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核*器武**从诞生到今天，全球出现的核危机不下几十次，有核国家在国际问题上宣示或炫耀核*器武**时时发生。核*器武**自二战末期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后，就再未在实战中使用过，但在冷战时期的局部战争或国际冲突中，美国曾经多次考虑使用核*器武**。以历史回眸的角度来看，搜寻和考察美国曾经的计划用核事件，有助于我们对当今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杜鲁门政府时期（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冷战的萌芽就已经渐渐地浮现出来。1945年7月26日，反法西斯盟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军部强硬派采取拒绝投降的立场。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弹子**，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对于这次首次使用核*器武**，当时国际上并未出现过多的非议，特别是在美国国内，由于美国政府的宣传，普遍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几十万进军日本本土美军的伤亡。但实际上，当时日本败局已定，美国使用原*弹子**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弱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影响，强化美国国际地位。可见，在核*器武**从开始运用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渗入到国际关系体系中去了。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苏两大阵营随即进入了势力范围的“官子”争夺阶段，首当其冲的是在东欧地区爆发了的里亚斯特危机。1946年8月9日，南斯拉夫迫降了一架进入其领空的美国*用军**C-47运输机，8月19日，另一架飞往维也纳的美军同型机被南斯拉夫战斗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恩斯(James Byrnes)当时在巴黎参加会议，闻报后恼怒到几乎向南斯拉夫发出最后通牒的地步。当时，美国因为二战胜利形成的国际地位如日中天，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器武**的国家。于是军方强烈要求再次使用核*器武**进行报复。在参联会上，军方讨论了为军机护航的方案。从8月25日开始，美国实施了轰炸机飞行计划。当时还没有导弹，而美国出动B-29轰炸机是专门用以携带*弹核**的，意为对南进行核讹诈。南虽然口头上还很强硬，但实际上做出了妥协。美国也知道南斯拉夫并不像其他东欧国家与苏联关系那样紧密，也有意不再强化与南斯拉夫的矛盾，这样，这次飞机事件才得到了缓解。
冷战双方阵营在德国的激烈竞争是最为典型的，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也曾计划使用核*器武**。1947年，美英等国对柏林西部进行货币改革,苏联开始对柏林实行全面*锁封**。1948年6月，为了迫使苏联解除对西柏林的*锁封**，美国采取两项措施对苏联进行反击：一是把B-29轰炸机派往德国，把载有原*弹子**的两个B-29轰炸机大队派往英国，并在英国建立战略空军基地；二是指责苏联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惜将200多万西柏林居民当作人质，从而把制造紧张气氛和分裂德国的责任推给苏联。虽然美国对苏联剑拔弩张，但都不愿挑起战争。最后经过秘密谈判，化解了危机。危机期间，美国曾经计划对苏联使用核*器武**，但最终经过研究，否决了利用核*器武**打击苏联的计划。
冷战映射在东方最初表现是引发了东北亚地区的朝鲜战争。1950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后，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受到沉重打击，不断向南溃逃。11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开始讨论使用核*器武**挽救战场危局的问题，即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原*弹子**及可能出现的利弊。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出兵提出警告，威胁要使用核*器武**。12月初，他下令将原*弹子**部件运至远东，存储于航空母舰上以备使用。1951年1月，志愿军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胜利，美韩在战场上节节失利。2月，麦克阿瑟提出了动用核*器武**打击中国的计划，要求参联会授权他使用原*弹子**的权力，即使导致苏联参战也在所不惜。4月，经杜鲁门批准，美国9架B-29轰炸机携带原*弹子**飞至关岛，以备不时之需。1952年年中，杜鲁门还批准了“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请求，在远东地区部署具备核能力的轰炸机，计划在必要时对中国东北空军基地进行打击。
虽然最终这些计划都只尘封于档案之中，但不难想象，在杜鲁门执政时期，“非常规战争”概念还没有形成，美国仍然沿袭二战时的军事思想，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核*器武**的巨大破坏力和带来的国际影响，认为战争仍然是常规战争，核*器武**只不过是一种新型的“超级*弹炸**”而已。
二、爱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1961）
