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道丰景第127篇原创文章
公平与效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经济学理论上认为可以做到，现实社会很难实现。市场、政府在效率、公平之间，互为补充，可以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变得更好。
在纷杂的社会生活中，做到公平其实很难。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集体，逢年过节发福利，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每个人发1万元钱，依然有人骂你，为什么不发2万呀。改革开放让一些村庄富裕起来，经常见到统一建房给村民居住的，还是有人对书记主任不满。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平，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公平相对于分配而言，形而上的是市场配置。我们讲公平，往往相对效率而言。
资源配置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经济学家认为，有一种理想的情况，让每一个社会主体感受到这种福利，这就是帕累托最优。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一个人要想得到更多，只能让另外的人的境况变坏。有人总结这种理想的社会资源配置，叫做非损人无以利己。
话不好听，但是真能实现这种状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才是最有效率、最公平的。
维弗雷多·帕累托
现实社会中很难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理想状态。市场失灵时，政府的作用就成为重要的补充。市场不能做到的，政府职能可能帮助我们尽量公平。
一、效率
市场看上去只是一群杂乱无章的买者和卖者，事实上，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和消费者每天都在自发地进行着各种交易，每个人都试图不断地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这些活动都是通过价格和其他的市场机制而得到协调。
1、有效市场
在每一时点，市场上都有一些人正在购买，而另一些人正在出售；一些企业正在投资于新产品，而政府正在制定管制传统产品的法规。在所有这些喧嚣混杂的经济活动中，市场正在不断的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
当市场平衡了所有影响经济的力量，市场就达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均衡。消费者愿意购买或者出售的数量取决于价格，市场找到了正好平衡买者和卖者愿望的均衡价格。过高的价格意味着产量太多，从而产品过剩，太低的价格则会引起排队，导致短缺。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购买的数量正好等于卖者付出的数量，这一价格就达成了供给和需求的均衡。
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指所有物品和劳务都按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这种制度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够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效率概念与对经济中所有成员福利状况的观点有紧密联系，若有人可以不让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条件下，使自己境况变得更好，那么这时的资源配置就被称为帕累托最优配置。当经济学家谈到效率时，他们通常指的是帕累托效率，称市场是有效的，是对市场的一种赞美，正像一台有效的机器，尽可能有效率地使用投入那样，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上不可能再有没被利用的、通过交易可以获取好处的机会，也不再有未被利用的使用相同的投入水平增加产出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使得自身紧况变好的唯一途径，是从他人那里拿走资源，从而使得他人境况变坏。
要理解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为何可能不是帕累托有效，这一点并不难。假定，政府分配巧克力冰激凌和香草冰激淋的任务，但它在这样做事无视人们的偏好。此外，假定某些人偏爱巧克力，但不喜欢香草，而另一些人喜欢香草，但不爱吃巧克力。某些喜欢巧克力的人，得到了香草冰激凌，而喜欢香草的人得到了巧克力冰激凌。很显然，这种配置是缺乏帕累托效率的，如果允许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则两部分人的境况都可以变好。
当交换具有效率时，个人之间就不具备进一步交换的余地，以任何方式对交易加以禁止和限制，都将导致交换缺乏效率。例如，在战时状态下，政府经常对一些食品实行配给，人们是否允许出售这些票证是一个经常引发争论的问题。如果政府禁止销售或交易票证，那么经济就不是交换有效的，从而也就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对于一个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经济而言，生产的效率也很重要。一个经济要具有帕累托效率，他必须也是生产有效的，即它不可能生产更多的某些产品而不减少其他的产品。税收可能会影响经济的生产效率，假定政府向公司课税，其效应一般被认为是增加了公司为得到资金而支付的费用。由于公司用来采购资本品的资金成本变得更高，与无需支付公司所得税的那些非公司厂商相比，这些公司会更加经济地使实用资本物品，用劳动来加以代替。
帕累托效率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方式可以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情况得到改善。很显然，资源可以从某些人那里转移到他人手中，从而使得到这些资源的人的境况得到改善。例如，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会给某些人带来好处，比如租金控制，会对那些有幸住进租金受到控制的公寓的人有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某些人的情况会变坏。
