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乌鲁木齐地标 (你好乌鲁木齐视频素材)

文章之美,透射价值之美。以下是由乌鲁木齐市文联、市作协开展的《你好,乌鲁木齐》征文大赛作品。新春之际,不妨静心赏读,感受这些作品下的乌鲁木齐。

家的轨迹

杨英博

在乌鲁木齐生活的十几年里,我搬过四次家。

我有祖籍河南、从库尔勒兵团来到乌鲁木齐念师范的母亲;我有祖籍山东、从奎屯奎管处来到乌鲁木齐念师范的父亲。依靠他们,出生在铁路医院的我,拥有完整而光明的童年。

第一个家的印象消逝了,我只记得它大概在养禽场,是我父母的婚房。我懂事后回去过,一大块碎掉的玻璃,不知在客厅静静地躺了多久。从大人们的交谈中,我含糊地认为,是家里进了破窗而入的贼。母亲的一张时尚的暗底艺术照,压在那些碎玻璃下。闯入客厅的阳光,和那些玻璃融合,和地板融合,形成淡蓝色的线条。它们晕开,勾勒出母亲的轮廓。而母*美亲**丽的脸是一团高光,像一幅扎染过的画像,深印在我的脑海。

幼时,在奎屯回乌鲁木齐的高速路上,我透过班车前面的大块挡风玻璃,迷迷糊糊地望见:像是教堂里的琉璃拼出来的淡蓝色的母亲,飘荡在城市西侧的上空。天际下,苍黄的戈壁滩就像乌鲁木齐张开的翅膀。

第二个家是单位分配的住所,坐落在乌鲁木齐市河南东路的黄土山旁。我们都很喜欢,现在叫它铁十街的房子。

我穿开裆裤的时候,有些小孩就已经不用穿开裆裤了。他们长得高,看得远,总是立在围墙的墙根望向远处。我就溜到他们跟前,问他们看什么呢?他们不耐烦地说:看铲车铲土,翻斗车载土。有一次,老杨难得早下班。他跟在后面,被我*引勾**到围墙边上。我说,抱!他就把我抱起来。有些碎玻璃插在墙头,老杨说,那是乌苏啤酒瓶的碎渣子。我终于看到了那座黄土垒成的山,真是壮观呐!还没等我分清什么是铲车、什么是翻斗车,玻璃碴就掀翻了黄土山,围墙又冒了回来。老杨早已气喘吁吁。

别人家小孩的玩具车是塑料的,我的是铁的;别人家小孩的奥特曼不会说话,我的会说;别人家小孩的妈妈会做饭,我的妈妈不会。我出生的第二天,我妈就在批改期中考试的卷子。老杨没空在家照顾她,因为他也要批改期中考试的卷子。大学毕业之前,我的生日都是在期中考试的折磨下度过的。遇到这种繁忙时节,远在库尔勒的姥爷就会过来帮忙。姥爷给我煮过许多次长寿面。他吃得快,每次都是他乐呵地吸溜着。我怕烫,就等他吃完,耐心地喂我。

有一年期末,姥爷也来乌鲁木齐市帮忙,还带上了我二姨的儿子——我牛哥。牛哥不怕烫,吃完就没了影。等我再见他时,他已经上了锅炉房的房顶,还朝烟囱里扔砖。锅炉房的维吾尔族大叔重重地摔门朝我走来,我假装不认识牛哥。但这个小心思很快被识破。他提溜起我,喊我妈下楼。我妈丢开改卷子的红笔,连忙下楼给大叔赔礼道歉。她被气得踢飞了牛哥的足球——像贝爷射门,黄金一脚。这足球极其认主,直奔牛哥的脑门儿而去。

我和母亲度过无数个周末。她会牵着我,沿河南路叫住一个黄包车。她让我先坐进去,再上来把我抱住,夏天都不嫌热。在车厢里能看见师傅蹬车的脚。他们有的穿皮鞋,更多的是布鞋。我妈总能和师傅攀谈一番。驶过当时还未有的长沙路路口,驶过显露雏形的天津路路口。当师傅满头大汗,他们便不再交流。随车流涌入北京路转盘前,我们就会停靠在县医院外的西侧小角。那儿有家店铺,卖我爱吃的小蛋糕。后来,这里成了专给人打狂犬疫苗之类的处所。

她从不和师傅们讲价。我妈付过一块或者一块五毛钱(每人一元,小孩五角,我偶尔“不是人”),就让我先跳下车,领着我度过此行最后的“天堑”——北京路路口。坐落在路口西南角的就是声名显赫的西单商场,那里有两家我心目中铁路局的传统美食:肯德基和紫罗兰。

