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住》
《扛住》立体封皮
引文
折射阳光的人
小时候，喜欢拿碎镜片折射阳光到屋子里，高兴地看到黑暗的角落照亮了，仿佛我心里也亮了；暴风雨后，透过水灵灵的翠绿树叶仰望阳光折射在蓝天中的彩虹，幼小的我总想沿着那道桥走到天上去——
人不是玻璃，不是水，不是晶体，不是镜面的金属，不具有折射阳光的特性。但，我要说，我是特殊的人，具有折射阳光的品质。这样说时，我就感觉自己身心像是透明的，阳光穿透我的肌体，我的骨骼血肉都通亮了，大多数光，我留在体内，营养身心，还有一些光，我折射了回去，让一些处在角落阴影里的人也感受到光亮，是我这病残生命最大的愿望。
沐浴阳光中的人们，常常忽略阳光的存在；我想提醒大家深刻地意识到阳光，正视阳光，感受阳光。试想：一个在阳光下行路的人，若是止步静下来，眯闭着眼，像体会微风流过自己肌肤，感受阳光照耀自己，体会阳光通过毛孔沁入我们的血肉里，沿着血管流布周身，血肉中浸饱了阳光，那是多么美好的瞬间。我四十年的人生，被病魔亲亲热热地爱恋了三十年，而且必然要终生厮守，不离不弃。我在瘫痪十八年后，被大爱拯救重新站起来；与世隔绝二十多年后重新回归社会，走入人群，见到我的人都惊喜地说我很阳光，一位女诗人说我是阳光制造厂厂长。其实，我只是一个折射了阳光的碎镜片，之所以能展现出阳光般的笑容，是因为人间大爱照耀到我心灵里。
我庆幸自己淡忘了很多痛苦，只牢牢记得关爱的温暖：涌泉之恩，滴水难报！当时经历的巨大痛苦与孤独，我现在很难描摹出来，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觉得这样是对的，还是忘了好，我和其他残疾人兄弟姐妹说起这个话题，他们也是一样的心思，不愿意回顾痛楚。我更深刻地明白，一直以来不愿意详细地写“自己”，就是我不太情愿写自己过去的疼痛和苦难，不愿意重温那伤痛的情境和刺心的细节，不想再把伤疤揭开端详、细看，有时甚至故意忽略、空白化，仿佛一切没有发生。然而，痛苦却是我绕不开、回避不了的话题。
当然，酷夏正午毒辣辣的阳光也会灼伤皮肤，甚至令人中暑身亡。阳光是天地间最博爱的，哺育万物，可它也有两面性，何况人呢？和所有人一样，我自身也有另一面，是不想说、不可以示人的，只能和少数人共有，或者只有自己才知，亦或普天下只许两人可知。《忏悔录》也要在作者卢梭故去后才出版，我遵循规则，说我暂且能说的，阳光向上的。阳光过度热情了也会带来伤害，绿叶在似火骄阳下也会枯蔫，毕竟在大多时候，春秋冬，阳光都是讨人爱，是爱人的，那么，我就写这温暖的大多数时候，让他人和我一起感受人间爱的温暖。
伫立在家乡的大河边，眺望阳光下闪烁闪烁的耀眼金波，满河跳跃流动的星星，让河水发烫，镀了颜色。这是大辽河的支流，浑河，沈水。我的心顺流漂到了黄河、长江，也洄溯到了远方森林冰川的源头。回望小时候，恰似探寻山林中的小溪，从滴水萌芽到奔流喧哗。我自小在河边长大，后来病囚家屋里，与河分别二十多年，但我在文字中常常想念河，与河流很亲近，也愿意将来就葬于河边，回归水中。我从母亲的泉源来，我向大海去：一滴水，走过了多少岁月，经过了多少岸，拒绝停留，才会拥抱海洋。
想掬一捧流水，却弯不下腰去，用拐杖轻轻撩拨波浪，我的身影散碎了，和星星摇晃搅拌在一起。我就是这河中的一滴水。我的生命就是汇入这条大河的一条小溪，曲曲折折地在岁月的两岸间从阴霾流淌到晴朗；我曾经是一洼死水，如同暗哑在深井中，只能仰望阳光星河，因为众多爱心润泽，我才没有枯涸，而且一点点向前流动了，在无数的漩涡里沉没浮起，终于从村庄流淌到城市；我比别人流得弯曲坎坷，但也吸纳了太多的阳光：河流淌，就活了；折射阳光的河流，耀眼的美。
一、生命的成功
早上睁了眼，掀开被子。我是穿着正装衣裳睡觉，因为患类风湿强直关节炎，脱穿衣裳不方便，只把上衣外套脱去，裤子和袜子全都“原包儿滚”，白天外出穿着，晚上睡觉也穿着。这样睡觉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白天外出时裤角上沾的灰尘，大都蹭到被单上了，裤子就干净了一些，可以多穿一些时日，少洗几回，省得麻烦了，也正是要洗衣服时才把裤子换下来；坏处是被单就过于埋汰，每次洗被单，那盆水都像熬了泥汤一样。总之，无论脏或者净，关键是这样于我便利。我从十八岁后，病得腰杆和脖子都硬了，关节锈死了，双胯关节也长坏了，成了直挺挺的板状人，身子不能弯曲，不能迈步走路，整个人像一根木头。2006年，辽宁省作家协会联络沈阳市委和政府，帮助我免费做了人工双髋关节置换治疗，在瘫痪十八年后，我又能分开两腿迈步了，像婴儿一样重新学习走路，其实比婴孩儿学走路难多了，小孩子摔几个跟头就会走了，我呢，若是摔倒，假关节可能就会摔坏，手术就失败了。
我不能摔倒！
先抬膝蜷起腿，两肘撑着床，双手抬起双胯，肩背和双足用力，把悬空的腰臀向床边挪移一点，再以落实到床上的腰臀为中心支撑点，抬起双脚，整个身子像桨一样摆荡过去，小腿顺床沿滑下去，手臂借势撑起上半身，斜了身子倚在床沿，双脚准确地伸到拖鞋里，再一次以双脚和手臂支撑全身，腰臀大腿都悬空向前挺起，脚在地下，一双手臂机械地倒换着撑推上半身向前，全身僵僵地直起来，站稳当。
这就是我起床的分解动作，我已经做得非常连贯熟练了，像机器人的舞蹈艺术。
我梗直着脖子，不能低头看，却依然能准确地把双脚伸到鞋窠里，“无他，但手熟尔”。 这是城市出租屋，住得时间长了，我像盲人一样闭着眼也能摸清小屋中的一切东西。与一双小情侣合租的房子，我独自一人住在小屋，约八、九平米吧，他们住大屋，宽敞许多。他们同我一样是从农村来的打工者，常常听到他俩欢爱的声音，羡慕他们，为他们高兴，觉得人生就应该这样才幸福快乐。初合租时，小伙子带来一个小女孩子，那女孩儿开朗爱说笑，管我叫叔，有时关心问我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不久，他们分手了。很快，又一个女孩子进门了，并且是我相邻镇上的老乡，可是不爱吱声，跟我碰面时也不招呼，和小情哥哥却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欢声笑语，天天伴奏一样，愉悦中也带来我愈加孤独的伤感。
梗着僵直的脖颈和身板，我轻微摇晃着去卫生间，这是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开门，轻一些，声音小一些，那边大屋里小情侣还在温柔梦乡中。
从十八岁到近四十岁，约二十来年，我没穿过带后帮的鞋，只穿拖鞋。2008年初夏，进城来参加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座谈会，在记者的镜头中，我上半身是光鲜的，可脚下仍然是拖鞋，妈妈亲手缝做的棉拖鞋，厚厚大大，像两个胖头鱼，又像小船，我踩暄了，非常舒服合脚。后来我又有离开乡村家门外出进城机会，到沈阳，或者去北京，觉得应该穿鞋了，妈妈给我买双布板鞋，帮我穿上后，脚非常难受，疼得发烫，如同穿着带刺的铁鞋，妈妈说我的脚这么多年松宽惯了，一点委屈儿也不受。我的脚趾病得扭曲变形，右脚二趾三趾弯拱，伸不直了，小拇趾歪斜了。这是关节炎典型症状，而且，我本人不知道这三个脚趾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也许因为痛苦太多了，这只是我小小的痛苦之一，不值得关注，是不值得重视的细节。
