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全书三卷，中文版正文1106页，删除掉每章中的附注，也得有一千页左右。从体量来说，就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
我们考察一本历史书，至少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来确定它的史事与史识的定位。一是写作时间。《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这本书，原始版出版于1961，当时名叫《精心的伪装》，1979年，作者在原书的基础上，引经据典，踵事增华，叠床架屋，终于形成了目前的全书的格局。因此，这本书代表的基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立场观点，占据的是以那个时间为终点的历史史实。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西班牙内战”中的一个重要的半隐形力量——前苏联仍处于如日中天的阶段，这决定了作者还不能从前苏联崩溃的功利主义结局来考察“西班牙内战”的最终休止符。二是写作立场。这就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历史。历史向来有“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说，立场决定了历史的结论与史实。
伯内特·博洛滕 （1909—1987)，出生于英国，早年不愿继承父业，到地中海地区旅行；至巴塞罗那时，目睹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以美国合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报道战争真相；战争结束后，至墨西哥跟踪采访数年；1949年至美国定居，几十年如一日搜集内战史料，先后完成了《精心的伪装》《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内战》三部著作。
本书作者博洛滕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在西班牙的 内战硝烟中，曾经报道过战事进展，作者在书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诉求，就是洗清其他立场的作者加诸他身上的所谓诬蔑之词，作者在书中，搜集了各个立场与势力之间的分析与判断，包括当时的历史记录，从纯文本的角度讲，全书更像是裴松之加注的“三国志”加长版，以期努力还原历史真相，以证明自己对西班牙内战的判断与解读。这种解读，事关着作者的荣誉与声望，这使得作者这本书不是一种整个战事的纵览鸟瞰，而是沉埋在其中，对作者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重点解读。事实上，带有这样文本性质的历史书，给阅读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作者显然对西班牙内战了如指掌，烂熟于胸，这必然导致没有兴趣去交待战争的来龙去脉，而是把主要笔墨放在澄清自己身上的污水这个至关重要的心中块垒处，就像《百年孤独》，开头就是一句没头没脑的只有了解作者所在国家国情的人才能明白的话，同样，在《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里，作者也是突兀地跳脱在时间的迷障里，我们不妨来看看《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开首的一句话：
“引发内战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月*翻推**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以来，双方的敌意持续稳定地不断加深，接着，由于左派联盟人*阵民**线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形势愈发严峻起来”（p3）。
这么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包括着巨大的时间跳跃，一下子从1931年跳到了1936年，而且还提及了“双方的敌意”，这“双方”是哪个“双方”？敌意是什么？“人*阵民**线”是其中的哪一方？
其实作者心里十分洞明，但对读者来说，却是一头雾水，所以，《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读起来非常艰难。即如我个人的经验，前一阵子刚刚读过美国作者斯坦利·佩恩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版），但书中的细节，已经还给了原书，这次借读《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之际，再次把斯坦利·佩恩那本书认认真真地重读了一遍，对着书中隐约其词的叙述，参照其它“西班牙内战”史料，把1931年至1936年间的共和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梳理了一遍，逐一厘清如转马灯一样上来又下去的这些领导人的政治立场，才多多少少地看清了《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开头部分一笔带过的1931年至1936年这一内战爆发前的时间段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顺提一句，更像是通俗读物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作者斯坦利·佩恩，也是《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中提及并加以引述的人物，而斯坦利·佩恩更担负着为《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作序的使命，两本书参照着阅读，能够更清晰地看清“西班牙内战”的各个旮旯与层面。
