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忆邓洪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五十多年的时光悄然流逝，沉淀的记忆却像青铜浮雕，清晰而深刻，历久而弥新。当年，多少热血青年怀里揣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保尔作为自己的偶像，奔赴开发塔里木的战场。我总想理解我们这代人，总想弄明白，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是怎样做到的。这里真实地记载着几位为开发塔里木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以此作为我心中永久的纪念。
邓洪在行军途中和我同一个小队，高中毕业于上海市成都二中。父母都是该校的教师，父亲还当过副校长。进疆后，他和我分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初学放水的第一个夜班，他跌进了农渠，被救上岸后，浑身颤抖地说："冰冷的渠水从脚后跟一直漫过头顶"。慌乱中，疏忽了屁股坐在渠底。连队卫生员说他患有夜盲症，从此他就和放夜班水无缘了。
邓洪与人无争。班里不管谁叫他干啥，他都很乐意地去做，从不和人斤斤计较。在开荒造田的日子里，一根扁担不离肩。班长怕他太吃力，让他装土喘口气。他总是"哎哟"一声，挑起装满土的筐子就跑。班里的战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骆驼"。
由于重活、累活抢着干，他的饭量也特别大，200克苞谷馍馍、一*用军**缸子苞谷糊糊，哪填得饱肚子，天天都处在饥饿状态。他也从不叫吃不饱，叫了也不顶用，因为大家都一样。只见他每顿饭后，把打糊糊和打菜的脸盆刮得干干净净，顺便总把大家的碗筷也洗好。
后来，连队领导安排邓洪去放羊。放羊在体力上要轻松些，但也很辛苦。起早贪黑，整天跟着羊群后面跑，就怕羊群冲进庄稼地。秋天母羊配种，采取人工受精，发情的母羊要一只只从羊群中抓出来，试情公羊的射精布每天都要换洗。初春接产护羔时要整夜守着，产下的羔羊都要擦干血污和粘液。邓洪就这样年复一年默默无闻地干着。羊圈离连队远，也很少见到他。
邓洪回到连队的时候，医生查出他染上了布氏杆菌病，经常发低烧，四肢无力，关节疼痛，据说严重的还会失去生育能力。连队领导让他去喂猪，算半个劳动力。但是邓洪还是拼着命地干。
已经三十多岁的邓洪，还是个单身汉。有位好心的四川籍老职工，花了八分钱邮票从老家为邓洪接来个老婆，还带来个不满十岁的女儿，总算有了个家，日子好过多了。一年后，又为邓洪生了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因为我工作调动频繁，二十多年再也没见到过邓洪，也没听到过他的音讯。直到我退休回到上海，他老婆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邓洪走了，要我参加追悼会"。并再三讲邓洪断气前，一个一个地念叨着当年班里战友的姓名和绰号。
追悼会开得很简单，参加的人都是连队邓洪生前的战友。从小在邓洪身边长大的女儿，对他感情很深，忙里忙外都是她。亲生儿子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到场再见上父亲最后一面。邓洪的四川老婆哭着对我诉说："邓洪的病拖了二十多年，时好时坏。最后一直高烧不退，团里职工医院才让邓洪转到阿克苏师医院。师医院的医生摇了摇头，又把他转到乌鲁木齐兵团总医院。兵团总医院的医生叹了口气，说了句"来晚了"。母女俩不信科学发达的今天，会没有办法。于是把邓洪弄回上海，想不到刚来上海几天，邓洪就"走了"，享年才五十七岁。
邓洪遭了一辈子的罪，没享过一天福。为开发塔里木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献出了青春年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换得了塔里木良田万顷，金山万座，银海一片。自己却落了一身毛病，临终还欠了公家一屁股看病的债。
（二）忆余克涂
余克涂和我同登一列火车进疆，分在同一个连队，不在一个班。小伙子平时爱说爱笑，当大家干活没劲时，他会来上一段俏皮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算是放松一下情绪，提高劳动工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知哪个"左派"揭发他"篡改"革命歌曲的歌词，被"贫下中农*政专**大队"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牛棚"。
就为这么一句错话，给余克涂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揪出来当天，他的脑袋被剃成了"阴阳头"，剥掉了黄军装，穿一身黑衣服，背上缝了块白布，用毛笔字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余克涂"。批斗他时一根细铁丝挂在脖子上，下面吊着三块"东方红"拖拉机的链轨板，足有几十公斤重。铁丝勒进脖子的肉里，疼得他全身的关节"咯咯"地响，刚开始还能摇摇晃晃地支撑着，慢慢地人勾得像虾一样，最后终于倒下。在"贫下中农*政专**大队"头头的操纵下，"革命群众"发疯似地在余克涂身上乱踩乱踢，要把"现行反革命份子"打翻在地，踩上一千只脚，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那年代这些人的心怎么一个个都那样狠毒呢？拳脚交加，*攻围**毒打，把余克涂打得遍体鳞伤。
