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震惊全国的爆炸案
北京站。一声爆炸的巨响，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一阵剧烈地抖动，一股浓烟冲天而起。爆炸中心位于车站二楼南走廊的正中。现场惨不忍睹。地面、墙壁上布满了血迹、碎肉块、碎钢块、*弹子**残片。走廊顶部的吊灯、走廊玻璃全部炸飞。当场炸死1人，9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或抢救中死亡，炸伤89人。这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起罕见的恶性爆炸事件。
现场勘查，那个无名男尸处于爆炸中心，面目全非，身首异处。身上发现有梯恩梯、硝酸铵等*药炸**残留物。是此人把*药炸**绑在腰间，用电发火装置悬空引爆，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有人提供线索，事发前，一个身高1.7米左右、30多岁的人，一脸忧郁，一直在走廊里徘徊。经雕塑、整容、法医等行业专家对无名尸体进行复原，修复了罪犯面容，并画了像。又对死者衣物及携带的物品进行了勘查，认定此人与北京有关，当过兵，懂*破爆**，在制造厂当工人。于是，北京市公安局下发了辩认查找无名男尸的紧急通报，并附有死者复原的头像。很快有了反馈，崇文区光明楼一个住户的儿子与死者很像，名叫王志刚，北京知青，在山西运城拖拉机厂当工人。凑巧，运城拖拉机厂在爆炸发生的第二天，也给王家发来电报：“王志刚于10月28日私自外出去向不明，不知是否回家？”公安人员找到姓王的住户，一个拄着拐的年轻人，看了一眼模糊不清的照片，眼泪夺眶而出，说了一声：“我哥哥。”一切真相大白。王志刚就是这场震惊全国爆炸案的制造者。
王志刚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市民家里，家境贫寒，弟弟还是残疾人，王志刚每月微薄的收入还要拿出一半寄回家里。他1968年到万荣县插队，1973年入伍，在铁道兵某部服役，1975年*员复**到山西运城拖拉机厂当维修工。他多次请求调回北京照顾家人，厂里一直不同意。后来，女友又分了手，痛苦不堪。经常在夜间长吁短叹，默默哭泣。后来，生活拮据、情绪低落的他又与人发生争执，动了手，厂里给了个处分。这一切，都让他难以自拔，决定铤而走险。他先是向朋友以炸鱼为名要了200克黑索金*药炸**，又向工友要了上百发*弹子**。事发的前一天，他独自到河边钓鱼，在河边整整坐了一天。回到厂里，破例买了两个白面馒头，两个好菜，吃了最后一顿好饭。他把欠工友的饭票一一还了。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送给了一个好友，又给四个朋友写了简短的信。信上说：“我走了，永远走了，也别找，找也是白费力气。”然后，独自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一场悲剧发生了。
王志刚案件后，我冒着风险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上写到：“王志刚犯了罪，死有余辜，但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下面我罗列了一大串名单，列了在盐化工作的所有北京知青的工资，大多数都是30多元。信发出后，一直惴惴不安，也做好被问责治罪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几天之后竟收到*共中**中央办公厅的回信，还是公用的红头信笺。上面写着：“你反映的问题已知，知青问题正着手解决。”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那段时间，知青事件频频发生。先是云南农场10万知青*工罢**事件，集体进京*愿请**。后来，山西青年开始*访上**，几千人在太原*行游**，又进京绝食*坐静**。运城几千名知青联名写了“万人折”，提出的口号是“还我北京户口”。后来，中央开始调整知青政策，先是发布了中央文件，停止了上山下乡。接着出台了“三种人”政策，允许离婚、未婚、丧偶的知青可以返城。再后来又允许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转为北京户口。我们安东就是搭那班车把户口转回北京的。最后，又宣布允许在外地生活确有困难的老知青一律可以回京，在北京环卫、纺织、街道安排工作，等于撤了最后一道门坎，实现了“胜利大逃亡”。
说来也巧，北京我的家住光明24楼， 王志刚住光明15楼，兴许见过面。在运城，我在盐化，他在运拖，他们厂我有许多知青朋友，兴许他也熟悉。我的表哥曹世印当时在运城地区公安局任内保科长。10月29日夜里接到北京电话，说北京发生一起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身上有一张5分钱运城拖拉机厂的饭票。他于是匆匆忙忙连夜上了北京，后来参与了侦破案件的全过程。事后，他详细了说了破案的细节。讲到，在光明楼王志刚的家，半身不遂的弟弟哭着拿出一张刚收到还没来得及取的汇款单。讲到这儿，表哥也落了泪。
时间过去了四十年，人们也淡忘了这件事。对王志刚是诅咒？还是同情？谁也说不清。反正没有那一声巨响，恐怕也没有改变知青命运的后来吧。
那些在体育界小有名气的人
在运城插队的知青中，后来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不少，有几个进入了体育界，还颇有名气。
