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图文——献给“百万大裁军”中撤销番号的基建工程兵战友

“眼见为史”图文记录系列之一

参军记事

题记:

此图文(100幅照片 + 11800字)献给四十六年前像我一样从农村应征入伍的热血青年 以及在“百万大裁军”中撤销番号的基建工程兵战友。

“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曾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响彻我国大江南北的一首歌。它记载着中华民族面对美帝和苏修两霸的*锁封**与挤压,不畏强权、艰难创业、奋发图强的国家意志和策略安排。

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1976年10月底,我们生产队的社场正中,9月中下旬用于搭建“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东泽**主席逝世”灵堂的圆木头刚被拉走,村里的墙壁上“化悲痛为力量!永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拥护*国锋华**任中国*产党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共中**中央军委主席!”的大字标语又相继贴出……

就是在那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之下,我们大队分配到了一个当兵入伍的名额。我和绝大多数应征入伍的农村青年一样,怀揣着“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献身祖国”的豪情壮志,“热切”而又“忐忑”地在报名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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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已经返乡担任了大队民兵副连长(不脱产)和生产副队长兼记工员的我,参军入伍的热切心情自不必赘述,而心中的忐忑则是因为,按照大队*党**支部输送兵源的硬杠杠,体检政审合格后的人数如果多于分配到的名额时,就须让“家庭人口多”、“社会困难户”和“年龄偏大”的人先走。而这三个条件在五位报名者中我的综合排名是最后一个。当时估计,我走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心里反复在劝告自己,就权当是陪着大家出村去玩一趟吧。

体检站设在二十公里外的田庄公社医院。

体检那天,天刚蒙蒙亮,大队*党**支书赵德英就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并把一张体检人员介绍信递到我的手上,嘱咐到:“文国,你领着大家去吧,别乱跑!”

之后,我们分头回到自己家里用一块白布巾包了一个棒子(玉米)面窝窝头和一块香胰子大小的萝卜咸菜备作晌午饭。等五个人凑齐了就踮着脚尖一路小跑着出了村……十天后,体检结果出来了,五人体检只有两个合格,我是其中之一!

十五天后,政审结果出来了,我荣幸地成了唯一!

1976年12月24日,一位骑着墨绿色自行车,车大梁两侧搭着墨绿色帆布袋,身着一身墨绿工作服的邮递员把一张红皮黄字封面的《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送到了滩子村*党**支部。内容是:“于文国同志:你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业经批准。望接此通知后,于元月四日前往索镇*党**校集中。” 落款是,山东省桓台县革命委员会征集办公室,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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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战友荆成法收藏的当时的原件

两天后,专程前往山东省桓台县接兵的部队*长首**张希年来到了滩子大队做新兵家访。当时,我正在篮球场上打球,只见他把军大衣一脱对着嘴里咬着哨子的业余裁判刘登江做了一个标准的换人手势。尔后,就和我们在场上“拼”了起来!球场两侧围观的妇女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英气而又霸道的军人,一边指指点点一边窃窃私语,“长得真俊!”(英俊的意思)

我们村的篮球场是相邻几个大队工余时间最有人气的地方,倜傥帅气的小伙子们一有空就往那里跑,大队*党**支部一般都得随时保证有两个能打的篮球才能满足需求,因为人多,一般都只能打半场式球赛,两个篮板下各有一堆人。当然,那里也是人文故事最多的地方,妇女们围在球场两侧一边纳鞋底一边羞羞答答眼神复杂。

打了一会儿球,我就领着张希年走进了我的家。在堂屋里,他几次询问墙上贴着的(我读书时)那十几张三好学生奖状和我在桓台三中田径运动会上获得的长跑、跳高、跳远“第一名”的奖状,以及我的一批炭笔素描和水彩画作等(我曾是桓台三中五级男篮、田径队长和美术、写作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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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桓台三中部分男女篮球队员和教练合影。(后排左七为于文国)索镇照相馆摄

第二天,我就领到了一套没有帽徽领章的73式冬季军装。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顶小说《林海雪原》里少剑波式的皮军帽和一双翻毛大头鞋,全副武装在身上后站在我家结了冰的天井里,热得头上直冒汗!只见我父亲看着大儿子那副既笨又憨且毫无军人英武之气的样子,一边转着圈观赏,一边眯着眼睛摇头,“看这军装,今年招的是往北边去的兵。那里可是冰天雪地呀!别把耳朵冻掉了……”而村里人说得更邪乎,“东北那嘎达滴水成冰,冷得撒泡尿都能支个跟头!听说东北人上厕所手里都要拎着一根木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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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伍当兵的消息很快就在荆家公社和我的同学中传开了。