2、市场失灵
在很多情况下，市场的竞争并非完全失灵。
偏离有效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不完全竞争的后果，往往导致价格高于成本，消费者购买量低于效率水平，过高的价格和过低的产出，伴随不完全竞争，是非效率的标志。
现实中，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全竞争，例如，航空公司在某些航线上可能没有竞争，但在其他航线却有许多对手。不完全竞争的极端情况便是垄断，唯一的卖者独自决定某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水平。例如，微软垄断了WINDOWS操作系统。
非效率的第二种类型就是溢出效应，也称外部性，指的是强加于他人的成本和效益。市场交易许多相互作用发生在市场之外，一种情况是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噪音，他们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机场附近的居民而向他们进行补偿。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公司大量投资于研究和开发，这也会对社会的其他成员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
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增加的成本和效益。当今政府通常对负的外部性比对正的外部性更为关注。
河流的上游有造纸厂，下游有发电厂，造纸厂必须排污，发电厂必须用清水冷却机器。造纸厂成本为9+1,1是排污费用；发电厂成本为10。在自由市场情况下，造纸厂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把污水排到河里，省去了一个的成本，成本降低，则价格降低，需求上升；发电厂必须先净化污水，然后冷却，成本增加1，成本上升，价格上升，需求下降。而整个市场就是无数个外部性影响下的市场，市场均衡已经遭受严重偏差，因此市场根本做不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经济增长，使得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会有所提高。但是近20年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及低技能、低教育水平劳工工资下降的现实，已经逆转了传统的潮流。伴随对市场的重新强调而来的，是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贫困儿童以及许多城市中心地带的贫困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有一种经济能够完全按照看不见手的原则顺利运行，相反，每个市场经济几乎都遭受及其制度不完备之苦，结果是过度的污染、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等症状。
尽管像污染和全球变暖等负外部性问题常常是新闻热点，但从经济角度讲，正外部性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正外部性的重要实例，包括高速公路网的投资建设、国家气象服务、基础科学资助以及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等，它们并非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物品。私人生产公共物品势必导致供应不足，因为生产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单个企业或消费者不会有经济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并试图从中获利。
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是公共品，将该产品的效应扩展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公共品最好的例子是国防，一国保卫其自由和生活方式时，它保卫的是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是否为这种保卫支付了费用。
二、公平
市场不灵，导致生产或消费的低效率，也就无法达到资源最优配置。随之而来的，是公平问题。
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
1、政府作用
收入不公平，在政治上或道德上也许不能为人们接受。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将竞争市场的结果，作为既定的或不可改变的现实接受下来，人们可以考察收入分配，并判断它是否公平。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出现缺陷时，可以通过明智的干预方法来加以校正。
为此，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么的保守，都不会对经济袖手旁观。而政府在医治这些“疾病”中，往往能够扮演一个很有用的角色。
在包罗万象的政府职能中，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主要行使三种职能: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 政府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品等活动来提高经济效率。
- 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和预算收支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
-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
现代经济中，政府针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肩负起许多任务。*队军**、警察、国家气象服务以及高速公路建设等，都是常见的政府活动的领域。
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生产。在购买公共品如国防和灯塔时，政府的行为与其他任何大笔开销的个人行为并无二致。政府通过向某些领域的投入，使资源向那里流动。一旦投入，市场机制就接受过去，引导资源流入企业，从而生产出灯塔或坦克。
