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人生的抉择战略

我们一生中都会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抉择，有的人内心目标坚定，始终如一，绝不向外界和环境妥协，坚守内心。

有人在见风使舵，看到机遇就不断地去尝试，随机应变，时而高尚，时而卑微，大丈夫能屈能伸。

在确定目标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往往计划没有变化快，是调整计划还是坚持原有计划呢？还是很多人认为的根本没有必要制定计划？

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有选择的自由，所谓“不能承受生命之轻”，自由的人选择是容易的，是“轻”，可是选择后果是需要自己来承受的，则是“重”。

自由分为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我们当然认为积极的就是好的，其实也不尽然。积极绝非溢美，消极也并非贬斥。

积极自由的人知道世界该怎么运转，倾向于改变时势而不是顺应；消极自由的人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做出相应调整的灵活性。

就如同钢丝的两端，走钢丝的人如何平衡，并不依靠智力，而是手里的平衡杆，平衡杆是一种常识，一种感觉，它不是指南针，而是陀螺仪，是内心的听觉器官。它决定了在钢丝上是跌落还是安全地走到对面。

在这些大的决策面前，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应对，傅莹女士作序的这本《论大战略》给我们启发很大。傅莹的序，非常完美地阐述了本书的体系思想。后边的内容，大家就当做历史书来看就好了。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刺猬

狐狸

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你怎么像个刺猬。意思就是非常固执，不管不顾，谁要敢碰他，就把自己蜷缩起来把刺谁一下。

而狐狸呢，可以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为了骗取肉吃就百般忽悠乌鸦唱歌，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狐狸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刺猬在静态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信息，而刺猬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

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中。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本书论大战略，何谓战略，战略又何谓大呢？

那么战略怎么理解呢？关于战略的著作非常多，解释也非常多。战略表现出来都是一段特别高屋建瓴的语言，又有些虚头巴脑不知所云又不知何用。

通俗讲，战略就是解决怎么干的问题。本书的定义为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其实就是，先解决目标问题，想清楚自己究竟想干啥，再想想自己有几斤几两，盘算一下自己的能力和手里的资源，综合考虑应该如何来干。平衡好目标和能力，解决如何干的问题，就是战略。

大，可分为收益大和损失大，本书指的是损失。根据厌恶损失理论，把大描述为损失大，还是很引人入胜的，更容易调动读者的兴趣，引起警惕并深入思考。

大，多大算大呢？国家的战略算大，企业的算大，个人的也算大。大小是相对应的概念。国家战略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几百年的国运，企业战略关乎生存，个人战略决定个人发展。我们大部分人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发展战略，称其为大，也是自然的。

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提出：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能力。可见大战略是一流智者的能力。

可是如何我们能把制定和随机应变这对明显的矛盾结合起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训练。教授人们一种常识，让人们知道，何时应该成为刺猬，何时成为狐狸。

如何训练，足球运动是最典型的，提前拟定好打法，也就是目标计划，上了场就要球员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了。所以足球必须经过大量长期的训练，把各种打法提前反复演练，才能够做到计划和应变的结合。如果没有教练的周密部署，球员上去就自己应变，抑或是死搬硬套教练的安排，结果必是惨败。

关于刺猬和狐狸两种矛盾思维的平衡问题，我认为用老子的一个“道”就可以完美解释。把大战略理解为道，一分为二，计划和应变，二者相互融合。听起来有点玄，老子也说了道玄之又玄，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而水“几于道”。我们用水来理解就容易多了，江河自源头奔流入海，大方向非常明确，而途中遇山则绕，遇水则收，根据环境地势随时改变，但是大方向不变。有的时候还能改道，甚至连入海口都可以变，最终流入大海就行。

孙子的“夫兵形象水”，指的打仗的时候，大目标制定以后，部队在行进战斗过程中则像水一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抓住机遇，随时应变。

刺猬和狐狸的平衡，两种思维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在实践中往往有人更偏重于刺猬，有人则偏重狐狸。

本书思路开阔，大气磅礴，纵览近3000年历史，横贯东西，史料扎实，叙述细腻。

本书中成功的案例大多更侧重狐狸，包括屋大维奥古斯都，伊丽莎白一世，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大概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往往侧重刺猬式思维而造成失败，所以作者有意偏重介绍狐狸式思维的成功。

正如同《道德经》中有无相生，“有”和“无”本就一体相生，此二者同出而异名，而老子更强调“无”的作用，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往往更重视“有”的作用而忽视“无”的作用。

奥古斯都屋大维——狐狸与刺猬的结合体

奥古斯都屋大维

中国的西汉末年至王莽篡位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的衰落期，而同时代，罗马的奥古斯都屋大维把罗马帝国带到了鼎盛时期。

年近77岁的屋大维的临终遗言是：我接手的罗马是土造的，我留下的罗马的是大理石建成的。

在屋大维18岁的时候，凯撒大帝被刺杀，留下遗嘱，收屋大维为养子，并指定为继承人。

在那个军阀环伺强手林立的年代，对于一个是18岁的年轻人，这份遗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屋大维知道遗嘱内容后，就制定了自己的目标，为凯撒复仇，完成罗马复兴，不被刺杀。