洗漱过后，我用个一米多长的古红色木鞋拔子提鞋。这是朋友帮我买的。市面上常见的是尺把长的鞋拔子，因为我弯不了腰，用那种鞋拔子够不到脚后跟，穿不上鞋。2009年冬，我到文学院上学，老妈妈刚过世十多天，家里人也不能来学校陪我，不能再帮我穿鞋。我想了个办法，挑一根菜园里搭瓜秧架的细溜直直小竹棍，用刀刮去表层的脏污，再用砂纸打磨光滑了，削约一米长，可以当做鞋拔子使用。同寝室的作家尹守国大哥说，每次看到我用这细竹棍提鞋，就感觉心酸，有点眼泪巴喳的。帮我洗脚的女诗人心泉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带着小竹棍来上学》。一位朋友，叫杨红，经朋友介绍，我帮她的女儿辅导作文，她了解我这个情况后，专门在市场上为我寻找到了这超长鞋拔子，在严寒的冬夜从沈阳城西南驱车到城东北给我送来。
如果天气暖和，穿着单裤，我可以借助长杆夹子穿脱裤子，虽然费力，自己还能勉强穿上，这也是来沈阳工作后，无奈必须自己动手做一些事情了，才勉强逼迫自己学会了借助工具换裤子。一位叫李娜的姐姐，一起参加新闻出版工作会议时认识了，她了解我的情况后，非常关心我，问*日我**常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我说，就是穿不上袜子，用长杆夹子不成，又想不出好办法。所以，洗脚是个问题。我是汗脚，脏得快。母亲在世时，天天帮我洗脚。后来，四嫂帮我洗，我就主动要求隔天洗。进城上班了，同样是残疾人的朋友马良海和刘永伟两位哥哥帮我洗脚，间隔三、四天，每周约两次。初来时，是与脑瘫网络女作者继波和她的男朋友小松一起合租房子，小松帮我洗过脚。后来，俩人搬走了，回妈妈身边去了。继波的妈妈——大姨也帮我洗过一回。我的脚，从同学女诗人心泉，到朋友们，约有二十多人帮我洗过了。刘永伟哥哥笑称“大家捧臭脚”。李娜姐姐说她认识一位老人，股骨头摔坏了，自己摸不到脚，但有穿袜子的工具。我听了非常高兴。李娜姐姐很快帮我购买了穿袜辅助器，是很简单的手掌形状布面塑料板，开始我很怀疑这东西能行吗？一试，结果真的极其好用，这个困扰我独立生活的大难题在友爱帮助下解决了。
穿上在淘宝网购的六十多元的李宁牌棉鞋，不系鞋带，宽松一些正好。戴上同样在淘宝网购的十元一副的人造皮革棉手套，都掉漆皮了，斑斑驳驳的。其它，我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多是众人关爱送我的。比如这保暖内衣是鞍山的诗人刘照荣老兄送我的，外裤是辽*特中**殊教育学校苏秋颖校长送我的。蓝色旧毛裤，妈妈在世时亲手给我织的，我要一直穿在身上，有人送我新毛裤了，我也不换，妈妈织的旧毛裤更合身，厚重粗糙的混纺毛线，有点扎手的感觉，但是真温暖、特别暖和。羽绒服是鸭鸭品牌在沈阳的总代理黄颖女士送我的。床头的笔记本电脑，是好利来品牌在沈阳的总经理朱林下乡去我家看望我时赠送的。我们有个好利来村，那是友爱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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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梳分头，喜欢西装革履，仿学者形象。刘永伟哥哥一直觉得我头发太长，直挺挺的身子洗头不方便，劝我理成小平头，板寸，他的话我基本都听，但就这个不听，我很满意自己的发式样子。受当年潮流影响，诗人艺术家都是长发，我在病囚乡村的日子里也留长发。我有自己的洗头方法，用塑料把毛巾裹了，缠系脖子上，用毛巾沾水撩到脑袋上，或者把淋浴喷头直接按在头顶，调慢水，洗头水流到脖子周围，顺着毛巾淌下来到盆中，不湿我的衣裤。当初，也是为了省事，我半年让妈妈帮我理一次发，我自己半个月剪一次胡子，标准是当胡子长到吃饭碍事了。我是满脸浓密络腮胡子，丛生如大自然荒野，很有一副虚假的男子汉气派。现在，进城工作了，我的头发和胡须都短了，因为我已经不必像病囚在乡村小屋中那样以长发和大胡子来刻意向世界显摆我的文学理想和艺术风度了。
2012年初冬，在辽宁文学院长篇小说班学习，一天早上，忽然在镜中看到自己鬓角有了数根白发，我心一紧，难道自己已经老了。以往，发现白发都是零星偶尔一根根的，单独的，然后果断拔除。这回，好多根白发，拔不净了，只好叹息着放弃了，任由之，我真的老了！唉：我十八岁被病囚乡村家中，与世隔绝，二十三年后才回归社会，还不到两年，却鬓生白发了。
拿起拐杖，拄一支，因为我身体有一点向右侧弯，单拐正好。拄双拐，影响走路，迈不开步子。我在室内基本不拄拐，小空间里，小心走动，比较自如。而外出，我必须拄拐，上长路，赶路，拄拐会走得快一些，而且还真借力，省老劲儿了。我拄单拐能行数里，而不拄拐，走二里就累了，双胯酸楚。另外，我拄拐，也是给别人提个醒，等于告诉对方，我是病人，不要碰我。因为僵直，身体平衡感不好，如果有人冒然碰撞我一下，我就会摔倒。拐杖能让众人自觉地离开我一点，在我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最主要的是过马路时，如果我不拄拐，司机也许不减速而是鸣喇叭，催促我快点跑两步。但是，我能走，却不会跑。而看到我是拄拐杖的，汽车都会让着我。
出了房门，住二楼，步行下一层楼梯，比较方便。我走平地很好，就怕台阶，来城市租房后，天天要走楼梯，日子久了，也锻炼得适应多了。这原是兵工厂家属宿舍，出小区东南角门，上了大路，全是匆匆忙忙上班的人们，我汇入到人流里。我喜欢一边走路，一边欣赏路上的漂亮女孩子，遇到好看的，就多看几眼。而不好看的，就匆匆一瞥，像我对读书的选择一样。但，现在好看的女孩子真多，一路上，我心情非常愉悦。有时外出到旅游景点，我在朝拜大自然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美丽的女子同样是风景最美的组成部分。无论多么好看的风光，空无一人，也是死的景观，有了赏心悦目的女子进入画面，天地就活了。那些年，我病囚乡村家中，看不到家庭亲人之外的人。如今，能每日都欣赏天地间这些最精华的美丽，也是我感觉活着的人生幸福之一。少年时，在辽宁中医院，跟着病友们，每天傍晚坐在路边花园的栅栏旁，看路过的下班年轻女工们，哪个漂亮，大家说笑着欣赏品评。
我和别人一样走在上班路上，我和别人一样进入单位工作生活，这对我来说，就有极大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意义。
沈阳市残联大楼，在沈阳火车北站西侧，紧挨着。这里，出行真方便。办公室窗下就是站台，能看到火车吞吐着旅客人流。以往都是别人接送我，来城市工作自立后，我也在车站接送过几回友人了。
先到二楼食堂早餐，与同事们见面亲切招呼。
进办公室，用过红抹布擦了桌椅，其实，很干净，看不到有灰尘，但习惯了打扫一下。这红抹布，是参加“擦亮沈阳”大型义务劳动时发的，我带回来了；我们单位清洗东北解放纪念碑，我带着采访任务去的。
