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左氏外交
张一湖
*片鸦**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分子（政客、传教士、商人、士兵等）在中国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清朝廷和地方官惧怕列强，一味隐忍。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天津发生了“天津教案”。当年五月间，民众因怀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开办的望海楼天主堂迷拐、残害儿童，与教堂发生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与知县刘杰争论，首先行凶，打伤知县侄子，激发民变。愤怒的民众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随后又杀了修女、神父、法俄等国侨民和当地天主教信徒等，破坏了多处教堂。
津门案发后，左宗棠非常关注。他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达二千余字的信，他对于民众的激愤行为给予同情，认为应当保护民众，而且主张培养民众的斗争精神，让洋人有所忌惮。
清朝廷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调查、办理此案。曾国藩与法国方面达成协议：按照法国的要求，处死为首杀人的中国民众一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向法国道歉。中国士民对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大为愤慨，纷纷迁怒曾国藩，痛骂其为“*国卖**贼”。一年之后，曾国藩惭惧而终。
光绪元年，云南又发生了“马嘉理案”。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十三年（1874），为了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英国上校军官柏郎北领武装探路队近200人，从缅甸出发，探测到我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也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光绪元年正月（1875），马嘉理和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事先通知地方官，就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曼允山寨的景颇族人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 正月十六日，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行凶，群众义愤填膺，将马嘉理打死，并把英国的探路队赶回了缅甸。这就是“马嘉理案”，又称 “滇案”。 清廷派李鸿章、丁日昌办理此案。 次年七月，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派大臣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为此后无休无止的中印边境之争埋下了祸根）；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
光绪二年，左宗棠也处理了一桩严重的涉外事件。
同治十一年十月，一队俄国商人携带货物到玛纳斯与妥得璘（妥明）交易，在石河地方被徐学功的民团截住。徐学功部抢夺了俄商所有货物，并打死打伤了俄国商人。这就是所谓的“石河劫案”。
货物被抢，人也被杀！事件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了。俄国人揪住不放，要求中国处理。总理衙门致函左宗棠，请左宗棠调查、处理此事。左宗棠首先以不知情为由，函告总理衙门将事情拖了下来。俄罗斯使臣索思诺福斯齐到兰州，在左宗棠身边住了二十多天，其间问起俄商在石河被劫一案，左宗棠仍告以不知情。索也没有继续往下问。
事情一拖五年，到了光绪二年，官军收复玛纳斯南城之后，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陈述对该案的调查结果。他说，在官军会攻玛纳斯城的同时，刘锦棠专门派人调查了此事。事情的经过是：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一伙客商满载货物，跟着妥得璘的手下前往玛纳斯城，被当地民众发现。于是，徐学功便带领民团伏击了妥得璘的部下，将货物全部夺取，分给了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丧命，确有其事。
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左宗棠是这样定性的：
此次俄商被妥逆派人领路护货入巢，行过石河，团民误为甘心济贼，事出有因。（《左宗棠全集·书信·1333.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
左宗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其实是大有玄机的，其机括就在“甘心济贼”四字。妥得璘一伙是朝廷逆贼，俄罗斯不法商人将商品（含有*器武**）出售给逆贼，等于是帮着逆贼对抗朝廷。这是触犯中国法律和违背外交公理的。这样的商人被抢、被杀，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
最后，左宗棠说，前不久，我命徐学功兴办屯田，批给了他两万两银子的经费，他已经领去了一万两，还有一万两没有领走。现在叫他不要领了，就将这一万两银子赔偿给俄罗斯方面，作为俄商被抢走货物的成本以及俄商被杀的“命钱”。请总理衙门告知俄方，约定地点，叫俄方派人领取。但是，要开好收条，我们要备案的。
一万两银子，还要开好收条！
左宗棠处理的“石河劫案”，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处理的“天津教案”、“马嘉理案”相比，若何？
对于处理涉外事务，左宗棠并不是随心随性的，而是非常慎重、非常缜密的，他即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他写信对刘锦棠说：
凡与西人论事，总要先将条款看明，自占地步，乃与争辩。我持论既正，不妨切直示知，而又稍留余地，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人情性，欺弱畏强，喜直忌曲。我真自强，彼已心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左宗棠全集·书信·1335.与刘毅斋》光绪二年）[2]
自强、持正，稍留余地，这就是“左氏外交”的核心要义。
<参考史料>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九年）：
愚见罗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3]
左宗棠《答沈幼丹中丞》（同治九年）：
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此次或无他虑，然事过若忘，当如之何？[4]
左宗棠《答李筱轩侍御》：
伯相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也。淮军首推刘铭传，七八年来战迹可考，虚糜至艰之饷约及千万，朝廷亦尝大度处之，以此辈当岛族，胜负之数，洵未可知！此外如无可恃，又何以防？何以剿？淮军又何以雄天下乎？[5]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年）：
宗棠前以绥来北面荒绝地亩甚多，饬徐学功仿照古城、巴里坤办法，广开屯田，许给农器、籽种、牛只、经费银二万两。除已发一万两当交徐学功领取外，尚存一万两未发。拟饬刘锦棠传知徐学功晓示各团众，停止给领，即以此款一万两备归还俄商石河抢失成本及命费，了此久悬未结之案。希即知照俄使，速将此项银两交付何处何人收领，以便向取收条备案。[6]
[1] 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12 书信三. 第137页。
[2] 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12 书信三. 第140页。
[3] 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11 书信二. 第177页。
[4] 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11 书信二. 第183页。
[5] 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11 书信二. 第507页。
[6] 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12 书信三. 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