他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还是今生得罪了哪个头头？直到"牛棚"解散，"牛鬼蛇神"全部解放。只剩下余克涂一个人还带着"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说说笑笑，连话都很少说。一年四季，不管初一、十五，赶着牛车早出晚归到戈壁滩拉柴禾。枯水期牛车趟着浅水过塔里木河，冬天就在冰上走。到河对岸拉风干木，供伙房烧饭。
记得一九七三年"四九"的最后一天，余克涂拉回满满一车风干木回连队，天早已漆黑一片。天又冷，人又饿，就在他松刹车绳准备卸车时，突然一根粗大的风刀木从车上滚下来，砸在余克涂身上，人一下被压在柴禾下。
余克涂仰面朝天，口角还淌着滴滴鲜血，染红了他身边的泥土。我们望着他血肉模糊的身躯，同声恸哭起来。凄惨的悲号声，在夜空中颤抖，传得很远，很远。
料理后事，用铺板通宵赶做了一副薄皮棺材，用温水拭净他全身的血污和尘泥，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和一顶军帽。
牛车上载着一副棺材，没有鲜花，没有哀乐，只有上海支边青年汨汨流淌的泪水，滴着滴着一直滴到余克涂的长眠之所。
大家把他安放在墓穴后，你一锨土，我一锨土，垒成一座高大的新坟，插上一块用木板写的墓碑。做完这一切，人们还呆呆地默立在新坟周围，抹着眼泪，久久不愿离去。
余克涂太年轻，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我翻检他的遗物，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和物品，却在箱底珍藏着一份进疆时的录取通知书。上书"余克涂同志：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去*疆新**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建设。根据你的志愿和条件，已经*疆新**建设兵团招收工作组审查批准。为此特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希望你去*疆新**后，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志向，积极劳动，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劳动者，为建设祖国的边疆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我双手捧着那张粉红色的录取通知书，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怎么也无法和"现行反革命"联系在一起。
（三）忆程国华
程国华和我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家住得很近，天天晚上在一起做作业和复习功课。有时太晚了摊条席子就睡在我家地板上，两人合盖一条破棉花胎。他是学校排球队的"二传手"，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排球赛获得冠军。他体质好，足球踢得也相当棒。军训时是摩托手。
一九*四六**年高中毕业，程国华九月十五日去*疆新**，被兵团医专（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前身）录取。我二十二日去*疆新**，分在农一师十三团。他经常给我来信，就是字写得太潦草，看起来很吃力。他说进校后下团场搞了半年多"社教"，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程国华大学毕业后分到农一师三医院，我们又经常能见面，他刚分下来，安排在瓜地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真有劲，硬是把医院多年没出过的厕所，掏得干干净净，加上割来的苦豆子，给每棵瓜秧窝追肥。他管得也严，没人敢来瓜地偷瓜。医院的男女老少都美滋滋地说："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瓜"。
地方上经常发生"2号"病，医院组织巡回医疗队总少不了他，一去就几个月，他都很乐意，从不和人计较。回来后在放射室工作，一台老掉牙的机器，没有一点防护措施，每天发个鸡蛋就算营养补助。孤零零的一间土坯房，窗口遮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那时既没有空调又没有电风扇，夏天大汗淋漓，冬天还得生炉子。
程国华是三医院少有的本科大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深受大家的好评，于是把他调到外科当医生。他干一行，钻一行。成功的手术，让痊愈的病人千恩万谢。对疑难杂症的病例全院医生进行会诊，他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准确的治疗方案。不久成了医院的台柱子"全科医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生特别吃香，*疆新**的科技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流失了不少，程国华却留在了农一师。他淡泊名利，领导多次提升他为科室主任，他都不干。潜心钻研临床医学，全心全意为农场职工治病才是他的根本。他本人的饮食起居都很随意，但整天工作在病房，和蔼可亲，嘘寒问暖，为病人服药喂饭，献出无限的关爱。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和新知识的吸收，程国华已是农一师出色的主任医师，担负起培养接班人的重任。他手把手地指导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医生，剖析一个个典型病例，是那样的透彻，又是那样地耐心和仔细，让年轻人感到身边这位指导老师更像自己慈祥的父亲。