孙正平，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解说员，是继张之、宋世雄之后，我国体育主持人的代表。入行30多年来，他先后参加了七届奥运会、七届亚运会、六届世界杯足球赛等重大国际赛事的播音、主持及评论工作，这在国际、国内体育界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他与周涛合作主持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获得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项“金话筒奖”。一生做了一件事，做到了极致。
我和孙正平认识很偶然。1977年大儿子安东在运城住院，和孙正平一个病房。一聊都是北京知青，从此成了朋友。孙正平在运城的稷山县插队。当时，他刚从山西大学体育系毕业，在稷山县一个乡镇中学任教。他擅长体育解说，在稷山难以施展。想请我帮忙调到运城来。我真当了事，先后跑了几个学校，跑了运城地区体委、运城县体委等几个单位。按说，他当时的解说水平虽不及后来，但在山西还是首屈一指的。但都碰了壁。不过，人家也算给面子。过去，运城体育比赛的播音、解说都是我一个人，后来成了我们俩。每每有重大赛事，我就给他打电话，他马上风尘仆仆赶到运城，我俩配合的还很默契。一次，全国篮球分区赛在运城举行，我俩担当了全部场次比赛的主持和解说，还到盐化二厂篮球场解说了二次。不忙了，我俩聊到今后的前途出路。他说，他要进中央台。听了，我很吃惊，尽管他的体育解说入了门，但进中央电视台，还真不敢想。他说：“想不到就做不到，我要像张之、宋世雄一样，当一个成功的体育主持人。”没想到几年后，他还真的梦想成真，进了中央电视台。
1981年3月，孙正平进了中央电视台，头半年是实习期，跟着宋世雄做些辅助工作。他接的第一个任务是主持1981年首届北京马拉松赛。他事先骑着车，把从*安门天**到石景山所有的建筑物、景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考察了一遍，准备了大量资料。首次亮相，一举成功。83年，他邀我到他前门的家里坐客，他给我讲了一段故事。那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期间，阿尔及利亚队出人意料2:1胜了德国队。因为这场比赛不在转播计划内，前方传回的录像宋世雄没有解说。但北京球迷都渴望看这场比赛。当时，孙正平刚进电视台，还没办正式手续。台里征询他的意见，能不能上？这时，离正式开播只有两个小时，谁也没把握。他一咬牙，说了一个字“上”。他向台里要了一辆车，回了趟家。家里有平时积累的德国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资料。离转播还有半个小时，他赶回台里，定了定神进了直播间。没想到，这场解说十分圆满。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握着他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从此，他正式调入了中央电视台。
孙正平的解说风格既不同于老一辈解说家，又不同于新生代主持人，中规中矩，严谨稳重。他十分尊重张之、宋世雄等老辈主持人，虚心请教，传承风格。又十分尊重新一代主持人，力求有时代感，创新风格。后来，他当了中央电视台体育组组长，又担任了全国体育主持人协会会长。1982年，我调到廊坊后也从事播音工作，经常通信探讨播音主持的事。我向他建议了三点：一是不要过多叙述比赛过程，电视毕竟不同于广播，观众能看懂的，没必要多此一举，要多从战术、体育知识层面予以说明。二是不要模仿宋世雄“鸡叨米”的语速，力求神似，而不是声似，让人们听着舒服。三是在冷静客观转播的同时，可以适当融入个人感情色彩，既不要过分，又不能无动于衷，以满足当时“球运国兴”的从众心理。孙正平完全同意我的建议。后来，我发现他在主持风格上，也吸收了我的建议。
郎效农，中国足协竞赛部主任，中超联赛的策划人、执行人，一直致力于中国足球和世界接轨，走职业化道路。后又任中超公司总经理。也是一辈子做了一件事，做到了极致。中国足协掌门人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朗效农是唯一一个从头干到尾的人，被称作中国足协“大管家”、“中超之父”，有“郎叔”的美誉。2019年，72岁的他，被授予“中超联赛最佳贡献奖”。
我和效农相识是在夏县插队的时候。当时，北京知青垄断了夏县各种球县代表队的话语权。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篮球队、排球队，绝大部分主力全是知青，而且都是那拨人。一到集训，一群知青从村里聚到县城，大通铺一住，摆脱了繁重的农活，可以在县城痛痛快快玩几天。那年，运城地区要举办全区足球赛。听到消息，知青开始串联，牵头的正是郎效农。郎效农是北京京工附中足球队主力，是个急性子，踢得一脚好球。一呼百应，几天时间攒了二、三十人。郎效农在打麦场上练起了球，飞起一脚，正踢在麦叉子上，鲜血直流。后来，那次比赛因故取消，但知青们不死心，自己凑钱上临汾、侯马踢了两场，大获全胜，打出了夏县知青的威风。
中国足球命运多舛，几起几落，被排斥在世界足球大门之外。“黑色5.19”、“黑色5分钟”、“黑色*球赌**案”，比比皆是，频频发生。打开国门，走职业化道路是中国足球的唯一选择。作为中国足协的当事人，郎效农深感忧虑，挺身而出担当了重任。十年中甲，十年中超，融入了郎效农全部心血和智慧。从制定中国足球发展战略规划，到职业化进程的推进，从完善中超赛事，到足球俱乐部的建制管理，郎效农都事事操心，件件亲恭。难怪有“大管家”之称。他为人耿直，行事果断。尽管人们对中国足球怨声载道，但对这个“大管家”还是认可的。尤其是在“金钱足球”的阴影下，郎效农仍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着实令人敬佩。
那个母亲河流经的地方
