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宋始末

宋徽宗

朕不行了！皇帝对群臣这样表示，眼泪汪汪。

陛下是在御前会议上突然昏厥的，并摔下了御床。宰相和执政（副宰相）赶紧让宦官将皇帝抬到东阁，又召来太医号脉开方。几服汤药灌下去，圣上这才苏醒过来。

但，已是半身不遂。

于是皇帝举起左臂要来纸笔，用左手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

请注意，原文如此。

宰相和执政却一言不发。

皇帝又写了四个字：诸公如何？

宰相和执政还是一言不发。[1]

不说话是有道理的：他们怀疑皇帝装病。

事实上也是装病，原因却说来话长。

装病的皇帝叫赵佶（读如吉），也就是徽宗。他是神宗第十一个儿子，本与皇位无缘，却又多才多艺。所以这位被封为端王的哥儿，便在自己的府中开展文艺和体育活动，《水浒传》中作恶多端的奸贼高俅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

不过高俅虽然确实做了太尉，政治待遇更高达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正史中却是没有传的。可见此人固然没有做过多少好事，恐怕也没做过什么坏事，碌碌无为而已。[2]

高俅也不是地痞流氓，反倒因为写得一笔好字备受苏轼欣赏。苏轼离京外放，便把他推荐给朋友。这位朋友跟端王也很要好，好到可以互通有无。有次上朝时，端王对苏轼的朋友说：今天忘了带篦子，能不能把你的借我用一下？

苏轼的朋友二话不说，就把篦子递给端王。

端王说：你这篦子好可爱。

苏轼的朋友说：那就送给王爷一副新的。

篦子当天便送到了王府，送篦子的正是高俅。高俅走进园子时，碰巧端王在踢球。高俅站在旁边看得入神，端王也发现他是个懂行的，便问：你是不是也会这个？

高俅答：会一点。

端王高兴极了，当即邀请高俅下场，两人对踢。那时的足球是炫技性的，不是对抗性的。高俅艺高人胆大，把球踢得花样翻新，看得端王心花怒放，马上派人传话给苏轼那个朋友：你的篦子我收了。你的人，本王也要了。[3]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北宋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元符三年即帝位。在位二十六年间，怠于政治，崇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后 传位于钦宗。“靖康之难”时，徽钦父子均被金人掳去。 书法字体“瘦金体”创始人，擅长工笔画，传世作品有《秾芳诗帖》《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等。

实话实说，这不能算是腐败。

首先，踢球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在一幅传世宋画中，宋太祖赵匡胤神闲气定将球踢起，弟弟赵光义和大臣赵普等五人围成一圈目不转睛，可见这其实是高雅的运动，至少并不丢人。

徽宗的父亲神宗也酷爱此道。熙宁八年闰四月，神宗跟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读如晕或君）踢球，宣布以玉带为赌注。没想到赵頵说，臣弟如果赢了，不要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和市易法，结果弄得神宗很是扫兴。[4]

端王喜欢踢球，并不奇怪。

原作北宋苏汉臣，元代胡廷晖临摹品。

何况这时的赵佶还不是皇帝，只是闲散的王爷。所以他对高俅的欣赏，倒应该说是惺惺相惜。这就比某些发现臣下才华超过自己便恨不得杀人的，境界要高得多。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等等。尽管这不过是圈养*用御**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和创造能力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不难想象，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或体育局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

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哲宗驾崩，皇位的继承立即成为问题，因为哲宗唯一的儿子已经夭折了。这时最有话语权的是三个人：神宗之妻向太后、唯一宰相章惇（读如敦）和知枢密院曾布。福建人章惇和江西人曾布都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但这时早已离心离德，甚至反目为仇。

提出问题的，当然是向太后。

宋徽宗绘。纸本淡设色，纵34厘米，横223.2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右下角的签名花押为“天下一人”，透露着年轻帝王的踌躇满志。

太后哭着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不能父死子继，就只能兄终弟及。何况神宗有十四个儿子，此刻除了已经去世的，还有五个。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向太后亲生。[5]

于是章惇厉声说：当立简王！

简王就是神宗的第十三个儿子赵似，跟赵佶一样也是哲宗的弟弟，但跟哲宗同母。母以子贵，他们的母亲*德朱**妃也在哲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妃。太后无子，当然立太妃的。

向太后却说：老身无子，诸王都是庶出。

这就是不承认简王能够“子以母贵”了。不能立嫡就只能立长，于是章惇说：那就立申王！

申王赵佖（读如必）行九，比端王赵佶年长。

向太后还是不同意，给出的理由是申王有病。这倒也是事实，不过真实原因是太后心中有人，即端王赵佶。赵佶的母亲陈氏地位低下，又已去世。跟这样一个没有后台的皇子结盟，显然符合向太后的利益，她又岂能同意简王继位？