这些目标可以说是宏大的，可是屋大维能够清醒的评估自己，并把热情控制在能力范围之内。他没有背景、没有经验、但是有疾病，尤其是在打仗之前身体就会出变故，这在战争年代是致命的弱点。

他慷慨疏财收买人心，通过阿谀奉承与敌人结盟，通过坚强的意志聚拢实力，不到20岁就登上执政官的宝座。

然后罗马进入了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三巨头统治时代，屋大维通过土地分配建立威信、将权利委任他人弥补自己不足、靠残忍杀戮威慑他人。

在坚持目标的同时，抓住机会，与安东尼联盟驱赶了雷必达后，又逼迫安东尼自杀，还清除了埃及艳后跟凯撒亲生儿子，彻底掌控了局面。期间历经磨难、多次面临险境，接受救援才得以活命。

当屋大维经过15年的努力，元老院授予他元首称号，还给了一个尊称：奥古斯都。不同于以往的统治者，如薛西斯一世、亚历山大、凯撒大帝，屋大维宣布：罗马帝国已经足够大，除了一些边界需要调整我，无需进一步扩张。

这也是屋大维在新阶段制定的目标，以往的统治者都是以无限地扩充疆域为目标，结果都是悲剧收场。

而屋大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最初的目标：实现了罗马的复兴，并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床上。

奥古斯都屋大维能够把目标和能力做很好的平衡，坚定目标，并且抓住一切机会，随机应变，同时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完成了人生精彩的表演。

汉朝的吕后，影视作品中描述多是专权残暴。史记中专门有吕太后本纪》，是史记中唯一单独为女性作的传记，可见其功业与地位。她很好地贯彻了汉初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促进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

她目标就是继续实施刘邦的目标，而且看起来是个意志坚定的刺猬式人物，可是她处理问题也是灵活多变，为了目标能够委曲求全。

刘邦去世，冒顿单于写信给吕后：我冒顿单于刚刚死了老婆，你这现在也是寡居状态，双方都挺孤单的，不如现在咱两个结合在一起，正好双方都能快乐。

而这吕后回信道：冒顿你是尊贵的人，我已经是个年老色衰的老妇人了，配不上你，还是放过我吧。

还送了冒顿单于大量的礼物，获取了边疆的平安，不然真的打起来，其初汉的国力，怕是凶多吉小。

上帝的刺猬，民众的狐狸

在中国的明朝末期，我们看看欧洲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英格兰。

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是当时的“日不落”帝国，统治着西班牙周边区域以及国王自己都记不清的殖民地，还接管了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而当时英格兰还只是一个岛。

西班牙的统治者是腓力二世，英格兰是伊丽莎白一世。

腓力二世将自己的帝国视为连接凡人与上帝之城的桥梁，自己就是上帝的代理人。伊丽莎白则向伦敦人宣告：为了你们所有人的安全和平静生活，我甚至不惜流血。

腓力二世以上帝视角来行事，很像当代美国的风格，以世界警察自居。而伊丽莎白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是不是有点像特朗普，一个另类的美国总统。

在不同目标指引下，腓力二世是要掌控一切的，管理上事无巨细，忙于应对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很少休息。而伊丽莎白则不慌不忙，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出手。

腓力二世是一个典型的刺猬，而伊丽莎白则是狐狸，她时而天真，时而精明强干；时而直率，时而狡猾；时而勇敢，时而谨慎；时而宽容，时而睚眦必报；时而静若处子，时而火爆如火山；时而娇柔，时而阳刚。她有一个软弱无力的女人的尸体，但有一个英格兰国王的心胸。

刺猬的管理是个僵硬的机械体，而狐狸的则是柔软灵活的有机体。正如同不同的公司管理方式。

机械体的公司就是一个坚硬的官僚体系，所有的行动都需要接受指令才能进行。而有机体的公司则可以灵活的随机应变，抓住机遇马上行动。

这之间的差别就如同机器人和人的区别，比如我们的消化系统是不需要接受大脑的指令，根据吃进去的食物进行消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消化活动也需要根据大脑的指示来进行，这是多么可笑而可怕的事情。而实际上，许多公司的管理都是机械体的。

我们在管理上最难解决的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很多器官都需要依靠中央指令，就如同一个蹩脚的机器人，一旦遇到危机，则需要中央处理器做出复杂的运算，再把指示传递到一个个的器官上。

这就取决于管理者是用什么视角来看待公司了，随着管理者地位日升或者得到了上级的充分授权，往往就会自我封神，以上帝视角来管理公司，想要掌控一切，公司就变成了机械体。

如果以公司和员工视角，以市场和创新为目标，公司就是灵活的有机体，能够随时应变市场的变化，让公司持续发展，员工获得幸福。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和英格兰的那场海战吧，腓力二世事无巨细的管理，所有的指挥必须由他来远程负责。而英格兰的将军在可以审时度势，因为他知道女王肯定会赞成。战争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个时代，西班牙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结果却三次破产，英格兰人民则过着幸福舒适的生活。