在竞争均衡状态下，某些人可能非常富有，而另外一些人则生活在可怕的贫苦之中，一个人可能拥有很有价值的技能，而另一个人则没有。竞争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的经济结果，但同时伴随着非常不公平等的资源分配，例如，资金以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形式由厂商流向家庭。
然而，不同家庭所关心的资金流量形式可能不同，那些没有资本的家庭，希望从公司部门中以工资的形式得到更多的钱。依靠利息和红利生活的退休家庭，可能更希望从公司部门中使用资本收益的形式得到更多的资金。从厂商那里实际流向家庭的方式将会影响经济中的收入分配。
竞争经济中的供求规律决定了可供使用的收入将如何加以分配，其结果在经济上将是有效的，但也有可能产生在道德上看来不能容忍的收入分配。一些人身居高楼大厦，而另一些人只能勉强度日的经济可能是有效的，但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即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希望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也不应该没有竞争市场。相反，所需要的只是对人们所拥有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而把其他事情留给竞争市场来完成。
政府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常常被论证为是为了增进平等所必需的，这些政府政策经常是基于一个被广泛认可但又是错误的观点之上。这种观点认为，再分配只是增进平等，某些人得到的更多，另一些人得到的更少，但不会有进一步的反响。
现在我们知道，以改变相对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再分配，比如规定最低工资法或向某些产品提供补贴的方式，除了收入再分配以外，还有其他的效应，这种变动与经济效率相抵触。在以增进平等为由对经济进行干预时，需要谨慎从事，如果一个经济满足竞争模型的假设，那么，为了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并使收入分配令人满意，政府唯一的作用应是对最初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样，人们在此之后，不仅可以依靠市场机制，而且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事实上都将会使得经济处于低于其效用的状态。[i]
2、财政作用
财政、货币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具体政策。
商品税能改变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在需求相对于供给缺乏弹性时，消费者会比生产者承担更大比例的税收负担。
如果保持财政赤字不变，更多的政府支出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由于这些财政收入必须通过扭曲性的税收来得到，就可以预期它会通过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降低经济增长率。
另一方面，一些政府支出也可能对生产力有直接的好处，比如，政府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其它一些政府支出也可能代表在社会资本方面的投资，因为这些支出能够改进保护财产权利的制度和机制。[ii]
政府偶尔通过规定价格的最高上限和最低下限来干预竞争市场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供给量和需求量不再必然相等，价格上限会导致超额需求，而价格下限会导致超额供给。在某些情况下，如农民和低技能工人的例子，干预可能会提高某些群体的利益，但通常会产生市场扭曲和导致无效率。
收入不平等，对增加激励而言，本质上是好的，但是过度的不平等，事实上会减少投资的机会，最终不利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的假说，发展和增长会最终减少不平等。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城市经济的过程，所以下面的推论似乎合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扩大，只有少数有能力或拥有资本的人融进新的工业部门。发展后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缩小更多的人进入工业部门。与此同时，由于农业工人稀缺性不断加剧，那么农业部门的工资将赶上工业部门。这跟现实矛盾。
政府把收入或财富从富人手中，再分配到穷人的政策将导致低效率。原因是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的收入将会被取走，那么赚钱的几率就会减小，低效率会降低产出水平，但不必然导致增长率降低。穷人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只有很少的资本，穷人不可能借到钱，如果政府对资本进行再分配，产出水平将提高。原因是这样做能够达到资本市场完善的效果，所以这种再分配高的效率也增加了公平。
市场失灵导致的情景难以鉴定，即使他可以*款贷**，*款贷**的条件，意味着他们辛勤劳作的收益将为债权人所剥夺，比如通过利率等，所以*款贷**降低了穷人的积极性。如果我们给予的应该是资源而不是*款贷**，那么穷人将通过辛苦劳作获益更多，这将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iii]
还有人从社会实践角度批评了市场最优、最小干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理论。卡尔·波兰尼《巨变》揭示或者重新诠释，大发现以来欧洲主要国家实际上是国家主导社会变化，而不是社会自然变化。国家扶持工商业发展，保护本国产业同时遏止他国工、商业，与自由市场精神也不符合。与之相反，明清以来的中国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县以下无政府，尽管明清有极为发达的商业和外贸，社会进展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等国家干预主义的国家。
3、金融作用
金融系统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法，可以提高资源和风险配置的效率。激励问题有很多种形式，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在定约方面的道德风险例子，如果我在工作之前支付工资，你不论干的好坏，都会得到同样数额的钱。那么，你努力工作的动力，就比你工作之后再付钱的动力小。