当然这一点不能公开说，太后的办法是抬出先帝。她对宰执们说：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又仁孝，当立。这话其实死无对证，只不过谁也不敢要求出示证据。

章惇急了，叫道：端王轻佻，不可君临天下！

曾布也一声怒吼：章惇听太后处分！

其他人都说：谨遵圣旨！

章惇只好默然，赵佶也做了皇帝。[6]

这一年，他虚龄十八。[7]

事后看来，向太后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赵佶这家伙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对太后堪称尽孝，对兄弟和臣民亦不血腥，甚至还有仁政。比如崇宁元年（1102）八月，便设置了对贫困民众公费医疗的安济坊，九月又建安置鳏寡孤独的居养院，崇宁三年（1104）二月再置公共墓地漏泽园，从此那些没有亲属或一贫如洗的死者不再成为孤魂野鬼。[8]

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要算徽宗和蔡京做的善事。

但是章惇也同样不幸而言中。就在徽宗和蔡京做慈善的同时，对司马光等人的政治*害迫**也全面展开。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一卷中所说，徽宗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并将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由于蔡京的操纵，章惇后来也榜上有名。与章惇为敌的曾布，则很快被蔡京排挤，贬官出京。

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的风骨，荡然无存。

青云直上的是王黼（读如甫）和李邦彦之流。李邦彦本是银匠之子，由于长得漂亮，会说笑话、唱小曲和踢足球被徽宗看中，人称“浪子宰相”，与徽宗那“风流天子”正好是一对。王黼更是奇葩，居然在宣和元年连升八级，而这位宰相讨好皇帝的办法，竟是和蔡京的儿子蔡攸一起，穿着短衣窄裤涂红抹绿，混在戏子中间表演淫词艳曲。[9]

这实在比高俅还要不堪。

蔡京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奢侈到就连吃包子用的葱丝都要专人负责的。宰相如此，国运可知。徽宗一朝可真是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却自我感觉良好，还玩起宗教的游戏来。他欣然接受道士们所上“教主道君皇帝”的称号，自以为真是上帝的长子下凡。

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

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

[1]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内禅”条。

[2]高俅的官职和待遇见《宋史·徽宗本纪》之三、之四。

[3]见（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第三十一条。

[4]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七十二“市易务”条。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百二十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日条即有“召五王来看”语。据《宋史·宗室三》，哲宗去世时，神宗之子依次尚有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6]以上见《宋史·徽宗本纪一》、李焘《长编》卷五百二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日条。

[7]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至元符三年（1100）正月实足年龄十七岁多。

[8]见《宋史·食货志上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崇宁元年八月辛未、九月戊子、三年二月丁未日条。

[9]见《宋史》之《李邦彦传》《王黼传》《蔡攸传》。

宋徽宗撰。绢本，大字楷书。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舞蝶*香迷**径，翩翩逐晚风。

靖康耻

让徽宗成为*国亡**之君的，是女真人。

女真是生活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农业和狩猎为生，有时也漂洋过海把高丽和日本当作猎场。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1019年，也就是宋真宗天禧三年，女真曾以巨舰五十艘从图们江口出海，抵达日本的对马岛和壹岐岛，攻入福冈湾，尽管这时他们连自己民族的文字都还没有。[10]

由此养成的，是彪悍好斗的性格。因此，当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大宋和契丹各自安享太平时，女真人自强不息地成长着，从分散的部落变成部落联盟，终于强大到可以不把邻居和宗主放在眼里，自说自话地称起皇帝来。

这一天，是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月初一。

称帝的人，叫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1068 —1123），汉名旻，金朝开国皇帝。

阿骨打给自己起的国号叫金。他的说法是：契丹以镔铁为号，哪里比得上金？金才是永不生锈的。[11]

这当然跟万寿无疆一样不过是自作多情，金最后也被更加强悍的蒙古所灭，存在时间比宋和辽都短。但是女真人学习能力之强，成长速度之快，却令人咋舌。完颜阿骨打称帝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契丹人赶出了中原。两年后，又把大宋的中央政府撵到长江以南，宋也被切割为北宋和南宋。

两件事，总共十二年。

不过，辽是在劫难逃，宋是自己找死。

政和元年（1111）九月，也就是徽宗皇帝即位十一年多以后，童贯出使大辽。童贯是个宦官，由于跟蔡京狼狈为奸、相互提携而青云直上，竟然官拜太尉，掌握大宋兵权二十年之久，时人将蔡京和他分别称为公相和媪相。[12]

媪读如袄，老太太的意思。

奇怪的是，童贯这宦官是长胡子的，身材也魁梧。然而即便如此，宦官担任使节仍然很不体面，不但大宋朝野议论纷纷，就连契丹也嗤之以鼻。他们聚众围观，指手画脚嘻嘻哈哈地说：快来看啊，南朝人才不过如此！

