞赛[15]。他们希望新的设计竞赛和公园更新项目能像1930年代的设想和60年代的实践那样，再次激活历史城市的发展。
于是，2009年编制的《公园总体管理规划》中明确提出了“通过扩大项目、设施和合作来激活纪念公园”的策略；并计划举办设计竞赛获得“增加阐释教育机会和游客设施的更丰富想法”[9]。公园更新项目被定名为“城市+拱门+河流”（CityArchRiver project），直接反映出公园与周边城市公共空间加强联系的目标，以及多元主体合作的本质。设计竞赛要求不能损伤作为国家级历史遗产的拱门建筑，重点是对公园与城市、河流的交界地带进行环境改善，增加步行联系，提供更多开放空间；并直言要“创造一个现代杰作”[9][15]。MVVA团队的方案赢得了最终胜利[16]（图7）。
图7 ︱MVVA团队的获胜方案
图片来源：https://www. mvvainc.com
经过几年的筹划和施工，在2015年拱门竣工五十周年之际，更新后的公园各部分逐步向公众开放[17]。2016年6月滨水区工程完工，不仅提升了防洪能力，还增加了一条1.5英里（2.4公里）长的滨水长廊，与城市更大范围的自行车道和步道网络相连。同年11月北门工程完工，将原来的三层车库改造为能容纳更多社区活动的开放绿地。2017年4月场地景观工程完工，以一座宽阔的步行桥横跨高速公路，将老法院、史密斯广场和拱门建筑场地连为一体。2018年7月博物馆扩建工程完工，新入口广场提升了可达性，新展陈布局从更多视角展示两百年的西进历史和城市变迁。7月4日独立日当天，纪念公园再次举办了“圣路易斯博览会”（Fair Saint Louis），迎来25万游客[18]。同年，纪念公园被重新指定为“拱门国家公园”（Gateway Arch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城市+拱门+河流”计划予以高度认可，因为其“不仅增加了访问量，改善了公园与服务不足的社区之间的联系，还对整个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影响”，包括“创造4400个就业岗位和3.67亿美元收入”[19]。新一轮的设计竞赛和更新工程，再一次实现了激活历史城市的目标（图8）。
图8 ︱跨越高速公路连接老法院与拱门景观的新公共空间
图片来源：https://www.archpark.org
从1930年代以建设国家纪念公园振兴衰败的滨水历史街区，到2009年以公园更新计划激活城市文化与经济，杰斐逊国家扩张纪念公园和圣路易斯的城市发展始终相辅相成、互相成就。联邦利益与地方需求在标志性的大规划、大工程*共中**同获得了满足。
3 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的建立与发展
位于美国东北海岸的波士顿是美国大革命的爆发地之一。波士顿市中心见证这段历史的许多建筑和地段，自19世纪开始已被当地民众和团体自发保护。至20世纪中叶，这些历史地段先是以“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的形式被串联成为地方性旅游步道；几十年后又被联邦政府划定为“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下文简称历史公园）。如果说波士顿市中心见证着美国人追求自由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地段和公园则见证着波士顿历史环境保护与共享的发展历程。历史公园的演进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3.11950年代：以“自由之路”激发地方旅游
建立“自由之路”的初衷是为波士顿吸引更多游客，并提供更好的旅游引导和服务。1951年3月14日，《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主编威廉·斯科菲尔德（William Schofield）首次在文章中谈及他与旧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主管鲍勃·维恩（Bob Winn）的新设想，即“在波士顿市中心迷宫般的历史街巷中创建一条步行线路，以引导游客更轻松地游览历史古迹”7[21]。他们最初建议步道名为“清教徒之路”（Puritan Path）、“独立之环”（Liberty Loop）或“自由之路”（Freedom’s Way）。
两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市长和当地政商界人士的支持。三个月后，这个计划被正式命名为“自由之路”，市中心的30条主要街道则安装起指引当地著名历史建筑的标志[22]。最初，这条线路只有从波士顿广场（Boston Common）到北端（North End）的1.2英里（约1.9公里）；地上也没有今天的标志性红线。但根据1953年的记录，已有约4万游客造访过这条新线路。到1958年，更多当地商家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地方商业领袖们自发建立起“自由之路委员会”对旅游线路开展营销。同年，市政府在地面上铺绘了红线，使步道更加醒目[22]。1964年，委员会转变为“自由之路基金会”，专门负责线路相关的保护与促进工作，一直延续至今。1972年，线路延长至查尔斯顿（Charlestown），全长2.5英里（约4.0公里），串联16处历史建筑及地段，形成今天所见之规模。如今，每年有超过400万游客造访这条全球著名的城市历史步道。它每年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以及酒店业、旅游业和教育领域充足的就业机会[22]（图9, 10）。
图9 ︱1950年代的自由之路
图片来源：https://www.thefreedomtrail.org
图10 ︱2019年的“自由之路”
图片来源：笔者自自
不过，虽然该线路串联的其中10座历史建筑在1960年前后被指定为国家级历史遗产，但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条历史步道在整体上仍然只是地方团体自发运作的旅游线路。