腓力二世之后，西班牙迅速衰落。大家都知道，英格兰则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

腓力二世坚定维护天主教，伊丽莎白则支持了新教的发展。如果没有新教，就没有英格兰的辉煌，也不会有现在的美国。

老子的座右铭是强梁者不得其死。传说，孔子去拜访老子的时候，老子张开大嘴说：牙齿坚硬，掉光了，舌头柔软，一直都在。

苏州金鸡湖老子雕像

苏州有一个老子的雕像，张着大嘴，非常丑陋，就是在向世人讲述牙齿与舌头的道理。

常识如空气，越高越稀薄

拿破仑

我们常常会理解不了一些问题，比如，拿破仑为什么要大举进军俄国，希特勒为什么妄图用闪电战征服苏联，结果都是大败而归，进入了毁灭之路。

近乎无限广袤的土地，严寒无尽的冬季，俄国人的不屈斗志，都会将战争拖入冰冷的泥潭之中。若如不然，他们俩统治大部分欧洲几乎可成定局。

这些常识，似乎普通人都知道，为什么这些聪明的统治者们视而不见呢？

《战争与和平》这部以真实历史为基础的小说描述了俄法战争，虽然这是一部相当引人入胜的小说，我当年还是没有读完，只记得一句话“饭后睡觉是银，饭前睡觉是金”，这样推理下来，除了夜里那一觉以外，早餐后、午餐前后，晚餐前，应该还有四个觉要睡。当然这是战争爆发之前，庄园贵族老爷的生活。

我只是模糊地记得一些俄罗斯*队军**的场面描写，就是混乱，部队无序地调动，所有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打，将军收到很多庞杂的信息而无法决策，指挥官是老迈、肥胖动作迟缓的库图佐夫。

在小说里，一名士兵因饥饿追击一只兔子，无意发现了拿破仑的军营，于是俄国发动了攻击，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当然，一只兔子无法决定拿破仑的命运，但是足以说明在战略上库图佐夫完胜拿破仑。

库图佐夫就是用空间换时间，主动放弃莫斯科，用疆域和寒冷将法军拖入了无尽的损耗。是不是很像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本书说到：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但保持常识并不易。

常识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本来应该如此，就是规律，春夏交替，四季轮回，饿了就得吃，困了就得睡，冷了就要加衣服，遇到危险就要躲避，行兵打仗粮草先行。

道德经里讲：复命曰常，知常乃明。不知常，妄作，凶。不按规律办事，胡乱做事，是很危险的。

复习一下丹尼尔卡尼曼的快思考与慢思考了，快思考就是我们不需要动脑子的快速反应，就是常识。但是，我们都知道快思考很多情况下都是有严重偏差的，这些都需要慢思考才能认知。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常识，对不同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战略家的能力，就是能快速认知那些需要长时间思考和研究才能预见的东西。把慢思考变成了快思考。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丹尼尔卡尼曼并没有研究，我个人理解，这需要长期训练模型思维了。比如对于普通人来讲，天冷了要加衣服这是常识，可是对于高手来讲，正态分布与贝叶斯公式也是常识。

在这一点上，战略家和艺术家是相似的，相较于艺术家的素描能力，战略家可以从大量的信息中速写出已知的和未知的信息。

年轻时的拿破仑是有这个能力的，为什么年老了就不行了呢？拿破仑酷爱读书，精于计算，甚至能计算出行军途中需要多少个磨坊。可是在长驱直入俄国时，就不管不顾鲁莽行事了呢？

其实常识就像氧气一样，越往高处走,它就变得越稀薄。大家自己理解吧。

最伟大的总统——知其白，守其黑

林肯总统

我们看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林肯》，大家都知道林肯废除了奴隶制。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宏大而正义的目标。可是在过程中，林肯用了各种下作的手段，包括交易、贿赂、奉承、施压、谎言。

林肯为何用这么恶劣的手段来实现如此崇高的目标呢？他解释说：指南针给你方向，但是道路上有沼泽、沙漠和峡谷。如果闷头往前冲，死路一条，即使你知道方向在哪儿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典型的刺猬和狐狸平衡与统一。

可是有人就会有疑问，林肯用如此多下作的手段，这是不讲信用啊。孔子讲的仁义礼智信，把信排在最后一位，孔子曾经说过，能做到信，不过是“硁硁小人也”，就是做的还不错的小人，这里指的小人指的是普通人，与道德水平无关。所以，在孔子眼里，“信”的价值并不高。信必须近于义，才有必要遵守信，不然毫无意义。

所以，孔圣人也是偏重狐狸型的人，在他看来林肯为了解放奴隶的大义，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是值得推崇的。

另外，我们看一下《道德经》里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深知什么是明亮，却安于暗昧的地位。

林肯深知废除奴隶制的伟大意义，他从底层做起，慢慢向上。他寻求的是被低估。

如果我们内心坚守光明，那么就不怕被黑或者自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