在金融业公司道德风险的例子更为微妙。假设你有一个开公司的新想法，你需要启动资本。首先你会求助于你的家庭和朋友，因为你相信他们，他们也了解和相信你。你知道你的秘密计划不会因他们而泄露，你会向你的家人透露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包括缺陷。如果公司没有红火起来，他们知道你会努力工作，保护他们的利益。
银行提供*款贷**，情况就不同了。你会因为与银行负责信贷的陌生人谈论你的公司计划而感觉不舒服，他可能将你的计划泄露给另位客户，这个客户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但即使你可以解决对银行的担心，还有其他问题，信贷员很难给你需要的*款贷**，因为他知道你除非不得已，否则是不愿透露计划中的缺陷的。这样在商业机会的信息交换中存在不平衡，或者说不对称。你知道的比信贷员多，而且信贷员知道他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银行对你来说是个非个人的机构。如果公司情况不佳，你不必像为家人和朋友那样辛苦地工作，你甚至会离开公司而不归还*款贷**。当部分风险转移到你不关心的利益实体上时，你勤奋工作的动力就降低了，这正是道德风险的一个例子。
另一类有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是逆向选择，购买保险以防范风险的人可能比普通人面临更大的风险。以终身年金这种保单购买者为例，其有生之年每月都根据合约支付固定金额，出售此类保险的企业不能假定购买保单的客户的生命与一般水平相当。
当关键性的任务由他人代办时，会产生另一类激励问题。例如公司的股东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经理，投资于共同基金的投资者将选择证券组合的权利交给了基金经理。在这种情况下，承担一系列决策风险的个人和组织放弃了决策权，或者将决策权委托给其他个人和组织，拥有决策权的人被称为委托人，行使决策权的人被称为代理人。如果委托人知道代理人掌握的情况，使委托人做出的决策与代理人作出的决策不一致，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在极端的情况下，代理人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如股票经纪人在客户的账户上频繁买卖，只是为了获得手续费。
一个智能健全的金融系统，有助于克服这些激励问题及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委托人—代理人造成的问题。 [iv]
政策行为影响经济的过程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成两种: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如减税或者增加货币供给所花费的时间，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一依次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v]
4、两难选择
世界上并不存在关于公平的客观标准，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者的看法。
一些政府官员受到以权谋私的诱惑，私人企业则迎合他们的诱惑，而那些*制抵**这种诱惑的企业可能会不断失去有利可图的生意。私人企业之间很少发生贿赂，很好地说明了私人的贪心如何能够提高道德标准。贿赂的钱只能出自销售人，花自己钱的人，不太可能被自己所花的钱贿赂的。将自己的钱委托给代理人花的人，会在强烈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确保代理人是诚实可靠的，并密切地监督代理人的所作所为。
在非个人的大公司中，个人利益被淡化了，但即使如此，他的个人利益仍然要比在大政府中的个人利益有效得多。在一个村庄或小城镇之内，单个居民也许能够密切的监督他的代理人，但在一个大城市之内，更不用说在一个国家之内，他就不可能进行监督。在商业界，诚实和公正行事具有市场价值；在政界，诚实与公正的声誉可能也有价值，但更可能是一种责任。
政府贿赂由来已久。报纸上关于大公司私下给予报酬的大字标题，在强烈地抗议着公司贿赂。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起今为止，报纸所揭露的每一起事件，都是关于为了从政府那里得到合同，私下给予报酬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私人企业之间给予可疑报酬的丑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政府贿赂虽然在道德方面是令人遗憾的，但却有自己的用途。
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及13州联邦时期，积累下来的国债的偿还问题和联邦政府对州相应债务的承担问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建议按照这些债务的面值全额偿还。大多数历史学家至今都认为，在促进美国后来的繁荣方面，采纳汉尔顿建议的做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这项建议之所以能够在1790年8月4日被采纳，完全是因为汉密尔顿采用了贿赂的手段。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在64个国会议员中，29个议员是债券持有者，虽然汉密尔顿本人并没有从这个措施有关的投资中获利，但他的亲朋好友显然从中渔利了。无论是从现在的丑闻之中，还是从汉密尔顿的胜利之中，我们都很难得出一条言简意赅的格言。
这不能代表进步，不是在向更加人道的社会迈进。恰恰相反，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自由都受到威胁。在《沃尔登》（Walden）一书中，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写道:“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一个人正怀着有意为我做好事的打算而向我的房子走过来，那么，我将拼命地逃走。”在听到华盛顿的公仆们向我确保他们的法令是公平的时候，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言论必须是公平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必须由人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广播电台就不能自由地*放播**不公平的言论，因为它必须接受联邦通讯委员会官员们的裁决。如果出版届也受到类似的公平教条的限制，那么，它也将受到某个政府部门的控制，我们引以为豪的出版自由很快就将变成一种历史奇闻。