童贯却有收获。

收获是后来被徽宗赐姓改名为赵良嗣的辽人马植。这个叛徒献了一计：联合女真，灭亡契丹。他的说辞是：辽帝不得人心，契丹*国亡**在即。天朝大兵一出，百姓必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就算女真得志，我方也可以先发制人。[13]

这话听起来不错，却是馊主意。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由于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宋两方已经享有一百零六年和平。契丹对大宋并无威胁，也没有野心，反倒无形中成为防火墙。这个时候去联合女真，岂非自毁长城，引狼入室？

只会寻花问柳的徽宗却喜出望外，蔡京和童贯更是极力怂恿，马屁精王黼还派了画师出使大辽。那画师画了张肖像回来说：辽主望之不似人君，一脸*国亡**之相。恭请陛下替天行道火速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待。[14]

徽宗听了，脸上比他笔下的花儿还要好看。

可惜事与愿违。契丹在女真面前虽然是纸老虎，对付宋军却绰绰有余。结果，金兵势如破竹，攻下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的辽中京，以及位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的辽西京，童贯的二十万大军却被辽兵打得落花流水，王安石变法以后积存的军需赔得干干净净。

童贯无奈，只好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帮忙。阿骨打也不含糊，又亲自领兵一举攻下也叫燕京的辽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并把它移交给宋。只不过，宋人接手的是一座被洗劫过的空城，而且还要每年交一百万租金。[15]

朝廷里却是异口同声的歌功颂德。

宋徽宗更是感觉良好。他一面玩着道教游戏，一面泡着京师名妓，自以为是千古一帝。他甚至荒唐到在王黼家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说话，也上不了朝。直到金人长驱直入，童贯之流再也瞒不住军情，徽宗这才如梦方醒。[16]

金兵是在宣和七年（1125）十月决定南下的。这时他们的元首已是太宗，带兵打仗的则是太子和国相。只不过金人部署已定，宋却浑然不知，以至于十二月初五那天，女真的使节现身太原时，前线指挥官童贯竟大吃一惊。

童贯说：如此大事，怎么也不事先告诉我？

金使说：怎么着，吊民伐罪还需要打招呼吗？如果贵朝当真是对手，我军又岂敢用兵于千里之外？[17]

童贯魂飞魄散，一溜烟逃回开封。他的到来证实了金兵南下的传言。事实上，到二十二日那天，金兵距离开封已经只有十天的行程，大宋首都可谓危如累卵。

徽宗这才明白治国不是画画，打仗不是泡妞。束手无策的他决定耍赖，将无险可据的开封留给太子赵桓镇守，自己逃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去躲避风头。

这时，一个名叫吴敏的官员站了出来。

吴敏问：听说陛下南巡之计已定，有这事吗？

徽宗不说话。

吴敏说：金兵南下，京师震动。有准备逃跑的，有主张坚守的，还有打算趁机谋反的。这三种人共守一城，城必破国必亡。到那时，请问陛下还到得了金陵吗？

徽宗说：朕之所忧正在于此，爱卿有何良策？

吴敏说：只能传位太子。

徽宗说：那就明天。不过，恐怕得装病。

吴敏说：也好。[18]

于是就有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可惜宰臣都不傻，谁都不说话。徽宗环顾左右，见无人应答，只好又提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可呼吴敏来作诏。[19]

这样一来，烫手的山芋就到了赵桓手里。

赵桓是在阿骨打称帝一个多月后被立为皇太子的，而且也还称职。据正史记载，为了讨好储君，蔡京曾经献上大批阿拉伯琉璃酒具，却被赵桓砸个粉碎。他斥责蔡京说：身为天子大臣，不以道义辅导，难道要我玩物丧志吗？[20]

如此说来，传位太子怕是对的。

太子却死活不肯奉诏。他先是在御床前号啕大哭，被强行披上皇袍架到福宁殿后又昏死过去，灌下汤药苏醒过来又不认识人。看来，他装病的本事也不亚于老爹，只可惜这些挣扎都是徒劳，这个倒霉鬼命中注定要做替罪羊。[21]

二十四日，赵桓即位，是为钦宗。

钦宗的年号叫靖康，只使用了一年两个月。因为靖康二年（1127）二月上旬，徽宗和钦宗就被金人废为庶民，替代他们的是一个傀儡皇帝，国号也被更改。之后，徽宗和钦宗以及皇室成员被掳往北方，北宋灭亡。

这在历史上，就叫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前后大事年表

说起来钦宗原本是有机会的。实际上，金兵第一次南侵并没有灭宋的打算，宋也起用了主张抗战的李纲等人。然而钦宗对形势总是做出错误判断，态度也忽软忽硬。金军兵临城下时，什么条件都答应；金兵一走，援军一到，又立马*攻反**倒算。但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屈膝求降。

