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永远是球迷心中的痛。赢了比赛，骂；输了，更骂！
看看网上，各种有关中国足球的段子比比皆是，而且朗朗上口。 “中国人问上帝，他们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上帝哭着说，我也看不到了。” “战火纷飞，能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欢乐的只有中国男足了，国家队配得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建议中国队加入南极洲，跟企鹅队踢比赛，这样就能进世界杯了。” ......什么球闹心？足球。什么球更闹心？中国足球。有时候我们会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足球，是不是从十多亿人中选出那么十一个人就这么难？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回望，看一看中国足球在百年之前的样子，你会发现： 原来中国足球，也曾拥有过一支征服亚洲，赢得世界尊敬的铁血之师。 原来中国足球，也曾拥有过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浓墨重彩的热血故事。 一、铁军的诞生
1913年，中国、日本与菲律宾仿照奥运会，联合发起远东运动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体育竞技赛事。当时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国家都没有什么能力开展体育运动，因此远东运动会足以代表亚洲体育的最高水平，并在1920年获得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
远东运动会会徽
赛事共设8个比赛项目，足球是其中重头戏，也是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足球锦标。从1913年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办了十届。除了第一届，其余九届的足球项目冠军都被中国队垄断。
放眼当时的亚洲，中国国足已无对手。中国队成绩显赫，自然有着很大的客观原因。亚洲足球起步晚，很多国家又完全处于殖民地状态无力开展足球运动，想称霸亚洲并不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队的对手们就全然不把足球当回事。尤其是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日本。那时，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灌输教育时，一大策略就是鼓吹日本国民性优越，远超中国。贬低中国人时，他们常用的措辞是中国人自私自利，没有集体意识，有家无国。 结果，在足球这项最强调集体性的现代运动中，日本人却被身为“落后民族”的中国人完全压制。特别是在最受两国重视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成了日本队的噩梦，动不动就是4、5球的碾压性大胜。1917年，国足5∶0横扫日本；1921年，国足4∶0大胜日本。1923年，国足表现有所退步，最后时刻有些放松，丢了一个球，但仍以5：1战胜日本，实现三连冠。
第8届远东运动会中国国家队全家福
屡屡惨败，难求一胜的日本队，就此患上“恐华症”。日本媒体引用中国成语，对此哀叹：“既生瑜，何生亮。”这样的局面，难免会让日本人对自己国民性的鼓吹立不住脚，变成自我吹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以*力武**手段侵吞。中日之间的足球对决，也就此被蒙上家仇国恨的意义。两年多之后，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日两队再次于决赛中相遇。
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中国足球国家队合影
为了一雪前耻，日本精心备战。媒体也高调造势，渲染复仇气氛。无需任何动员，中国队的热血男儿早就下定必胜的决心，誓要拿下日本队，在赛场上为东北同胞出一口恶气。比赛开始后，三*用军**命的中国队气势如虹，“铜头”谭江柏在15分钟内连进两球，上半场就取得2：0的领先。下半场，双方又各入一球，中国队依然以3：1领先两球。但当所有人都以为失去悬念的时候，比赛却风云突变。右后卫李天生在一次铲球中，因动作过大被裁判驱逐出场。多打一人的日本队趁机连追两球，将比分扳平。但怀有必胜信念的国足及时进行调整，即便少打一人，也依然敢于大举进攻，压得日本队喘不过气。就在比赛只剩14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后卫忙中出错，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点球的，正是中国队队长李惠堂。他没有放过这个终结比赛的机会，稳稳将点球罚进。最终比分定格在4∶3，中国又一次击败宿敌日本，夺得冠军。在场华人全都站了起来，为中国队的胜利呐喊跳跃，很多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国力孱弱，国土沦陷。中国足球的胜利无法改变这一切，但却依然是宝贵的慰籍。从1923年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到1947年以队长身份退役，李惠堂为国效力24年，进球1860个。他是那一代铁军当之无愧的队魂，是文武双绝，人品球品俱佳的领袖。
李惠堂对阵澳洲球队时的进球
上海滩盛传“看戏要看梅兰芳，踢球要看李惠堂”的说法。日本报纸曾称他为“亚洲球王”，澳大利亚媒体说他是“足球神童”。多年以后，李惠堂回忆球员生涯时说，对阵日本队罚进的这个点球，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进球。赛后，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一时间哀鸿遍野。上海《申报》将日本媒体的报道传回国内，并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 从此，中国男足得名“铁军”。足球在中国的地位，堪称国球。
