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

薛暮桥（1904—2005）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1]他于1932年在陈翰笙（1897—2005）的指引下进入经济研究领域，到1999年发表《薛暮桥晚年文稿》，在中国经济学界活跃近七十年。《薛暮桥年谱》以日为基本单元，记录薛暮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目的是将薛暮桥的思考和行动与历史背景建立严格的对应关系，从而为理解现代中国革命和财经体系的来龙去脉提供便利。

薛暮桥的一生波澜壮阔，经历过学生、火车站长、工会运动领导人、政治犯、经济学家、大学教师、报刊编辑、军政教官、参议会议员、地方经济工作领导人和中央经济工作领导人等种种生活。在这种种生活中，革命者、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三个身份最为基本和重要。

革命者

薛暮桥是大革命时代入*党**的*共中***党**员，因之亲历“四一二”反革命*变政**后的*杀屠**与白色恐怖，年轻时代在浙江陆军监狱就有直面死亡的经验。此后，他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及加入新四军、领导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时期，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一位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八一三”抗战后的上海闸北每天都在敌机轰炸中，记得是紧张、恐怖空气中的一天，敌机嗡嗡的在租界上空盘旋，得意扬扬的在我们屋顶上时上时下的飞旋，显出所谓“皇道”精神，一群难人们的薛先生及我等躲在楼底下，连楼上的房东太太也躲到我们的客堂楼的办公室来，（因为遇空袭时在楼下躲避比楼上安全之故，）有些人取点棉花毯把家门都遮起来，防流弹飞进来，真的，流弹是没有情的，砰的一声，大门口顷刻爆了一个如碗大的洞。我们慌忙地拟想开门去看，可是给薛先生阻住了，当时不约而同的一对对眼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他教训地说：“我们遇空袭时不要心慌意乱地瞎跑，虽然在这安全的租界上，但是也难免有流弹的。我们要避在屋子里应机而变。”他又用经验来证明他的话了，“当‘一·二八’时我及数友在某战地服务，敌机来空袭时，有数友慌张乱跑，只有我及少数友人躲在屋子里的桌子下面，很幸运的我及少数友人是免遭此难，但是慌张的友人是牺牲了……”[2]

这种年轻时代直面死亡威胁的经验对薛暮桥的人格特质产生重要影响。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先行北撤队伍处于敌伪*队军**的堵截包围之中，薛暮桥作为领队安顿好所有队员后，这才化装通过敌伪控制地区，经上海辗转到苏北重建的新四军总部报到。这种勇气在数十年后仍然清晰可辨。1968年薛暮桥被关入“牛棚”，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开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一个稿本的写作。在下放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以及回京但尚未复出时，他坚持思考，写下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稿本，最终在1979年完成并出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部销行近千万册、有“中国经济改革启蒙教科书”称誉的著名著作。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理论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大胆创新”[3]，其中也包含他的个人经验和自我期许。1978年10月薛暮桥在*共中**中央*党**校的报告《关于1958—1966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情况和经验》中，率先反思“三面红旗”之一“*跃进大**”的教训，并提出“社会主义低级阶段”概念，在当时可谓“大胆创新”，担当巨大的风险。中国改革面临风浪和挫折时，薛暮桥于1991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旗帜鲜明地系统陈述中国经济改革主张，将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新的高度。[4]这种理论勇气脱胎于年轻时代的革命经验，经历时间的淘洗而变得更为动人。

薛暮桥的革命经历还使他具备参与核心决策的必要条件。新中国经过“漫长的革命”（埃德加·*诺斯**语）[5]而成立，革命者群体在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随后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薛暮桥作为大革命时代入*党**的*共中***党**员，长期参与这场“漫长的革命”，并在此过程中成长为经济工作领导人。可以设想，如果薛暮桥是其他政治身份或同时代在欧美接受系统专业训练但未参加革命的经济学家，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学发展方面也就难以发挥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薛暮桥是大革命时代投身工人运动的资深*共中***党**员。这一身份的意义在以往是人人知道的常识，随着革命者陆续谢幕，革命者身份的社会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不充分重视革命者身份的意义，就很容易产生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误解。

经济学家

薛暮桥进入经济研究领域后，毕生保持以普通经济学家身份发表作品的习惯，即使在担任高级职务以后依然如此。因此经济学家通常视薛暮桥为自己的同类。2005年薛暮桥荣获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是唯一的全票当选的经济学家。[6]

