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不曾留名的“海上梵王渡”
圣约翰大学
记得复旦的秦绍德先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从文化的角度看大学究竟是什么？大学是天空和海洋，大学是深深的水，静静地流，大学是传统的，也是创新的；大学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
在名为《约翰声》的杂志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文字中说大学教育以“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为使命。“生命之丰富者”是胸襟宽广的，在这类人的经历中生命体现出的是博大无涯的一面，而这样的生命者所拥有的兴趣也多如繁星；“性格之培养者”已然超脱于物质与金钱的欲望。这听上去或许过于理想，过于不实际，但就是有一所学校曾经诞生了这样的人，也做过这样不切实际的事，令人每每提及便不得不去回望一下它的过往。
《约翰声》杂志
在上海虹口的极司非而路上，有一块离开外滩5英里的广场，这里原是一位富商的休闲别墅，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接地气的名字，“梵王渡”摆渡处。这是太平天国时期英国人戈登所筑的，当时戈登看中这里的便捷——河运可以运输兵员和物资。在支付了6500万两墨银后，这里开始建起一座“教会大学”。
开埠后的上海在中外贸易的推动下，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国际性的现代化大都市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商业贸易迅速从埠际内贸为主转变为开放型的外贸为主，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和总值逐年增加， 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在这里，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逐渐被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了谋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新的经济关系的适应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和命运。
圣约翰大学全貌
这种变化直接催生了上海经久不衰的“英语热”和“西学热”。上海对通晓外语和经济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形形色色的外语培训班与夜校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860到1880年的20年间，上海外语培训班与夜校就有36所之多。也就是说，英语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已发展为一种商业和获得机会的语言。1881年，圣约翰书院增设英文部，优先考虑的就是“当时社会上感觉英文可以经商，青年子弟颇愿习此，故本校有此计划”。在这样的环境里，圣约翰大学开始了它的历程。
圣约翰的校园一开始并不大，仅其东面一部分在苏州河边，北面是圣玛利亚女中校园，西面和南面则被一块称为温家宅（UNKAZA）的地产挡住，不能紧靠苏州河和万航渡路。学校仅赖一条只拥有通行权利的路与万航渡路联接。到1911年购得那块地产，1924年接受圣玛丽亚校址，校园才变为南边靠万航渡路，其他三边被苏州河围绕的半岛似的地方。1934年在当时的苏州河上建成了一座木桥，将苏州河两岸的校园联接起来。为了建造这座桥，无锡荣德生先生捐了款，学校1903级同学们为纪念他们毕业30周年也捐了款。
于是乎就有了这个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的地方，这里除了人行道外全是绿色的草坪，花园中有的是参天大树。从兆丰花园划过来的花园区则让校园增添了更多的装饰与点缀，不过，调皮的学生为了抄近路并不珍惜这草坪，校方倒好，来个因势利导，在被践踏的草坪上铺上石板，立马变成了合法的过道，这样草坪也更显优美。
校长卜舫济
将圣约翰书院从之前的模样变成圣约翰大学的人是一个叫卜舫济的美国人。这是一个原本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神学的年轻人，现在看来他应该算是个彻头彻尾的“上海通”。从1890年担任圣约翰书院主任到1896年开始担任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他担任这个首任校长的时间长达50年之久。在圣约翰，他生活了五十几年，对于中国的东西似乎也有些欣赏，从1911年起，他就住在圣约翰的一座有飞檐的中国式的办公楼上，他还为中国豆腐和豆制品在国外做过宣传。
卜舫济校长
卜校长任职后不久，圣约翰开设了大学课程，他每隔几年要回国休假一次，在美国募捐用以建筑新校舍的资金。每次从美国回来，他的口袋里都带着一座校内建筑，据说是用来募款时候展示的。
也并非所有建筑费都是他在国外募得的，他在中国国内也获得不少捐赠。若按当时一两银子值一点五银元，一美元等于三银元来计算，其中美国的捐赠中最大一笔系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大老板，这家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远远超过了其捐款的八万美元。
圣约翰的学费在当时是相当贵的，每学期单学费就要75银元，这足够支付一个新助教一个月的工资。学校中的教师很少，而大部分是助教或讲师。职工也很少，除去美籍教师外，学校的工资支出并不多。学生除学费外还要付寄宿费，宿舍中则几乎空无一物，因为学校只供给极简陋的模板床，写字桌和椅子都由学生自备。有的学生连床铺都自备，更不要说书架了。由于学校收费贵，开销很省，所以才能有积余，用以添建房屋和扩大校园。在卜校长任职期间，圣约翰几乎每年都有扩建。从最初的八十四亩扩大了好几倍。
卜舫济对学生的教育是父亲式的影响，是不容误解的。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每一个清晨，早祷会后，他手拿一个黑色皮包，带着一个总务，巡视整个校园。这是他每天九点坐进办公室前的晨规。每年他都要靠读一部长篇小说来让自己每星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松弛一下。
这位如父亲般严格的卜校长发明了一个叫 “污点制”规定。在一周里，如果哪位学生床铺不整、在教室喧哗、晚上九点半后开着灯等等，都会被记一个污点。以至于学生们抱怨说学监的眼睛像鹰眼一样，他们到处抓违规的学生。卜舫济每周五会检查所有学生宿舍。周六下午学生们才有机会擦掉一周的污点。有一个污点，学生们就要在教室坐上半个小时。卜校长亲自检查记录。“他操起尺子，打学生们的手心”的片段也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中。
