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金术士
05 阿瑟·伯恩斯的苦恼
所有总统在那个星期五都需要两架直升机——为了世界经济，他们最好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地方出发。如果让媒体记者看到海军一号从白宫的南草坪起飞，并知道了1971年8月的那个周末随同理查德·尼克松在大卫营参加乡村活动的官员的完整名单的话，他们就会泄露关于国家货币政策将会转向的消息——而这将会破坏整个计划。
为了远离公众视线，第二架直升机从波林空军基地起飞。在飞驰的汽车里，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告诉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这将会是1933年3月4日以来，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周末。”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了一次银行假日来阻止备受挫折的美国金融机构的持续恶化。
在28分钟的飞行之后，尼克松在阿斯彭小屋的客厅中（可以俯瞰马里兰州的卡洛琳山脉），聚集了众位大佬。有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在约翰·肯尼迪被*杀暗**时与其同乘一辆汽车，同时也受了伤。还有白宫助理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不久之后他将会成为私募行业的先行者。除此之外，还有预算主管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以及他的代理人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将会分别作为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引导冷战结束。高大、安静的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也出席了会议，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将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这些人聚在一起对美元的未来议论纷纷。几十年来，美元一直与黄金挂钩，维持着35美元兑换1盎司(7)黄金的水平，但这种关系正在遭受冲击：全球投资者认为，美元的真实价值有所下降，所以他们就利用其与黄金的“可兑换”，将美元换成黄金。美元价值将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的传闻只会助长投资者兑换更多的黄金——他们更愿意持有黄金，因为这样能够获得最大收益。如果聚集在大卫营的政要们无法给出解决方案，那么美国终将耗尽全部黄金储备。出于完全保密的考虑，尼克松解释说不能向外打电话。沃尔克那时认为，如果给他10亿美元且不干预他的行动，那么他将赚取大量利润，因为他知道为了弥补230亿美元的赤字，政府将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个回答是美联储将会提高利率，以提高美元的价值，使其与黄金挂钩。但是，失业率已经高达6%，而且总统将在次年谋求连任，这对于尼克松和他的助理来说是个噩梦。他将其在1960年选举的失利归咎于竞选时期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因此，尼克松指示他的团队找出方法处理危机以避免对美国经济震动过大。阿瑟·伯恩斯——名义上独立的美联储主席，保证他将会给予全力支持，尽管他反对此次峰会上即将达成的必然结果——抛弃金本位，“总统先生，”他说，“我会尽我所能提供帮助。”
在周末结束时，15人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收到了绣有他们名字的大卫营防风外衣——尼克松总统将当时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大淘金》（Bonanza）切换为他在办公室发表的演说。美国正在落实工资和物价控制，并尝试用法律降低通胀。同时，美国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结束了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由世界各国领导人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创建的用来阻止大萧条灾难复发的世界金融架构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央银行长们带来的另一场20世纪的大失败。
“防风外衣小组”希望他们最终可以找到抑制通胀而又不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办法。但结果却是，巨大的通胀才刚刚开始。这是央银行长们在20世纪的又一次大败笔。尽管这一次的后果较之19世纪二三十年代所犯的错误轻微一点，但伯恩斯确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努力阻止黄金兑换窗口的关闭……但是没有成功，”美联储主席在会议前夕的日记中写道，“黄金兑换窗口可能将会在明天关闭，由于我们有一个无能的政府，这种无能不仅指领导层的建设能力，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这真是人类的悲剧！”
避免灾难性的转变是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
阿瑟·伯恩斯是一位追求完美的教授，一头中分的白发、厚眼镜，手里一直拿着烟斗。他“为人谦恭，是一位博古通今的绅士”。一位文件记录员写道。他出生于1904年，对经济将会再次挫败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就像他年轻时所见证的大规模失业的情景一样，“他是从大萧条走出来的一位人物，”一位校友曾这样评价他，“那是他走向学术成熟的时期，他见证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衰变。他学到的教训是，避免灾难性的转变是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
