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云陈**水 采访：于鸣非
访谈者按：父亲节前夕，又一次和*云陈**水先生聊他的家族史。翻看他父亲过去的相册，让人感觉陈先生在相貌和个人禀赋上，有着他父亲强大基因：热爱生活和文艺、却又有专业的固守。聊天的空隙我有些出神，想起了自已过世的父亲，他1948年大学毕业，也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也曾在*革文**中受到冲击，下放到五七干校，他们这辈人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沧桑和苦难。天地广大，生命细弱，光阴如过隙的白驹，只是我们心里永远都会留住一份对父亲的挚念。
（接 “我的父亲” 上篇）
于：他们那一代人，很多这样的宝贵年华都被耽误了。
陈：是呀，你想，62年被下放时，他才30岁，随后有将近20年的时间无法正常工作，发挥他的专业技能。整个中国都这样，千千万万的人，不光是他，是一个时代。
在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的几年时间里，正是我小学和初中经历的时间，是我的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其实我从出生到长大，在和家人生活的时间是非常短的。3岁前是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上幼儿园也是全托，小学一年在城里亲戚家借读，13岁就离家住校读高中，15岁上大学，我在18岁前可能只有那么4、5年的时间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回想起来，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成长状态，当时父母的心情也都不好，无奈，压抑，迷茫，这些情绪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我们成长的环境，说不上是那种很温馨，很正常的家庭环境，至少和我的下一代相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猜想，父亲的一辈恐怕最后的“家长式”父亲了吧，因为我和我的那些同龄人，似乎没有发现他们身上具有我们父辈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中国式“家长”作风。民主成了我们这一代家庭的普遍共性和价值。
虽然我们都是在严厉的“家长制”下长大，但却都从小养成了很多好习惯。除了语言学习、文化修养、日常习惯的熏陶外，还有独立和自律，来自于父母从小对我们的要求，什么事情必须要自己做。从上小学开始，就是我和哥哥负责做饭。一直到我们离开家。我父母是基本不用做饭的（除非他们自己想做），更不用说洗碗什么的。我们要负责买菜，发面，蒸馒头，煮米饭，炒菜，洗碗，打扫卫生，总之大部分家务都是我们干的事儿，不像现在这些都是父母干的事儿，有些甚至是阿姨做的。其实，即使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小孩可以做这么多家务的情况也不普遍。
1958年北京
小时候，觉得自己要干这么多活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有点儿不平衡，但后来也觉得挺自豪的，别人不会的我都会。后来虽然很早就离家出来独立生活，我却从来没有感觉不适应或者觉得无所适从。特别是我创办公司后，这些从小培养的好习惯，让我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的时候，能够知难而上，从不气馁和轻言放弃。另外，我觉得站在父母当时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孩子应该已经很好了，有饭吃有衣穿，天天还上着学，无忧无虑的，做做家务算什么呀？很正常嘛，对不对？和他们承受的那些痛苦和压力相比，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确是很幸福了。
于：他对您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身教？
陈：是，我深有感受。现在我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不断提醒自己：少说，多做。你说的越少，那么每说一点才会显得金贵，孩子才会听进去。我看到很多朋友动不动就教训自己的孩子，有时把嗓子都喊哑了。我就问，你说那么多，有用吗？孩子能听进去多少？我觉得对孩子唠唠叨叨说多了，就和噪音一样，只会起反作用。我更相信身教，你让他看见你在怎么做，用你的行为去影响他，这个比你的唠叨更有效。我能记起的与父亲之间谈话为数不多，更多留在我脑子里的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事？怎么做的？比如他爱看书，爱学习，在他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也没闲着，不像别人那样放纵自己，天天出去聊天下棋，打牌喝茶，而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天天看书，学外语。他知道俄语在以后的用处会越来越少，就主动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日语。家里没有家具，他甚至自己学会了做木匠活，为家里打了一套沙发，大衣柜等家具。
父亲在太多方面做了我的启蒙老师，教我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培养了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强烈兴趣；引导我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让我终生受益。教我们摄影，冲洗放大照片，用他从苏联带回来的相机和放大器材；教我京剧的基本知识和如何欣赏不同流派的表演和唱腔。教我如何欣赏芭蕾舞，告诉我谁是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有多么的美。1975年，他花了300多块钱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此，我们可以从这个神奇的小屏幕上看到那么多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包括芭蕾舞剧，世界杯足球赛，日本电影等等，世界从此在我眼前打开了大门。
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是那么的封闭，信息是那么的匮乏，多亏了我有这样一个好父亲，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给我点亮了一柱蜡烛，为我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知识和认知的窗户。
1953年，苏联留学期间
于：应该说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在那个年代，他成了家庭的一个精神支柱。