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是沈阳市残联通讯《共享》内刊的记者编辑。我们编辑部的特色是：只有外聘的主编是健全人，其余工作人员全部是残疾人，这是一份由残疾人创办的残疾人刊物，像画报一样，非常精美。
我能来城市工作，就是在创办这刊物时，祁鸣副市长和陶庆才理事长想到我了，特批我来的。因为，我会写作。我是农村户口，签了劳务合同，是从事文化打工的特殊农民工。我这个农村乡土作者，在写作上有了一点小成绩，但还不是专业作家，距离成熟作家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我能够在十八岁上瘫痪了十八年后，重新站起来学会走路，重新走入人群，和健全人一起上班、工作，自食其力，就是巨大的成功。
每个人对成功的解读不一样。我的成功，不是经济英雄，也不是战争英雄：我是生命的“英雄”！
我原本是那样的人——被病魔囚禁在乡下家中小黑屋里，与世隔绝二十三年。如今，我在人间大爱拯救下，挣脱镣铐枷锁，砸碎厄运的牢门，回归社会，走入人群了。
青春期十八岁病瘫，不能走路了；十八年后，走出乡村，走入城市。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结果是微笑，而微笑之前的漫长岁月是流泪的过程。我不和别人比，只和自己比，和我的过去比，现在我拥有的，在他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可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天翻地覆了。我是创造了生命奇迹的人！在路上，身边经过的都是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大家看到的是我一个人在走路，其实不是——是有好多人在陪伴我，在搀扶我，不让我摔倒，你看不到，但我感受得到。
二、爱情的名字
小时候，记住了父母的名字：赵英超，李玉莲，却不知道父亲的名字是母亲赠予的爱情信物。我惊叹于在辽河平原的家乡小村庄里还曾发生过这样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出生的小村庄，有个怪味的名字：后老薄。
虽然从小就熟悉了这个名字——你是哪个村的？后老薄的——可并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为什么放在一起组成这样的词语，后来，为了写文章，琢磨家乡地名的由来，问二哥，才知道：原来，二百年前，祖先从山东登洲闯关东来到东北南部浑河边落脚，这里是满清贵族跑马占荒之地，为了活下去，就地取材，把木杆绑成“人”字架子，苫上厚草，就成了窝棚，这地方好多村名就叫“窝棚”，张家窝棚、李家窝棚、刘家窝棚，我家屋后隔着一片田地的小屯子叫苏家窝棚；“棒打獐子瓢舀鱼”，先人没有渔网鱼叉，就用草绳把秫秸和柳条编扎成帘子，这就叫“薄子”；我小时候还听到扎秫秸薄子的说法，各家屋顶铺在梁椽上用来垫胶泥的苇席，就叫房薄；深秋，在河水里钉立粗大的木桩，然后把秫秸薄子绑上，留下几个蔑子编的允许进不许出的口，鱼顺茬儿进入，戗茬儿就出不来了，像捉鱼篓子一样，布好了围城；等到冬天结冰了，在薄子围城里凿冰窟窿逮鱼，瓮中捉鳖一般；如果不这样，钻冰窟窿时，有响动，鱼就惊跑了，有了薄子阵，鱼们无处可逃，这是祖先在原始状态中的生产智慧，家乡的名字是以生产工具命名的。
后老薄中的老字，像对一个人称呼老张或老李一样，是对一块土地的亲昵称；至于后字，因为我们村庄在浑河北岸，南岸还有个小村庄叫前老薄，就像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一样。
我们这里归辽中县管辖。辽中，顾名思义，就是辽宁中部，其实，在建制命名上，是先有辽中县，后有辽宁省，清朝末期1906年设置辽中县，民国18年东北易帜后才以“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改奉天省为辽宁省。辽中县横跨辽河两岸，我家村庄在辽河东，地处辽中县的东南部。这里是辽河流域冲积平原，九河下梢，十年九涝；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柳河、细河，河流稠密得像江南水乡，不过，我们这里大多是季节河了。
我曾经那么反感自己的家乡，因为家乡不能给予我向往的文化环境。
好男儿志在四方，一些名人大都要走出家乡，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自小就不认为自己是村庄里的人。身在乡村，心在外面大世界。考上大学，走出村庄，才被认为是有出息，学生们和家长们都以此为荣。我非常自信，我能考上，因为我学习成绩好，但因为疾病，上天没有给我进入考场的机会。十八岁，应该自立的时候，命运却把我摁倒，囚禁起来。虽然说，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但我仍然希望生平顺畅，甚至我后来说过：宁可平庸，也要健康。因为我热爱读书，村庄里找不到我想读的书，我读的书，在村庄里是异类，无用武之地。我羡慕城市人可以拥有图书馆，有读不完的书，多幸福啊！
在我病囿乡村的困厄日月，读到书中一些名人说如何热爱故土家乡，我虽然理解这种恋家乡情结，但仍然觉得有虚伪的成分，怨艾地想：那么热爱家乡，为什么要走出来，让你放弃城市的优越条件，回到家乡村庄来生活，你肯吗？我奋斗到终于离开家乡，来城市打工，住出租屋楼房了，还不到两年，在回望中，我意识到，我真的爱家乡，那块有血缘的土地，离开才更认知这种爱恋，就像儿女可能与父母在看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反感父母的约束，可是，当父母不在世时，才悔及当初，觉得哪怕是父母错了，也不应该顶撞，不应该惹父母生气、不开心，而应该委婉折中。现在，提倡城镇化，我的家乡村庄，先进不是它，落后又不是它，就像我读书的小学校迁出了一样，总有一天，这个小村庄会从地图上抹去，只留存在文字里。
这块土地上，王旗变幻，从远古东胡到清朝，跑马占地，小时候，听说咱这里的田地归一户白姓旗人地主。解放前，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姑娘来收租粮。
祖上是闯关东来的，从山海关走旱路，到这地方落脚，生根。三兄弟，逃荒路上走丢一个，后来，两兄弟分成大小两院。家族中，还有个传奇人物，族长赵子华，我听叔伯们说过这个人物，还为他写了篇散文《我的祖先》。赵子华不是我们老赵家的人，是冻倒在家门前的小要饭花子，祖上收留他为义子，因为已经有了亲生的子富、子贵、子荣三个儿子，就叫他子华。长大后，养父母给他娶了媳妇，可惜两口子没生下孩子。后来，老族长过世，立新族长，谁当族长都有私心，就赵子华没有后人，无需为儿孙贪占，于是，众人推举赵子华这个外来人为族长。果然，赵子华秉持公平正义，领导全家族百余口人，和睦守礼，和谐安居，在乡土上建立了极好的声望。“赵花子”老了，族人一致赞同为其大发丧，这是我们村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停灵七七四十九天，鼓乐吹打不歇，天天换新供果，沿路搭长棚，过路的人都可以坐下来吃酒席，要饭的叫花子们也可以如上宾一样坐下来吃好喝好,当他们知道归天的老族长原来也乞讨过，感觉更亲乎，就更天天守在这儿吃喝了。我们一代代后辈并不因为赵子华的血缘而分歧轻看他，从他的为人行事反而更尊敬更仰望他，好多位正宗先人都因为活得平平常常让后人忘却了，但“赵花子”却成了家族传说，一代代后人为有这样的祖先而骄傲，我们都承认他就是我们家的祖先！