对于言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任何其他领域来说，同样也是正确的。对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来说，较高的价格才是公平的价格，而对于购买者或消费者来说，较低的价格才是公平的价格。这个矛盾应该如何解决呢？是应该由自由市场的竞争来解决呢，还是有由公平市场上的政府官僚来解决呢？
那些一边高唱自由企业赞歌，另一边又要求公平竞争的商人，都是自由市场的敌人，而不是自由市场的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公平竞争只不过是固定价格协议的一种委婉说法。他们的做法应验了亚当·斯密的论断:“做同样生意的人很少能够走到一起，即使是为了欢乐和消遣的目的。但是他们之间的会谈会以制定一项反对公众的阴谋而结束，或者以达成一项提高价格的图谋而告终。”对于消费者来说，竞争越不公平越好，因为这将确保最低的价格和最高的质量。
那么追求公平就完全错了吗？完全不是这样。公平具有真正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表现为建立一般规则，以及对关于这些规则的争执进行裁决，而不是表现为决定我们各自活动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这是一场公平的竞赛，那是一个公平的裁判。
如果我们将当前的公平教条应用到足球比赛的规则中去。那么，这将要求裁判员在每次发球以后，都将球移到前后适中的地方，以确保这场比赛踢成平局。在《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人们在个人之间组织起政府，以保证障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也就是，如果一个交易看上去不够效率，只说明实现最佳效率成本过高，所以现状反而是最有效率的。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中研究了美国工会强制入会、强制收会费的制度。工会的产品是公共品，有人会搭便车，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强迫每个人都必须交费。
广为传知的灯塔的产品性质问题。灯塔服务的对象是晚上路过的船，可船走了，灯塔无法收服务费，因此灯塔应该算作公共品，由国家进行补贴。后来萨缪尔森照搬这一观点。再后来，灯塔的例子被发展成外部性的例子。类似的问题还有火车运行时和铁轨擦出的火花使铁轨附近的粮食减产，国家应该进行补贴。养蜂的人占了养花的人便宜，应该国家补贴。放音乐的人被别人听了，应该国家补贴....后来科斯去英国调查了一下灯塔，发现灯塔大都私营的，后来国有化是因为私营灯塔收费太高。芝大有学者去日本时了解到，火车运行声音吓走麻雀，所以铁轨附近高产，蜂、花互益。
三、规范分析
首先考虑两种既定数量的产品在两个单个消费者之间的分配问题，然后将所得的结论推广到一般情况。
假定两种产品分别为X和Y，其既定数量为X1和Y1。两个消费者分别为A和B。下面用埃奇沃思框图来分析这两种产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分配。
如图所示，框图的水平长度表示经济中第一种X的数量X1，框图的垂直高度表示第二种产品Y的数量Y1。OA为第一个消费者A的原点，OB为第二个消费者B的原点。从OA水平向右代表消费者A对第一种商品X的消费量XA，垂直向上表示消费者A对第二种商品Y的消费量 YA;从OB水平向左代表消费者B对第一种商品X的消费量XB，垂直向下表示消费者B对第二种商品Y的消费量YB。
考虑旁边百科注图中的任意一点，如a点。a点对应于消费者A的消费量和消费者B的消费。这样，下式成立:
XA+XB=X1
YA+YB=Y1
也就是说，框图中的任意一点确定了一套数量，表示每一个消费者对每一种商品的消费，而且满足上述等式。因此，框图确定了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的所有可能的分配情况。特别是，在框图的垂直边上的任意一点，表明某个消费者不消费X商品，框图的水平边上的任意一点，表明某个消费者不消费Y商品。
在埃奇沃思框图中的全部可能的产品分配状态之中，哪一些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为了分析这一问题，需要在埃奇沃思框图中加入消费者偏好的信息，即加入每个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
从框图中任选一点表示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初始分配。例如，选择一点a。由于假定效用函数是连续的，故点a必然处于消费者A的某条无差异曲线上，同时也处于消费者B的某条无差异曲线上，即消费者A和B分别有一条无差异曲线经过a点。因此，这两条无差异曲线可能在a点相切或相交。
假如两条无差异曲线在a点相交(如图所示)，点a 是无差异曲线的交点。容易看出，a点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因为，通过改变初始分配状态，例如从a 点变动到b点，则消费者A的效用水平从无差异曲线2提高到3，而消费者B的效用水平未发生变化，仍然留存无差异曲线上。因此，在点a仍然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由此得到结论:在交换的埃奇沃思框图中，任意一点，如果它处在消费者A和B的两条无差异曲线的交点上，则它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即总可以改变该状态，使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人的善变坏。
另一方面，如果假定初始的产品分配处于两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如c点，由容易看出，此时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即它们均为帕累托最优状态。改变c点状态只有如下几种可能:向右上方移到消费者A较高的无差异曲线上，则A的效用水平提高了，但消费者B的效用水平却下降了;向左下方移到消费者B的较高的无差异曲线上，则B的效用水平提高了，但消费者A的效用水平却下降了;剩下来的唯一一种可能则是消费者A和B的效用水平都降低。例如，从c点移到g点或f点，都属于此种情况。由此可得结论:在交换的埃奇沃思框图中，任意一点，如果它处在消费者A和B的两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则它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并称为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即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人的状况变坏。