尼克松澄清了他希望伯恩斯确保美国战后经济繁荣且不会在他的任期内出现动摇的传闻——特别是在1972年的竞选中，“我尊重他的独立性，”尼克松谈到1970年1月伯恩斯在白宫东厢的宣誓就职时说，“但是，我希望他的独立性可以考虑听从我的观点。”为了避免任何关于这些观点的困惑，尼克松继续说：“这是对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的信任的一票。”
美联储的高级职员史蒂芬·阿克西尔罗德（Stephen Axilrod）回忆起被传唤到白宫简要介绍货币政策细节时的情形。直至最后，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总统最亲近的助理之一）突然到访，“当你早晨起来，对着镜子刮胡子时，”阿克西尔罗德回忆起埃利希曼当时的发言，“我希望你能仔细思考一件事，那就是问问你自己，‘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来提高货币供给量？’”关于尼克松，伯恩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知道只有抑制自己的想法，全方位地妥协于他的权力，才能在将来被接受——尽管在法律和道德上我都是错误的。”
当伯恩斯表现出明显的独立性时，尼克松当局会通过强硬手段向其施加压力。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一位总统顾问，他之后被牵涉到水门事件中）四处散播伯恩斯要求加薪50%的同时还催促控制全国薪金上升政策的实施的言论。白宫散播的另外一个谣言是，当局正在考虑更换美联储的管理层，欲将美联储调整到当局的行政机构中，同时将美联储委员的人数加倍至14人，进而削弱美联储主席的权力。伯恩斯将之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40年前注定失败的压缩最高法院的计划相比较。
但是，这位美联储主席的回应正如尼克松与他的助理们所希望的那样。当与总统会面时，伯恩斯甚至接受了被政治操作的官方语言，“时间越来越短了，”他在1971年12月10日告诉总统（根据总统办公室的录音），距离竞选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希望经济能够继续增长。”
除了政治压力之外，伯恩斯的行动还被一些基本的经济误解所影响。这是一个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为经济发展定调充满信心的时代，也是一个任何比例的失业率都不能被容忍的年代，甚至是用高通胀作为交换。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认为，哪怕是3%的失业率——以任何历史标准来看都是令人震惊的低，都是一个“非完美主义者的目标”。1950—1968年间的平均通胀率只有2%，但为了追求异常低的失业率，美联储忍受了物价的飞速上涨——先是1968年的4.7%，随后在1969年达到了5.9%。1970年年底，《时代周刊》发行的一期封面上有大量的美元账单，乔治·华盛顿的脸颊上印有一滴流下的眼泪，上面用红字潦草地写着：“价值73美分。”
短短几年之间，通胀的阴影就已深深嵌入战后美国人的心中。企业和消费者们都开始接受物价上涨的新现状。在1970年签订的一项协议中，卡车驾驶员的年均工资增长了15%，火车工人的工资增长了13.5%，建筑工人的工资平均增长了17.5%。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卡车司机、火车工人以及建筑工人事实上并没有在同期增加两位数的经济产出。相反的，高工资的结果是高物价，这依次提高了面包、牛奶以及其他物品的价格。
这一恶性循环在20世纪70年代初逐步发展起来，伯恩斯并没有做什么来阻止这一循环。美联储在1971年年初甚至降低了利率目标（当时的年通胀率已经超过4%），随后在秋天又再次出台了宽松的政策，这最终导致了美联储放弃金本位的后果。
美联储主席也有一些不走运。美国在1972年的天气十分不适于农业耕作，而这抬高了1973年所有食物产品的价格。肉、家禽和鱼的价格甚至在1972年8月至1973年8月的12个月之内上升了40%——这实在是太快了。作家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写道：“牛排餐厅的菜单中打印出来的价格上都贴上了白色的手写价格的贴纸。”
1973年10月，埃及在犹太人赎罪日对以色列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袭击。美国立即对以色列施以援手。10月16日，作为报复，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原油价格提高了70%。这一行动动摇了人们对未来石油行业的信念，不少公司开始囤积石油。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汽油的价格从42美分／加仑上涨到了55美分／加仑，这对美国人心理上的冲击比经济上的还要糟糕：石油无法从燃油供给充足的地区转移至短缺的地区，部分地区只能耗尽汽油。时代的标志性景象变得异常沉重，许多低效的汽车在仅有的几个没有挂着“抱歉，没有汽油”的加油站外一字排开。
和30年前一样，如何盯住商品价格成为央银行长们要面对的一个难题。通常，高价的食物和汽油被视为是脱离了央银行长们控制的一次性跳跃，他们往往不会做出提高利率的反应。但如果高价格的汽油导致了高通胀的预期的话，那么将会很有可能提升利率。对于伯恩斯和美联储来说，石油价格的冲击才是最糟糕的，此时的高通胀预期已经脱离了控制。消费者价格指数从1973年的8.9%飙升至1974年的12.1%。
甚至在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接任之后，伯恩斯与美联储都没有回应。他们认为，为了使通胀降低至可控制的水平，利率需要被提高，但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滑坡。他们被年轻时大萧条的噩梦缠绕，再次出现同样的经济滑坡是不能容忍的。