但薛暮桥从未在大学经济系就读过，用他的话说，“我没有读多少书，倒不是不想读书，是环境造成的”[7]。他成为经济学家带有偶然性质，即1932年1月他有机会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得以跟从陈翰笙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谈及，薛暮桥明确表示自己“受业于陈翰笙”。[8]吴敬琏不止一次谈起这样一件事：1977年他应邀出席中宣部召开的社会科学家座谈会，散会时发现薛暮桥和孙冶方“两个老头儿，一边一个，扶着另外一个老头儿”。他上前想替下薛暮桥和孙冶方，孙冶方告诉他：“这事还轮不到你呢！”吴敬琏由此得知，他的两位老师孙冶方和薛暮桥均师从中间的“老头儿”陈翰笙。

陈翰笙早年在波莫纳文理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西洋史，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共产国际秘密工作，同时兼任著名杂志《现代评论》编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翰笙*亡流**莫斯科，客座访问农民国际下设的国际农村研究所，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任职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马扎亚尔1928年初回到莫斯科，他们成为同事并经常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争论。在争论中陈翰笙产生通过实地农村经济调查弄清中国经济实际的想法。回国不久，他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请，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主任，在任期间主持了著名的江苏无锡和河北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这两项调查由陈翰笙的学生、薛暮桥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王寅生具体组织实施。[9]正是由于王寅生等人邀请，薛暮桥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无锡和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从而有机会在陈翰笙指引下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薛暮桥”这个名字实际上也是陈翰笙为他取的。

陈翰笙不仅指引薛暮桥走上经济研究道路，而且在研究方法和职业生涯上强烈影响了薛暮桥。陈翰笙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研究范式，薛暮桥也终生在马克思主义概念框架下研究和写作，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还参加陈翰笙主持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在陈翰笙建立的范式下独立主持广西农村经济调查（1933—1934）、皖南农村经济调查（1938—1940）和山东农村经济调查（1943—1945）。陈翰笙建立并始终担任理事会主席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1951）是民国时期*产党共**领导的主要经济研究团体，薛暮桥1934—1938年主持研究会日常工作，主编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该团体会员已在一千人以上。

如果与同时期著名左翼经济学家比较，薛暮桥及其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特色：薛暮桥等人虽然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但工作重心并不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中心的译述介绍，而是跟踪调查和研究中国经济实际问题。薛暮桥不仅撰写实地调查报告，还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倡导的一种非虚构写作类型，即所谓“农村写实”或“农村通讯”。他在陈翰笙指导下完成的第一篇专业作品《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报告了家乡无锡礼社镇的社会经济动态，这篇文章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非虚构写作的创始。这类“农村通讯”与实地调查报告相辅相成，相对而言实施更为灵活简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认为“农村通讯”的实际价值“往往在一般人的估计以上，它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最宝贵的参考资料”[10]，因而将这种写作类型引入包括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新中华》在内的主流刊物，薛暮桥主编《中国农村》期间也始终保留这一栏目。于光远明确表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此类作品对自己的“思想进步起过颇为重要的影响”，“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11]

走上经济工作领导岗位后，薛暮桥也始终强调调查研究、了解实际的重要意义，“研究资本主义，光靠《资本论》不够”，“要写社会主义，单靠马、恩，甚至列、斯不行”[12]。他还将了解实际的范围向历史纵深拓展，强调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自己身体力行，主编多种重要经济史文献。即使是纯理论作品，其中往往也包含丰富的经验内容和明确的实际考虑。这与普通经济学教授的同类作品是有所区别的。

薛暮桥重视经济事实和实践经验还有更为根本的考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陈翰笙、薛暮桥和他的朋友们正是以改进世界为研究的根本宗旨，因而，对经济现实的科学理解也就始终在其思考和行动中占据优先的地位。

薛暮桥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卓有成效。与薛暮桥一起荣获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吴敬琏高度评价他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的成就：“经济思想史专家海尔布鲁纳（Robert Heilbroner）把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熊彼特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来表彰他们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建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也正是一位‘入世的哲人’。”[13]在他眼中，借助薛暮桥的作品，“后学者不仅能够对100年来中国人建设现代国家所经历的曲折和艰辛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明达的智慧”，认为薛暮桥“对中国经济20世纪后期脱颖而出作出了杰出贡献”。[14]曾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的林重庚（Edwin R. Lim）也表示，“我是1982年在莫干山第一次见到薛暮桥老师的。从那时起我们多次会面，当然包括1985年在巴山轮上。跟薛老师见面并一起工作的所有国际专家和学者都对他高度崇敬。没有他的贡献，中国改革的历史将大不相同。”[15]