首先是我的发小于文杰和赵德水的反应最让我感动。我们仨从小时候就玩得贴心,而且是小学到初中的前后桌同学,我高中毕业回村后就一直挤在我家东头小屋的土炕上睡。我要走了,他俩着实被闪得不轻。比我小一岁的赵德水弟弟是村里的*党**支部委员和专职民兵连长,我这个副连长一走他就少了个帮手。于是,嘟嘟囔囔地对我说“甭那么得意!我要是改了主意,你就走不了!”吓得我,那几天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他。

其实,他早就动了当兵的心思。我走后的第二年,他就入伍去了云南军区,并参加了老山战役,因为表现出色,四年后被提拔为副连长。

两年后,我回家探亲时老人告诉我,我那两位发小为了不让我母亲感觉我走之后的院子里太冷清,坚持晚上回到那盘土炕上去睡,以保持着小屋里的灯光和人气,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离开。

令我特别难忘的是滩子大队的乡亲们,知道我要走了,他们开始把平时在背后议论我的那些好话当面说给我听。大家提前十几天就轮流请吃“百家”饭。其中接连好几天还因预约的时间倒不开而一顿饭吃两家乃至三家。那时候喝的酒是用地瓜干从马桥酒厂里换来的纯粮食散装白酒,炒的菜也是自留地里种的大白菜之类,再配上家里储存的猪肉、鸡蛋、干蘑菇等。每到一家隔着院墙就能闻着扑鼻的香味。我知道那是乡亲们过年过节时才舍得吃的好东西。那些天撑得我直皱眉头,各家的心意又不能不领,只能拿起筷子端着酒盅意思一下就换另一家。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时期我们村生产队的干部们,所有工作和账目都在明面上,哪怕花一毛钱也都在帐本上,唯一的“特权”就是起早贪黑地为大家跑腿,所挣的工分标准和普通社员完全一样。社员们无论是谁有了意见都可以在会上提出来,大家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十分浓厚。所以,村里能输送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是全村人的光荣。我很明白,大家对我寄托着莫大的希望,也在暗下决心,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决不让乡亲们失望。所以,离开家乡的四十多年里,每次回老家无论天色早或晚,我都是在村头就下车走着进村,见了长辈或乡亲就尽可能地打招呼以示敬重。我始终记着离家前母亲的一句话:“无论你走多远,都是滩子村的孩子……”

那一年,我刚刚二十岁,生命中的第一次“百家饭”让我温暖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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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列在路上行驶了五天。荆家公社的五十八名新兵被塞进了一节闷罐车厢内,人挨着人卧坐在一起。登上军列之前接兵的排长谭仕兴(贵州人)指定我做这个加强班的副班长,在路上协助他做桓台方言的“翻译”和管理工作。军列每到一个兵站大家就下车吃饭和补充军需。下车后第一件事是集体排队先去上厕所,回来后就围着一个装着大米饭的木桶用木铲子自己盛饭。桓台县不产大米,我在老家常年吃面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饭桶!

让我们羞愧的是,一路上谭排长也把我们比喻成了“饭桶”。

山东兵个头大,又都是壮劳力,吃得特别多。第一天和第二天兵站按人头为我们准备了每人一大碗白米饭的量,但是,多数人却能吃二到三碗!而且越是看到饭不够了生怕吃少了,就吃得越快,完了再去抢。开始几顿我因为不好意思挤着抢而没吃饱。谭仕兴排长看我拉不下脸来抢,狠狠地批评我,“饭桶!怎么不抢啊,饿肚子咋办?!”