三月是乌鲁木齐市短暂的春天。雀鸟为枝条作叶,雪花与泥土混合——这是春的气息。我们全家的人和东西,都装进了那个跟我的铁玩具车差不多样子的白色大卡车。我会说话的奥特曼缺了条腿。我不会做饭的妈妈正不舍地看着车后的一切。黄土山也被挖得差不多了。时隔多年回头看,似是那山里,曾掩埋着如今的长春路及其附近的高层小区。

刚搬去时,只有我们那片是楼房小区。因黄土地基不稳,为防止楼房下陷,需加固地基。根据政府指导,施工队将用水泥浇灌居民们的地下室。小区的楼房眨眼间成了最为稳固的大厦。我家的地下室,水泥中顽强地长出一个旧洗衣机。它露出半个脑袋,昭示存活。

搬进租住的房子,铁路局七街C区的14栋302,离我的幼儿园只隔一条马路,离我妈的学校只隔一个小区,而我爸上班要走一公里路。

新家没大多少,不到一个月我就适应了。他们把书桌搬进卧室。他们熬着夜,就着微弱的灯光备课和批改作业。他们的中性笔写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声响捻成一股羊毛线,入耳很舒服,很安定。台灯金色的光洒在我酣睡的脸上,我偶尔迷糊地睁眼,瞥见那些光亮向家的暗处散去。

日子久了,老杨逐渐赖起床来。我妈身为班主任,必须早起。为了支持妻子的工作,为了儿子的睡眠健康,老杨勇担重任,负责每天带我上学。我醒来后,经常坐在床上,看着他美美地睡到太阳晒屁股。

我们家丁丁总是赖床。面对老师的责问,老杨如是说。

周末,常有我们孤儿寡母留守在家的情况。当时也没有外卖和丰富的方便食品。我饿得整个小身体担在沙发扶手上,压着肚子才能舒服一点。我妈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她只会敲几个鸡蛋,在蒸好的鸡蛋羹里洒几滴酱油拌开来,再撬个鱼罐头,我们娘俩才能勉强顶住一天的饥饿。她手里还有工作,没空带我下馆子的。

姥爷生得黝黑的皮肤和黑亮的毛发。他是这个家的黑色守护神!他来了,教会我妈我最喜欢的红烧肉,教会我爸我后来时常嚷着要给未来媳妇做的芹菜炒肉。

我爷也爱我。他每次从昌吉带来扣肉、烧鸡、饺子、山东烙饼……有天起床,老杨说,我爷要来看我。我开心得从客厅的地上蹿到窗台,把暖气包罩子都撞掉了。

永远不能否认的是,小时候的我特别爱哭。“非典”时期,所有进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量体温。有次我格外紧张,松开母亲的手就窝着头直冲进去。手里紧紧攥着的“金龟次郎”也不知道提醒我,叫我把它还给母亲。白瞎我喂它电池,让它能开口说话。等我带它进了幼儿园走廊,才明白一切都结束了。想到它马上就会被没收,我开始哇哇大哭。冷静些,我很快就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焦急的脸……我知道,我妈是世界上最理解我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很想问她,她到底怀着怎样的心情带着我的“金龟次郎”去上班?她是怎么给别人解释的呢?

好多人说,孩子上了学,时间就会过得特别快。眨眼孩子就长大了,仿佛基础教育就是个管道,家长把孩子塞进入口,只需静待花开。等孩子跌跌撞撞地走出管道,考上大学,家长就能坐享其成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无疑是幸运的。正因我的父母都是异常优秀的“管道工人”,他们才从未忽视对我真正的教育。

倘若有一天,他们奋斗的历史被人听说,那这些人肯定都愿意接受并祝福我们。

我的铁二小离老杨任教的铁三中很近。一放学,我就投奔老杨,在他办公室里写作业。进出铁三中时,那个瘦高的门卫就会对我说,真想把你有福的大耳垂割来下酒。不太平凡的下午,老杨早早地领我出了铁三中,我捂住耳朵跟上他。背后,门卫叔叔笑嘻嘻的。我们来到北京路边上的二手自行车店,几番拉扯,老杨锁定了一辆八成新的红色公路自行车。我背着小书包,呆呆地看他如何把二百块钱砍成惊人的七十块。

上学路是上坡,放学路是下坡。不能确定整个乌鲁木齐都是北低南高,但铁路局那片是这样的。

不久以后,我觉得他很厉害,有十足的资格跻身于世界上最厉害的父亲之列。行到铁路中心幼儿园处,他说,现在我就不蹬车了。我和你打赌,咱这样就能到家。结果他真的溜回了院子,把车锁在楼下,若无其事地冲我拍屁股上的灰。每次和他打类似的赌,他赢得多。

有一阵子,我沉迷于在院子里玩泥巴。他下班回来看见了,就走过来跟我说,他们那会儿,女孩子才能玩上“水泥”,男生只配玩“尿泥”。撒泡尿到地上,能蹲那玩一天。我甚至又有点佩服他的绅士风度了。