当伯恩斯的任期在1978年结束时，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命了倒霉的G.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为美联储主席。米勒是俄克拉何马州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学习法律专业，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方面的背景。他会在理事会会议的桌子上放一个煮蛋计时器来限制知识分子的冗长言论，并规定每人的发言时间为3分钟。他还放了一个“请勿吸烟”的牌子，但他的同事们通常都会忽视这个牌子。一位职员说，米勒认为美联储“就跟他之前担任董事会主席的那家多样化的企业集团一样”。
更值得注意的是，米勒惧怕衰退，拒绝使用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到1979年夏天时，通胀率达到了10%，卡特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将米勒“提拔”到了财政部部长的位置（但这个位置的实权相对较少），同时他在寻找一位会严肃对待通胀的人选。为了寻找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卡特转向了这个国家最成熟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他曾在4任总统麾下工作，并在早期的国际金融体系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参加了1971年夏天尼克松的大卫营聚会。这是一个将会改变世界经济在未来10年走向的人事决定——同时这也导致卡特在1980年的连任竞选中败给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保罗·阿道夫·沃尔克（Paul Addph Volcker），一个一米八九的大个子，此时被赋予一项伟大的工作。卡特选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是因为当时世界金融市场正在加速丧失对美国经济体系的信心，而沃尔克作为纽约联储的主席，能够提供任何其他候选人所没有的：及时的公信力。在职位任命之前与总统的会面中，沃尔克告诉卡特他有意缩紧货币供给来对抗通胀。这正是卡特寻找的候选人——但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知道自己之后将会得到什么。
沃尔克是个有着双下巴、说话略微含糊的人，有短暂的银行工作经验，但从未在私人部门待过足够长的时间来获得大量财富。他是新泽西州蒂内克市市长的儿子，抽着便宜的安东尼奥·克利奥帕特拉牌雪茄，住在华盛顿一间狭小、杂乱的公寓里，常在昏暗的中餐馆而不是乔治城的高档沙龙里吃饭。这在美联储是一件怪事，他在获得晋升之前必须接受大约50%的减薪［作为区域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首脑，他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私营企业员工，工资比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被认为是更纯粹的公务员）只多一点］。这位在美国权力榜上排名第二的人每年赚取约6万美元的工资。
在沃尔克接手的那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至13%。美联储委员亨利·沃利奇（Henry Wallich）在还是一个孩子时目睹了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我曾经说过，从未想过这可能发生在美国，”沃利奇说，“但现在我没有那么坚信不疑了。”9月，沃尔克得出结论，整个美联储的“剧本”都要被废除。不是提高利率而是要尝试不同的目标定价方法——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方法是提高借款成本至史无前例的水平。
在搭乘空军飞机前往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途中，沃尔克对卡特的经济顾问们阐明了他的计划。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计划。诚然，卡特希望降低通胀，但是，较高的利率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滞后好几个月才会出现。目前，距离总统的连任竞选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了——这意味着当他们的总统在第二次竞选拉票时，沃尔克的新政策将会让失业率飙涨。
巧合的是，退休的阿瑟·伯恩斯也来到了贝尔格莱德并做了一场演讲。他描述了无论央银行长多么希望与通胀对抗，如果没有政府当局的支持，他们就无法真正实施。充满了自我辩白与借口开脱的这场演讲有着一个夸张的题目：《央银业务的苦恼》（The Anguish of Central Banking）。
“金发女孩经济”
1979年10月6日，是华盛顿历史性的一天。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第一次以罗马教宗出访的形式来到了白宫。保罗·沃尔克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来到一个可以俯瞰国家广场的会议室，试图彻底结束“大通胀”。上午10点会议开始，卡特将会在三个半小时后的白宫北门廊迎接教皇，“目前是左右两难的情况，”沃尔克说，意味着同时有经济萎缩和持续且急速的通胀的巨大风险，“完全克服困难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这也许是个错觉。眼下我们不得不将赌注压在其中一条或另一条上，然后继续前进。”
在沃尔克长达6个小时熟练的官僚伎俩战术下，他的委员会同意了主席想要开展的方案：因为之前的缘故，美联储开展的目标不是货币价格而是银行系统中的货币数量。一般地，美联储会为货币设定一个价格——经济中的美元数量取决于银行、企业和消费者对该价格的反应。这就相当于餐厅为一个汉堡定价为10美元，汉堡的数量将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以这个价格购买。