我太爷爷当家时，我们这一支脉已经积攒为中农人家，装粮食的麻袋上都写着庆有堂。我们家也办棚铺匠，就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给人家搭长棚。我们家屋后有鱼泡，奶奶说，她年轻时，这边烧灶火了，那边我爷爷拎着网出去，到屋后打一网，就炖鱼了。但也不会经常吃，老话讲：家趁万贯，不可鱼虾下饭。就是说，吃鱼会让人多吃半碗饭，费米。小时候听老师说：咱们这里原来可丰饶了，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因为建国后大兴开荒种粮，我小时候，不仅仅看不到荒地，而且，也看不到野鸡了，反而是在近几年，我病得出不了门了，人们又说野鸡可多了，侄女的孩子捡来野公鸡的彩翎让我看。
我父亲在学习上应该不是好学生，就是家里经济条件尚可，供得起，读了伪满小学到民国的高中，后来又读了沈阳师范，没毕业就因国共内战失学，然后就参加工作了。父亲最初是隶属于国民*党**辽中县教育科，我曾在资料中看到有国民*党**辽中县伪教育科字样，这个伪字从今天看是应该商榷的。之后我父亲就娶了媳妇刘氏，留下了我大哥。那个母亲在生产我大哥时，得了产后的病，很快就走了。
半年后，父亲娶了我母亲李玉莲。
我母亲也读过书，高等小学毕业，读中学不久，就因家庭变故辍学了。
我外祖父是中医，郎中，地方乡土上的名医，我为之写过《花神——李钧衡传》，那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作品。我姥爷有好多故事，人们称颂“神针李”！我姥爷的成名故事很传奇：一男子突患腹痛，妈呀天哪，满地翻滚，冷汗涔淋，脸白失血，半欲昏死，恰好“小李先生”路过，请您给瞧瞧吧，一诊病症，我姥爷决心痛下针砭，让俩大汉按住病人，他左手拈一根极细极小的精巧金针，众人为之疑惑：这小针扎肉皮儿像蚊子叮的能治病吗？我姥爷沉着自是，右手抚压病人痛腹，问：这儿疼，这儿，这儿最疼，是吧？端严做势欲行针状，突然圆睁慧目，右手食指中指并为剑指，呼呵一声疾戳患处阿氏穴位，病人妈呀一嚎就不动弹了，身子僵挺了，继而又蜷缩了，就听肚子里咕噜噜噜乱响一气，“突突突”爆出连串响屁，好臭哇，病好了！众人惊叹：神了，治病不用针不用药，神仙一把抓，真是神医啊！
爷爷在世时，给我讲过，我姥爷当年去辽阳城里学医，还是我爷爷赶马车送去的呢。我奶奶也曾说过，她年轻时常犯心口疼，老郎中朱先生几番诊治，时好时坏，恰我姥爷学医归来，初试针石，以一根半尺多长比筷子稍细的大粗银针从颈下扎入，这般运针吓得大伙都捏了一把冷汗哪，又辅之以三剂小汤药，指明镇堡外烽火台上的古城墙土为药引，从而消灾祛根了。
日本鬼子飞机去炸老北河镇的义勇军，错炸了小北河镇，扔下带翅膀的*弹炸**，那*弹炸**击穿我姥爷家房顶，掉屋地中央的八仙桌上，把桌子砸碎，然后钻到八仙桌下面的大个儿老倭瓜里。我妈妈这时在襁褓中，才半岁，我姥姥吓破胆了，抱着闺女跑到院子里，哭叫着不敢进屋了。别处的*弹炸**惊天动地，而掉在我姥姥家的这个“小鬼子”是个臭子儿。我姥爷正外出行医，急忙赶回来，出二十块大洋，雇一个老光棍把臭*弹炸**从屋子里抱出来，扔到大泡子里了。老话儿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终是没有应验，我母亲后来一生中遇到的苦难，对不起她的美丽。我母亲的福分都在少小时做女孩儿的时光里。
我妈小时候淘气，春天里，见邻家菜园豆苗绿得像婴儿小巴掌摇摆可爱，就爱如折花而一气拔了二、三十棵，人家找上门来，这本无可厚非，但我姥爷认为人家心疼秧苗的大声吆嚷是太不给面子，且吓哭了小女儿为父亦痛惜，就傲然倨说：孩子是有不对，可我的孩子金贵，我不能打，不就是拔两棵苗嘛，我赔，我别的没有，就是有这身本事和几个臭钱！抱着钱匣，给人家按埯压现大洋，直腰板往下扔，说：我这辈子，不懂啥叫弯腰！
后来，“八·一五”光复后，我们乡土上流行霍乱，当时叫“火痢拉”，染病的人家被封门闭户，一家子、一窝子地死人。我姥爷面对瘟疫，百治无救，于是，带着烧酒，上乱葬岗解剖病亡孩子的尸体。这是我姥爷最失败的一次治疗，也是他医者人生最后的拼命一搏。后来，我读史书知晓，家乡一九四五年秋那场霍乱，是日本鬼子投降前丧心病狂施放的细菌*器武**。
我姥爷病故，家业败落。这时，我母亲十六岁，是花季少女。来驻防的国民*党**军官看上了我妈妈，托人求婚，我妈妈冒险在早春月夜跳过浑河开河时那奔腾咆哮的块块冰排，逃到表姨家躲了起来，一直到国军开拔后才回家。我母亲做新娘是十八岁，她不肯攀附国民*党**军官的高枝，却宁愿给只是小教员的我父亲做填房，带孩子。我想当年少女的母亲像是抓住从月亮里垂下来的桂花树枝，荡悠过汹涌怒吼的冰排大河，跑进月亮里，跑到了我父亲身边。
写到这里，想起了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翻译的诗：我的睿智，像我六十岁的父亲；我的幼稚，像我十五岁的母亲。这诗句让我欲落泪！
因为我家三兄弟病瘫，有人总是疑问，是不是父母*亲近**结婚？不是！我父母的祖上无血缘关系。可知的父系和母系几代宗祖，也都没有这样的病人。而且，我最欣慰的，是我的下一代侄儿、侄女、外甥，都是健康的。我在给佛祖敬香时许过愿：如果真有天意的罪孽惩罚，那就让我一人来承受吧，祈佑我的家庭亲人平安！
新政权建立了，需要有文化的人，女干部更稀少，吃香。青春的我母亲热血沸腾地参加了革命，组织上想让我母亲做茨榆坨区团委书记。这时，发生了一件轰动乡土的风流事，我的一位家族婶婶叫革命同志给拐跑了。于是，我爷爷奶奶也就不让儿媳妇再掺乎革命的事了。我爸爸这时正在辽河西的学校里做教师，他也很封建思想地不支持我母亲“革命”，所以，在工作队武书记等人来动员我母亲继续工作时，我母亲只好顺从地躺在炕上，蒙着棉被装病，我奶奶冷着脸告诉人家：“大媳妇得了伤寒。”工作队来找我母亲三次，三次都没见到我母亲本人的面，不知道“李玉莲”同志是什么态度？我母亲晚年似乎也没有为不能参加工作而后悔过。但我想：妈妈若是工作了，应该会比我爸爸更有发展，但那样就不会有我了，有了工作的妈妈不会生这么多孩子。
我母亲安心做农家媳妇了，孝顺长辈，照顾小叔子和小姑子。我母亲这一生的浪漫壮举是给丈夫改名字。我父亲本名赵庆年，是按家族辈份排行起的。母亲在新婚蜜月里，嫌新郎的名字不好，于是在新郎填写工作表格时，为心爱的人改名为：赵英超。
这是爱情的名字！
