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政权一直在军人独裁者和舞弊选出的总统之间交替。在种族（其人口93％以上是白人）、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阿根廷是和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军政府甚至以恢复旧日“西班牙的十字和剑的联盟”的名义与佛朗哥加强了联系。有些人甚至要求取消独立，重新从西班牙派遣总督作为阿根廷的统治者。在梵蒂冈的怂恿下，阿根廷军政府和教会还梦想在南美建立一个西班牙化的天主教国家，与美国分庭抗礼。阿根廷驻西班牙大使埃斯科瓦尔奉命与德国和梵蒂冈的官员进行会谈，商讨合作事宜。他与梵蒂冈教皇厅秘书长马吉奥尼枢机主教进行会晤后达成了一份协议，一旦战争结束，阿根廷就实行更为宽大的新移民法，从而为战争末期纳粹要员从梵蒂冈到阿根廷的“逃亡之路”打下了基础。二战爆发后，阿根廷分成两个阵营:政府、军人和大资本家支持纳粹，民众则支持盟国。欧洲战事刚一爆发，软弱的代总统卡斯蒂略就宣布中立。尽管阿根廷国会已经批准了1940年哈瓦那决议——对任何一个西半球国家的进攻都被视做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入侵，但它在珍珠港事件后依然坚持中立，拒绝对德日宣战。阿根廷政府深信德国将会获胜，并将控制欧洲，因此与其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甚至在1942年初两艘阿根廷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后仍决心与其保持友好。作为回报，德国不仅赔偿了阿根廷的损失，而且答应说只要阿根廷船只把航行路线和时间通知他们，德国海军将保证其安全航行。1942年1月，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商讨西半球国家的战时政策。会后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协定》，部分南美国家签字保证与轴心国断交、宣战，并冻结和没收轴心国在这些国家的资产。作为回报，美国将按租借法案向这些国家提供*器武**，以及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阿根廷没有签署该协定。直到1942年6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洲经济与财政管制会议后，阿根廷才在表面上终止与轴心国的所有商业活动，但私下里仍偷偷与纳粹进行贸易往来。
阿根廷的虚假中立一直维持到1943年6月4日，此后则义无返顾地倒向了纳粹。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卡斯蒂略总统被迫就阿根廷是否参加西半球防御体系和对轴心国宣战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纳粹分子、长枪*党**、军官集团和大地主随即在6月4日发动了反全民公决的“上校*变政**”。这些上校们刚一掌权就向德国求购*火军**，以对巴西开战。到1943年9月，他们转而开始寻求与纳粹结盟，并派遣特使到西班牙与纳粹官员进行谈判。美国的反情报机构截获了阿根廷的纳粹特工头目贝克（Johan Backer）与*党**卫队保安处头子瓦尔特．舒伦堡的通讯，随即迅速通知英国海军，在特立尼达拦截了阿根廷秘使乘坐的客船。不过盟国未能阻止上校们更进一步的阴谋:庇隆和贝克继续策划*翻推**邻国的政府，以在南美建立一个亲纳粹联盟。庇隆曾在一份秘密宣言中写道:“……我们已经有巴拉圭，玻利维亚和智利。再加上阿根廷，很容易向乌拉圭施加压力。五个联合起来的国家是很容易击垮巴西的。巴西的政治体制和其广大的德国移民也是有利因素。把巴西拉进来之后，美洲大陆就尽在我们掌握了。”
阿根廷丛林中发现的疑似纳粹藏身处遗迹
在战争期间，由于阿根廷政府的配合，大多数在阿根廷的德国公司将其利润交给当地的纳粹间谍组织，成为其活动经费。美国财政部还怀疑阿根廷为轴心国“洗”了大量的外汇，接收大批纳粹掠夺的货币和证券，并使其进入美国市场。阿根廷还充当了纳粹的供货商。尽管大宗的货物如小麦、牛肉等很容易被盟国拦截，但小规模的*私走**——比如德国急需的工业用金刚石和白金——仍源源不断地从阿根廷流往德国。珍珠港事件之后，摩根索曾想立即冻结阿根廷的资产。1942年5月，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证据，表明众多的阿根廷公司正在为美国境内的德国资金提供掩护，并将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纳粹资金带入美国以使其合法化。然而直到1942年10月罗斯福才同意国务院对选定的阿根廷账户进行冻结。超过150家阿根廷公司和个人被列入了国务院的黑名单。
1943年12月20日，乌拉圭发生了未遂军事*变政**。通过拦截、破译德国特工发回国内的情报，美国从中揪出了阿根廷的黑手。美国威胁要公布这些材料、将阿根廷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并对其实施制裁。在这样的威胁下，阿根廷被迫作出让步，于1944年1月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此后阿根廷继续保持中立。在战争的最后年月中，阿根廷是鲍曼藏匿纳粹财产的主要目的地，也是纳粹战犯在战后的主要避难所。美阿之间关于“安全港计划”的谈判于1944年开始，但由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而受到极大的限制。1944年2月，因颠覆乌拉圭和玻利维亚政权的丑闻败露，阿根廷军人总统拉米雷斯将军被迫辞职，将权力转交给了法雷尔将军，庇隆担任副总统。美国宣布不承认法雷尔政府，并召回了驻阿根廷大使。8月5日，阿根廷外长给美国国务卿赫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不准备改变其外交政策，因为“同正在面临失败的轴心国断绝关系是不符合阿根廷的骑士精神的”。