艾森豪威尔十分重视核威慑的作用，并倡导战术核*器武**在实战中的运用。在国家的防务问题上，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也很赞同艾森豪威尔倚重核*器武**的观点，他在谈到“大规模报复”核战略时认为，美国阻止侵略的手段主要依赖“按照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刻使用核*器武**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能力”。
1952年12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赴朝鲜半岛视察，以期找到结束战争的途径。他认为，如果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话，可以进行大规模进攻来打破僵局。出于尽快结束战争和避免可能造成美军重大伤亡考虑，他决定采取强硬态度。1953年1月，他上任总统后不久就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使用原*弹子**的选项。国安会据此做出计划：如果谈判破裂，可以发动对“鸭绿江大桥和满洲基地的常规空袭，必要时使用核*器武**”。7月23日，朝鲜停战协议即将达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依然考虑：如果中国违反停战协议，就要“使用核力量来对付他们”。
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美国开始对共产主义在印支地区蔓延产生恐惧。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奠边府战役中，美国考虑使用核*器武**解困法军。1953年11月，法军空降占领了越南西北奠边府盆地地区，意以此分隔北越根据地、中国西南与越南接壤地区及老挝战略要地三地之间的联系。1954年3月，北越经过4个月的充分准备，发起了奠边府战役。战役中，约11,000名法军受到北越部队的围困，弹尽粮绝并有着被全歼的危险。在法国求助下，美国表示将用核*器武**“对付印度*那支**发生的小规模战争”。3月24日，美国参联会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上书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秃鹰”（VULTURE）计划，打算从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出动60架B-29轰炸机，在东京湾（Gulf of Tonkin）及第七舰队航空母舰的战斗机护航下，对奠边府一带的北越*队军**进行大规模空袭，同时投掷3枚战术核*器武**。美空军参谋长等军方一致支持这项计划，认为奠边府周围是没有大城市的荒野地区，为使用核*器武**的理想场所。由于缺乏盟国的认同和配合，美国取消了该计划。最终北越取得巨大胜利，击毙和俘虏法军1.62万人，对法国及其支持者美国的震撼极其强烈。
两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为反击美国和蒋介石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1954年9月3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实施炮击，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9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以雷德福为首的强硬派强烈要求美国参与一江山等岛屿防务，协助轰炸大陆，并在适当时机使用核*器武**。美国认为如果承担更多的对台义务，会有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的危险，最终放弃了这项选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台湾国民*党**当局掀起了“*攻反**大陆”的叫嚣，美国为了加强对大陆的威慑，甚至为在台湾海峡部署核力量做准备，将可发射战术核炮弹的24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部署于金门地区，并在台湾建造可供B-52战略轰炸机起降的大型机场。1957年3月6日，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台湾部署可携带*弹核**头的“斗牛士”中程导弹达成协议，并于5月6日就此发表了联合声明。1958年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马祖，打击美蒋的猖狂挑衅。
在朝鲜战争中受到的挫败使美国认识到，必须寻求一种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更加有效的军事战略。基于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抛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战略认为，依靠常规战争的传统军事战略，无法战胜像苏联和中国这样拥有强大常规战争潜力的国家，也无法慑止各种非常规战争的挑战；鉴于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美国要借助核*器武**夺取战争胜利，从而不再需要在地面上和敌人进行一场耗费巨大的战争。它吸收了杜鲁门的“遏制”思想，但比之更具进攻性和危险性。
三、肯尼迪政府时期（1961－1963）
肯尼迪在1963年11月遇刺不幸身亡，虽然他执政时间短，但对外政策强硬，在冷战中总体上走的是鹰派路线。