我父亲以这爱情的名字，在外面工作得风生水起，做为教师，父亲在辽河两岸的乡土上创建了多所中小学校。尤其是后期，回到家乡创办了一所十年制初高中合校——老观坨中学。做为校长，在“*革文**”中，父亲没得到一张大字报，没挨过一次*卫兵红**学生的批斗，平平和和走过了那疯狂的十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奇迹。父亲不是“*反造**派”，也不是“走资派”，而是“走知派”，将教学工作抓得很有学校的样子。父亲生于农家，启蒙于私塾，就学于国立师范，效致师表毕生：父亲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粒粒粮食、也是一个个汉字营养的，做人原则守中庸，处世精神遵中国，脾性温和，是老好人，老好得没有恨怨他的人，这是他能够旁观着侧身涉过“*革文**”洪流的人气氛围，占了人和，才会在“*革文**”中踏波蹈浪、风平浪静，成了那浩荡历史时空里的一个反常了；然而，把父亲的个体放到中华文化渊源大背景上审度，其又是大正常了。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朋友在网络上读到报纸对我的采访后，给我留言：“原来你是赵英超老师的儿子啊！赵英超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曾经担任过肖寨门中心小学的校长，那可是德高望重的好领导啊！肖寨门镇现在仍健在且和赵英超老师共过事的老教师一提起你父亲，没有不说好的。你父亲虽不认识我，但我却多次听到肖寨门地区的老教师讲起你父亲，他们对老人家评价甚高。老人家光明磊落、公而忘私、任劳任怨，的确是大好人！”
父亲的缺点就是门牙略微前突，上嘴唇有点鼓。母亲满面是细密的皱纹，这遗传自我姥姥，但不影响美丽，反而美得详和。小时候，我看到过镶在大镜框里的家庭老照片，母亲的相片像民国时期的电影明星一样，难怪有先进文化思想的父亲也不支持母亲参加革命工作。一想到母亲的美丽与命运厄难的反比，我就由然心痛。
父亲人生事业的顶峰是创造了那个时代乡镇中学教育所能达到的最辉煌，全日制十年制的初中、高中合校——老观坨中学，在*革文**的异常岁月把学校办得像一个理想国的小社会，学生不仅仅学习文化课，还有劳动生产实践课，毕业走出校门后，会掌握一技之长，为社会培养输送实用人才，父亲的教育理念走在了后来兴起的职业教育前面。学校有校办工厂，有菜园、有养鸡场、养猪场和豆腐坊，有农田和车马，还有电影放映机，有公社革委会都没有的24寸黑白大电视，还有一支在全地区绝无仅有的乡村中学西洋器乐队，将军一样的彩带礼服，乐器闪耀黄金一般的光泽，遇到重大活动，这支声飞云宵的器乐队是极其耀眼的闪电。后来，1984年我进入老观坨中学读书时，这里只剩下初中部，回归到只教导单纯的文化课了。
母亲在村*家庄**里同样活得出色，母亲是人美心地更美，母亲买了村里第一台缝纫机，义务帮着乡亲们做衣服，那时候，每到年底家家都要给孩子们做新衣裳，别人冬闲，我母亲却连夜不睡帮人做衣服，半夜在油灯下过于困倦，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一剪子把别人的布料剪坏了，第二天母亲忙于活计，让我姐姐去集市上买了新布料补偿给人家，少女的姐姐埋怨母亲总是热心帮别人而忽略了自己的孩子，赌气不去，母亲只好自己去买了新布料补偿给人家做好衣服，还不能让人家知道。天寒地冻，母亲的手脚都冻疮了。母亲买了村庄里第一把理发推剪，常年帮亲友乡邻理发。母亲从小受我姥爷行医的耳濡目染，也懂得一些医术方法，就备了注射器帮别人扎药，从年轻时给我太奶奶注射到帮乡邻亲属，直到晚年，我长期注射药物依然是母亲每天给我扎针。父亲工作调动频繁很少回家，很多新来的乡亲们只熟悉我母亲，却不认识我父亲。姑奶来我家串门，到趟房走了两回没打听明白赵庆年家在哪儿，后来想起问李玉莲家，乡亲们笑说：你早说找李玉莲不就妥啦。我父亲有时回家来，母亲把爱人收拾得洁净利整，父亲站在门前，很多人以为我家来客人了。
父亲参加工作长年在外，我母亲就替丈夫把公婆、小姑小叔子、儿女这一个家捧在手上了。听说，我太奶奶病得自己不能排大便，我母亲就给太奶奶一点点抠出来；后来，我母亲伺候我爷爷奶奶晚年时，嫁到城市的姑姑因为工作不能常来探望老父母，偶尔来了就和我们说：我不来我也放心，你太奶奶那时候拉不下来，你妈都能给抠。
后来，我去锦州医院蜂疗，爸爸陪护着我，年近花甲的妈妈在家里照料公婆和两个病瘫儿子，又在半夜去稻田放水，因为劳累昏厥摔倒在水渠里——我无数次在梦中想要伸出流泪的手去把母亲扶起来。
父亲晚年患了老年性脑萎缩，后来，病态神志混乱，发展到不认识人了，慢慢身边的亲人也不认识了：母亲天天陪侍着，可父亲却把相伴一生的老伴错认为是学生了。我故意指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笑问：爸，这是谁呀？父亲真诚笑说：毛主席呗。又宽和地微笑批评我说：毛主席、你还能忘了啊？父亲在弥留的昏睡中，夜半，还颤微微伸手向旁触摸，双眼仍然闭着，嗓子喃喃嗯嗯，我知道这是父亲下意识地在寻找我母亲呢；恰我母亲连连熬夜累乏了，就坐在我父亲身侧打着盹；我没舍得喊醒母亲，就轻轻地握了父亲的手，轻轻地——
那时虽然我还不能走路，但我能站着，也尽力帮母亲照料父亲，喂饭。有时，母亲把父亲扶起来坐一会儿，父亲虚弱得坐不稳，老是要摔倒，我就搂着父亲肩膀扶持他。以前，我和母亲亲近，同父亲疏远一些，这时，父亲需要我搂住了，感觉父亲就像一个孩子，我很心疼，也感觉这时候和父亲最亲近。还有一件父亲做的事让我忘记不了：父亲神智混乱时，一直用大大的旧方格手帕去包自己的那只泛黄的旧手表，父亲枯手颤抖着，总也包不上，可是父亲一次次这样去做，阳光穿窗斜射进来，照耀着父亲苍老的手和旧手帕、旧手表，他究竟为什么老想把过去的时间包藏起来呢？
三、被病魔关照的家庭
我出生前，一奶同胞的三哥已经瘫痪在炕上五年了；我六岁的时候，二哥也瘫痪了。父亲唯一的弟弟——我的老叔抽羊角疯，精神癫狂，在我九岁时，老叔病故了。
我出生时是健康的孩子。
但，一定有一种叫疾病的东西，于父母因爱而产生我那一瞬间，就同时诞生于我体内了。这种疾病的物质在我血肉里生根了。这是我天赋偏得的，比普通人多了东西，当然这是看不见的。我在幼小时的健康是一种假象，那疾病基因潜伏在我生命里，时时刻刻蠢蠢欲动。这种疾病叫类风湿，大约是类似风湿的意思吧。有的人肌体里暗藏着类风湿，但潜伏了几十年，晚年才发作，有的人中年发作，有的人少小发作。我不幸属于后者。我想：也许会有一些人，疾病基因潜伏在体内，但一生没有发作。这时他是健康的人，或者是亚健康。
我是多余的人。
父母本不想再要孩子了。在我之前，已经有了五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在兄弟中是老疙瘩。母亲发现怀了我时，我的五哥已经六岁了。那是1969年，在一个星期日，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母亲，走了三家医院，想把我做掉。那时，对计划生育还不强制提倡，因为母亲是已经三十九岁高龄孕妇，而且，那时候医生多不愿意杀生害命，或者，我猜想，他们都一致认为赵凯将来有发展，不约而同地劝父母留下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我之后的人生岁月大多时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我的每个手指肚上都有一个圆斗，俗语说十个斗的人，稳吃稳坐。