陈：对，父亲是个非常有爱心，知恩图报的人。他对家人，对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友善并且乐于助人。作为较早参军并且有技术职称的军人，他的工资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在经济上受苦（当然是和当时的条件相比），没有饿过肚子。我的伯父在57年被打成*派右**，发配到北大荒，直到20多年后的80年代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我父亲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和支持我伯母和堂哥度过了这漫长而艰难的岁月。我想一来是伯父作为长兄，曾经抚养并资助弟弟妹妹完成学业，父亲要报答这份养育之恩；二来父亲作为这个家的唯一男丁，他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在困境中，精神上的支持要远远胜过物质的。
我父亲当年在南京的入*党**介绍人，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生活非常艰难，父亲也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我从没有听父亲自己对我们提起过，都是母亲偷偷告诉我们的，我想母亲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从父亲身上继承这样优秀的品质，做一个善良，感恩和负责任的人。
于：最终他怎么样，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
陈：嗯，我认为是有的。1978年转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父亲敏锐的感觉到，他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而这是他已经将近50岁了。通过努力和众多战友，老同事的帮助，他终于在1980年前后在交通部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位置。当时的交通部，刚刚组建了中国港湾工程公司（中交集团的前身），负责开展海外工程承包业务。由于他有工程师背景，有掌握英语等几门外语，正是当时稀缺的人才。到了交通部以后，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在80年代初期，能够接触外面并经常出国的中国人是非常少的，而出国做生意的又是少之又少。随着父亲不断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增多，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至少让我们也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开始关注和注意去学习吸收国外的这些东西。这是他给我打开的一扇窗，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人生。后来我想，从最早外祖父的留学经历，到父亲自身的留学经历，又到他晚年涉外工作，再到现在我创办的这个国际化企业，似乎有一脉相传的内在原因。
父亲非常珍惜在中港工作的机会，他知道这是退休前最后的10年工作时间了，所以毫无保留的拼命工作在一线，后面的几年全部是在外常驻，而且都是在承包工程的一线负责具体项目的管理。那时候的中国海外承包业务才刚刚开始，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事情，要交的学费也太多。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企业管理的训练，也从没有做过国际承包业务，只能凭着勇气和毅力，变干边学边调整，这中间的辛酸和巨大的体力和脑力付出我是在自己经营企业后才逐步体会到。我想，父亲没能多活几年这么早就离开我们，和这些年的操劳一定是有很大关系。
不管怎样，我相信他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应该是满意的，这份工作让他把一生积累的才能有机会施展出来的同时还要应对巨大的挑战。虽然他个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看到公司的业务从无到有，整个中国海外工程承包从弱小到强大，他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他们这一代人，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开路先锋，今天的中国工程承包商，早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而且是举世公认的高质量、高速度完成复杂工程的不二选择。
1988年，在驻阿联酋期间
于：你觉得对您的影响，父亲影响大一些呢，还是母亲影响大一些？
陈：在我身上肯定是父亲的影响大。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的样本，一个缩影，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滴水，一片浪花。革命、入*党**、参军、留苏，*革文**期间受*害迫**，最终走上国际舞台，所有这些都是时代的潮流，有意无意的，他一直是在潮头的那一片浪花。就算到了晚年，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弄潮儿。说来有意思，父亲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对新事物非常有兴趣。在他91年60岁从中港退休以后就没闲着，又是办公司，又是办网站，又是满世界旅游，他对这些新东西一点不恐惧，反而是喜欢。他花了大量时间学习研究电脑，学炒股票，学做网站，一直到他72岁去世的时候还是如此。
他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心态年轻的人，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聊天。其实父亲的身体也非常好，性格乐观豁达，常年坚持锻炼，要不是家族遗传的脑血管疾病，我们都认为他可以健康地活到八九十岁的。
于：他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先进者，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军去留苏的。他前半生是相对幸运的，后半生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陈：是啊，他一生所追求的，终于在退休前的这十年得到了。从这个方面来说，也算是一个圆满的人生。
延伸阅读：
父亲节特辑 | 我的父亲（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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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陈**水 阿尔西集团董事长兼CEO。15岁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后留学意大利。酷爱游泳、潜水、网球、唱歌、钢琴、戏剧、电影，喜欢收集油画、陶瓷、地毯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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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两声落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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