山西，因位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运城，古称河东，因“运盐之城”而得名。运城人自豪地称自己是河东人。运城文化，也当之无愧被誉为黄河文化、河东文化。黄河从河津入境，沿*晋秦**峡谷自北向南，出禹门口，经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又从芮城风陵渡东折，过平陆、夏县、从垣曲出境，流经8个县（市）。这里的百姓世代代以黄河为伴，以黄河为生，以黄河为荣。黄河，用它甘甜的乳汁育养着黄河儿女，也积淀着具有鲜明特色、具有深厚底蕴、具有无穷魅力的运城文化。
运城历史悠久。尧初都蒲板，后迁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商代为九州中央冀州之地，故曰中国。当下国家社稷之说，也源于运城万荣后土祠。更不用说华夏儿女之说，得益于夏都之缘故。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能与运城媲美。这是运城人民的自豪，也是曾在这里插过队的北京知青的自豪。
对运城文化应该如何评价？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对运城文化的几点思考》，《运城日报》全文连载，当地政府也用内刊形式发布。其中谈到我对运城文化的认知。我认为，运城文化对中华文明有八个方面的历史贡献。一是文明社会的原始构想。上古时代，炎帝的农耕文化、黄帝的政体文化、舜帝的道德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三个里程碑，也寓意着当下倡导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形成对文明社会构想的雏型。二是爱国主义源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始于运城，从此有了国家概念，也有了爱国思想、爱国主义之说。三是以人为本思想的萌芽。尧舜禹时代“仁之方”、“民为贵”的思想理念，体现了中国最本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被称作“孔孟之道”中国传统经典的思想源头。四是敬业精神的光辉典范。“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世代传为佳话。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更是敬业精神不二的例证。五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氏族部落结束游牧生活后，社会进入农耕时代，这一重大社会演变发生在运城。“舜耕历山”、“后稷稼穑”、“嫘祖养蚕”以及车船问世，象形文字，历法发明，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成为中国社会推演的根本动力。六是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春秋战国时代，“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荀子学说，独树一帜，集百家之大成，立千秋之伟业。七是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诗经》中的魏风就出自运城，《伐檀》、《硕鼠》成为传世名篇。唐宋时代，贡献了王勃、王维、王之焕、柳宗元等一大批名家。司马迁、司马光代表的史著文化，卫夫人代表的书法文化，关汉卿代表的戏剧文化，都发源于运城。八是群体名人效应。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圣人”的傅说，有“武圣”之称的关羽、老当益壮的廉颇、忠厚传世的介子推、辅佐霸业的张仪、助越王灭吴的范蠡、实施变法的李俚、西征建功的薛仁贵、道教名人吕洞滨、著名地理学家裴秀、兴修水利的李冰、中华工商鼻祖猗顿。历史名人数不胜数。一个城市拥有如此众多的名人志士，实属罕见。
综上所述，运城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显而易见。称其为根祖文化、源头文化，恰如其分。回眸历史，意在当下。沉缅于历史，固步自封，实不可取。但弃根忘祖，自我否定，更不应该。当下关于中国文化的非议多多：“中国根本没有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国的悲哀”、“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性的缺陷”、“中国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林林总总，奇谈怪论，实在不敢苟同。的确，黄河不如多瑙河之清澈，不如伏尔加河之壮阔，但她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这个民族生存的根基。浑浊也罢，缓慢也罢，但她始终默默无闻，忍辱负重，大河东去，奔腾不息。中华民族之所以延续数千年，得益于贯穿历史全过程的中国文化，得益于承载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当今，在世界动荡的格局下，中国如何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自立于民族之林，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的确有必要对中国文化作一全面研判、深度解析和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