四十六年后的今天,谭排长亲切的面容历历在目。

后半程,因为军需官提前给下一站打了电话,加上一连几天吃得太饱大家饭量小了很多,抢饭的情况有了缓解。

军列是避开铁路客运繁忙时段插着空前进的,车速相当缓慢。这样一来,为我们透过铁皮闷罐列车的几个小窗口观看路过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广袤的冀北平原,以及大辽宁的皑皑白雪提供了便利。农村兵见过大世面的很少。我当兵前最远也就到过六十公里外的淄博市张店区,在那里跟着公社建筑队干过一个多月。

军列经停河北省唐山市区时,我们亲眼看到,经历过1976年7月28日7.8级大地震之后的唐山市区一片废墟,满目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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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元月9日傍晚,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150部队新兵营。

群山环抱之下的新兵营,包围在一圈两米多高的砖墙里。身居其中,所能目击到的全部场景,是一幢L型的二层暗红色军人宿舍楼和一个椭圆形的大操场。操场北侧有一排南北向的单双杠,操场中心的篮球场上,两个篮球架由钢铁焊接而成,投篮筐上的篮球网,只剩下挂勾上的几根旧线绳在微风中来回荡悠。所有新兵都以一种特有的好奇东瞅西瞧,卯大劲地观察、琢磨和理解着自己将要朝夕相处的新家园。

我发现,辽宁省本溪市的冬天并没有老家人传说的那么冷,上厕所也用不着拎着木棍去!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第一缕阳光透过东南角的山缝,直射到了操场上。新兵训练尚未正式开始。我迫不及待地叫上牛廷成、李凤海(已故)、罗汉春、刘林荣、荆得桂、荆成法、荆向锋等几位荆家公社的球友跑到院子里打起了篮球。我们上身穿着黄绒衣,下身穿着军棉裤,脚蹬大头鞋,不一会便大汗淋漓,蹦跶不动了。

等去拿搭在篮球架横杆上的大衣时,我突发奇想把刚刚抹了汗的手背靠在铁架子上降温(那铁架子在露天里一直冻着至少有零下32.5摄氏度),只感觉麻麻的,一下子就黏住了!情急之下用力回手,结果手背上一块皮被粘在了铁杆上,手背上露出了红红的血印。而罗汉春则更有创意,他竟敢张嘴伸着舌头去舔那铁栏杆,结果黏下了一块舌尖!

愣头愣脑的山东大头兵用铁的实践证明:“本溪的锅也是铁打的!”

新兵营开始上课。

军事教官十分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上了几行令我们至今难忘的粉笔字:“1966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番号。方针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150部队的任务是建设本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00039部队,兵种内部序列为第三支队)。”

我睁大了眼睛在黑板上反复看了好几遍。大失所望!这和我们参军前“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初衷相差太远。私下里我对荆得桂说:“这不就和在桓台老家干建筑队一个样嘛!(桓台县是‘建筑之乡’)只不过多了一套军装而已。”

然而,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实事求是地说,两个月的新兵训练,我的最大变化就是调正了参军的目标。

新兵营里时时处处回荡着新战友们“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雄壮歌声!在这所熔炉般的大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在无形中扎下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行为准则。

记得新训结束那天的清晨,大家天没亮就醒了,躺在被窝里相互道别,并憧憬着自己即将奔赴的老连队会是个什么样子。起床号响过,新训的老班长辛悦琦(吉林四平人)从一个红色的盒子里取出了象征我们正式入列的帽徽和领章并亲手佩戴在了我们的军装上。

自此,我的身份正式由一介农民成为一名士兵。

迈入军营的第一粒扣子就这样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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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训结束后部分新战友相约到本溪照相馆和老班长辛悦琦合影。(后排左一:于文国;前排中:辛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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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半,三支队各团以营为单位派来的嘎斯解放车一字型停放在了操场西侧。全体新战士在操场上整装列队,等候老连队的召唤。

九点整开始,被点到名字的新战士应声出列,二十几人一批登车离场。

我与战友们一一招手告别。

等最后一辆卡车开出院子时,我猛然发现只剩了我一个人背着被叠成了方块的军被和斜挎着帆布军挎包站在原地。再看营长和教官时,都没有要点我名字的意思。这时,心里犯嘀咕了!“该不会是谭排长和辛班长把我的名字弄丢了吧?”“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报上去?”我做着各种猜测。

但是,又觉得都不像……

最终,迎接我的嘎斯解放车也没有到来。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辆酷似电影《南征北战》里张灵甫在大沙河战役中逃跑时乘坐的那种布蓬212*用军**吉普车停在了操场边,我们的新兵营长两手握拳踮着小跑来到正面,大声口令:“于文国,出列!你坐这辆车到三团机关报到!”

“是!”