但是现在，为了处理过多美元在经济中流动这一现实，美联储开始采取不同的措施。取代原来的方法，美联储将声明要求的货币量，同时根据希望达到的货币量调整利率。这就好比是，一家餐厅计划卖100个汉堡，然后通过调整汉堡的价格来达到这一目标，无论这意味着一个汉堡是10美元、8美元，还是12美元。实际上，美联储正在承诺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无论需要将利率拉到多高。连年天文数字般的通胀之后，将货币供应量下降至新的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汉堡的成本将会很高。
沃尔克的新闻助理乔·科因（Joe Coyne）开始召集记者们并告知他们晚上将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跟进央行新闻的记者们在星期六下午的例行电话通知中并没有收到这个令人惊讶的新闻发布会消息，因此他们纷纷穿着便装赶来。在科因打电话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后，华盛顿分社的社长回电，他只有一个摄影团队能在那天工作——而那个团队正在跟进教皇的访问。“我告诉他，这场新闻发布会将在教皇离开小镇后被久久地铭记。”科因在之后回拨时说道。
随着50个记者挤进了会议室后，沃尔克在下午6点走进了会议室，两侧的后方跟着两位助手（每一步都跟在主席后方）。沃尔克从纠正一周前在金融市场上四处流传的两则错误信息开始，“我将会告诉你们这个新闻发布会的主要目的，”他说，“我并没有辞职，与最新的谣言相反，我还在这里。”
随后，他开始讲中心议题：美联储政策委员会决定开始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同时将会提高银行借贷利率整整一个百分点。新闻界主要聚焦于之后所采取的行动，这将会更容易理解。然而在美联储的政策改革中，这种看似技术性的改革弱化了那天报道的重要性；沃尔克也有意降低它的影响。当被问到这一措施是否会导致经济滑坡时，他说道：“你将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耶鲁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稍后说：“伯恩斯抽烟斗，沃尔克抽雪茄。但都会产生烟雾。”
沃尔克不久就变成这个国家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因为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来促使货币供应量达到新的目标。“信贷危机正在到来，”《新闻周刊》在1980年3月发出警告：需要注意到的是美国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正在要求它的信用客户提供更高的偿付，同时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开始停止*抵押无**的个人*款贷**。随着利率超过20%，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住房抵押*款贷**。相关的建筑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滞了。
建筑商开始寄送0.6米乘以1.2米的木板给沃尔克来表示他们的抗议（数十年以后，他把其中一个给了本·伯南克；它仍待在主席办公室的一个书架上）。汽车制造商也非常生气：高利率意味着消费者难以支付购买汽车的利息。但胜过建筑工人的是，他们给沃尔克寄送了卖不出去的车钥匙。但农场主的情况可能是其中最糟糕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玉米的价格在乡郊还会持续上涨，许多农场主都通过*款贷**购买了更多的土地。随着粮食价格的下降和利率的上升，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他们的农场。他们驾驶着拖拉机来到华盛顿，围着美联储宏伟坚固的总部绕行来表达他们的抗议。
其他的抗议活动就没有这么和平了。1981年，一个声称对高利率非常失望的人带着一把短猎枪、一把手枪、一把刀和一个假*弹炸**越过了美联储总部后面的守卫。他被一位临时负责主会议室的守卫击毙，沃尔克随后第一次被配备了一个全职安全特遣队。
沃尔克在国会前来回走动，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解释美联储的策略，就像一个立法委员一样不断引发他们的选民对这位不修边幅、使得他们借贷困难的男人的怒气。“我们摧毁了美国梦。”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代表乔治·汉森（George Hansen）说。建筑行业杂志则指控沃尔克“预谋已久，是谋杀数以百万计小型企业的冷血元凶”。
1982年，当沃尔克判断高通胀的恶性循环已被瓦解时，他开始降低利率。那一年，价格只上涨了3.8%，是10年中最低的年度数据。把通胀预期拉到合理水平的代价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滑坡，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但是，沃尔克带来的衰退为之后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台阶。美国人不会再忍受令人不适的物价飞涨。企业将会更有自信地投资，因为它们相信这些投资将会获得回报。放款人将会更为舒适地扩展*款贷**，因为他们相信收回的钱是有价值的。同时，美联储获得了高通胀时的公信力，打破了高预期通胀的循环，成就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沃尔克的成就让格林斯潘更容易做到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胀；一旦人们相信美联储将会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来保持价格远离不受控制的螺旋上升，那么，只需要一点轻微的利率变动——或者是美联储主席的几句话，就可以控制物价上涨。
当央银行长们领教了发行过少或过多的货币可能导致的后果后，他们就得到了教训。同时，“金发女孩经济”覆盖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这是一段持续繁荣与低通胀并存的美好时期。大通胀已经结束了，同时“大缓和”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