要读通《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这本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内战前与战争期间的各种政治力量成份，以及它们的诉求所在。因此，我大致罗列了一个列表，先把内战前后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的流变情况作一个大略的了解，这就像一张地图一样，只不过属于政治方位地图，不然读历史会懵懂无知。
1931年4月，*翻推**君主制，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48小时内逃亡海外（我们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像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翻推**了末代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此基础上，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第一共和国建立于1873年，仅存活两年）
第一任总统：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任期1931年12月11日——1936年4月7日（在1931年4月14日——1931年10月14日期间任过总理），后辞职（此人属于温和共和派，后被人*阵民**线赶下台）。
第二任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1936年5月11日——1939年3月1日（也担任过总理，此人总体偏软弱，无力掌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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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阿萨尼亚
总统权力有限，倒是总理一职在内战前后决定了政府的立场与行动。1935年之后、内战前后的总理名单：
波特拉：1935年12月14日——1936年2月19日，系当时总统萨莫拉的亲信
埃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1936年2月19日——1936年5月10日，结束总理一职的原因，是当了总统
奥古斯托·巴尔西亚·特雷列斯，1936年5月10日——1936年5月13日
桑迪亚戈·卡萨雷斯·基罗加，1936年5月13日——1936年7月19日，总统阿萨尼亚的亲信，拒绝向民众发放*器武**，保持左右平衡，最终失败。
马丁内斯·巴里奥，1936年7月19日，本来希望“组成一个多少有些保守的新内阁”，他的“政*党**共和联盟是人*阵民**线阵营中最温和的派别”（P55），当政后意图与叛军谈判，受到左派抗议而辞职。
何塞·希拉尔，1936年7月19日——1936年9月4日自由共和派，左倾，发放*器武**给群众，但拒绝*压镇**机器，政府有名无实。（P77）
拉尔戈·卡瓦列罗：1936年9月4日——1937年5月17日，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工人运动代表人物，主张革命，标志第三共和国成立，相当于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的一段时间。
拉尔戈·卡瓦列罗纪念像
内格林·洛佩斯，1937年5月17日——1939年4月1日。对苏联惟命是从。
可以看出，西班牙第二任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基本无所作为，任职时间较长且在内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总理卡瓦列罗及继任者内格林。
西班牙内战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共和政府这一边，几乎没有一个声名大振的知名人物，而敌对的一方，却有着鼎鼎大名的佛朗哥在那里独当一面。所以旧有的介绍西班牙内战的教科书，对共和政府一派的主要人物只是模糊其词地一笔带过，笼统地称呼为共和*党**人与社会*党**人，至于这些人具体有谁，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更像是一柄放大镜，它的焦点，撇开了人所共知的佛郎哥所在的敌对的一方，而把镜头，对准了共和政府里的各个层面，这么一放大，原来模糊不清、只知笼统集体而不知个人的西班牙政府一方，便明晰地露出了内在的层次与肌理，而1931年——1936年内战爆发的数年间发生的潮起潮落的巨大变化，便暴露出它的内在轨迹。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段时间流线上的几个节点，同时，要抓住政治派别的转换的节点。
西班牙的政治派别众多，用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奥威尔（《动物农庄》的作者）的感受来表达，就是当他来到西班牙的内战战场，才突然发现各种派别眼花缭乱，而这些派别的名称，无非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劳动工人阶级”、“无政府主义”这几个名词之间进行各取所需的排列组合，衍生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派别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到至关重要的几个节点：1931年第二共和国诞生，这是一个节点，此时，由共和*党**、社会*党**等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第二个节点，是1932年*派右**政*党**在大选中获胜，第三个节点，是1936的国会选举中，由共和*党**与社会人组成的人*阵民**线以微弱的多数获胜。三个节点轮转着下来，各方势力不得不进行重新排队，站到或左或右的一边来。对此，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有形象的表达，小说里的美丽的西班牙姑娘玛丽亚的父母都是拥护共和国的政治观点，就被右翼的长枪*党**成员杀害了，而她还被那些右翼的民防军给轮奸了，导致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海明威采取了一种道德评判的手法，简单化地把共和国这一边的人写成是有情有义、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性情怀，而右翼的民防军与长枪*党**，则采取了妖魔化的手法，把他们写成是一帮人形魔兽，这样小说里的正义与邪恶便相对简单多了。