1958年，爆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到1961年危机不断走向高潮，大批东德居民（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逃往西柏林，引起东德经济濒于崩溃。4月，肯尼迪的特别顾问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向美英首脑汇报应对柏林问题时认为，政治和经济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军事措施，甚至是核报复。要让苏联相信，西方不惜使用核*器武**。后来，艾奇逊在肯尼迪的授权之下就应对柏林局势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西方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通道问题威胁使用核*器武**，这似乎难以成功；二是以小规模部队渗透柏林，进而升级为核战争。8月12－13日，东德在东、西柏林边界拉起了铁丝网，进而又筑成混凝土高墙，即柏林墙。随后，美国和苏联相继作出了一系列强硬姿态。9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准备用战术核*器武**来保卫在柏林的重大利益。10月24日，肯尼迪发布备忘录指出，如果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就要使用常规部队，然后是核*器武**，全面战争可能随期而至。 虽然美苏对抗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都不愿意走向战争。经过两国首脑沟通，第二次柏林危机得以缓解。尽管如此，1962年，美国和北约还是制订出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计划，包括使用5种空爆的低当量核*器武**，对机场、军事集结地及导弹发射场等目标实施打击。
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对抗险些爆发核大战。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翻推**了*美亲**独裁政府，建立了古巴共和国，古巴与苏联关系日渐亲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不容他人染指。为平衡美国在苏联周边部署的核力量，1962年9月15日，苏联秘密运输一批中程弹道导弹抵达古巴，到10月初已有20枚*弹核**头运抵。10月14日，美国U-2侦察机在执行任务时发现了古巴的导弹发射井，意识到苏联正在向古巴输送核*器武**。肯尼迪立刻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战备状态，要求苏联撤出在古巴的一切*器武**，并且决定对其海上的运输舰队实施*锁封**。经过紧张的对峙，苏联被迫同意撤出导弹，而美国则承诺不入侵古巴，从而避免了战后世界最具危险性的核战争危机。
这次危机是人类离核战争最接近的一次，也是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麦克纳马拉事后评论称：“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而且直至今天也没有广泛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已濒临一场核灾难的边缘，而三个卷入的国家中却无一曾企图制造这样的风险。”
四、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1969）
约翰逊入主白宫时，越南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去世，南越政权也发生了军事*变政**，在北越的不断进攻下，越南出现了岌岌可危的形势。
1964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责令参联会提交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情况报告。为了对局势有个针对性的了解，他在忘录中以提纲的形式也列出了相关的五大类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应对中国帮助北越而进行的攻击，假如对其运输线进行选择性打击，“使用常规或为尽量减少附带损害和沾染程度，使用低当量核*器武**将会如何？”麦克纳马拉并不赞成美国再次卷入一场类似朝鲜战争的地面局部战争中，他更倾向于使用效率高的外部打击方式来代替派兵的方式，“希望得到一份能够避免使用美国地面部队的提案”。由于军方和文职官员在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最终这一想法没有达成一致而搁浅。
不过，美国一直没有放弃使用核*器武**这一选择。1966年3月18日，由中情局国家评估委员会执行主席艾伯特•史密斯（Abbot Smith）给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交了一份《越南战争中使用核*器武**的评估》（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Vietnam War）专题绝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篇幅列出了五种美国有必要使用核*器武**的情况，并逐一对各种情形作了预案式的利弊分析。总的来说，这份报告并没有否定美国在越南使用核*器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使用核*器武**一向是很敏感的话题，该问题能被作如此深入研究并提交给中情局的最高层，不排除受到美国高层的特别授意，从而也体现出决策层对核选项的再次关注。
在得知美国有核考虑时，从事越南战争核*器武**问题研究的四位科学家经过3个月的潜心研究，提出了一项长达55页机密报告《东南亚战术核*器武**》（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in Southeast Asia）。这份报告主要对战术核*器武**适用的打击目标进行了分类，同时提出了打击方面的要求，并对每类使用后的不利因素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由于大多情况下南越的解放力量活动较为分散，而战术核*器武**是用于打击较集中的重要目标的，当时已经参与滚雷行动的B-52轰炸机从其能力上来说已经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经过计算分析，报告认为如果打击胡志明小道以切断北越对南方的供应线，需要大约3000枚战术核*器武**，这样庞大的数字显得极为不现实。最为重要的弊端是，这样会开使用核*器武**之先河，在国际上形成美国政治上的孤立被动状态，还可能遭到北越背后的支持者苏联的同样报复。报告最后的结论是，使用战术核*器武**将是得不偿失的。