3.21970年代：变身“国家历史公园”
1974年10月，福特总统签署的《第93-431号公共法案》正式授权建立“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23]；先前组成“自由之路”的部分历史建筑和地段被纳入其中。促成公园建立的直接契机是两年后的美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为了迎接这场国家庆典，国家公园管理局在1970年代中期新规划了3个国家历史公园8[3]，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是其中最具挑战、也最具标志性的一个[24]（图11）。
图11 ︱1974年《公共法案93-431》和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构成示意
图片来源：据Connect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改绘
这个历史公园的标志性，首先是因为它与“美国大革命和美国国家建立与生长的深刻关联”[23]。组成公园的首批7个历史建筑及地段，正是美国大革命中主要事件的发生地和代表人物的故居故迹9；它们也是波士顿地区最早被列为国家级遗产的历史资源10[25]。而建立这处历史公园的核心目的，正是结合这些物质环境证据建构国家层面对这段历史的官方叙述。公园的第二个标志性，体现在它是“美国国家公园权属关系和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全新概念”[10]。构成公园的7个历史建筑不仅在空间上不连续，而且一直由不同的地方及私人机构保护和管理[24]。这种空间和管理上的双重复杂状况，对即将建立的历史公园的规划管理提出了挑战；但也催生了由联邦、州、市政府及私人机构合作管理的新机制，成就了国家公园规划史上的“转型之作”[26] [27]。
1975年，国家公园管理局为该公园编制的《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五个目标：（1）保护公园内的各种历史资源并维护其历史整体性；（2）通过阐释相关国家历史和理想启发、教育美国民众；（3）引领社区历史保护与阐释；（4）支持并利用现有的设施和交通系统；（5）与当地社区以及国家建立更强的关联[28]。这些目标反映出管理局不希望将该公园塑造为一个孤立于城市环境之外的封闭国家公园，而欲建立国家公园与地方城市之间更好的融合。此后，管理局的规划团队就联邦政府在公园开发管理中的参与程度、游客中心的位置和功能、历史阐释的重点与层次、各联合业主的责权范围等，提出了4种规划组合方案；最终选定的方案定位于“一个与更大社区互动的公园”[10]（图12）。相应地，管理局作为联邦政府代表，与私人业主分别签订合作协议，拥有有限的管理、阐释、技术支持等权利；私人业主则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他们原来的所有权、管理、阐释和财务方式[29]。
图12 ︱1975年《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总体规划》中的四个方案
图片来源：据Planning Directive：Boston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绘制
相比于此前国家公园统一*地征**、规划、管理的传统模式，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的规划管理模式发生了很大调整，以应对特殊的城市环境和产权现状。不过，这种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2002年发布的《波士顿长期阐释规划》就指出公园存在如下问题：游客体验不协调、不连续；历史阐释分散而零碎；公园缺乏整体形象；也缺乏信息和设施中心；游客甚至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国家公园[26]。此外，虽然公园规划的初衷是“融入社区”，但这一目标在整个规划过程中体现得并不成功。丹尼斯·弗兰奇曼（Dennis Frenchman）教授基于对社区居民的调研访谈指出：“该公园的核心目标仍然是单一价值观地阐释这些遗产在美国国家历史中的价值，而并未真正关注社区需求”[27]。
3.32000年代：《城市议程》和“城市中的公园”
近年来，为了应对城市人口的结构和需求变化，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正尝试通过一系列社区活动来增强国家公园与社区生活的联系[30]。例如，2016年公园在查尔斯顿举办“PARKing day”活动，在国家纪念碑周边营造出一个专为社区服务、展示社区历史的临时公园[31]。再如，公园与中国城共同倡议了“波士顿中国城社区遗产计划”，帮助市中心的移民社区开展历史保护（图13）。不同于前述圣路易斯市的“大规划”和“大工程”，波士顿的项目多是小尺度的、社区合作性的。此外，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也正在积极探索与都市区内另外两个国家公园11的整合可能，以鼓励都市区内国家公园更紧密的合作。
图13 ︱近年来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开展的社区活动
图片来源：https://www.nps. gov/subjects/urban/boston.htm