如此首鼠两端反复无常，不但让金人看不起，也让他们觉得不灭了这帮窝囊废，简直就对不起老天爷。钦宗和徽宗也很配合地让金人砍下了这一刀。至于蔡京和童贯，则早就不得好死。蔡京死在流放途中，童贯被钦宗下令斩首。

所有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南宋，则在刀光血影中开始。

[10]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四章。

[1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政和五年正月壬申朔日条。

[12]见《宋史·童贯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宣和元年六月己亥日条。

[13]以上见《宋史·童贯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政和元年九月辛巳日条及十二月乙卯日条。

[1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宣和元年正月戊午日条。

[1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宣和四年十二月戊子日条、宣和五年二月庚寅日条，卷九十五宣和五年四月庚子日条。

[1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宣和五年十一月丙寅日条。

[17]以上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宣和七年十月甲辰日条、十二月壬寅日条，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五十宣和七年十二月壬寅日条。

[18]以上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五十一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日条。

[1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日条。

[2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政和五年八月庚戌日条。

[21]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五十一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日条。

新政权

南宋之前还有一个伪政权——楚。

伪政权是金人扶植的。原因，大约是这些飞扬跋扈的胜利者也很清楚，自己其实统治不了中原地区，尽管大宋已经被他们打得半身不遂。金的将领也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镇守占领区，因为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湿热。扶植傀儡政权，无疑是最佳选择。[22]

选择张邦昌做伪皇帝，却可能是阴差阳错。

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原本是跟后来成为南宋开国皇帝的赵构一起在敌营做人质的。徽宗和钦宗被占领军废黜以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官员接到指令，要求他们选择一个新皇帝，但不能是赵家人。正好这时京师哄传金人意在张邦昌，这帮家伙便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23]

当时的情况其实不难想象。徽钦二帝和皇太子都已沦为阶下之囚，文武百官早就成为没头苍蝇。他们还能聚在一起开会，只不过因为金人放话：不赴会者，军法从事！[24]

这个时候，谁还敢说三道四？

唱反调的只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御史马伸。马伸义正词严地说：我等身为监察官员，岂能坐视不吐一词？愿与诸公共上议状，请求仍立赵氏皇族为帝。

响应他的，却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谁都想不到，竟是秦桧。

秦桧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也就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御史马伸提出了反对意见，身为长官的秦桧当然要支持。于是，秦桧给金人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立张邦昌为帝，天下不服。信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话：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云云。[25]

呵呵，秦桧并不是胆小鬼。

结果，他在两天后就被金人逮捕。

与此同时，张邦昌也绝食了。

其实，最不愿意接受这一方案的就是张邦昌。他既没有取代赵宋的野心，也很明白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张邦昌迟迟不肯就范。他对那些推荐者说：你们怕死，就把我推进火坑，那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的好！

金人当然不会让他死，也不会让他辞。在连哄带骗把张邦昌弄进开封城以后，占领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立新皇帝，否则先杀文武大臣，后杀全城百姓！[26]

张邦昌这才哭哭啼啼地按照金人的剧本演出。

三月初七，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则立即将自己定位为维持会长。他不称朕，不御正殿，不接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也不坐北朝南。就连那皇袍，只要金人不在场，也坚决不穿。任命官员，则统统宣布为代理。[27]

这时的张邦昌，不像天子，倒像戏子。

结果是什么呢？

四月初九，也就是金人退兵第九天，他就退位了。在此之前，张邦昌做了三件事：一是与金人交涉，要回被扣押的许多北宋大臣，停止占领军在开封的搜刮，保全赵宋的陵寝和宗庙；二是尊哲宗的孟皇后为太后；三是将传国玉玺送到赵构那里，并称：臣不敢死，只为封府库以待君王。[28]

这就是天不灭宋了。比如孟太后，原本应该跟其他后妃一样被掳往北方的。只因为她早就被废住在娘家，结果因祸得福。还有赵构，原本在金营做人质。只因为武艺高强被认为是冒牌货，被遣送回朝。之后，又被钦宗派往外地，官拜兵马大元帅。结果，同为人质的张邦昌和赵构，便一个成为瓮中之鳖，另一个成为漏网之鱼，还鲤鱼跳了龙门。[29]

造化弄人，大体如此。

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大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基称帝，时年二十一岁，是为宋高宗。张邦昌则被任命为太保，封郡王。当然，他最后还是被杀，罪名或起因却不是谋篡，而是与徽宗的某嫔妃关系暧昧。[30]