经济工作领导人

薛暮桥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参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卓有成就的经济工作领导人。

薛暮桥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的第一步是主持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1943年他率队从华中根据地赴延安，途经山东时，应根据地领导人朱瑞和罗荣桓邀请留在当地工作。罗荣桓给薛暮桥的任务是“帮助解决吃饭问题”[16]，他通过改进粮食征收制度和土地租佃制度、发展纺织合作社实现山东根据地军民的衣食自给。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更为著名的工作成就则是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战，不仅实现根据地货币——北海币在根据地内统一流通，还在战时条件下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与国统区、敌占区形成鲜明对照，因而美联社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均在报道中称之为“货币奇迹”。

1947年春，薛暮桥率华东代表团出席华北财政经济会议，会后在董必武领导下起草《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这是*共中**中央决定统一财经的第一个主要政策文件，也是薛暮桥参加*共中**中央财经政策制定的开端。不久薛暮桥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经济组组长，此后一直在中央财经机构工作。

薛暮桥从1947年到1967年，始终是中央财经工作的主要秘书，组织重要会议，执笔起草或主持起草重要经济工作文件。这种中央财经秘书的身份在他的履历表上有清楚的反映，如1948—1949年任*共中**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1949—1952年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58—196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1962年又在改组后的中央财经小组担任小组成员兼秘书，1963年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

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领导体制也不断发展变化。但薛暮桥以中央财经秘书身份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则长期保持连续性。我们可以西柏坡工作时期为例，说明其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当时解放战争正大规模展开，薛暮桥作为周恩来主要的财经秘书参与财经决策工作。据他回忆：

周恩来同志这时任*党**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我们大家称他周副主席。他习惯于晚间办公，规定处理财经、后勤工作的时间是晚10时至次晨2时。董老年高，晚间早睡，由我和杨立三两人按时到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为此他叫我们两人到作战室（即他的办公室）去，向我们详细讲了解放军的全部编制、作战计划等机密情况。他说这里是“作战室”，讲的一切要绝对保守机密。从此，我们两人实际上就成为周恩来副主席管理经济（主要是战争供应）工作的秘书。不久，中央决定把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为华北区，成立华北局，少奇同志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董老出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17]中央财政经济部实际上由周副主席直接领导。[18]

*共中**中央办公厅主任*尚昆杨**也一度参加每日办公会。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

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经过研究后，恩来同志明确地讲个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杨立三先发表意见。……凡是定下来的事，当场起草电报交给恩来同志，他修改后发出。会议每晚都要开到12点以后，常常到凌晨两三点。重要的电报，等毛主席起床后立刻送给他看后，再发出。这样，工作效率很高，办事比后来在中南海时还要快。[19]

除了担任中央财经秘书，薛暮桥还是独当一面的财经工作领导者。仍以西柏坡时期为例，他在货币统一和人民币发行方面的意见，或者被中央直接采纳，或者以*共中**中央文件的方式下发。在任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期间，他还兼任委员会私营企业局局长，直接领导工商业调整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起草工作。此后，他还担任第一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领导建立全国统一的统计体系。1962年至1968年担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全国物价的稳定和调整工作。

在改革开放年代，薛暮桥为中央财经决策机制作出一项重要贡献，即创立中央财经决策咨询工作，在经济学家与中央决策之间建立桥梁，使经济学家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经济政策制定。他自己创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两个决策咨询机构并担任这两个机构的总干事，同时以顾问兼*党**组成员的身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在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期间，主持起草第一个市场化改革纲领文件，提出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商品经济。这在中国经济改革前期，始终是一个广泛研讨的中心议题，为明确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和实施路径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关于本书

薛暮桥在中国“漫长的革命”、经济学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持久发挥作用，记录其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也就有了超出个人的意义。这是我们这本《薛暮桥年谱：1904—1952》的基本考虑。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感到现代中国经历“漫长的革命”实现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左翼经济学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其他社会更为显著。而研究革命者兼经济学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并不容易，尤其需要跨学科眼界和跨学术范式素养。

在薛暮桥的生活经历中，革命者、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身份三位一体，既先后衔接，又相辅相成。研究薛暮桥的生活和思想特别需要超越现有学术分工体制的限制，在政治、社会、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体制分析方面均有所准备。我们在写三卷本《薛暮桥年谱》时边干边学，但知识上的捉襟见肘是经常体会到的。

