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明镜周刊》从著名检举平台“足球解密”中得到大量泄密文件，其中部分由国际足联（FIFA）内部流出的文件直指，国际足联高层有意通过不道德行为阻扰反兴奋剂调查员深入调查俄罗斯球员涉嫌服用兴奋剂的丑闻案件。《明镜周刊》将还原反兴奋剂调查员与FIFA道德委员会调查小组组长上演的这部各说各话的“好戏”……
2017年8月底，加拿大律师兼兴奋剂专家理查德-麦克拉伦计划前往瑞士两天，参加一场位于苏黎世国际足联足部内举行的会议，他希望能在会议中遇到玛莉亚-克劳迪娅-罗哈斯（María Claudia Rojas）女士。
自从2017年5月以来，哥伦比亚人罗哈斯一直是国际足联机构内的首席检察官。她是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小组的领头人，她的工作任务是与足坛内部的一切腐败事件作斗争。在她的工作当中，还包含了负责收集可能违反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的FIFA工作人员的相关犯罪材料。
而麦克拉伦这次希望与罗哈斯的见面，正是希望向对方提交一些检举犯罪的材料。
这次在苏黎世召开的会议中，其中一名与会人士是国际体育政策制定的重量级人物维塔利-穆特科（Vitaly Mutko），过去，穆特科曾担任俄罗斯体育部长和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成员。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知己，穆特科在2017年夏天担任18年俄罗斯世界杯组委会主席，同时也是俄罗斯足协主席。
麦克拉伦曾希望向罗哈斯提交一些关键性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暗示，穆特科是俄罗斯全国规模的兴奋剂系统背后的头目之一。
可是就在瑞士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会议前不久，罗哈斯通过秘书向麦克拉伦发送了一则短信：罗哈斯女士本周无法前往苏黎世参加会议。代表罗哈斯出席会议的，是她手下部门的三名官员。
这个故事有点意思，这显示出国际足联对于挖掘自己组织内部以及高层问题的材料并不怎么感兴趣。这些不过是权威检举平台“足球解密”向德国《明镜周刊》提供的数百万份内部文件中的极小一部分资料，《明镜周刊》与欧洲调查合作（European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s, EIC）记者网络共同评估了这些宝贵的信息。
故事的一方，是缺乏调查意愿的罗哈斯。这位来自南美洲的法官于2017年5月出人意料地成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小组组长。据了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非常渴望罗哈斯能到任，后者取代了瑞士刑事律师兼反利用职务便利犯罪专家科内尔-博贝利（Cornel Borbély）。作为国际足联内部过去对因凡蒂诺的主要批评声音，博贝利一直积极监督调查，将许多内部腐败官员清除出国际足联。
故事的另一方，是希望揭露问题的麦克拉伦。作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特别专员，这位律师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一直在追查俄罗斯政府是否在实施一项由国家主导的体育兴奋剂计划。2017年夏末，他准备代表国际足联更近距离地观察俄罗斯足球。
麦克拉伦去年公布两份关于俄罗斯的调查报告震惊了体坛，报告中描述了一个鼓励运动员作弊的国家在该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竭尽全力掩盖罪行。
麦克拉伦和他的调查小组描述的一个腐败架构当中，穆特科显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角的角色。麦克拉伦在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报告中写道，穆特科“主导、操控以及监管”俄罗斯兴奋剂阳性检测的篡改，而且包括部分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涉案其中。
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涉及穆特科在内的情况极其敏感，因为世界杯即将在调查的下一年在俄罗斯举行。但这也正是为何这个案件应该交由罗哈斯来搜索证据，毕竟罗哈斯的地位保证了他具备必要的独立性。
然而，“足球解密”曝光的文件显示，罗哈斯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她诉诸于伺机而动，她停下了脚步，她举棋不定。
在最初与麦克拉伦的交谈中，罗哈斯给人的印象是，尽管取消了会议但仍希望将麦克拉伦引进小组当中担任外部调查员。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一直搪塞加拿大人。在他们一份就加强合作的协议进行协商时，她始终在拖延时间，拖到最后令愤怒而又沮丧的麦克拉伦退出了谈判。