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的赵构，最着急的还是站稳脚跟。所以，他在登基当天就改元建炎，意思是：建隆再造，以火克金。如此口号无疑鼓舞人心，但改元的迫不及待却透露了他的心思：尽快与靖康告别。那个年号不仅代表着耻辱，也代表着大宋合法的皇帝钦宗。不跟这倒霉鬼划清界限，自己就没有前途。

南宋，就这样匆匆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戏码是由*亡流**政府的不断*亡流**构成的。登基五个月后，高宗就从南京应天府移驾扬州。此后，他便堪称居无定所。尤其是头四年，甚至还一度漂泊在海上。直到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才算是安定下来。

这里面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公元1131年的改元。新年号叫绍兴，而且一直使用到高宗让位于皇太子，足足延续了三十二年。改元时所在的城市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这在明清两代之前是很不寻常的。过去皇帝都喜欢改元，赵构的列祖列宗也一样，比如徽宗就有六个年号。然而高宗对绍兴却是情有独钟，美滋滋地坚持到底。这当中难道没有奥秘？恐怕有吧？

那就来看时间表。

◎南宋之初大事年表

很清楚，从建炎元年到四年，高宗基本在路上。金人的想法很明确：只要灭了这小子，就永无后顾之忧。同样，赵构的思路也十分简单：存活下来就是胜利。于是他不惜疲于奔命，也要避其锋芒。最后，金人在屡屡扑空之后只好放弃努力，扶植了又一个伪政权了事。[31]

这个国号大齐的伪政权，成立于建炎四年七月。

赵构马上明白，新时代可以开始了。继承就叫绍，崛起则叫兴，那就改元绍兴。只不过，他继承的不是王朝，只是王朝的名字。他要建设和振兴的，则是自己的江山。

没错，高宗一天都没想过要打回开封。

因此，伪齐政权垮台的第二年，他就定都杭州了。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当然，南宋君臣部分在思想上，部分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他们的首都是开封，因此杭州被称为行在所和临安府，也就是临时政府所在地。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没多少人把自己看作临时工。

但不管怎么说，定都杭州以后南宋稳定了下来。高宗皇帝固然不必颠沛流离，官员民众也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杭州也确实是好地方。别的不说，单是那秀丽的风景、富饶的物产和舒适的生活，便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甚至只要读一句柳永的词，就知道杭州是多么令人神往：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32]

据说，正是这词，惹得金主完颜亮起了南下之心。

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完颜亮和宋高宗也不是文艺青年。对高宗来说，杭州的第一优点是安全。这座城市地处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也是浙东和京杭两大运河的终点站，交通便捷物流通畅，有利于商贸民生，不利于骑兵驰骋，岂非偏安守成的风水宝地？

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对定都问题曾经争论不休，但最后那些异议都烟消云散。直到德祐二年（1276）杭州被蒙古人占领，这里都一直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宋高宗甚至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就交出皇位，自己躲到一边安享晚年。

这么说，宋金双方和平共处了？

是。但付出了沉重代价。

[22]见（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二靖康二年二月丙寅日条，又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靖康二年二月丙寅日条。

[23]此事诸史记载不一，此处从黄以周等《拾补》卷五十九靖康二年二月辛未日条。何忠礼《南宋全史》（一）有详细描述，请参看。

[24]请参看何忠礼《南宋全史》（一）所引诸史。

[25]以上见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靖康二年二月癸酉日条。两书所载细节不一，今从《系年要录》。

[26]以上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六十靖康二年三月辛卯日条及所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朝野佥言》，又何忠礼《南宋全史》（一）所引诸史。

[27]以上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六十靖康二年三月丁酉日条，何忠礼《南宋全史》（一）所述。

[28]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黄以周等《拾补》卷六十靖康二年四月甲子、丙寅、丁卯、庚午日条。

[29]请参看何忠礼《南宋全史》（一）有关记述。

[30]见《宋史》之《高宗本纪一》《张邦昌传》。

[31]关于绍兴这个年号使用之久，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认为是一个谜，本书的解释则受到周时奋先生的启发。请参看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32]柳永《望海潮》。

风波亭

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杀。

罪名，是谋反。

这是冤案，也是疑案。因为就连岳飞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元代脱脱等人所撰《宋史》之《高宗本纪六》宣称系皇帝下诏赐死，同书《岳飞传》却说：由于既没有口供又没有实证，这事拖到年底仍不能结案。当朝宰相秦桧就写了张便条送往狱中，狱中则向朝廷报告岳飞已死。

按照后一种说法，岳飞竟然是被*杀暗**的。后人甚至言之凿凿，声称地点就在最高法院大理寺中的风波亭。

所以，此案又叫风波狱。

不过在宋代史料中，并没有什么风波亭。

岳飞的罪名，当然也是莫须有。

据正史记载，抗金名将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被捕的，关押在大理寺的监狱中，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大理寺卿周三畏和御史中丞何铸。然而两人审来审去，什么证据都没有，反倒确认岳飞是忠臣。当时，岳飞撕开衣服，背上赫然露出“尽忠报国”四个字的刺青，何铸不禁为之动容。