年谱体例可以准确反映个人思想、行动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为避免头绪纷繁，通常以谱主为中心，其他人物作为背景，不那么重要的人则加以删略或精简。但薛暮桥无论是走上经济工作领导岗位之前还是之后，都自觉将个人与更大的群体结合起来。在浙江陆军监狱和浙江省反省院时期，他与骆耕漠、徐雪寒等狱友组成学习小组，出狱后又相互帮助，先后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经济情报社、新知书店骨干。在主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日常工作期间，薛暮桥与各地会员及《东方杂志》《新中华》《生活教育》《永生》等刊物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救亡运动兴起过程中，薛暮桥与妻子罗琼积极参与其事，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与救国会合流。从那时起一直到1952年结束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职务，薛暮桥既是*产党共**员，又与民主人士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担任经济工作领导职务时，他离不开更高级别领导的指导帮助，也需要与同事密切合作。正因为这样，《薛暮桥年谱》虽然以薛暮桥为线索，在写法上尽可能提供这些人际互动信息，力求减少年谱体例的限制，使其具有明确的中国现代史意义。

薛暮桥作为成熟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都有较强的自觉性，擅长在总结和反思中推进工作和研究。因而薛暮桥往往在跨度很大的时期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本《薛暮桥年谱：1904—1952》中尽力反映这种反思特点。在具体条目中选取薛暮桥在不同时期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文献，反映其角度和看法的多样性。事实方面优先引用更为细节的文献，薛暮桥晚年的看法则作为薛暮桥的代表性意见。比如20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忆及1952年的“三反”“五反”时指出应通过建立法治而非政治运动的方式治理贪污腐败问题，我们在对应“三反”“五反”的时间条目下会予以重点引用。

年谱体例往往并不标注来源。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谱主要依据中央和地方档案编纂，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发挥着基础设施作用。我们从这些年谱中获益良多，但注意到其中有的记录不一定完全可靠，却苦于不清楚文献来源而难以校正。《薛暮桥年谱》的文献来源更为复杂，并包含大量考证内容。因而我们一一注明了来源和根据，以便利学界的复核检查。

经过漫长的写作和修改过程，本书终于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我们恳切期待读者的热心批评指正。

范世涛 薛小和

[1] 吴敬琏（2011）：《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载《吴敬琏文集》下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519页。

[2] 叶成芳：《薛暮桥先生——是青年导师，是文化战士》，载《青年大众》第一卷第七、八期，1939年3月5日。文中标点符号与现在用法不尽一致，这里基本保留原文标点。

[3] 薛暮桥（1979）：《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载《薛暮桥文集》第十九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4页。

[4] 薛暮桥（1991）：《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5] 埃德加·*诺斯**（1971）：《漫长的革命》，伍协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6] 张卓元（2006）：《中国经济学论坛上最活跃的引领者》，载薛小和编（2006）：《百年沧桑一代宗师——薛暮桥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7] 《沈宝祥笔记》，1977年7月4日。参见《沈宝祥给薛小和的信》，2014年4月14日。

[8] 于光远（2003）：《陈翰笙的三个“最”，三个“家”和三个“人”》，载《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3期。

[9] 范世涛（2020）：《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10] 编者（1936）：《农村通讯怎样写法》，载《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月1日，第65—66页。

[11] 于光远（1997）：《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12] 《沈宝祥笔记》，1977年7月4日。参见《沈宝祥给薛小和的信》，2014年4月14日。

[13] 吴敬琏（2005）：《敬悼“入世的哲人”薛暮桥》，载《吴敬琏改革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993页。

[14] 吴敬琏（2011）：《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载《吴敬琏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519—1529页。

[15] Edwin R. Lim, Letter to Xue Xiaohe, February 25, 2021. 林重庚信中有关英文表达如下：I should like to mention that I met 薛暮桥 teacher for the first time at Moganshan in 1982. Since then I have met him many times, including of couse at Bashan Lun in 1985.All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sts and experts who have met and worked with him have very high respect for hi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form would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his contribution.

[16]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1991）：《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340页。

[17] *少奇刘**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均为1948年5月9日。当时金融贸易会议尚未结束，薛暮桥尚在石家庄。此处薛暮桥回忆的时间不准确。

[18] 薛暮桥（1996）：《薛暮桥回忆录》，载《薛暮桥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

[19] *尚昆杨**（2001）：《*尚昆杨**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