我的生日公历是1970年1月30日，农历是1969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儿，我们农村孩子都是过“阴历”生日。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这个生日不好，不能因为我过生日而特意做一些好吃的，因为那天是不是我生日，家里都要包饺子。但同时也阿Q地说，任何事物都要两面看，这个生日也有好的一面，就是神州大地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庆贺我过生日呢。后来，读书时，知道大作家老舍也是腊月小年儿生日，就想，我和老舍一个生日，沾光借文气了。
每每认真回想幼儿时最早的记忆，模模糊糊是在趟房路边玩，玩伴中有个小丫头是家族中我叫姑的。趟房，是我出生前十年，1960年大洪水冲倒房屋后，村里集中盖的安置房，前后两趟，当时，能住进这种简易救灾房，是很“光荣”的。两家之间，只隔着秫秸抹泥的薄墙，这屋放屁那屋都能听见。
有的人家独立盖了房子，就陆续搬走了，父亲当时不急，“等社会发展，过共产主义生活，会分房子的。”后来，哥哥姐姐大了，母亲埋怨我父亲，不得不盖房子了。说起这个，二哥就会很自豪，因为当时，大哥已经结婚分家了，所以，盖房子这事，二哥付出最多，他常常说当时建房场面是多少乡亲帮忙，多么壮观。又说当时是怎么样请生产队的马车去供销社拉一箱箱面包，买成板的海鱼，给来帮忙的人们吃。这就提起祖业门风了，解放前，我家是富裕中农，有车马有土地，秋收时会请一些雇工，村里还有另外三家大户也要雇工，就传扬开一句话：老赵家饭好，老罗家活儿狠！说我们家给雇工做的吃喝比较好，而老罗家却抠门儿，听说老罗家有时候故意拖延吃饭时间，在饭前的一丁点儿工夫，主家也要想方设法找点活计，让雇工们做，不能歇着。
我们村里，都在平地堆土筑高岗，然后在岗上盖房子，这是为了抵抗洪水。垫房岗时，或者临近挖深坑，或者平地剥一层土。1960年发大洪水，家里人和乡亲们一起逃上大坝，而我太爷爷却留守家中，死也要与房子在一起。他在院中挖土，沿房岗四周叠了小坝，洪水真的没进了我家屋子。后来，村里人再盖房子，就向我家房岗看齐，以为这是安全高度。1995年，浑河又一次大洪水，淹到了我家屋檐，把房子冲倒了。
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是搬家。
父亲和二哥用土车推着三哥，妈妈和姐姐在两边扶着，怕车跌倒，因为这是独轮车。我抱着虎骨药酒的圆筒包装盒子跟在后面，已经没有药酒了，但这盒子却是舍不得扔掉的，装东西，也是美化家居的装饰品，我对老虎形象的最早认知就来自于虎骨药酒圆盒上的图画，一只仰头张大口向天吼的斑斓东北虎王，至今还仿佛听得到那虎啸声。那应该是1972年汛期，我三岁吧。道路泥泞，一家人艰苦跋涉，没有丢下病人。
我出生时，三哥就躺在火炕上了，可是，他在趟房的样子，我一点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新房子，三哥天天躺在南炕梢，晚上我挨着他睡。炕头是爸爸妈妈。北炕，是四哥、五哥。我记事时，姐姐已经出嫁了。然而，我记忆中，也没有二哥健康时的印象。我记得的，就是二哥在1976年病瘫后，成天坐在一只沙发椅中的驼背佝偻形象。
盖新房时，二哥身体已经开始发病了，还坚持着在生产队上工。后来，越来越病痛，父亲是公社中学校长，就把二哥安置到学校喂马，活计轻巧一些。然后不到半年，二哥就在一天早上起不来炕了。送去辽阳医院，手术治疗。当时误诊为骨结核，在胯部开了长长的刀口，扒开一看，不是骨结核。在春节前，冰雪严寒，生产队的马车去辽阳把二哥拉回家了。二哥在生产队的日子，人缘儿非常好。下乡的知青们都管他叫二哥，全来我家做客，母亲尽家里所有，热情招待。许多年后，还有知青经常回乡下看望二哥。二哥在家里是严厉冷面的人，经常大声喝斥，小孩子都怕他。我小时候怕他，比我小六岁的外甥也怕他，觉得他的稀疏的八字胡有点像日本鬼子。三哥性子好，笑容随和，从不生气，他的眼睛出奇地大，像后来的卡通漫画人物的大眼睛。我小时候，就经常缠着三哥帮我叠纸手枪和纸船，我趴在三哥旁边，会从他的大眼睛里看到小小的我。
再说搬新房子，燎锅底，吃第一顿饭，记得妈妈炒了鸡蛋，葱花香味呛鼻子，我最小，那炒鸡蛋基本都挟到我碗里了。回想清苦中的生活，真是又酸楚又有丝丝亲情的甜。
还有个事，读小学二年级时，冬天放学后，几个小伙伴去同学家里，坐小板凳，在饭桌上写作业。谢家妈妈看到我穿着冰雪浸透的夹鞋，直心疼我。那时候，妈妈因为忙，也因为手慢，还没有把棉鞋给我做好。那时候，没有钱买现成的鞋，村里家家都是妈妈们用补丁浆糊打袼袢，纳鞋底，绱鞋帮。谢家同学比我大一岁，长得高大，去年的棉鞋穿小了。谢家妈妈拿出旧棉鞋，给我穿上。我的小脚儿冻得通红，反而不知道冷，冒着热气。
妈妈的性格，是做什么都好，做什么都像样子，就是手慢，虽然说慢工出细活，但也太慢了。妈妈给我织毛裤，春天开织，没完成呢，天气热了，就放到一边，天冷后，又拿出来织，因为放在炕柜上，织好的部分已经晒掉色了，而新线团是原色，所以，穿上身，就是裤腰大腿一个色，而下面小腿又是一个色。家里来客人，尤其是姨夫，总说到我家吃饭太费劲，不是不做好吃的，就是妈妈手慢，而妈妈有时说姨家的饭菜虽然做快得但没熟透。我天天处在妈妈手慢的生活中，有时还羡慕姨家的饭菜，宁可没熟透，不耽误工夫啊。我有时早晨上学吃不上饭，就是妈妈手慢。妈妈从被窝里起身不晚，可是，东摸一把，西摸一把，时间没了。有时候，妈妈做晚饭，本来就不早了，太阳西落树梢了，妈妈拿着菜篮去园子里摘豆角茄子黄瓜什么的，这时候应该做的，就是赶紧做饭，但妈妈看到黄瓜藤应该牵到高处了，茄子应该掐尖了，倭瓜应该做套儿了，免得长大坠下来，于是妈妈就干那个活计了。如果不喊，妈妈能做到天黑透了，星光满天了，也不回屋来做饭。农村一天两顿饭，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饿急了，有时候，妈妈把米下锅了，我就抢着烧火，饭锅开了，但菜还没做好呢？有时候，我主动削土豆皮，本来不适合我做，但为了让忙碌的妈妈进屋就能切菜，节省时间，我就学会削了。土豆皮削好了，妈妈还在菜园不进屋，我就试着切土豆片，慢慢切，一点点地，从来没熟练过。土豆片切好了，妈妈还在外面忙，我就把饭淘到盆里，涮锅，然后放了油葱花儿盐，锅冒烟了，妈妈还不进来，我只好炒。不知道炒到什么火候才是熟了，慢慢摸索。后来，简单的农家饭菜，我很小就能做了。