这场大戏始于2017年9月中旬，当时罗哈斯给麦克拉伦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她在邮件中写道，希望能邀请麦克拉伦担任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特别调查员，并且请对方就如何展开合作提供实质的建议。麦克拉伦在回信中提到，他和他的调查小组将在月底前制定出一个计划，并在回信结尾处写道：“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9月29日，麦克拉伦向道德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提案。然而直到10月10日，他仍未收到回复。于是他又发了一封跟进信，信中写道：“我向你们提交建议书已经一周多了，是否需要提交更多资讯或提供进一步帮助？”
但是数周过去了，依然没有回复。
11月23日，麦克拉伦应罗哈斯的要求递交了一份修改版的调查方案。报告中，他依然坚持在一些步骤上没有商量的余地。除了对来自俄罗斯实验室的可疑样本进行的新分析外，麦克拉伦还在报告中加入对检举者以及证人进行了采访。
11月28日，罗哈斯拒绝了这一提案，她表示麦克拉伦的调查方式对于她和她的团队来说太过宽泛，已经超出了工作范畴。麦克拉伦立即毫不讳言地作出回应，他在回信中严辞表达自己拒绝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的调查工作，而且他认为仅仅分析由俄罗斯政府控制的兴奋剂系统数据库的“数千个样本”数据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这就包括对告密人和证人的采访。麦克拉伦写道：“虽然我准备与您讨论一项授权，但我告诉您，这份修改版的提案是一项独立调查，我不能接受你11月28日给我的信中对我和我的团队施加的批评。”
罗哈斯马上变卦，她于12月12日给麦克拉伦开了绿灯。她的办公室代表她写了一封信，信的标题是“麦克拉伦独立调查报告，机密！”
这份写在印有道德委员会调查小组信笺上的回信写道：“根据您之前的解释，经过仔细的重新分析后，罗哈斯女士同意了你的修改案。”信中还提到，剩下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起草一份协议——“我们将很快提供协议草案，供你审阅。”
但这只不过是另一场拖延时间的把戏。12月20日，麦克拉伦写信给罗哈斯提醒她，他们的合作仍然没有协约基础。麦克拉伦致信罗哈斯秘书处：“时间紧迫，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工作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还表示，他担心重要的证人可能会改变合作的想法。
麦克拉伦急忙联系这位最重要的证人——莫斯科和索契兴奋剂实验室的前负责人格里戈利-罗德琴科夫（Grigory Rodchenkov）。罗德琴科夫是俄罗斯兴奋剂计划的主要共谋者之一，但他在2015年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逃往美国并因为揭露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而成为了俄罗斯公敌，麦克拉伦是极少数能通过罗德琴科夫的法律代表而接触到他的人。
麦克拉伦终于在圣诞节前和罗哈斯办公室再度联系上，但这次秘书处只给麦克拉伦发去一条非常简短的信息，通知麦克拉伦他们的协议纸本将会在2018年1月寄达。短信中没有圣诞节或新年的祝福问候，最后只有一句话：“感谢您的理解。”对于国际足联首席调查员来说，还有什么比揭露俄罗斯的系统性兴奋剂弊案更重要吗？
进入世界杯年，一月中旬已过，麦克拉伦依然在等待来自苏黎世的信件。1月16日，麦克拉伦再度联系罗哈斯办公室秘书处，他采用了讽刺性的腔调说道：“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协议纸本，它是不是被寄错了地方？”
罗哈斯再次将皮球提给了自己的秘书，而且突然之间，一切事情都迅速发展起来。麦克拉伦被问到是否有时间与罗哈斯进行电话或视频会议。由于罗哈斯不谙英语，她坚持以西班牙语作为谈判语言，这意味着麦克拉伦需要一名翻译。双方同意在1月22日苏黎世时间下午3:30分进行电话会议。
然而这通电话会议，却是麦克拉伦遭到“报复”的开始。电话会议三天后，罗哈斯办公室以她的名义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总干事奥利维尔-尼格利（Olivier Niggli）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反兴奋剂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WADA，能否推荐三个从事药品调查的独立机构或者专业人士。
这封信对麦克拉伦来说是赤裸裸的羞辱。在近年来对反兴奋剂的抗争当中，没有人能像这位法界专家赢得如此广泛的赞誉，他堪称是全球最顶尖的反兴奋剂调查员。
经历过这次被“背后捅刀”后，麦克拉伦无法得到罗哈斯方面的回应。他在2月底致信罗哈斯办公室秘书处：“请问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吗？”罗哈斯再次拒绝以个人名义作出回应。
罗哈斯让下属通知麦克拉伦，道德委员会不负责国际反兴奋剂的调查，这项任务应该交由国际足联下辖的反兴奋剂部门。此外，罗哈斯办公室在这次的回复中还澄清，罗哈斯本人并没有向麦克拉伦示意他的提案已被接受。而且，就在几周前，也就是12月12日，罗哈斯已经向这位反兴奋剂调查员发出了书面确认。
