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保亭文史》第九辑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1995年8月出版)，朴来顺口述张应勇整理。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推估,总数约在 10 万至20 万人之间,其中也以朝鲜族居多”。“*安妇慰**”制度在国内的研究迟于日本等国。因此,在千田夏光和吉见义明的研究中,因为缺少对中国“*安妇慰**”的统计,所以均认为“*安妇慰**”的人数是在 10 到 20 万之间。 此外,韩国学者对“*安妇慰**”制度的研究也比较早,“据韩国学者的估计,战时朝鲜妇女被迫充当‘*安妇慰**’的总人数可能接近20 万”。
苏智良作为国内研究“*安妇慰**”的重要学者,在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对比之后指出: “中国是日本法西斯*安妇慰**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安妇慰**人数最多,遭遇最惨。”其最终推测“在*安妇慰**制度实施的七年间,总计*安妇慰**人数不会少于36 万至 41 万人”。
正文
国庆前夕，笔者再次到保亭县医院病房探望“阿妈妮”朴来顺。她正躺在病床上打吊针输液，县公路工区领导派来一位青年女工，正守在病床边照料这位孤苦零丁的老人。老人背已驼，消瘦的脸上隐约可以看出她年轻时的风韵。笔者对老人说：“阿妈妮，您现在身体觉得好点吗？希望您早日康复出院。”笔者同时也说明了来意。老人摆手示意笔者坐在病床边，她沉默好久，眼中充满泪水，终于开口了。
我今年已经78岁了，身体又虚弱多病，看来活在人世不会很长时间了。你要我讲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本不想再提那难于启齿，令人痛心的历史，但你多次来访，我现在人也老了，并且那些事不止我一个人，报纸上已经披露，我也无所顾忌啦。
我是南朝鲜庆尚南道咸安郡理让面内谷里人，我的父亲朴命万，母亲宋崔引，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父母养我们九兄妹，大哥朴恩、二哥朴乙植、大姐朴任顺，二姐朴乙顺，他们都是农民，现在是否还健在,我不清楚。我是老五，叫朴来顺，下面还有弟弟朴寿富、朴基英，妹妹朴其顺、朴次顺。现在如果还在，他们也是50多岁以上的人了。
昭和十五年（一九三九年），日本*队军**已经大规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年下半年，日本*队军**在我家乡大“征兵，我的恋人（他姓崔）也被征去中国战场，但不知道他在中国什么地方、属哪支部队。第二年（一九四O年二月），日本*队军**又在我家乡征集年青妇女组成战地后勤服务队。征集服务队的负责人是一位姓李的南韩人，他到处宣传说这是支援大东亚圣战，妇女到那边（指中国）去只做饭，洗衣服、照顾伤病员，每月还有工资等等。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我家乡不少青年妇女都报名应征。这些人大的30岁出头，小的只有16岁，我当时25岁。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听说参加服务队能挣点钱养家。再说我的恋人也在中国战场，我那时不了解中国有多大，说不定到中国后能和他相会。这样一考虑，我也就报名参加“战地后勤服务队”了。
父母开始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姓李的多次动员，老人也只好同意了。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O年）三月，战地后勤服务队开始出发前往中国，与我同乘一辆车的有30来人，和我同姓的姐妹有4人。我记不清坐了多少时间的汽车火车，有一天终于到中国东北抚顺的日本兵营。但我们不住兵营里，而住在离兵营不远的一座有围墙的大院子里。进了院子才看到这里已经来了不少年青姐妹，约有200人左右。两天后进行编队，我所在的那个队约有50人，有日本人和朝鲜人。我们这个队的管事是一位姓崔的朝鲜男人。编队后的第二天，崔管事就发下色样相同并有编号的衣服，叫我们洗澡后换上统一服装，说要进行体格检查。
我们换好衣服后，崔管事叫我们在大厅里排好队。这时来了一位穿白大衣的中年日本女人，她后面跟着五六个日本彪形大汉。“怎么？给女孩子检身体让这些男人来干什么？”姐妹们既惊异又害怕，纷纷议论起来。崔管事大声叱斥，大家才不敢出声。日本女人说话了，她说这次体格检查是为大东亚圣战，为皇军的生活服务，你们要有牺牲精神，接着她叫我们当场*光脱**衣服检查。怎么能在众男人面前*光脱**衣服呢？出于女孩子的羞涩,姐妹们谁都没有动手，静静地站着，心里害怕极了。日本女人见大家都不动，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指着前排一个17岁左右的妹子，叫她出列，勒令她立即脱去衣服，她站着不动。日本女人一挥手，站在她旁边的两个恶汉冲将上来，按住那妹子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随即将她按倒在地板上轮流强奸。小妹子又哭又叫地挣扎着，虽然她那惨烈叫喊，使人心寒，但丝毫没有用处，最后只见她绝望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眼泪流个不停，地板上还留着斑斑血渍。我看到这情景害怕得哭起来，许多姐妹也跟着哭了，但最后还是被强令*光脱**衣服，赤身裸体接受日本女人检查。这女人对我们每个人前后瞧瞧，上下摸捏，不该看的地方也要挑开检查，谁要是再哭就打嘴巴，大家只好忍气吞声，任她摆弄了。
我以为体格检查后，便可以随部队去做饭，洗衣服了，谁知道当天晚上，院子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崔管事给他们卖门票，2元日币一张。买了门票的军人闯进院子，按票上的号码，对号拉人施暴。顿时院子里的哭喊声、怒骂声、撕破衣服声和军人狂笑声响成一片，个别敢于反抗施暴的姐妹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一天是昭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是我终生难忘的屈辱日子。