因为屋子里有爷爷、奶奶和二哥、三哥，四哥在学校补习到晚上，五哥辍学去生产队，下班也在外面玩。五哥是我们家的另类，特别不爱学习，当初逃学，爸爸恨得用皮带抽打他，并吼叫“给毛主席跪下”，五哥真就跪在毛主席画像前，但仍然铁了心不读书。后来，父母无奈由了他的意，在生产队，他从“半拉子”工分干起，成熟到吃喝嫖赌全好，好打架总是挨打的时候多，好仗义总吃亏的时候多，赶马车翻车的时候多，做生意赔本的时候多，父母为他操的心比我们三个病人还多。读书看到过去大家族中总会出现一个败家子，我就会想到五哥，父母在乡村社会属于上流人物，怎么会生了这样的孩子，不是教育的问题，天生就是逆种。我常常觉得五哥不应该是我们家的人，都说他的体貌像早年病故的二舅，而他的脾性随谁呢？听老辈人说，妈妈生五哥时，第一个走进产房的人是家族里的一位*奶大**奶，民间有种说法，谁踩生，孩子长大就像谁，都说五哥的猴脾气像那*奶大**奶。少小时，我特别羡慕别的小伙伴家里有大得不多的姐姐帮助做一些事。比如，在星期天，我和小伙伴上午写作业，中午到外面玩一会儿，抬头看到太阳西斜了，我恋恋难舍地告别游戏，必须回家自己去洗衣服，因为就身上这一套像样的衣裳，第二天周一上学还要穿。而锁柱和冬伟呢，脱下衣裳就不用管了，又跑到外面云玩，小姐姐就帮着洗了。我唯一的姐姐比我大二十岁，在我记事时就已经出阁了。这种对姐姐的渴望，后来也养成了我对姐姐型的情感特殊认同。
一个农家孩子应该做的活计，我都做过，搂柴草，剜猪菜，扫树叶，去大河边野浴，我不会游泳，我们这里叫“会水”，或者“不会水”。踩蛤蜊，有时，脚底板会让立着行走的硬硬蛤蜊给割开大口子淌血。我到现在也不理解，圆润的河蚌壳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样锋利，一定是河蚌在发怒的情况下，暴躁抵抗伤害它的力量。把自行车轮条磨尖了扎蛤蟆。我和锁柱，用夏天遮挡蚊蝇的旧窗纱，一人牵拉一角，在小河沟里走一段，就捞起一小把活蹦乱跳的虾米，黑黑白白的，一煮熟就是通红的。有时，挑捡白净的小虾，在水中涮洗一下，捏着就放嘴里嚼，鲜。我不敢把虾米拿回家，怕妈*批妈**评，不让我下水，因为我屁股上常常有针眼，还有就是不让玩水。越不让做的事，才越好玩，新鲜刺激。锁柱的妈妈对孩子比较任由自然野生，拿回虾米给炸虾酱，或者炖茄子，非常好吃。
还有前后街上，成群的丫头小子，在冬天的月光下，在生产队养鱼池的冰上玩打滑趟儿，或者藏猫猫儿。还有，做了小弓箭，追着满街上乱跑的肥猪苦练习射击技术，把柳条烤弯，系好皮筋，挑直溜儿的高粱杆，偷拿妈妈的缝衣针，倒戳在尖头上，再用细铁丝缠紧，射得又远又准。针扎在正拱粪堆的猪屁股上，猪嗷一声叫唤，然后就跑，箭挂在猪身上，一颤一颤，好一会儿才掉下来。孩子们不觉得残忍，只觉得真好玩！用自行车链条做*药火**枪，砰砰打“纸炮”，枪把上拴着长长的红缨，潇洒地掖在裤腰带上，或者威风凛凛地拿在手里，在头顶挥舞，高呼“同志们，跟我上，冲啊！”，很英雄的！踢铜大钱和鸡毛麻秧做的键子，做弹弓打家雀儿。用手电照着在屋檐下掏家雀儿，冬天天冷，家雀儿钻到房檐里，手电一照耀，鸟眼睁不开，就手到擒来。烧家雀儿吃，糊香，是那个贫困年代难得的美味。现在讲究保护野生动物，那时候，没人提这个，还说家雀儿是四害之一呢，和人争粮食。其实，麻雀控制了虫灾呢，我甚至想到，在过去，是麻雀养活了人类。男孩子在路上挖小坑砸杏核儿，扇“啪叽”，滚铁圈儿，女孩子坐炕上弹杏核，抓“嘎啦哈”（猪膝盖骨），跳猴皮筋，扔口袋。春天里，爬上树，折榆钱摘槐花吃，又香又甜。现在，还想回到童年，但村庄里已经很难找到榆树和槐树了，真的，好像在不知不觉间，这些树都逃离人们了。
1979年夏天，我读小学三年级，一个平常的早晨，我醒后，就感觉脚疼，一看，踝关节红肿了。脚一落地就钻心地疼，不能走路了，无法上学了。我人生中的大厄运就从这个没有记住准确日期的一天开始了。
父母带我去看医生，医生问崴伤过没有，我说没有，又让好好想想，想也没有，再想，终于想起，前几天和小伙伴们玩，跳过土沟，医生断言：那就是了，不知不觉崴的，然后发炎了。
就像把三哥的发病，赖到在红光桥上和孩子们一起往河里跳。
就像把二哥的发病，赖到和别人摔跤，被摔伤了，压倒了几棵红高粱。
又一个孩子被病魔捉住了，像野兽捕获猎物在吃掉前要戏耍一番，我们仨兄弟和我们的家庭亲人被病魔这个巨大的妖怪长久地戏弄来、戏弄去。
还记得小时候，大约是过年时节，生活清苦，但那天上午阳光很好。父亲与四哥和五哥都不在家。那时候，爷爷和奶奶还没老到需要照顾，住在相邻的院子，没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母亲坐在炕上补衣裳。我坐着小板凳，趴在炕沿上写作业。二哥蜷缩着萎在木匠舅舅给特意打做的弹簧椅里，十几年也没能上得了火炕。三哥常年躺在炕梢，枯瘦得皮包骨，永远是仰面躺着这一个姿势，不能翻身，弯曲变形的腿膝总是把被子拱起小山丘样的尖。阳光穿透窗玻璃上的冰凌花，照射进来，照亮了母亲和三哥，二哥在阴影中。二哥和母亲讲着他没病瘫前，跟着舅舅去吉林省长白山区抚松县姑姥姥家那地方做半年木工的事情，回忆健康日月的光阴，讲着讲着，窗玻璃上的冰凌花融化淌水了，母亲和二哥流泪了。三哥躺在那边无声地落泪。少小的我也跟着大人一起哭。记忆中，二哥这从不落泪的刚强男人，在病瘫后唯有这么一回搂着我哭泣！母亲把脸埋在正缝补的衣裳里呜呜啕啕。为了给我们三兄弟治病，那些年，父母总是把生产队分给家里的口粮卖一些，换得一点钱，送我们去医院，给我们买药。每到春夏，家里的粮食就会青黄不接；为了节省粮食，猫冬的时候，母亲老是煮粥。我们不怕日子饥寒，我们实在是被病痛折磨得生也难、死亦难，这个被病魔过度关照的家庭，流下多少泪水才能洗净从前世带来的罪孽和刑罚？
后来，有一天夜半，我被母亲的哭喊声和父亲的喝骂声惊醒，迷迷登登地明白了：二哥不堪忍受对疾病的绝望，喝了老鼠药。吓得家人乱做一团，父亲骑自行车去生产队找队长、找车把式套马车，把二哥送到公社医院去抢救。邻里乡亲也被惊动了，一位长辈拿水瓢从粪厕舀来屎尿斥骂着逼二哥喝下去，好让他作呕把胃里的毒药吐出来——
四、瘫痪在十八岁的炎炎夏日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难忘的日子，出于各种原由，或喜庆，或悲酸。
1988年7月5日，这是个我起初想起来就咬牙切齿，到后来心态平和回味的日子。
那天早上，睡醒，我的右胯就痛，很疼，不动好一点，一动就更特别疼痛。我知道：病，又犯了！心就一沉！但我已经怨不得什么了，早就怕犯，但也早就知道一定会犯。自从九岁时类风湿病发作后，每年夏天我都会犯病，什么医药都拿这个顽症没有办法，一直熬到雪花飘飘才会不疼。我是在病痛中长大的，全身关节都疼遍了，面对这个破症候，我毫无办法，唯有承受。
我勉强穿上衣服。
前一天，我还和其他健全人一样，行走自如，就是坐一会儿再站起时，腰会躬一些，慢慢才能直起来。一种疾病，在我身体里潜伏着，因为怕犯病，为预防，春天，我已经熬了几十副苦汤药喝，可病还是犯了。我是“格路”人，别人得了类风湿，都怕冷，遇到湿冷会加重病情，不喜欢冬天，我呢，怕热，一到热天就不行了，天冷我就活啦。治了几十年病的老中医都没见到过我这样的，说我得的是热风湿。我从不想与病魔打交道，但病魔相中了我。我一直在对抗他，但我失败了。我甚至觉得无论将来医学如何发达，生命体的一些疾病会永远存在的，是治愈不了的。妈妈对我说过姥爷留下的一句话：治病，治不了命！