在卜舫济校长看来，英文教育是给中国输入新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希腊文学被输入欧洲，而日本复兴的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它采用英语作为媒介输入西方思想。他认定中国文明已经到达它的定点，正在开始衰落和灭亡，必须将西方的文明宝藏给予中国，才能使其复苏，而要将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中国的语言是显然不行的。不掌握西方语言，就不可能掌握西方思想。“中国的汉语不能表达抽象思维，缺乏这一方面的术语，他认为中国佬的心智是模糊而懒散的，这已反映在他们的语言里，因此他坚持用英语进行教学。”
在此就读的林语堂先生回忆“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民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又一意外之影响。” 之后倘若不是林语堂北上进清华大学，投身于“中国文化中心北平”，自感到非常“窘态”。为了洗雪耻辱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圣约翰大学轻视中文和中国文化教育着实是民国初期教会大学的真实写照。
变革中的圣约翰
圣约翰大学和其他教会大学一方面通过提供西方教育，迁就迎合了中国沿海地区商业和其他功利主义的社会要求，从而在中国社会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在另一方面，尤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这些学校又因其西化倾向而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脱节，“一校之中，俨如一国”，构成一个文化飞地或“疏离的学术象牙塔”，在这种“非本土化”的氛围中，中西教育势难两全，尽管汇合东西文化也许是这些学校创办者的初衷或期望。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民族文化思潮和非宗教运动的蓬勃兴起。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各教会学校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中国化”和“本色化”浪潮在教会及各教会学校中相继开展起来，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收回教权运动，对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会学校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将中文和中国文化教育看的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了。这时的圣约翰大学并没有恪守原有的办学宗旨，而是力求适应时代所需。
1922年，卜校长邀请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校考察教学状况。黄炎培认为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改进之计，事不可缓”。于是，圣约翰大学“广延四方博闻之士，讲诵旧贯。凡所兴革：有改良教授法，变更课程，改易教材，增多大学国学学分，添购图书，注重课外作业，六事。”
在这个基础上，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文化教育方面进一步推行改革措施，突出表现在国文课程中，添设了模范文语法、文法修辞概要、文字学大纲、阅书质疑等科目。大学部则采用学分制，国文占16学分，修习不及格的学生，只能作特别生，不能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还新聘请了一些国文教员。
圣约翰从原来不教中国史，只教美国史和英国史，变成了聘请新教师讲中国史。据一些校友回忆，当时的学校聘请了新教师多人以取代守旧的教师。中文课改由一位留日归国的学者讲授，“我记得他用的教学法，对我们来说是崭新的，他不要求我们阅读和背诵经书，而是按不同题材，有的根据经书中的引文，有的根据时事，进行讲课。”这举措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
当这些新聘任教师讲到中国名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将领以及爱国志士时，学生们听得都很激动。学生对新教师们极感兴趣，甚至还有些入迷；新教师们也彻底改革了教学方法。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圣约翰大学也一再强调进入大学的学生必须通过规定的中国文化考试，如1939年圣约翰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和课程委员会都对大学生入校和在读时期的中国文化知识水平有严格的规定。规定华侨和外国学生入学是中文考试如不及格，入学后必须补习，应用和阅读中文的能力不得低于2000个词语，否则不能取得学位。
圣约翰大学在大学阶段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对国文或国学的教学只是应付。在1938至1942年的圣约翰大学课程表中不难发现，中国文学系共设课程36门，除去国文作文、大一国文、补习国文、大二国文、应用文和高级国文外，具体介绍中国文化知识的课程就有30门。
圣约翰的组织架构
1932年初，因为淞沪抗战爆发，学生人数减少，学校预算亏损，曾由校友会建立维持基金，由校友们捐款补助学校三年（1932-1935年）每年11000元。1935年美丰银行破产，因学校大部分的活期存款都在那里，仅收回30%。以致要借债维持。再次依靠校友会继续补助三年（1935—1938年），后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多收了学费，才得以偿还债务。
不过，1936年圣约翰大学开始招收女生，成为男女合校。这个突变源自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该令要求所有各级教会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向教育部立案注册，同时还规定已注册的大学不得招收未注册中学的毕业生。可当时设立在法租界内的圣约翰大学和圣玛利亚女中却顶着不注册。
到1936年，有12个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生想升学，被其他大学（包括已注册的教会大学）拒收，就要圣约翰大学招收她们，她们的到来让这个没有女生宿舍的圣约翰大学变成了男女合校。难怪从沦陷的香港返沪的张爱玲也想要进入圣约翰大学的中文系呢。
