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原典的研读。过去要求学子背诵“五经”、《四书》，这种背诵，可以说是重视经典原著的极端形式。上个世纪后期，我们的教育不再重视原典的阅读，而是学习苏联，于是，中小学的语文课上充斥着烦琐的讲解，而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或断代史、专史)的模式。学生们主要的精力用于学这些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而不是原著。教师讲这些，学生听这些，考试也考这些。
这些确实是受到苏联的影响。
可是，苏联自己并不简单地是这样。
苏联固然讲这些通论、概论，但是，苏联的基础教育对阅读量有很高的要求。有研究者指出，苏联语言文学课的分量重得令人难以置信：苏联的基础教育一般是十一年制，而在这十一年中，学生所阅读的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可以相当于我们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作品选”，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两门课程，除此之外，高年级还要开设“俄罗斯文学史” 和写作课。这样的母语课程的开设，当然可以想象，俄罗斯民族整体的文化素养之高了。可以说，我们大学里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们，对自己母体文化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俄罗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这里还有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所讲到的这一普通中学学生的阅读情况。
苏霍姆林斯基说，他要求学生阅读下列的书籍：
《伊戈尔王子远征记》；卢斯达维里的《虎皮骑士》；《萨逊的大卫》（亚美尼亚史诗）；乌克兰人民杜梅叙事诗；《卡列维波艾格》（爱沙尼亚史诗）；冯维辛的《纨绔少年》；拉季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茹科夫斯基的《斯薇特兰娜》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青铜骑士》、《波尔塔瓦》、《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抒情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柯尔卓夫的《诗歌集》；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死魂灵》、《彼得堡的故事》；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贵族之家》、《春汛》、《猎人日记》；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赫尔岑的《谁之罪》；涅克拉索夫的《在俄国谁能生活得好》、《铁路》、抒情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戈罗夫略夫的一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以及他编写的故事；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丘特契夫的抒情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伊凡•伊里奇的死》；舍甫琴科的《弹唱员》；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姊妹》、《万尼亚舅舅》、《草原》、《在峡谷里》、《六号病室》；柯罗连科的《盲乐师》、《森林在喧闹》；尼扎米的《列绮丽和梅季农》；那沃依的《法哈德和希林》；弗兰柯的《波里斯拉夫在笑》；扬！莱尼斯的《吹吧，微风》；列霞•乌克兰卡的《森林之歌》；科初宾斯基的《海市蜃楼》；艾尼的《贫农》；高尔基的《在底层》、《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集；谢尔盖•叶塞宁的诗集；库普林的《莫洛赫》、《决斗》；穆萨•扎里尔的《我的诗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阿埃利塔》；拉齐斯的《渔夫之子》、《狂风暴雨》；普利施文的《人间之春》；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马雅可夫斯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好》；奥瓦涅斯•图马尼扬的诗集；冈察尔的《旗手》；考涅楚克的《舰队的毁灭》；雅库布•柯拉斯的《在十字路口》；马卡连科的《教育诗篇》；诺维科夫—普列保依的《对马岛》；谢尔盖耶夫—青斯基的《塞瓦斯托波尔激战》；鲍里斯•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苏列依曼•斯塔尔斯基的诗集；江布尔•扎巴耶夫的诗集；加拉克季昂•塔比泽的诗集；盖达尔的《远方国家》、《天蓝色的碗》、《鼓手的命运》；革拉特珂夫的《童年故事》；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奥勃鲁契夫的《普鲁托尼亚》；叶夫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别里雅耶夫的《跳入虚无之中》；弗拉德科的《宇宙寻求金羊毛的勇士》；别尔戈利茨的《昼星》；邦达列夫的《静》；尼林的《残忍》；索洛乌辛的《弗拉基米尔村庄》；田德里亚科夫的《不受欢迎的人》；阿尔布佐夫的《塔尼娅》；苏穆勒的《冰书》；阿里盖尔的《卓娅》；阿谢耶夫的《蓝色的骠骑兵》；马尔增克亚维丘斯的《血与灰》；麦热莱季斯的《人》。