这时，我依然在休学。学校照顾我家，让爸爸在校内开个小卖部，专门向学生出售面包麻花，还有作业本之类的。因为类风湿这种顽疾，反反复复，治不出头，是无底洞，一个病人就会拖垮整个家庭的经济，何况我家是三兄弟患病，二、三十年里，年年治病，吃药打针，多亏父亲是教师，是干部，月月有工资，如果父亲是普通农民，即便母亲再会过日子，无论怎样节俭持家也坚持不了。乡村里，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这种半工半农户，大都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我常常感激自己降生在这样的人家，虽然家里多了病魔这么一个魔头，但还能维持生活。我病倒前，基本上是在帮爸爸打理店。而且，有时候，我也外出去做一点小生意，卖电视报，旧书刊，还有冰果、翻花小玩具。记不清什么原因了，那天我早起，要去河南岸的小北河镇。我忍痛勉强骑上了自行车，右胯疼得越来越甚，肿胀，一摸，局部发热。我的体温似乎总是比别人热一点，跟人握手时，也会有人吃惊地问我：手咋这么热？家里人看到我犯病了，妈妈无奈地皱眉，全都没有办法；在我家，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出村口，十几分钟，就来到了浑河边。我只用一条不疼的腿蹬车。那时，这里还没有修混凝土桥，是浮桥，一到汛期，浮桥就会冲开，只能乘渡船。船到岸边，要涉过浅滩水，把自行车举到舱里，人再跨船帮进去。我的胯疼得难以做到，疼痛越来越厉害，如果挣扎过河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我隐隐预感到这一次的发作，很可能极大不好。我犹豫了，盯着脚尖的流水，一会儿就发晕了，人像要随着流水歪倒。于是，我转身蹒跚返回。
二姑家在村庄南街，为了什么事，好像是奶奶叫我告诉二姑什么话，我到了二姑家，二姑看到我瘸了，关心问：疼啊！二姑让我吃一种止痛药，我早已经吃过了，说，是药都治不了我这破病。
然后，回家，到了院门口，我已经不能抬腿下车了。于是，放慢车速，伸手扶住墙边的杨树，停住了，人还在车上，喊家里人，帮我扶稳车，忍受剧痛，不得不下车来。这个关节炎，就是剧烈疼痛，因为骨膜发炎，增厚，挤压关节腔内的神经，需要紧绷全身肌肉，不能动，有一点动作，就如锯痛剜心。
我爬上墙角的铁床，就再也没能下得来。
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的确无法描述当初发病有多痛，这个病，号称“不死的癌症”！
右胯，发展到整条腿都肿胀发热。
我曾经想像候鸟一样渴望迁徙，专门逃避酷热，到寒冷的地方去。可是，中国地理，冬季南北温差大，夏天里，南北都一样热。还有，我十六岁以后，冬天也发作了。前一年，左胯就是在正月里发作的。然后，在五月，去辽宁省中医院住院治了半年。
大侄儿洪禹来了，我让他压了一桶水，井拔凉，我挣扎坐到床边，把发烧的右肿腿伸桶里浸着，冰镇。
父母说不行，我含泪吼着，发泄。
起初，我还能靠墙坐着，后来就不能了。后来，在锦州蜂疗时，听一位病友说过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风湿上大胯！这话极有道理，我身上各关节都痛遍了，可是，哪儿发病，都没能让我瘫痪，但，胯发病，我就彻底废了，因为胯是人体动作的中轴，中医又叫“大转子”。去年，家里拼全力送我去辽宁省中医院治半年，这一次，再也无力了，我也不能要求去看病了，唯有挺着。现在回想，当年，家里经济条件就算允许我再去医治，那么，下一年，还是要发作，最终还是瘫痪的结果。挺着，我就盼冬天早点到来，希望等天气冷下来，我就自动好了。可是，这一次，疾病再也没有给我机会，雪花飘时，我正严重，原本右胯不能压迫，只是向左侧翻身，这回，左胯也发炎了，脊柱都疼痛了。
我努力站起来过，城里的荣家姑父母来看我，我下地了，可是他们一走，我险些摔倒喽！多亏扶住了小桌子。我拄着二哥的木拐，屋里地面平常，下面却是耗子洞，我整个身子倚压在拐杖上，拐杖拄塌了地面，突然陷下去，结果，我僵硬的身躯，一旦颤动，就痛得摔倒了，多亏侧歪着倒在炕上。我吃激素，原本不敢多吃，为治病嘛，脸和上半身浮肿，腿却肌肉萎缩松懈。谁走近床边，我都害怕，全身时刻下意识地僵硬紧张，担忧别人碰到床沿，一点点颤动，都会招来我的剧痛。
虽然多年来断断续续一直有病，但也断断续续地拥有自由。
之前，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突然失去自由，整天躺在床上，这种被绑束的痛苦，比疼痛更熬心，真是生不如死。
这时的家境，七口人，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坐在炕头，二哥白天黑夜坐在墙边，三哥经年躺在炕梢，花甲之年的父母竟然是我家的壮劳力，这回我又瘫痪了，炕上都没有我躺的地方了，这样的家境几乎令人绝望。。
这时，我有理想追求，正在学习《鸭绿江》文学创作函授；我躺在床上，仍向纸上写稿。
我想到过死，用拳头猛砸自己的头。夜里黯然落泪。我不甘心自己活人一回就这样死去，我想让生命留下一些痕迹再走。自杀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徘徊了好长一段日子，而且，我记得二哥曾经做过这种事对家里的影响，我不能再添乱。还有，这种时候，我真的是自杀都没有办法做到，瘫痪在床上，我连行尸走肉都不如，根本不能行、不能走，就是一堆骨头皮肉的废料，要想解决自己，除非绝食，而这是母亲不能接受的。
应该说，我还是怕死！
但，我总感觉，我骨子里还是有一些男儿的气血，读书塑造了我对节操的崇敬，当需要我做出奉献牺牲的时候，我相信自己真的能够做到！我能面对大义的牺牲，但害怕的是庸碌无为的死亡。而且，从小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凡夫俗子，总感觉自己这一生应该做到点什么有意义的大事，所以，天生我就心怀一股傲气，很少真正服人。后来，因为身体疾病、生活残缺，事事求人、处处低头，我无法不谦卑，但正如一片树叶有不可分离的正反两面，我表现得有多谦卑，心底里就潜伏着多少支撑自我精神尊贵的高傲。
咬牙活下去！我心里暗自给自己鼓劲儿：别看我没能进入考场，等将来，我要让那些考上了大学的同学看到，我不比他们差。确定要活着，我就拼力学习，迫切想取得成绩，证明我活着躺在床上等人照料，不是完全无用的。
但是这个时段太漫长了。
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还真不算晚，是十九时岁在病床上写下的散文诗《笑破天的理想》，发表在《文学之友》上；又过了几年，在北京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小诗《我会飞》，之后，一直到2005年，我三十六岁了，经恩师刘兆林老师提携推荐，我才得以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作品。
我夜以继日地学习，这样能分心缓解我的病痛。老是停电，电价比城市贵，还不保证供应。这是城乡差别令我最早痛恨的现象之一。准备个小手电，浪费电池，自己也舍不得，又不好向家里人交代，看到我夜里打手电看书，会听到唉一声叹息，自己也愧疚。还有方法是点蜡烛，这也需要钱，我曾经把过年时供奉祖先和菩萨的蜡油收集起来，在没电时读书用。在铁烛台上，捻旧线蕊，一次添加一小块蜡油，经常添加，保证灯火照耀书本。后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