人无完人，金无全赤。我和程国华同窗三载，又在塔里木共同战斗了三十多个春秋。我两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在一起时无话不说。年过半百，各自忙于事业，见面的时间自然就少了。有时相见，我总"指责"他两次不成功的婚姻。按理说两任妻子的人品都不错，一位是中学教师，另一位是妇产科护士，文化修养也很高。程国华都和她们分手了，却"甩"下大妍妍、小妍妍两个可爱的女儿。分手的原因，连他自己也讲不清楚。
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他本人。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去师医院，在医生办公室见到程国华，他已很消瘦，一脸病容，但精神尚好，说起话来"邦邦"响。我约他一起到饭店去吃顿饭，他怎么也不肯"赏光"，他说患的是病毒性肝炎，还有糖尿病，每天三针胰岛素。如今他孤独一人，师医院领导每星期只让他上二天班，处理疑难病例和检查病历。
经过程国华的医治，多少病人康复出院，重返工作岗位。却惟独没有战胜自己，死神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年仅五十三岁。
（四）忆孙大力
孙大力是从其他连队调到我们连队的上海支青，和我一个排，中等个子，全身浮肿，用手指往身上轻轻按一下，陷下一个深坑，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状。嘴唇乌黑，说起话来气喘吁吁。但个性倔强，每天照样和大家一起完成劳动任务。
他在原来的连队是苞谷丰产组组长，曾获得过一大堆荣誉证书和奖状。"文化大革命"期间，看不惯胡作非为的头头们无法无天的行动，站出来*制抵**。结果鸡蛋碰石头，身强力壮的孙大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闹了一身病，才成了如此模样。
孙大力爱憎分明，敢爱敢恨，疾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碰上不讲理的人，总爱打个抱不平。他心灵手巧，帮不少人裁剪过衣裤，也给我裁过两条裤子。他边裁边对我说："裁男式裤子时，裤裆左面的尺寸要大一点，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记得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三秋抢收水稻、种冬麦时，我胃出血送进医院，血压降低必须住院治疗，正碰上孙大力也在住院。医院里空荡荡的，不是危急病号三秋大忙季节是不收的，连医生护士都支援第一线去了，只留下几个值班人员。我迷迷L糊糊躺在病床上，一瓶接一瓶地打着吊针，孙大力一直守在我身旁，轻轻地对我讲："安心睡吧，有事我会叫护士的"。
我的病很快就好了，而孙大力还在继续住院。不久他的病情更加严重，转到阿克苏师医院去了。我专程赶到师医院去看他，见他已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苍白，说话都很费劲。孙大力的母亲万里迢迢从上海赶到阿克苏，天天以泪洗面，日夜陪伴着自己唯一的亲骨肉。我在病床边也很难过，又怕影响孙大力的休息，于是告别他们母子俩走出病房。他母亲紧跟了出来，轻声地告诉我："大力得的是白血病，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没过几天，连队领导让我和"老木工"去阿克苏料理孙大力的丧事，还派了辆轮式拖拉机一起去，老木工和驾驶员坐在驾驶棚里，我扶着棺材在拖斗上颠。从团部到阿克苏总长一百六十公里，却在路上开了足足十六个小时。
第二天清晨，已经十分虚弱的孙大力母亲也病倒了，医生正在急救。我们也不忍心让她去送葬，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道理呢？在太平间里，先在棺材底层洒上石灰，垫上厚厚一层麻纸，再铺上网套和白布床单，然后把孙大力的遗体从冰冷的水泥台上移进棺材，盖上黄色的棉军被。在枕头二旁，一边放上荣誉证书和奖状，另一边放上当年进疆时发的印有《保卫边疆 建设边疆》的*用军**缸子。
老木工用长长的铁钉钉住棺材盖子，我含着热泪，叫着说："大力，兄弟们送你来了！"
拖拉机由太平间开出，沿着阿克苏的几条大街转了一圈，过西大桥直奔卡坡。选择卡坡上的最高点，朝东南方向将孙大力埋葬好，让他在高地永远遥望故乡上海。
孙大力十七岁进疆，生命终止还不到三十岁，他走得太急了。
我扶着孙大力的母亲去团部找领导，要求报销老人的来回路费。接待我们的是主管劳动工资的副团长，当着孙大力母亲的面很客气安慰了一番，批了二百元钱，并安排招待所割了两公斤大肉给她。
然后把我一个人叫到劳资科办公室，狠狠地"尅"了一顿。说已经查过档案了，孙大力的母亲是*动反**军官的小老婆。你不要感情代替政策，做群众的尾巴。
（五）忆张晓雄
张晓雄是上海市曹扬二中1964年高中毕业生，毕业后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开始了时代要求的人生。
1987年8月，我刚去阿拉尔中学当学校领导时，她在教务处担任教务员和初中外语教师。为了尽快地熟悉情况，便于开展工作，我到教务处索要一份老师任课情况和班主任花名册，教务处主任把这项工作交待给张晓雄。她长得文弱清秀，架着一副眼镜，用上海话对我讲："下一节有课，上完课造册，造好后会送到校长室去的"。