1968年1月31日为越南农历新年，北越发动了“春节攻势”，集结10万兵力同时进攻几乎所有的南越城市。溪山（Khe Sanh）位于南北军事分界线（DMZ）北纬17线与越老挝接壤的西部边界线交叉点的东南方，距分界线十几公里。由于它既接近分界线又接近胡志明小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在此建立了前沿基地作为扼守北方进攻与后勤补给的要冲。该基地有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南越兵驻守，北越则视其如梗在喉。1月下旬，北越两个正规师及当地游击队近3万人经过隐蔽集结后，向溪山基地突然发起进攻，溪山很快被包围。随着陆路进出道路被切断，被围困的美军只能依靠空中支援，形势极为危急。1月24日，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给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尤利西斯•夏普（Ulysses Sharp）将军发电，建议为防止造成重大失败，参联会、太平洋司令部及驻越司令部要准备一个应急计划，在必要的时候在广治省使用战术核*器武**。他提出，这一地区是溪山周边杳无人烟的山区，使用核*器武**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而带来的平民伤亡可以“忽略不计”。1月30日，夏普采纳了威斯特摩兰的建议，命令驻越援军司令部及太平洋司令部抽调部分策划人员，于2月1日在冲绳会合制作具体核打击计划，并将这项计划的代号称为“打碎颌骨”（Fracture Jaw）。然而，使用核*器武**的消息不翼而飞。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等人指责军方正在准备在越南使用战术核*器武**。面对国内外的强力反对，约翰逊只好对外公开否认此事，以免给他在政治上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
五、尼克松政府时期（1969－1974）
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曾允诺要结束越南战争，最终实现越南战争越南化。尼克松以其“疯人理论”（Madman Theory）著称，在核*器武**态度上他是非常坚决的，只要觉得有必要就会不吝使用。基辛格是当代美国核战略与有限战争理论的杰出代表之一，早在1957年，基辛格就出版了他的畅销书《核*器武**与外交政策》，提出了在将来有限战争中可以使用战术核*器武**的观点。
他们上任伊始，为避免约翰逊政府那种“渐进的”战争升级方式，计划采取极端的军事手段在军事上打败河内，促使谈判达成。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美军伤亡，而且有利于平息国内外反战的浪潮。于是，在他们的授意下，参联会军事官员制作了两个概念计划：“剪枝刀”（Pruning Knife）计划和“鸭钩”(DUCK HOOK)行动计划，提议使用战术核*器武**对河内的后勤目标予以打击。计划制定好后，尼克松却对此犹豫不决，他十分顾虑国会的反应，以及与国防部长莱尔德和国务卿罗杰斯的越南化政策是否能够取得一致。此时，莱尔德和罗杰斯是尼克松内阁的主要成员，而他们对采用极端手段解决了越南问题持反对或回避态度。1969年8月18日，尼克松看到了“鸭钩”行动报告，让基辛格感到失望的是尼克松变得犹豫不决。
10月5日，尼克松结束假期从凯比斯湾回到华盛顿。在度假期间，他放弃了谋划已久的“鸭钩”计划。经过和基辛格等高层的精心谋划，他决定发动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战备演习（JCS Readiness Test），即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核战备预警态势，以此提醒苏联和北越，美国“能够采取危险而不可预测的升级行动”。
10月12日，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布鲁斯•霍洛威（Bruce Holloway）接到惠勒的命令后，给各个所属司令部下达从10月13日起开始进入演习状态的指令，使每个飞行中队40%的战机在地面保持战备状态，并随时听命对SIOP所要求的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本土176架战略轰炸机及189架KC-135同温层加油机处于战备状态。参联会主席惠勒批准了霍洛韦建议10月26日开始进行战略轰炸机的空中预警行动，命令阿拉斯加的艾尔森空军基地携有*弹核**的战略轰炸机飞越北极圈。这个行动“具有独特的及重大意义”，力图达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想吸引莫斯科注意的目的。核战略演习实际上使用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核战略力量，这在冷战时期是级别和风险很大的一次行动，也是尼克松展示他“疯人理论”的最强烈一次。
不断的档案解密及军事计划的暴光显示，在冷战时期，美国不仅仅把使用核*器武**当作一种威慑的政治工具，更是把它作为一种真正的军事手段运用于实际危机和战场上。当遇到难以把控的危机时，美国就开始考虑使用核*器武**来打破僵局了。然而，使用核*器武**谈何容易，就像美国政治家麦乔治•邦迪在他的《美国核战略》一书中写的，在决定使用核*器武**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一次战斗或战役，甚或一场战争的得失，而是要考虑到它对人类的生存带来的长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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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ter Hayes and Nina Tannenwald, “Nixing Nuclear in Vietnam War”, Bulletin of the scientists, (may/june, 2003), pp.10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