而在《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描述的情况来看，实际情况远比海明威的小说里的立场来得更为复杂，不仅右翼行使*力暴**，左派同样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残酷手法。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的深刻性也正在这里，作者对左翼政权内部的争斗史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与描述，而对立的一方即佛朗哥所在的叛军，却在书中被推到背景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佛朗哥为首的叛军是攻城的话，那么，《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则对准的是“守城”的共和国政府。而共和国政府里面也是派系林立，但如果略作归并，实际上大致分成共和*党**人、社会*党**人与*产党共**，还有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些组织究竟有何区别？对于读者来说，只要一个名词匹配上“主义”，总是会给人一种昏天黑地之感。这几个政*党**的性质如何，他们为何会争吵不休，甚至演变为内斗？因此，在了解上面的几个节点的同时，大致了解一下这些政*党**的性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妨从斯坦利·佩恩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中摘抄一段对几个左翼政*党**的归纳：
“左翼共和*党**人对革命最悲观，只想在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基础上略做调整；（这些共和*党**，实际上相当于资产阶级政*党**，所以在内战中，他们最缺乏革命性，早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他们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就是没有政府，所以，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投入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这实际上是一种悖论，他们不需要政府，但是却为保卫一个他们认可的政府而战）；
社会主义者则意见不一。普列托派希望——至少在短期内——建立一个比左翼共和派的愿景更先进的模式（普列托属社会*党**的温和派，*共反**，中间派，最后在内战中，代表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丧钟为谁而鸣》里直接称呼他为投降派，而苏联的历史书中，也直接称呼他为投降派。海明威的思想，当时受到苏联的影响极大。）
卡瓦列罗派最初声称想建立列宁主义体系，而这个体系更明确、更极端的版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主张。（卡瓦列罗派属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主张革命，是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左倾倾向，甚至比*产党共**还要来得激进。）”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在回顾西班牙内战的产生背景时，对卡瓦列罗与普列托这两个同为社会*党**人的不同派系的主导人物，有详细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讲，卡瓦列罗是西班牙内战前期中的核心人物，是政府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被称为“西班牙的列宁”，画像到处可见。卡瓦列罗所在的一派，认为“与共和派的结盟已成往事，他们主张为了全面行使权力组成一个工人阶级联合阵线…；普列托代表的少数派考虑西班牙的现实情况，他们认为……任何与共和国及共和派的分裂都是非常危险的。”（P31）
因此，我们可以从《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提出的卡瓦列罗所代表的社会*党**人的选择脉线，可以鸟瞰到，西班牙内战的共和政府一方，其中的共和派作为资产阶级一方，最缺少革命性，而最早被自然地淘汰出局，社会*党**人的左派卡瓦列罗占了上风，注重与*产党共**合作，但当他意识到*产党共**趋势而为，意欲取代自己的时候，即书中所说的“*产党共**发起的吞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开始了”（ P205），卡瓦列罗选择了与*产党共**决裂，从而在*产党共**政治攻势面前被逼辞职了，之后，更为左倾的接近*产党共**的内格林当政，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加强与
*产党共**的合作，一直维持到内战结束。
书中对内格林的描写也最为暧昧，实际上，内格林走上与*产党共**合作的道路，并不代表他就是*产党共**，只不过在那种以枪杆子说话的情况下，内格林不得不与唯一支持、维护共和政府政权的*产党共**进行合作，因为*产党共**的纪律性与组织性，在战争状态下最有效率，最有可能力挽狂澜，而这背后还有支持这一组织的苏联政府。内格林选择倾向*产党共**，正是在外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从《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梳理出的思路来看，整个共和国政府在内战中，就是一个不断左倾的过程，从中左的共和派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P261）到社会主义*党**代表的更左的*党**派，再到最终挑起抵抗佛朗哥叛军大梁的*产党共**，整个西班牙共和政府有被*产党共**接管之可能，而微妙的是，西班牙*产党共**及共产国际及背后的支持方苏联却尽力掩饰他们的意图，这就是《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作者在书中一章的标题中所说的“将革命伪装起来”。这本书的深度就在这里，它把西班牙内战放在二战前风云诡谲的国际大势面前，层层剥茧地分析这种“伪装”的背景原因所在。