于是何铸向秦桧报告：这是冤案。

秦桧当然不会听他的，便换了监察御史万俟卨（读如莫其谢）做主审官。万俟卨立即捏造事实，宣称岳飞之子岳云与岳飞部将张宪书信往来图谋不轨。证据嘛，对不起，万俟卨的说法是：那些文件已经被烧掉了。[33]

这就明明白白是诬陷。可惜，当时没有“疑罪从无”的观念，此案也并不可能因此撤销。另一位早就交出兵权闭门谢客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实在看不下去，不顾身家性命向秦桧提出质疑，询问此案究竟有何证据。

秦桧回答：证据没有，事情莫须有。[34]

什么叫“莫须有”？

解释有好几种：可能有，应该有，必须有，等等。

那么，到底是哪种？

这就要看是谁要陷害岳飞。

传统的说法是秦桧和万俟卨，所以西湖边岳王庙里就有他们两人的跪像。至于犯罪动机，是万俟卨恨岳飞，秦桧则要跟金人议和。民间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言：秦桧是女真人的*底卧**和奸细。他从大金回归南宋，是被派来的。

此话当真？

也只能说事出有因。

我们知道，秦桧在靖康二年（1127）二月十五日被金人逮捕并带往北方。三年半以后，也就是建炎四年（1130）十月初二，却举家回到了南宋。尽管当时受到高宗君臣的欢迎和首肯，抗金领袖李纲甚至称赞他的南归乃得天相助，但是谋害岳飞以后，质疑的声音便一浪高过一浪。

可惜，奸细一说查无实据。[35]

相反，按照同时代人陆游的说法，秦桧的南归其实冒了风险。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却迟迟不敢动身。这时，一个跟他私交还不错的女真人问：为什么不向监军报告？

秦桧说：不敢。

那人说：你错了。我们女真重然诺，只要答应了就会替你担责任。只不过，你要是半路被抓，也不敢救。

秦桧便对左监军完颜昌直言相告。

完颜昌说：中丞当真要走吗？我们这里也有逃回大辽的契丹人，回去以后往往受到怀疑。秦公怎么保证能被南人视为忠诚呢？如果硬要走，我这里倒不必顾虑。

秦桧说：元帅也不必担心秦桧回去后的祸福。

完颜昌便默许了秦桧的逃离。[36]

陆游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因为陆游的政治立场与秦桧是对立的，本人也受过秦桧排挤，没必要替秦桧护短。更何况完颜昌和那女真人的说法合情合理，并无可疑之处。

秦桧应该不是什么*底卧**。

再说就算是，岳飞也不是他能杀的。

对此，明代的文徵明早就另有主张：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37]

的确，以岳飞威望之高，区区一桧亦何能！

岳飞对秦桧的执政地位也不构成威胁，两人之间更没有深仇大恨。因此岳飞被害后，尽管有人煽风点火，怂恿秦桧斩草除根，秦桧却反倒出钱接济岳飞的子孙。显然，如果不是为了逢迎主子的旨意，这走狗不会变成疯狗。[38]

罪魁祸首，只能是宋高宗。

事实上，当何铸向秦桧提出岳飞谋反是冤案时，秦桧的回答十分明确：此上意也！何铸也只好说：铸难道仅仅为了区区一个岳飞吗？强敌未灭而滥杀无辜名将，是会失去天下人心的，哪里能是江山社稷长久之计！

秦桧默然。[39]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他的“莫须有”是什么意思了：

皇上要杀人，需要理由吗？

莫须有，即不必有。

韩世忠当然明白，但还是悲愤难忍。他说：莫须有这三个字，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40]

对不起，高宗皇帝可不管这些，他就是要置岳飞父子于死地。所以，尽管万俟卨等人对岳云的判决只是流放，最后的结果却是斩首。举起屠刀的，还能是别人吗？[41]

那么，他又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文徵明的说法是：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是这样吗？

有道理，但不完全。

高宗赵构当然明白，他这个皇帝来历不明。他也清楚地记得，尽管称帝之后遥尊钦宗为渊圣皇帝，仍然有人质疑其合法性。太学生陈东甚至直言：圣上不该即位。试想，如果渊圣皇帝来归，请问陛下将何以自处？[42]

赵构二话不说，就把陈东杀了。

现在他还要杀岳飞，杀了岳飞才能跟金人和谈。事实上两个月以后达成的和约，也只是约定归还徽宗的灵柩，以及高宗的生母。钦宗的事，提都没人提。

宋代刘松年绘。绢本设色，纵26厘米，横90.4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左二为鄂王岳飞。左四为循王张俊，后主和，与秦桧合谋陷害岳飞。右二为鄜王刘光世，后引疾罢去兵权。右四为蕲王韩世忠，辞官忧愤而死。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比方说，韩世忠也是主张抗金的，怎么没事？