如果把所有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的轨迹连接起来构成CC'，称为交易的契约曲线。交易的契约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是消费者A和B各自相应的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通过这一点的切线的斜率，便是双方相应的无差异曲线的边际替代率。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交易契约曲线之外的任何一点，交易双方的无差异曲线的边际替代率均不相等，因此，交易双方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时，继续进行交易，可以改善双方的境况，增加双方的福利，直到契约曲线之上，交易双方的无差异曲线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双方满足达到最大化，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由此可知，如果要使两种商品X和Y在两个消费者A和B之间的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则对于这两个消费者来说，这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这就是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条件。
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方法与分析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方法相似，仍采用埃奇沃思框图来分析。假定经济社会由两个生产者A和B组成，他们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L)和资本(K)，生产两种产品X和Y，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假定固定不变。在此情况下，两种商品的等产量曲线（如图所示）。
假定生产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进行。如果资源配置不在生产契约曲线上，而在契约曲线以外的任何一点，例如D点上，则虽然生产资源已经耗尽，但并没有达到生产的最优条件，没有做到最有效率的生产。此时，只要生产者改变资源配置，便可提高生产效率。
例如，生产者将D点移至P1点，则可以在不减少X的产量(IX)的前提下，将Y的产量由IIX增加到IIIX。或者将D点移至P1点，则可以在不减少Y的产量(IX)的情况下，使X的产量由IX增至IIX。因此，最有效率的生产，应该在两条等产量曲线的切点上。生产契约曲线上所有的点都是两条等产量曲线的切点，因而是生产有效率点的轨迹，所以生产契约曲线，是既定数量的生产资源在最有效率地利用时，所能生产的不同产品的最大产量的组合。
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对于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的两种生产资源来说，就是它们的每一组合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如前所述，边际技术替代率是指保持产量水平不变时，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之比。只要两个生产者的两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边际替代率不相等，就可以进行投入量的替代，这样就能增加一种产品的产量而不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量，甚至两种产品的产量同时增加。只有当两个生产者的每一组生产资源投入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时，这种替代才会停止，这时便达到最有效率的生产，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条件。
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生产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在商品价格既定条件下，边际产品转换率等于两种商品的价格之比，所以，生产可能性曲线任何一点的斜率的绝对值都等于两种商品的价格之比。
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概括起来就是，如果交换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产品的任何新的交易都会至少降低一个人的满足水平时，这种状态就是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经济效率上讲，这种交换是最有效率的。
与此相应，如果生产要素的组合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要素的任何一种重新组合都会至少使一种产品的产量下降时，这种状态就是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经济效率上讲，这种生产是最有效率的。
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是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是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当整个社会的交换最优条件和生产最优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那么，整个社会就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生产和交换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也就是说，任何两种商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这两种商品的边际转换率，即