近代体育在圣约翰
圣约翰大学不仅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向中国，还最早将近代体育引入校园，所涉及的体育项目包括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游泳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运动门类。
早在19世纪末，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就将军操定为必修科目，组织了学生军，规定每日清晨必须出操，每周还要举行两次会操。清政府还曾派官员亲临学校检阅，拨赠旧式后膛枪二百支用于训练。1898年，学校专门成立了体育会，负责开展各类体育活动，举办班际比赛。
1890年5月，圣约翰书院举办了以田径项目为主的第一届运动会，此后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举行田径运动会，此举开创了中国近代体育运动会的先河。1901年，学校又组建了足球队。虽然当时的队员还都拖着长辫，但这支人称“约翰辫子军”的球队成为国内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足球队。
圣约翰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归国华侨，教师中也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将许多流行于西方的体育项目带进了校园。除了一些常见的运动外，拳击、赛船、越野跑、击剑、骑马、垒球、美式足球（橄榄球）等运动项目都在圣约翰大学内蓬勃开展，各种体育团队也层出不穷，如“飞梭”羽毛球队、“接不稳”垒球队等。
1910年中国第一届运动会的田径比赛中，圣约翰大学队一举夺魁。1913年2月的马尼拉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田径队26名选手所获得的36分中，有26分是由5名圣约翰大学学生夺取的。圣约翰的许多学生还代表中国参加了世界赛事。1924年的留美学生黄景康就作为中华网球队的三名成员之一，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征戴维斯杯。
随着体育活动的日益普及，圣约翰大学的各类运动队还逐步跻身上海的外侨体育比赛行列。“飞梭”羽毛球队就曾在上海羽毛球甲级联赛中，击败过英侨、法侨等多支球队取得锦标。1926年，由华侨学生为主组织的圣约翰的“中华队”，在三名美籍教师的指导下，一举夺得上海橄榄球联赛的冠军。
为了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校方专设优胜奖，褒奖那些在校内比赛获胜的学生，给予校队运动员以特殊的伙食待遇。每当学校运动队在校外竞赛中载誉归来，校园就会燃放鞭炮以示庆贺。此外，一份以报道校内外体育消息为主的刊物《约大体育》，也深受师生们的欢迎。
旧时上海的大学是圣约翰的样子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我仍觉圣约翰大学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的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
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宗旨在于造就学生为完全国民。使之以国利民服为前提，以克己自治为本领。因此它的毕业生意志必高，见识必广。人是有灵性的动物，如果做一件事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愉悦是一种对于生命价值的最好诠释。
校徽
1920年在圣约翰肄业或毕业后在国外获得学位者，达120人之多。1928年约有400名圣约翰学生在美国学习进修，而该年圣约翰有548名学生，即约占全校四分之一的学生，申请到美国留学。据1926年的不完全数据统计，圣约翰的毕业生在当时政府任职的有43人，其中内阁部长级的7人，局长级16人，外交官6人，铁路官员14人；在商界任职的共158人，其中当经理的有24人，当各种买办的有107人，在银行界任职的有27人；此外，在教育界任职的共有72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大学教员65人，中学校长5人。这个统计表明，在商界服务的毕业生是多数，占到58%。似乎卜舫济校长的“中国觉醒”已经到来了。
圣约翰大学造就了一批适应中国社会转型、与西方利益紧密联系的新式人才，为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递，以及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一开始的教会学校，在客观上刺激中国文化新生的同时，它也试图用基督教信仰去冲击甚至铲断中国大地文化之根。圣约翰大学可以说是美国自由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一个典型体现。
与同时代的国内大学相比，圣约翰得益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外人办学的放任自流的政策，因而得以独立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自由发展。它较早的成立，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具备良好的教育基础，并拥有自成一体的学校系统以保证优质生源。
同时，圣约翰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差会资助、校友捐赠以及巨额学费收入，保证学校有充足的财力加强管理、延聘高质量师资、添置先进教学设备等。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采用均领先于国内其他大学，而向美国大学靠拢。正当国内大学由于军阀混战、经济拮据等状况无法安心办学，并为争取学校的独立办学权力而斗争之时，圣约翰则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在当时中国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诉人们“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自由的学风，开启了人生的广阔视野，让一群学子们从传统的中国社会迈入了色彩变幻的西方文化，局限被打开了，眼界被放宽了，也让人们领悟到：一个人只要努力，人生就会有无限的可能，而生命的本色就应该是充实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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