因为没有刺激高宗，而岳飞是刺激了的。要知道，当时金人有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才是让高宗恨到骨头里的事。岳家军？大宋*队军**怎么能姓岳？谁的江山呀？[43]

这就直接触犯了制约武将的祖宗家法，因此手握重兵的三大将领张俊、岳飞和韩世忠，在冤案发生之前都被解除了兵权。只不过，张俊投靠了秦桧，韩世忠则立马把自己变成闲杂人等，唯独岳飞是心腹之患。因此，在收复中原和保住皇权之间，高宗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后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只要这江山仍然姓赵，只有半壁又何妨！

如此之深的心机，秦桧才懂吧？

也许。

但，这样的王朝不亡，恐怕也天理不容。

[33]以上见《宋史》之《高宗本纪六》《岳飞传》《何铸传》《秦桧传》《万俟卨传》。

[34]见《宋史》之《韩世忠传》《岳飞传》。

[35]对于《宋史·秦桧传》的说法和民间传说，何忠礼《南宋全史》（一）有详细辩证，请参看。所引李纲语原文为：奉銮舆以北狩，岂人能为？持汉节而南归，殆天所相。

[36]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陆游书中所说的监军，据何忠礼《南宋全史》（一）考证即完颜昌。

[37]文徵明《满江红》。这首词有不同版本，此处与碑文不一。但诗家自己改词乃常有之事，不必纠缠。

[38]请参看何忠礼《南宋全史》（一）所引史料。

[39]见《宋史·何铸传》。

[40]见《宋史·岳飞传》。

[41]请参看何忠礼《南宋全史》（一）。

[42]见《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壬午日条及注。

[43]金人语见《宋史·岳飞传》。

最后一幕

南宋终于灭亡了，但不是亡于女真，而是蒙古。

蒙古人的崛起将在下一卷《铁血蒙元》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不长记性的宋人把靖康之难的故事又演了一遍，只不过辽换成了金，女真换成了蒙古，耗时也更久。

当然，更早成为牺牲品的，是女真人的金。

金是在西夏灭亡之后大祸临头的。在两宋时期，由于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有三个地区渔翁得利，基本上版图不变，这就是大理、吐蕃和西夏。但是成吉思汗的野心和能力显然超过完颜阿骨打，在灭金之前先把西夏灭了。尽管这“一代天骄”也病死军中，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却不是素食主义者，很快就兵临金的南京城下。

没错，金的南京就是宋的东京——开封。

同一王朝有多个京城，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比如：

当然，这些名字也有改来改去的。比方说，金天眷元年（1138）以会宁府为上京，上京临潢府就改称北京。到贞元元年（1153）*都迁**燕京，又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哈哈哈，辽的中京是金的北京，辽的南京是金的中都，金的南京是宋的东京，这很有意思。[44]

也就是说，女真人南移的幅度远远大于契丹。

南移固然因为宋节节败退，也因为蒙古咄咄逼人。因此金人迁到他们的南京没过多久，不幸的开封又要为一个王朝送终。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面临灭顶之灾的女真人把南宋看作了救命稻草，逃到蔡州的末代皇帝金哀宗派使节到杭州求援说：蒙古军已经灭国四十。西夏亡了轮到我，我亡了轮到宋。唇亡齿寒，救我大金就是救你大宋！[45]

南宋当然不会伸出援手。相反，他们认为*仇报**雪恨的时机到了，不妨趁火打劫，收复中原。于是，宋军与蒙军会师蔡州，金哀宗兵败自杀。他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更少见不被羞辱的*国亡**之君。朕绝不会让自己落入敌手！[46]

呵呵，倒是个爷们！

自以为得计的南宋却没有占到一毛钱便宜，反倒不得不面对蒙古人的虎狼之师。金哀宗说得一点都不错，灭亡了金以后，宋便成了成吉思汗子孙们的新猎物。宋蒙之间的战争迅速展开，而且一打就是四十五年。

不能不钦佩南宋的坚忍不拔。要知道，蒙古军团在中亚灭亡花剌子模，在东欧灭亡基辅公国，在中东灭亡阿拉伯帝国可都没花那么多时间。没错，他们打的是世界大战。后来被称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不过是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

然而南宋还是亡了。

*国亡**的原因很多。比方说，军人受到歧视，文臣又内讧不止，皇帝还自作聪明。实际上，金哀宗来求援时，南宋是应该帮他一把的。有一个金在宋蒙之间做缓冲，就算要亡也没那么快吧？说不定蒙古人就到欧洲安居乐业去了。他们在侵略日本和越南时碰了钉子，不就收手了吗？