他常用严厉的眼神注视我,就像乌鲁木齐市酷暑时热烈的风。不过,在我的回忆里,他还是微笑的时候多些,就像铁路局林荫道上的清凉。他一笑,眼睛就眯缝了。我和他一样。回忆中,他对我的那些或喜或悲的眼神,重合着专注于我时,我就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英雄。

2009 年,我家终于买了车。同年十月,我们在邻居的注视下搬了家。他们问,搬到哪去呀?眼见那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发动了,我们从七街C区的14栋搬到了7栋。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恒久的,乌鲁木齐的秋天是最易觉察的。爬山虎变成绚丽的红色,就像喝多涨红了脸。所有树叶变成了黄色,再逐渐脱落,堆积在街道一角。那些松树下的满地松果,没有一个松果里有松子。

2010年,老杨带着姥爷寄来的库尔勒香梨,凭借一堂“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夺得全国大赛的一等奖。学生们在课堂上一边品尝味道卓绝的香梨,一边沉浸在老杨精彩的水果电池实验演示中(那次灯泡特别亮,是库尔勒香梨的功劳)。北京的中学许诺可以解决我和老杨的户口,希望他去教书。老杨拒绝了。

我妈在下一届大赛里得到相同的荣誉。

他们在新师大相识。老杨在食堂打饭时,见到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黑妞儿。老杨观察她很久了,她每次就吃一两个馒头和一些素菜,手里的饭票根本用不完。无论如何也吃不饱的老杨,鼓足勇气,迈步走向这位同班同学的位子,乞求她借点儿饭票。只见我妈掏出一厚沓饭票,胡乱塞进老杨手里,就低头吃饭去了。

升入高一,什么都不太平了。我本以为我的家会像法老的金字塔那样永恒。爸妈的工作愈发繁忙,家中伴我最多的就是课桌和床,勉强算上电视机。我的性格也多了点孤僻和执拗,少了些开放和自信。这些都更直观地体现在我的成绩单上。

高二那年,他们离婚。我选择了母亲。

距离高考不到百天,我在学校接到母亲的电话。那是我家破碎后,第一次见老杨,也是我最后一次见爷爷和奶奶。似乎也是老杨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爸爸妈妈。

我爷怎么那么瘦啊!

ICU的门拉上了,我与我爷最后一点儿、也是最后一次视线上的联系断了。小时候,我一去昌吉就缠着爷爷给我画画。他没学过画画,却也能用尺子,比画着,比画着,描着,描着……军舰啊、坦克啊、飞机啊、大炮啊……什么都有。我爷什么都肯为我画。他还在院子里给我摘葫芦、抓蝴蝶。

你也不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为什么不来看望?你这么晚才到,你这么晚才来看他!不过没事,医生说爷爷还能挺一阵子。

老杨在封闭出题,不能逗留太久。我们被押送着返程,却让大雪困住。当晚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晚过后,我就叫他“老杨”了。

爷爷一周后走了。我的心被剜掉些,窝在一起挤着痛。

高考前一周,奶奶也走了。他们瞒住了我。

第二年,我跪在那片坟茔。我大伯说,忘了带香。一圈人都笑了。我不知该有如何的情绪。接着大伯又说,我这儿有包中华,给老爹老娘凑合下吧!只见他利索地从烟盒里敲出三支中华牌香烟,举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这意思恐怕也很明显了。我默默夺来,没顾得上他们凝固的表情,打火机“咔嚓——”一声,打破二老坟头上短暂的寂静。

我一吸,那些烟要从我眼里冒出来。我闭上眼,看到爷爷奶奶在朝我挥手。

最后一次搬家是母亲独自完成的。

我在广东的街道上感受海风越过我的肩。我交了新朋友,学了新知识,生活在离家很远的新世界。而我千里外的母亲,独自忍受着家里的烂摊子,像住在废弃工厂里的守门人。我们也没打过几次电话。

她总说,你是我的骄傲。

我知道,我是她生活的全部压力。

我最亲爱的老掉的人,活成了不再灵巧的大齿轮。应当由小齿轮来加速转动,由我来成为一个家了。

漫步在乌鲁木齐市的冬天。我循着脚印慢慢向前。每走一步,离这片雪地就远一些,却从未走出。终于明白,离开乌鲁木齐,我只是在到处流浪。

远处的背影很熟悉。我挽着母亲喊出:老杨!

我们共赴同一个聚会,探望即将退休的老教师。交谈中,我得知老杨做了许多好事,也为教育做了很多实事。疏于对他的了解,我很难把那些伟大的贡献与他联系起来。

离开聚会的地方,我的脚步更加沉。我牵着母亲的手。

我们和老杨回了各自的家。

来源:乌鲁木齐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