第二天清晨，一份装订规范的《全校教师花名册》放在我办公桌上。钢笔字写得很有功底，刚劲有力，不像一般女同志的字体。花名册上简洁地反映了全校每位老师的基本情况，在"班主任"一拦中，还注明了各班主任的带班特点。张老师对教学日常工作了如指掌，随时都能准确地提供各类工作的实施方案，人称阿拉尔中学的"活资料库"。
每天起床的铃声刚响，张老师就来到了学生宿舍，组织学生干部检查内务卫生。要求同学们做到："叠好一床被，扫好一片地，穿好一件衣，说好一句话，读好人生一本书"。晚上，又组织班主任抓好晚自习，整个校园灯火通明，却听不到一点声音。正如一位学生在作文中描述的那样："教室外天寒地冻，教室内春意融融"。
张老师常年忙于琐碎繁杂的事务中，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的年轻教师劝张老师："您都快五十的人了，何必干啥都那样认真"。而张老师却回答："学校无小事，处处为教育，教育无小事，处处为育人"。
张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从教二十多年，以三尺讲台作为人生的舞台，坚持"教书育人，身教重于言教"。她每节课都把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品质的养成贯穿始终。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深入到他们中间，寓教于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让成绩差的学生从心理上摆脱失败的阴影，利用业余时间为他们进行个别辅导。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却无力料理家务，更没有精力辅导自己的两个孩子。
终于，张晓雄积劳成疾，百病缠身，病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早已调离阿拉尔中学，在一个边远团场工作，也很少再有和她见面的机会。等我知道张老师病倒了，专程去阿拉尔看望她。她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神志昏迷，不能言语，孱弱的身躯几乎耗尽了最后的体力。即使在此刻，她还喃喃地用难以听到的声音对丈夫说："我要回上海"。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听到这，她的丈夫一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也落泪了，他吱吱唔唔地告诉我："张老师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准备尽快地回上海"。
一九九九年初夏，我因公出差到上海，忙完公务急匆匆地赶到西渡张老师家，结果是铁将军把门。热心的邻居讲这老两口回上海后一直住在医院，并告诉了医院的地址。
这家医院在徐家汇建国宾馆后面，病房条件很差。张老师经过多次化疗，头发已经全部脱落。伸在毛巾被外细细的手臂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精神状态尚好。见到我后，高兴得就像小孩，让丈夫招待我吃西瓜。滔滔不绝地夸上海医疗条件好，一定要配合医生把病治好，还可以重上讲台……。还夸丈夫待她好，日夜陪伴着她，将来要加倍地报答……。
她太兴奋了，很久都没说过那么多话。
离别时，她丈夫一直把我送到医院门口。边走边对我说："这都是药物维持的效果，打一针要360元，检查一次要1200元，医院该做的都为她做了，反正情况不妙"。
2000年春节，新年的钟声刚敲过，到处是一片鞭炮声。我家的电话响了，电话里传来黄浦江畔张老师两口子新年的祝福，并托我过年后到师里去找一下领导，欠了医院几万元医药费还没付清……。
不久，液已输不进了，皮下渗血，瘦瘦的胳膊上露出一块块乌斑。在昏迷中，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尚可察觉的笑意。她在平静中走到了人生轨迹的尽头，还不到五十五岁。
（六）忆李汝璜
李汝璜是三团十五连的上海支边青年。进疆时，才十六岁，那是一个花一样的年龄。利落的小平头，眉目清秀，脸膛红润。小伙子年龄虽小，上进心倒挺强。苦活、重活抢着干，每年打土块总少不了他。
他打出来的土块质量好，有棱有角，工效也高，每天打1000多块。和泥时总是翻了又翻，还要用脚踩。有一次坎土镘划伤了脚指，他想堂堂男子汉一点小伤算个啥，照样泡在稀泥中和泥。结果感染了，住进医院截了肢。大腿骨太粗，肌肉长不好，封不住口。五年后，另一条腿也没能保住，而且也是高位截肢。他才二十几岁，风华正茂，就像一棵大树，折断在喀拉库勒的沃野上……。
一九七九年，失去双腿、寸步难行的李汝璜重返上海回到母亲身边。他父亲去世得早，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成人。当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支持活蹦乱跳的儿子报名去*疆新**。如今的儿子再也站不起来了，终生残疾。面对残酷的现实，巨大的悲痛，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
他家在普陀区，一栋老式的石库门房住着好几户人家，他和母亲挤在天井右上角一间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团里每月发给他二十四元生活费，加上母亲微薄的退休金，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祸不单行，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李汝璜身上。回到上海不久，年迈的母亲中风瘫在床上，说起话来都含糊不清。自己的一日三餐和床上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整天坐在轮椅上的李汝潢了。