二、奥运苦旅
1936年，中国队收到柏林奥运会的参赛邀请。由于在亚洲正式比赛中战绩显赫，他们无需踢预选赛，可以直通正赛。对于参加奥运会的挑战与意义，队长李惠堂有着清醒的认知。出征柏林前夕，李惠堂受邀为《世界运动会特刊》撰文，他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国的足球，二十多年来的进程中，努力争得远东霸主的称号，可是远东的足球程度还幼稚的很多，在远东称足球霸，无异在井底做蛙王。” 李惠堂判断，如果自己去英国踢球，只能在中游职业球队立足。就算国家队所有队友和自己水平相当，放欧洲也就是个二流水平。但即便如此，李惠堂依然认为，这次奥运会不能不去。中国不能做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中国足球同样如此： “因为不能夺冠军而闭门自守，不去参加领教也是废话”。 在他看来，参加柏林奥运就像是“登泰山”，登高望远才能清楚知道中国足球在世界的位置，这种经历实在难得。然而，中国国足进军柏林之路，却横着一座比泰山还难以逾越的大山。与八十年后的国足相比，两代球员面临的大山，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国足，最头疼的是问题是如何从预选赛中突围，冲出亚洲。可是自2002年以后，别说进世界杯了，进一次第二轮预选赛，也就是十强赛、十二强赛，都跟过了年似的。屡屡挫败自己的苦主，也从当年亚洲一流的伊朗、韩国，变成了二流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最不用操心的问题，则是钱。有了地产大亨们的投资，国足队员们个个年入百万甚至千万，开豪车住豪宅，日子美得很。 但民国时代的国足，境遇却恰好相反。 他们并不用考虑如何冲出亚洲。 论实力，中国队在亚洲已经没有对手，只会成为别人的苦主。别说日本、菲律宾，就连在中国踢球的英国军人、法国巡警们都被踢服了。让他们最为头疼的，恰恰是今日国足眼里最不成问题的问题——没钱。没钱到什么程度？连去柏林参赛的路费都掏不起。尽管元首希特勒已经答应，中国队在柏林的开销由德国人承担。但坐船去德国的路费，并不能找他报销，还得中国队自己想办法。按当时的港币来算，这一趟路费总计需要二十多万。都是工薪阶层的国足们，就算砸锅卖铁也无力承担。队员们写了一封集体*愿请**信，向民国政府求助，申请路费。但民国政府的官员们只能摊摊双手，表示一分钱都没有。想来也是，当时国内危机重重，日本虎视眈眈，政府哪有什么心思搞体育？那时的中国体育穷到什么样的地步，参加奥运会撑杆跳项目的运动员最有发言权。比赛之前，他连一根像样的竹竿都没有，只能临时找其他国家运动员借。找个有钱老板赞助，也是死路一条。在那个普通老百姓都在为吃饭而挣扎的年代里，民族企业活下来就不容易，哪有闲钱搞足球。一分钱就能难倒英雄汉，这二十多万的巨款，让队员们打了退堂鼓。去，还是不去，成了一个大问题。就在此时，一个消息传来：日本队赢了预选赛，也拿到了柏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如果中国放弃参赛，那么日本这个手下败将，就成了亚洲唯一代表。这是国足队员们无法接受的，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国际赛场上继续和日本一较高下，向世界证明中国才是亚洲最好的球队。决心一下，国足队员们便四处“化缘”，最终从社会各界力量筹得路费17万，但仍有5万没有凑齐。
为凑路费，队员们还得为香烟打广告
小伙子们咬咬牙，想出一个“以赛养赛”的办法。也就是一路上“卖艺”，踢表演赛，用门票收入当路费。为了多踢比赛多挣些钱，球队提前三个多月便早早启程。从1936年4月16日到7月8日，中国队从香港出发，途径南京、上海，随后又坐船南下东南亚，从西贡、新加坡一 路踢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这堪称一次绝无仅有、充满艰辛的长征。 两个多月的行程里，小伙子们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坐最低等的船舱，住最廉价的旅馆，睡最便宜的房间。全队经常挤在一个大统间，床位不够，就在地上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连小饭馆都舍不得去。沿途上，越南、缅甸、新加坡、印度都地处热带，又正是酷热时节。在憋闷的船舱与破烂的旅店里，他们要忍受怎样的煎熬，可想而知。此外，他们还要担心当地的强队不和自己比赛，担心比赛时的天气，这些都会影响观众人数，关系门票收入。好不容易踢上比赛后，他们还要提防当地的主办者黑掉门票钱。除上场的11人外，别的队员都到各入口去“监票”。当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赢球的一方可以分到更多的门票收入。为了赢球，主力队员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所有比赛，即便有些小伤小病，或者体力不支，也得咬紧牙坚持下来。令队员们感动的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们，对他们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听说国足要来比赛后，他们纷纷买票看球。还有不少华侨焚香拜佛，为中国队祈福。83天里，国足先后踢了24场球，战绩21胜3平。几乎每3天就要踢一场球，总共赚了20多万港元。去柏林的路费算是彻底解决了，但国民政府听闻国足赚到钱后，马上派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代表周家骐，去找国足们讨钱。许多队员气愤得不行。自己在东南亚拼了命踢球，政府一分钱都没掏，什么忙都没帮，结果到头来还要分我们自己赚来的钱？后来李惠堂、孙锦顺等队员以大局为重，把队友们召集到一起开会，经过一番讨论后，国脚们终于达成共识。在东南亚拼死拼活，他们并不是为自己赚钱，而是为参加奥运凑经费。现在路费够了，但还有其它兄弟队伍在上海等钱买船票去柏林，我们同属中国代表团，不能不管。随后，国足们给全国体育协进会汇去了十多万港元，解决了其它项目代表队的经费问题。 说是足球队扛起了整个中国奥运代表队，毫不为过。
考虑到足球队的巨大贡献，李惠堂被选为代表团旗手，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欢迎仪式上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