作者从二战全景角度分析道：“绝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内心担忧：……纳粹政权的垮台将使欧洲布尔什维化。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另外几次左右了欧洲形势的重大事件所采取的政策的根源正是这种担忧。”（P170）也就是说，英法的绥靖政策，是想让纳粹的祸水东移，祸害苏联，而斯大林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危险，所以，他在支持西班牙政府的时候，一直巧妙地掩盖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渐渐地演变为*产党共**领导的性质，而依然“伪装”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P140），“他企图通过曲解西班牙革命的性质诱使西方民主国家放弃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进而在西班牙与德国对抗”（P278），其目的就是让西班牙共和国依然在性质上与英法欧洲列强有着同样的属性，意思是说你能看着西班牙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跌入危境而见死不救吗？如果英法卷入到西班牙内战，就能够分担苏联的压力。“但英法两国的权势人物将德国视为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并且不愿卷入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因为只有苏联可能从中受益。”（P274）
因此，作者在书中就是撕开“伪装”，澄清“曲解”，把西班牙内战直接表现为由苏联政府幕后操纵的一场出于谋取自己利益、转移祸水东移、引诱西方民主国家上钩的局部战争，但是，西方国家没有上钩，斯大林的阴谋没有得逞，最终，斯大林考虑了这种内战可能引发的与德国的直接冲突，而放弃了对政府军一方的支持，而导致了西班牙内战的失败。实际上，从书中的叙述来看，*产党共**逐渐主导了国内的战争局面，这也是共和政府怯懦无能、组织不力、悲观消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产党共**凭借着自己的纪律性与勇敢无畏精神，取代不作为的其它左翼*党**派也是危难面前的一种自然的物竞天择，作者一味地把这一种局面的生成，归咎于苏联政府的操纵，让西班牙内战变成了一场等同于苏联幕后操纵的流血事件，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作者的这种立场，必然会受到同样是研究西班牙战争的同行的指责。在这里，我们就必须看看作者博洛滕的立场是什么了。
可以说，一种观点操持什么样的结论，与作者的立场有关。那么，什么是博洛滕的立场呢？我们上面说过，《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更像是作者的一本辩解之书，在书中，他在很多地方都针对了论敌加在他的头上的不光彩的帽子进行辩解，其中，他提到一位“在左派控制区采访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营造者赫伯特·L·马修斯”，称“在他的最后一部研究西班牙的著作《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中就把自己称为“站在佛朗哥一方的前合众社伯内特·博洛滕”，对此，博洛滕甚是耿耿于怀。在书中，博洛滕为自己辩解道：“实际上我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起一直站在左派一方” （P344）。不管作者的辩解如何，在《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佛朗哥政权所乐于接受的，这正是同样是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学者要把博洛滕定位到叛军将领一方的原因所在。
当然，从《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提供的事实中，可以看到，西班牙尽管称得上是欧洲的大国，但是当国家分裂成四分五裂的派别的时候，便成为其它列强插手交锋的绞肉平台，而这种命运正是二战中的热战及之后的冷战中类似模式的共同遭遇。一直到今天，中东乱局，背后细看，仍是当年冷战遗痕在隐约发挥着操纵作用。派别之争，最终还是取舍于幕后支持力量的功利目的。因此，任何情况下，如何防止一个社会的思想分裂、维护的一种统一的意志是避免无畏的喋血的首项选择。西班牙内战虽然已经远去，但它的模式一再在世界格局中重演克隆，它的伤痛远没有结束，而这种痛，在《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出版的年代，因为冷战还没有结束，还不可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更为高远的反思，而今天，我们必须从西班牙内战中看到更为深刻的国家发展与稳定的至关重要的经验与戒律，从小处看，是维护国家的稳定，从大处看，是保持世界大局的和平主旋，由此可以说《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作为一份集纳了丰富资料的历史陈述汇集，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不断反思与探讨的原始素材，更细致地看到历史格局与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