紧接着,从吉普车里下来了两位老兵把我的背包接了过去。

从司政后三个渠道分配到三团机关的八名新战士:罗汉春、荆得桂、张振水、罗汉武、荆向峰、徐景茂、穆守春和我,集中住在一楼警卫班隔壁的一间集体宿舍里接受机关工作常识教育。

同时,我也开始了“第一封家信”、“第一份津贴”和“第一次感冒”等诸多第一次的进程。

第一封家信。在新兵连的两个多月里,因为通讯地址是暂时的,加上训练课程太紧张就一直咬着牙没写信。安顿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盘算着写家信给父母报个平安。事实上,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父母写信。

可提起笔来时犯难了。

给父母写些什么呢?写我的手背被黏掉了一块皮?写新战友们除夕夜里躲在被窝里抹眼泪(我竟然没掉泪)?写军训中荆延明走正步腿脚胳膊顺着摆?写一天两顿二米饭(高粱米和大米各一半)?写在本溪的街上看见透红的萝卜直想过去咬一口?……

写这些肯定不行!那会让父母更加牵挂。

我握着笔愣了大半个晚上。

第一次长时间出远门(部队规定:服役满两年后才能探家),亲人的影子尤其是母亲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那个晚上,我想起了在桓台三中读书时,周六中午十二点下课后,我徒步奔跑近二十公里回家过礼拜,回到村头时,每次都远远看见母亲站在村头等我吃饭的身影。有时我在路上贪玩,她把做好的饭菜加热好几次。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蹦蹦跳跳的,腿脚除了睡觉那会儿老实外基本上就不闲着,走在路上,路边的半头砖或者土坷垃看见就会过去踢一脚,因而十分毁鞋子。一双崭新的布鞋,二十天左右就能磨破底和露出脚指头。而那时一般农家子弟基本买不起胶鞋,更不会有回力鞋。这样一来,可苦了母亲,她白天忙完了生产队里的农活,晚上喊着我们睡下后,基本上就坐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姊妹几个纳鞋底做鞋穿。我参军临走前准备行囊时才知道,从体检回来那天起,她就开始纳鞋垫子,等到出发时已经攒了一大摞!“部队的胶鞋不透气,鞋垫子能吸汗。”她说。……

人啊!处境不同、角度不同、位置不同,想家的滋味或许不同。但是,父母对儿女的无私,儿子对慈母的想念至圣至洁!这些道理我参军之前从未想过。

那个晚上,我一下长大了好几岁。

在信中,我把新兵连的生活和部队的面貌描写得无比美好!

第一份津贴。当时,新战士一个月的津帖是六块钱(人民币)。我领到第一笔津贴后,立即请了假跑到邮局全部寄回了家。之后的几年里津贴有所增长也同样按月寄。这笔钱在那个年代足够满足一个普通农户每月的油盐酱醋之用。我是长子,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上学,尽管当时上学不用交学费和教材费,但是,笔和练习本、书包之类总要自己买,有了这份填补,母亲当这个家就要好很多。

十分高兴的是按月份往家里寄钱,后来也成为了我们全家的惯例。我结婚后,同是军人的妻子郝丽芳(退休前在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接管了这项任务。我的两个妹妹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弟弟和我一样参了军,他们每月也都从收入中掰下一块寄给老人。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逢年过节也要给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带点“心意”回去。

其实,我们寄的都不是大钱,让老人平日里衣食住行无忧无虑即可。主要是以此让老人每个月能够多感受一些儿女们的牵挂。当然,家里如遇特殊需要大家也都争相贡献。

第一次感冒。在部队我的第一次感冒是在第二套军装还没下发之前。

入伍时的第一套军装,内衣部分只有一件衬衣,一条长衬裤和两个平角短裤。那天,我把衬衣脱下来换洗时光着上身穿绒衣而着了凉(部队规定:不允许自带服装)。深夜突然发起了高烧。我张着嘴巴大口喘粗气,警卫排长摸了下我的头感觉发烫,吓得立即给团卫生队打了急诊电话。大约凌晨一点多,一位女军医背着药箱来到了宿舍,同屋另外七名战友一看是个穿军装的美女,就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装睡,并竖着耳朵听动静。

女军医问清了发烧的是我之后,伸手就掀开一号床上铺的被子准备号脉。只听她“哇”地大叫一声跳到了屋门口!“这个新兵光着身子呀!”好家伙!再看我那七个室友全都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时,我哭的心都有!嘴又太笨,不知如何辩解是好。急得一下子冒了一身汗!反道是不用吃药高烧就退了。