通过这封书面确认信，罗哈斯的阻扰策略达到了预期效果。她成功在世界杯开幕前，阻止了一项可能会揭露东道主弊案的独立调查。经过几个月的延宕，她把本来应该属于她工作范畴的调查责任甩给了反兴奋剂部门。由于反兴奋剂部门听从国际足联的命令，因此它无法进行独立调查工作。
这就是国际足联典型的表里不一处事手法：表面上提倡公开透明，背地里用尽一切手段阻扰。
在10月份一个阴冷多日的日子，麦克拉伦在自己公司一个略显简陋的会议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客人。一件浅蓝色细条纹西装，一条粉色领带，一双点缀着加拿大枫叶的袜子，从麦克拉伦的着装透露出他的时尚品味。
已经73岁的麦克拉伦是个自信心强的老人，他往年冬天会和儿子去落基山脉滑雪，而夏天去欧洲度假，今年还前往法国参加莱德杯高尔夫球赛。如今，这位商业律师则把心思放在了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项目。他认为，如果国际足联愿意合作配合调查，这将会给体坛“投下一颗震撼弹”。然而，在10月份那个雨天，他第一次看到了国际足联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显示罗哈斯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拖字诀”，而且最终拒绝了他的调查。
麦克拉伦查看了“足球解密”的泄密文件后说：“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久都没有和我联系，原来幕后发生了这么一些我没有意识到的事情。”1月22日与罗哈斯的电话会议特别令麦克拉伦难以忘怀，当时麦克拉伦正在美国科罗拉多滑雪度假，他已经把闹钟设定好，为了能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半和罗哈斯进行电话会议。那是他们第一次直接对话，也是最后一次。麦克拉伦说：“罗哈斯讲西班牙语，翻译官负责从中翻译，我认为整个会议持续不到10分钟。”
麦克拉伦在电话会议中明确向罗哈斯表示，他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三个月调查时间，。他最初的计划是在2018年3月底前完成调查，赶在6月份世界杯开幕前公布。麦克拉伦回忆，罗哈斯在电话中曾重申自己渴望与他合作，并且很快就会收到双方协约的纸本。
麦克拉伦第一次看到罗哈斯于2018年2月底发给秘书处的信函，信函上写道：她从来没有在电话会谈中向麦克拉伦表态“他的提案已经被接受。”
麦克拉伦说：“她似乎在选择性回忆。”他接着说：“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想要展开调查，从来没有！”他的声音充满了轻蔑。
对于EIC就她与麦克拉伦之间的互动所提出的质疑，罗哈斯没有作出详细的回应。相反，国际足联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中提及：鉴于麦克拉伦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国际足联有必要联系其他可能的相关协助者。国际足联在声明最后表示，不需要额外的“外包调查服务”。
2018年2月13日，国际足联对一份公开文件进行了修改和更新，内容包含了对兴奋剂、世界杯以及东道主俄罗斯相关问题的官方回复。
通过这份声明，信息已经很清晰：“国际足联反兴奋剂部门已经掌握了一切，它们正与WADA进行非常紧密的合作，WADA已经获悉迄今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声明还指出，国际足联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而且没有任何厌恶。从一开始，国际足联就采取了全面行动来确定是否有足球运动员涉案其中。”
俄罗斯足协曾向国际足联递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11名在俄罗斯俱乐部效力并涉嫌服用兴奋剂的职业球员，但是国际足联没有收到有关的兴奋剂检测记录。俄罗斯足协秘书长在致国际足联的一封信函中写道：由于保密原则，莫斯科的反兴奋剂实验室没有公布检测结果。只有“获得运动员的书面同意”，才能提供相关记录的副本。遗憾的是，“由于运动员目前正在放假或不在俄罗斯境内居住，无法得到他们的同意。”
这是一个十足的笑话。
新年后不久，因凡蒂诺的助手收到了国际足联人事主管发过来的这份敏感名单。国际足联官员写道：“这些名字的出现不代表他们就违反了反兴奋剂的相关法规，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2018年5月22日，世界杯开赛前三周。国际足联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关于俄罗斯国家队球员涉嫌服用兴奋剂的所有调查已经结束，最终没有证据显示嫌疑人有违规行为。”
国际足联自始至终都没有公布这些涉案球员的名字，但因凡蒂诺知道这份名单当中有两名相当关键的俄罗斯国家队主力成员，一位是中卫伊格纳舍维奇，另一位是归化球员马里奥-费尔南德斯，他们都在莫斯科中央陆军效力。
当记者联系到这两位球员时，他们都对这项指控三缄其口。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指出，它们有义务保密。俄罗斯足协则表示，他们已经向国际足联“诚实”地递交了一份11人名单，但也表示伊格纳舍维奇和费尔南德斯并没有理由被禁赛。
这不只是一个笑话，也活脱脱演成一部足坛典型的“罗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