他还在信中试图分享美国的租借法案*器武**援助，赫尔抓住这个机会在回信中好好羞辱了阿根廷一番。8月16日，阿根廷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被全部冻结。9月，美国商船被禁止驶往阿根廷港口。做为回应，阿根廷退出了西半球防御体系，其央行停止协助美国调查纳粹财产。态度强硬的赫尔因病辞去国务卿职位后，继任者斯退丁纽斯对阿根廷采用了更温和的政策。负责拉美关系的助理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也支持温和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银行在战争期间从阿根廷非法吸收了大量纳粹资金，也正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通过西班牙向德国运去了大量石油。
1945年2月7日，摩根索建议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派一支特别代表团去阿根廷，查找并没收纳粹在那里的资产，格鲁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驳回了该提议。1945年初，在墨西哥查普恰佩克城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美洲国家（阿根廷除外）通过决议认可了各国家处理本国纳粹财产的自由权。由于阿根廷继续支持纳粹德国，它被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直到希特勒自杀前一个月，由于意识到被西半球其它国家孤立，特别是美国准备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阿根廷才不情愿地向德国宣战。1946年5月22日，“安全港计划”成员报告说在阿根廷的德国资产大约为2亿美元，包括银行存款、房地产和各类货物，但未发现有艺术品和珍宝的藏匿处，他们错误地断定阿根廷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纳粹赃物藏匿地。此外，尽管早在1942年美国就获知阿根廷和德国的非法货币交易，该报告却说并没有证据显示阿根廷接收了纳粹的黄金。1942年4月，美国驻瑞士领事报告说，一位阿根廷外交官正在将纳粹掠夺的美元偷运回国销售，然后将获得的现金汇寄回瑞士。英国情报机关也在1944年查出阿根廷与瑞士之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而且经常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1947年5月，阿根廷中央银行计划将1．7亿美元的黄金转移到其联邦储备局的账户上，后因担心美国追查黄金来源而推迟了计划。1973年庇隆重新掌权后，曾将他的400吨黄金投入*市黑**进行交易。庇隆货物的代号是“鲍曼1345”，买主是西班牙政府。销售人员自然将这批货物与政治挂上了钩。但没人追查这些黄金的最终来源是哪里。由于冷战的原因，“安全港计划”在阿根廷也无疾而终。1947年6月3日，杜鲁门总统和阿根廷大使发布一份联合声明:两国将与其它拉美国家重新商议建立新的互助条约组织。1947年9月，阿根廷加入了美洲互助条约，即《里约热内卢条约》，鲍曼在阿根廷隐匿的公司和财宝安全地保存了下来。这时美国西半球的主要目标是扼制共产主义，对纳粹战犯和纳粹黄金已无暇顾及。尽管阿根廷的黄金储备飞速增长，大量的纳粹战犯也藏匿在那里，可调查者们直到半个世纪后“仍未发现”阿根廷曾大量接收纳粹黄金的直接证据。
除此之外，二战结束后，阿根廷还成为了纳粹余*党**的避难所。许多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血债累累的纳粹余*党**逃脱了历史的审判，潜逃到南美大陆，改头换面，重新过起平静安宁的庶民生活，其中大多数汇集到了阿根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初，在庇隆当政的期间涌进阿根廷的纳粹余孽竟累计达6万人之多。他们之中有被称为“希特勒的大脑”的阿道夫·埃希曼，此人是1942年纳粹万湖会议上作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决议的主要策划者；号称“希特勒第二”、被定为希特勒政治接班人的马丁·博尔曼,他在纽伦堡法庭上被缺席判处绞刑；约瑟夫·施万伯格，波兰集中营的头目；海因里兹·缪勒,盖世太保头子；约瑟夫·门格尔，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等等。这些人有的化名后进入阿根廷，有的干脆就用真名堂而皇之踏上阿根廷土地。自那以后，他们中除极个别被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犹太人组成的追踪纳粹秘密行动小组缉拿归案外，绝大多数人在阿根延安营扎寨，过上了定居生活。这些纳粹余*党**在阿根廷可以说倍受庇隆当局关怀。人称“希特勒第二”的马丁·博尔曼在阿根廷期间，曾六次被其他国家要求逮捕，甚至有的还向阿根廷当局提供马丁·博尔曼行动的具体路线，但阿警方不予理睬，也不加以任何调查，直到1960年让博尔曼安全无恙地逃离阿根廷。里加大*杀屠**总指挥爱德华·罗希曼还当上了阿根廷维森特洛佩斯一个群众组织“合作社”的主席，并为地方警察机关募捐。安特·巴维利克这个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犯下滔天罪行的魔鬼，不仅两次被庇隆拒绝引渡到南斯拉夫，而且还和政府情报部门和警方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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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太连清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