上述颇具新意的活动都是在管理局2016年发起的《城市议程》（Urban Agenda）指导下所开展。该《议程》提出的背景源于管理局深刻认识到：未来将有更大规模、更多元化的人口向城市地区聚集；而处于城市地区的国家公园需要为变化中的城市社群提供更好的服务[19]。在《城市议程》的“示范城市”计划中，波士顿被视为“城市中的公园”（A Park within a City）类型典范。因为波士顿都市区所拥有的3处国家公园、57处国家历史地标和300多处国家注册历史场所（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都不是传统意义上可以独立存在的历史遗产，而是复杂城市历史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需要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管理。在此背景下，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致力于实现“更充分的社区参与，更可持续的服务和设施管理，持续改善可达性和交通设施，以使公园和活动能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社区发展”[19]（图14, 15, 16）。
图14 ︱位于Faneuil Hall首层的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游客中心
图片来源：笔者自摄
图15 ︱新改造的北端（North End）历史广场
图片来源：笔者自摄
图16 ︱市民和游客共享的波士顿市中心历史环境
图片来源：笔者自摄
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建立的“前半段”，经历了从民间自发的历史保护，到地方团体运作旅游线路，再到联邦立法建立国家公园；表现为从“地方主导”走向“国家主导”的过程。“后半段”则从对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权威阐释，走向为社区服务、为地方服务；即从“政府导向”走向了“社区导向”，反映出历史保护与阐释的新趋势。
4 不同模式，共同趋势
前文分别考察了位于圣路易斯和波士顿的两个历史类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其中展现出历史类国家公园规划演进中的两种不同模式：
杰斐逊国家扩张纪念公园的建立和发展，始终带有明确的双重目标，即在联邦层面上建立一座国家纪念地和在地方层面上振兴衰败的历史街区。两者的相辅相成，决定了这是一场双赢的合作。联邦和地方主导者共同选择了以设计竞赛撬动国家级建设工程的运作方式，注定了大规划、大工程的模式。不过，联邦机构在公园的规划建立过程中扮演着更强势的角色——国家级遗产的识别原则深刻影响着该历史地段上的遗产保护，以及纪念公园的最终面貌。尽管如此，在前后两次大规划、大工程的酝酿、规划、实施过程中，联邦利益和地方利益都得到了满足。1947年和2009年的两次设计竞赛尤其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这两次竞赛不仅征集到优秀的空间形态设计方案，也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为实质性的城市复兴提供了铺垫。
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的建立和发展，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渐进过程——即从民间自发保护历史建筑，到地方团体运作旅游线路，再到联邦授权建立国家公园。整个过程中并未出现圣路易斯那样的大规划和大工程，也没有联邦机构过分强势的干预。作为联邦代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反而是基于历史资源分散、参与主体多元的复杂现状，积极探索在历史城市环境中建立国家公园的更适合的规划管理方式。这也标志着国家公园管理局深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其传统公园规划方式，为城市型历史公园探索新的模式。
虽然两个公园的建立过程和规划方式有较大差异，但它们在应对变化的更新过程中仍然表现出共性趋势：
首先，两个公园都反映出人们关于历史保护的价值判断和规划手段在不断进化。1940年代的圣市纪念公园仅完整保存了两座国家级遗产，而将周边历史环境和具有其他价值的潜在遗产全部清除。三十年后，波市历史公园则吸取教训，更加尊重对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1965年建成的圣路易斯拱门（Gateway Arch）本是为纪念二百年美国西进历史和圣路易斯市的“西进门户”地位所创作；但这座纪念性建筑本身于1987年也成为了法定的国家级遗产，并在2009年公园更新工程中受到严格保护和极力彰显。两个案例的保护实践都说明，人们对待历史资源的态度、保护手段及方式，以及作为其物质结果的历史公园，总是动态变化的。
第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两个公园都愈发重视与周边社区和城市环境的积极联系。2009年圣市纪念公园更新工程的初衷是跳出国家公园的边界束缚，与城市中心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波市历史公园的工作重点则转向更好地服务周边社区和居民。纵观两个公园大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他们对待历史资源的着眼点似乎经历了“识别—划定—保护—阐释—享用”的转变，越发重视历史环境“为人所享”的根本使命。这也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城市议程》的长远目标相合，即城市历史公园应积极探索为变化中的城市社群提供更好服务的可能。
第三，虽然历史类国家公园凭借保有国家级历史遗产而建立，但公园也无法脱离具体的地方城市环境而孤立存在。因此，联邦利益和地方需求的共存不可避免，并且这种契合正是历史类国家公园建立与发展的基础。圣市纪念公园的契合点是借由国家纪念地而振兴衰败的历史城区。波市历史公园的契合点是将地方运作的旅游线路提升为国家认可的历史资源。虽然两个公园的建立过程、规划模式存在差异，但从联邦-地方合作的角度来看，都是“双赢”的成功案例。
5 结语