一天下午，当他从煤球炉子上拎下一壶滚烫的沸水冲热水瓶时，壶把断了，沸水泼在他残缺的身子上。声声惨叫，惊动了左邻右舍，用门板把他抬着送到医院进行急救。沿途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抹泪的。
一九九四年，我刚去三团当政委，农一师驻上海联络处主任黄骋亨专程来找我，讲述了李汝璜悲惨的处境，让人听了感到真不是滋味。当年纯真的热血青年，为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整整耽误了自己的一生。当时，我有些冲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提笔为从未见过面的战友批了三万元，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并委托黄主任帮助李汝璜尽快摆脱困境。黄主任也是热心人，为他联系住进了福利院，每月交纳各种费用七百五十元。去福利院时，还是黄主任亲自将他背上车、上电梯、进房间的，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蓝色的窗幔，白色的床单，在一片宁静的环境中，李汝璜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长眠而无声息。那是一九九八年，他刚满五十岁。
这棵被折断的大树，过早地枯萎了。他没有留下一句怨言，却留下了一个闪光的句号。然而，留给人们的是无穷的对于生命的思考。
（七）忆吴国第
吴国第是三团十三连副连长。1965年，年仅十八岁的他响应国家号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荒凉的塔里木。他当时完全可以不去*疆新**，家里的人也不同意他去，因为两年前他哥哥已经支边进疆。那时的青年头脑都很简单，而且都有些发热。吴国第要以哥哥为榜样，理由是："白求恩大夫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个外国人能这样做，我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就不能为建设边疆出一份力吗？"为了实现这些发自肺腑的诺言，吴国第与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
初到农场连队，生活艰苦，劳动量大，经常吃不饱肚子，他没有被吓倒。开荒造田吃大苦，筑渠引水出大力，几十次获得嘉奖，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年终鉴定上写着："认真负责，处处带头干；起早贪黑，不怕苦和累，努力学习科学技术"。
当副连长后，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天早晨八点钟，吴国第已经到地里转了一圈，回到家匆匆忙忙洗把脸扒口饭他又下地了。大田生产的各个环节他要求十分严格，发现问题及时返工。他是个实在人，常常对承包棉花的大田职工说："种地如绣花，只有精耕细作才能获高产，年底才会多拿几个钱"。他也是个热心肠的人，特别对那些活没少干，棉花产量不高的职工，动员他们参加棉花丰产攻关，并从放水到播种，化除、化控到管理，都亲自做技术示范，真没让他少费心。
吴国第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也没有专业文凭，他硬是靠自己刻苦钻研，长期积累，成为农业生产的行家里手和植棉土专家。职工信赖地说："老吴称得上十三连的活地图，哪块地没有他的足迹？我们包地，他操心"。
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常常感到头晕，有时想呕吐。知情人劝他别只顾工作了，治治自己的病吧，他想春播结束了再治吧。1997年4月11日，吴国第在查看播种质量的时候，跟着播种机走了五十米，就渐渐支持不住了，他对边上的机务排长说："我有点头晕，扶我到地头上坐一坐"。还没到地头就倒下了，倒在了由他和大伙一起用汗水浇灌的田野上。
吴国第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我们，才五十多。少小离家，老大难归，健在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望眼欲穿，盼望儿子早日退休回家团聚；刚步入社会还未站稳脚跟的女儿，盼望听到父亲的教诲；体弱多病的妻子，多么希望在丈夫的肩头靠一靠……。
为绿洲而来，为绿洲而去，正是吴国第人生的追求。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五十多年的时光悄然流逝，沉淀的记忆却像青铜浮雕，清晰而深刻，历久而弥新。当年，多少热血青年怀里揣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保尔作为自己的偶像，奔赴开发塔里木的战场。我总想理解我们这代人，总想弄明白，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是怎样做到的。这里真实地记载着几位为开发塔里木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以此作为我心中永久的纪念。
美文：上海 郑连真\摄影：尉犁 王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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