南宋的统治集团却没有全球视野，甚至未必很清楚蒙古军团的战线拉得有多长，又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还错误地理解了远交近攻。他们忘记了，这可是强者才能使用的策略。当年的秦王国就是这样兼并天下的，联蒙灭金的宋则重蹈覆辙地把自己变成了孤立无援只能挨打的齐。

蒙古人就幸运得多。

南宋开庆元年（1259）七月，蒙古第三任可汗蒙哥在重庆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而阵亡。次年三月二十四日，他的弟弟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即可汗位。尽管此人汗位的合法性一直遭到质疑，但不可否认，忽必烈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当年四月初一，也就是他即位的七天之后，忽必烈就建立了中书省。五月十九日，又确定该年的年号为中统。这些可都是蒙古没有的。至于他在十一年以后取《周易》之“乾元”意义改国号为大元，就更是向中华文化学习，将蒙古的政权从里到外都开始汉化了。[47]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临安被攻破后，宋军一路败退，途经福州、泉州、潮州、惠州、崖山。崖山一役，小皇帝投海，*亡流**政府彻底溃散，中原政权终于为游牧民族所接手。

这样看，忽必烈更像中华皇帝而非蒙古可汗。

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宋的命运在此刻已被决定。事实上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有人献上了灭宋之策，那就是先攻占襄阳，然后顺江而下直取临安。在此之前已经灭亡了大理国的忽必烈深以为然，杭州也在此刻被他看作了盘中餐。[48]

公元1274年，也就是南宋咸淳十年、大元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即可汗位近十四年，并且已经改国号为大元的忽必烈宣布正式定都今天的北京，这座城市也由金中都变成了元大都。此后它一直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政权的政治中心，被尊为上都的开平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也就在这一年六月，忽必烈下令伐宋。

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丞相伯颜。这是个儒雅的人，忽必烈的指令则是不要滥杀无辜。世祖对伯颜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平定江南，靠的是不嗜杀，朕希望你向他学习。[49]

伯颜似乎也做到了，至少最后一幕是这样。

事实上当伯颜的三路大军逼近临安时，南宋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绝境：前方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行使皇权的则是五岁的小皇帝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谢氏。这个时候，伯颜如果要动粗，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没有。他一面重申并严明军纪，一面不紧不慢地接待络绎不绝的南宋使节，同时温文尔雅又毫不动摇地打消他们请求退兵的痴心妄想。

给钱？对不起，不行！

称侄？对不起，不行！

称孙？对不起，不行！

称臣？对不起，还是不行！[50]

伯颜甚至这样对来使说：赵宋江山原本就是从孤儿寡母那里得来的，现在丢失在孤儿寡母手里，岂非天意？[51]

这就明确地宣示了忽必烈的旨意：此行的目的不是掠夺也不是泄愤，而是要接管政权。不管远在他乡的蒙古贵族和同胞们怎么想，我忽必烈就是要做中华皇帝！

当然，蒙古帝国的可汗之位，也不出让。

对此，忽必烈信心满满，伯颜也稳坐钓台。毕竟，拿下临安已如囊中探物，南方的冬季对蒙古人也正合适。十一月出兵的伯颜完全可以耐心等到开春，犯不着大开杀戒，弄得自己身上血迹斑斑，很不像开创新时代的样子。

南宋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却只有投降，并被蒙古军带回了元上都。传国玉玺、礼器乐器和图书资料也被带走，南宋在实质上已经灭亡，时间是德祐二年（1276）三月。

伯颜也回朝了。但除了随身行李，什么都没带。实际上他在建康时，就曾经赋诗明志：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现在，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52]

这可真是不带走一片云彩。

留下的是诸多谜团：南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如果很差，为什么会延续一个半世纪之久？如果很强，又为什么会土崩瓦解，坍塌得就像被恐怖分子袭击的世贸大楼？

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

我们的办法，则是走进去仔细看看。

只不过，故事只能倒过来，从南宋之亡说起。

[44]请参看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有关条目。

[45]见《金史·哀宗本纪下》。但该书原文称蒙古为大元，则非是。按蒙古人称元是在忽必烈即位之后，此处应从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七绍定六年九月辛酉日条。

[46]见《金史·哀宗本纪下》。

[47]蒙哥之死有各种说法，何忠礼《南宋全史》（二）认为系在作战时中弹受伤而死，今从之。忽必烈的即位、建省、建元、改国号，见《元史》之《世祖本纪一》《世祖本纪四》。

[48]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景定元年三月丙戌日条。

[49]见《元史·伯颜传》。

[50]见《宋史·瀛国公本纪》。

[51]见《元史·伯颜传》。

[52]见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