以上两个案例展现了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建立、规划、更新的不同方式，也呈现出其历史环境保护与公享的若干共性趋势；尤其在历史价值和保护手段的与时俱进、历史环境为人服务的发展趋势、国家与地方层面的合作共赢三点上颇具启发性。当前，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历史遗产保护体系，但在历史环境共享的道路上仍有不断探索的必要和空间。我国也已形成多元化的国家级公园体系，但其中却较少涉及历史文化相关内容。虽然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制度有异，但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在历史环境保护与共享方面的经验、教训、模式、趋势仍值得我们关注。
感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Bish Sanyal、Louise Elving、Tunney Lee等教授为本研究提供资料和建议，感谢Sarnai Battulga、Vakhtang Kasrelishvili在调研阶段的帮助。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978360、51608292、51978361）、亚洲文化协会（ACC）资助。
注 释
1国家公园管理局以“保护国家公园体系中未受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及其价值，为了当代人及后代人的享用、教育和启发”为使命（详见参考文献[6]）。
2当前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中的419个单位被划分为20个官方类型，“国家历史遗迹”是其中之一。
3该滨水历史街区衰败后，圣市一直都有对其重新开发的想法，曾提出多个方案，但均未能实施，直到1930年代史密斯提出建立国家纪念公园的想法。
41934年4月，密苏里州政府成立了Jefferson National Expansion Memorial Association (JNEMA)；同年6月15日，国会通过联邦法案成立了United States Territorial Expansion Memorial Commission (USTEMC)。
51935年《历史遗迹法》授予内政部长调查并指定联邦土地上“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历史遗迹、建筑及物体” 的权力和责任，产生了名为“国家历史遗迹”（national historic sites）的法定遗产名录。该法还授权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统一管理这些经过指定的国家历史遗迹。
6“国家历史地标”（NHL）是自1960年开始指定的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历史遗产（包括历史建筑、地段、结构、物体、街区等多种形式）。其法律依据依然是1935年《历史遗迹法》。全美现有2600余处国家历史地标。
7详见：Boston Herald, March 14, 1951; Boston Traveler, March 8, 1951.
8另外两个分别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Valley Forg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1976年7月授权）和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Ninety Six National Historic Site（1976年8月授权）。
9首批授权的7处遗产分别是Faneuil Hall、Paul Revere House、Old North Church、The Old State House、Bunker Hill、Old South Meeting House、USS Constitution。1978年修改立法增加了第8处遗产Dorchester Heights Monument。1980年又增加了位于Charlestown Navy Yard的3个历史地段。
10Faneuil Hall、Old South Meeting House、Old State House 于1960年10月9日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USS Constitution于1960年12月19日被指定；Paul Revere House、Old North Church于1961年1月1日被指定；Bunker Hill Monument于1961年1月20日被指定。全美首批（1960年10月9日）指定的92处“国家历史地标”中，有4个属于波士顿Freedom Trail，其中3个后来被纳入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
11分别是“波士顿非洲裔美国人国家历史遗迹”（Boston African American National Historic Site,1980年授权）和“波士顿港岛国家休闲公园”（Boston Harbor Islands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1996年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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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人类居住》杂志
2020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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