其实,那天我穿着短裤的。军人,哪敢*光脱**了睡觉,万一警卫排来个紧急集合什么的,岂不是全瞎了!只是衬衣还没干,在洗漱间里挂着呢。

再后来知道,女军医叫钟迅,原来是三团宣传股电影组的放映员,去军校学成归来之后被分配到了卫生队当医生,才比我大两岁。

一个星期后,八名新战士分别到司令部、政治处和后勤处报了到。

我被分在政治处宣传股电影组当电影放映员兼美工。这时,我才知道那天接我的两位老兵一位叫柏维新,另一位叫王宝生,都是我们宣传股的战友,用团机关的吉普车去接我是他俩的特别“设计”。同时,我也终于明白新兵家访时接兵的*长首**张曦年(宣传股长、诗人)为什么一再询问和翻看我的那些炭笔素描和水彩画作。

在电影组安顿下来之后,我先被送往六十四军在辽宁省丹东市的军校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电影放映员培训,然后又在三支队电影队包静明队长举办的幻灯学习班学习了半个月。

回到了三团电影组之后,在组长张柏华和柏维新同志的悉心传帮下开始了放映工作。他俩兄弟般地手把手教会了我捋着线路图用电子管安装无线收音机等。对我影响巨大的还有电影组战友薛晓飞(画家),他看我有绘画基础,学习愿望也比较强,就潜心把油画诸多技法传授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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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三团电影组合影。吴忠立摄(左起:柏维新、张柏华、薛晓飞、于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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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三支队幻灯培训班上。邵忠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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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于文国在三支队幻灯培训班汇报学习成绩。邵忠南摄

1978年春,部队批准了宣传股摄影干事吴忠立同志转业的报告。我又被送去了三支队机关,参加了一期新闻摄影学习班。在学习摄影的三个月里,刚从解放军画报社学成归来的专职摄影干事邵忠南老师,带领五位来自三支队各团的学员关少军、吴常杰、柴宝文、李文利和我白天晚上连轴转,从最初的打开相机装胶卷学起,到现场采访拍摄,再到暗房冲洗放大以及写作图片说明等,掌握了一整套至少是我本人从未涉足过的新闻照片生产流程。

由此,我与新闻摄影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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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三支队新闻摄影培训班学员合影。邵忠南摄(左起:关少军、李文利、于文国、柴宝文、吴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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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学完摄影回到部队后我一直没有脱离电影放映岗位。

也就是说搞摄影、放电影、画幻灯、学油画、写标语、包括作为文化干事柴慈民(说唱艺术家)的小跟班组织文体赛事等,各类有关文化的活我都在干,属于典型“万金油”式的战士。

这期间,基建工程兵二、三支队部分指战员(以三团为主)奉命于1979年夏从“本钢扩建工地”移师上海,参加抢建“全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的“宝钢大会战”。我作为三团先头部队成员之一到达宝钢工地,一直干到1983年8月1日,基建工程兵在“百万大裁军”中撤销番号。后随部队集体转业留在了《宝钢战报》做摄影记者和副刊编辑并兼任了《中国冶金报》驻华东摄影记者。

在那几年中,我白天背着照相机在工地上摸爬滚打,晚上钻进暗房冲洗放大。还略带创意地把底片上的影像洗印放大到医用X光透明胶片上,制作成幻灯片,然后拐弯摸角请来了支队文工团的台柱子刘勇大哥和“美女故事大王”马雪飞给予专业配音、配乐和解说……下连队放电影之前加映一段“土电影”,收到了特别好的传播效果。连队指战员看到身边的人和事被搬到了雪白的电影大银幕上时,掌声笑声喊声响成一片!

记得,一直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老政委李佩泉同志还特意随电影组下连队观看,并给予了电影组高度肯定!(李佩泉:时任三团政委,1933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吕梁革命老区,不足12岁入伍成为文艺兵。《基建工程兵之歌》的曲作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音乐电影故事片《红鹰》的曲作者等等。1983年基建工程兵撤销番号后转任宝钢总厂*党**委副书记。)……

综上所述,从1976年10月底报名参军后穿上第一套军装至1983年的“八一”建军节,我和战友们眼含着热泪行完了最后一个军礼!庄严地摘下了帽徽和领章。这七年,是一笔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生命之中。

它,忘不掉、写不完、读不尽!

它,是一个成人礼!为我们奠定了一生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