MRSxy=MRTxy
这个条件要求在资源一定条件下，生产出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满足的产品，要求被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组合相等。
在资源既定条件下，只有切点的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此时，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既实现了生产最有效率，又满足了消费者最大化的需求，从而使生产和交易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其他任何一点，产品边际替代率与边际产品转换率不相等。
例如D点，MRS>MRT，所以，D 虽然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实现了生产效率最优化，但此点的两种产品X和Y的数量组合，只使消费者获得了较低的满足水平(无差异曲线I2)。在这种情况下，应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改变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即增加X商品的数量，相应减少Y商品的数量，以X商品替代Y商品。随着X商品数量的增加和Y商品数量的减少，MRS逐步缩小，MRT逐渐增大，当达到E点，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无差异曲线I2相切，MRS=MRT，此时，生产效率和消费满足均达到最大化，生产和交换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社会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或社会转换曲线)相切之点，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点。
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家生产企业，如果能够做到不损害对手的利益的情况下又为自己争取到利益，就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换而言之，如果是双方交易，这就意味着双赢的局面。
四、相宜不宜
对于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国家来说，19世纪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尽可能多的地将经济决策留给市场供求机制去完成。19世纪中叶，许多政府就是这样笃信着这一经济信条。然而，19世纪末，由于未加管束的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美国及西欧工业国家纷纷放弃了完全自由方任的思想，政府逐步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经济智能:反垄断、征税、向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
这种新的制度被称为福利国家，即有市场调节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具体活动，又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管理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以及为贫困家庭提供救济等等。在政府宣布不再强制实施许多公平贸易法令以前，我们为此吃尽了苦头。商人们竞相表明自己信仰竞争，只要这种竞争是公平的。
用公平代替自由的现代倾向，表明已经大大的偏离了美国缔造者们的初衷。他们把政府看作是警察和裁判，他们希望建立一种社会结构，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以他自己的方式，单独地或者通过自愿合作来追求自己的目标，唯惟一的前提条件是他没有干预别人这样做的自由。
现代观念则截然不同。政府已经变成了老大哥，政府的职能已经变成了保护公民免受他的同胞的伤害，同时也免受他自己的伤害，但却不管他是否希望得到这种保护。政府不仅是一位裁判员，而且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他进入到了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每一个角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公平、正义和平等的崇高目标。
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认为通过FCC来颁发无线电许可证的做法是不能使资源最优分配的，主张通过价格机制并建立产权。他这样说也就是默认通过市场可以有效配置资源。这也许是西方经济学家很自然的理念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些难以理解。
许可经营跟垄断相似，我们不这样说而已。政府干预本身需要科学高效的政策和运行机制，一好百好，一顺百顺。政策、机制相得益彰，效率、公平自然平衡。寻找平衡的方式，亦是个很难的过程。
万物序然，时节如流；月浅灯深，梦里云归。
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参考资料
[i]Joseph E.Stiglitz,Economic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p.322-324。
[ii]Pierre-RichardAgenor,PeterJ.Montiel,DevelopmentMacroecnomics,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601。
[iii]（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EndogenousGrowth Theory,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279。
[iv]Zvi Bodie,Robert C.Merton,Finance.p.29。
[v]Rudiger Dornbush,Stanley Fisher,Macroeconomics（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p.386。
[vi]参考网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