从那一天开始，姐妹们每天都被迫接待日本军人，少时有三四个，多时达十几人，而崔管事每天只发给我们每人10元日币的工资。日本军人把我们当成泄欲工具，不把我们当人看待。这种非人生活我受不了，想逃跑又逃不了，因为日军看管很严；那时我曾想到死，可是一想起家中亲人，想到来中国还未见到我的恋人，所以只好打消死的念头，屈辱地活下来了。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一年）一月底，我被抽调出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姐妹28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我已经是26岁的人了。
我不知道要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只知道路途很遥远。我幻想到那里也许能见到我的恋人，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愁闷的情绪。在军舰上，不少姐妹不适应海上生活，头晕呕吐，但还得日夜不停地接待日军水兵。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于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海南岛海口市，住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相片呢。
我在海口市住了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子和菲律宾妹子。除了在日军司令部附近接待军人外，还要每月一次分批轮流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十几人左右。在兵营的二三天中，接客更加频繁，有时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甚至月经未干也不放过。如果遇到残暴的军人，动作稍为迟缓一点，就被举打脚踢，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姐妹中有不少人病倒了，脸黄肌瘦的，但稍好一点就被强令接客。更惨的是有的妹子已染上了性病还要被迫接客，直至下身烂了，臭气难闻，这才在她床位上挂上红色的牌子，日军士兵才不敢接近。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二年）一月，日*用军**军车送我到海南岛南端三亚，住在红沙旁边的慰安所里。这个慰安所有52个姐妹，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更悲惨，由于战事紧张，来往军人更多，有时接待粗暴的军人只好任他蹂踊而不敢吱声。
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还要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他在我床边挂上红牌，客人不敢近了，我才得到休息治疗。我真感激他暗中保护我。可是不久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我的恋人小崔和他同一个部队，在华北地区跟中国*队军**作战，早已战死，死时距他来中国还不够三个月。听到这个消息我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不死算我命大。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国战败投降，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回国。我这个受尽日本兽兵折磨得身体很虚弱的女人被丢下了，有个别朝鲜籍士兵和台湾籍士兵因伤病也被丢下了。这时我结识了一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命运使我们结合为伴侣。一九四八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崖县荔枝沟，每天我俩去割茅草出卖维持生活，虽然生活清苦，但比起昔日在日军的慰安所中的屈辱生活，简直是天地之差了。我和石建顺结婚七年，虽然没有生儿育女，可是生活还是愉快的。
一九五五年，厄运又降临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头上。和我相依命的石建顺病故了，丢下我一个人艰难地生活。值得庆幸的是人民政府对我这个异国女人很关心，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安排我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人，公路工区的领导始终关心着我，退休后让我领百分之百的工资，分给好的住房，这次患重病，领导派一个年轻女工专门照顾我，并已为我备好一副一千多共钱的棺材。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想过，我不想回去了，我在韩国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却已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的女人，大家象对待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如果问我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希望以后永远不再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让人们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原文注 ：选自《保亭文史》第七辑
资料来源：
《保亭文史》第九辑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