还有：
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阿斯齐洛士的《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阿里斯托芬的《骑士》；《罗摩衍那》（古印度叙事诗）；《罗兰歌》（中世纪法国叙事长诗）；《尼泊龙琪歌》（德国古代史诗）；《卡列瓦拉》（芬兰民族史诗）；《伊达》（冰岛史诗）；爱尔兰史诗；菲尔岛西的《夏赫纳迈》；但丁的《神曲》；贝迪耶的《特里斯当和依塞特》；拉伯雷的《加尔甘丘与潘塔格柳埃利》；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集》；莱新的《艾密蕾•加洛蒂》；洛普•德•维加的《羊泉》；高乃依的《西得》；拉芳登的寓言集；莫里哀的《伪君子》、《悭吝人》、《贵人迷》；密尔敦的《失乐园》、《复乐园》；狄孚的《鲁滨逊漂流记》；史惠夫特的《格里佛游记》；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威廉•退尔》、《华伦斯坦》；乔治•桑的《安东先生的罪孽》；伯兰热的《歌曲集》；华特•司各特的《艾凡赫》、《昆廷•达沃德》；拜伦的《恰倚尔德•加罗利德》、《犀牛的囚徒》、《唐•璜》；雨果的《被排斥的人们》、《巴黎圣母院》、《笑面人》、《海上劳工》；斯汤达的《红与黑》、《巴玛修道院》；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集；维尔特的诗集。巴尔扎克的《高布赛克》、《戈里奥的父亲》、《鲨革》、《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沙克莱的《名利场》；密茨凯维支的《塔杜施先生》；海涅的《歌集》、《德国》；易卜生的《白朗特》、《玩偶之家》、《培尔•金特》；梅切尔林克的《蓝鸟》；裴多菲的《勇士亚诺什》；查理•德•考斯脱的《蒂勒•乌伦什皮格勒》；伊拉塞克的《古代捷克传说》；艾米涅斯库的《皇帝与无产者》；福楼拜尔的《感情的教育》、《包法利夫人》；艾仁•修的《流浪的犹太人》；基诺西特•劳埃的《火柱》；左拉的《牙月》、《崩溃》；莫泊桑的《她的一生》、《俊友》、《菲菲小姐》；都德的《达拉斯贡的达达兰》；格克托尔•马洛的《无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安徒生的童话；俾切•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华尔特•惠特曼的诗集；库柏的《金丝桃》、《蹑迹追踪野兽的人》、《最后的莫希干人》、《拓荒者》、《高草原》；麦因•李德的《无头骑士》、《老练的小航海家》；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岁的船长》、《水下八万公里》、《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史蒂文森的《宝岛》；克努特•哈姆生的《盘》、《胜利女神》；威尔斯的《宇宙的斗争》；查理•彼罗的童话集；格林兄弟的童话集；威廉•豪夫的童话集；霍夫蔓的童话集；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的《沉船》；鲁迅的《阿Q正传》；伏尼契的《牛虻》；朗弗罗的《哈雅瓦特之歌》；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亨利•曼的《臣属》；法朗士的《企鹅岛》；托马斯曼的《布敦卜鲁克家族》；高尔斯华绥的《弗赛特家族纪事》；尼克索的《赤色分子莫尔顿》、《季捷——人的孩子》；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北方的奥蒂塞》；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科拉•布勒农》；巴比赛的《火》；肖洛姆•阿莱赫姆的《游星》；加雪克的《好兵帅克》；查佩克的《母亲》、《与蝾螈的战争》；普伊曼诺娃的《玩火》；孚希特万格的《奥本海姆家族》、《儿子们》、《犹太战争》；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长在》；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卓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路易•阿拉贡的《加布里埃尔•别里的故事》；巴勃罗•聂鲁达的诗集；尼古拉斯•吉利恩的诗集；约翰尼斯•贝希尔的诗集；霍斯罗夫•鲁兹别赫的《托付、给风暴的心》；诺利的《维尔涅尔•霍利特的奇遇》；尤利安•杜维姆的诗集；列昂•克鲁奇科夫斯基的《德国人》；勃•勃列赫特的《来自谢祖安的善良人》；列马尔克的《三个同志》；埃克久佩里的《人民的土地》；科尔杜埃尔的《来自乔治亚的孩子》；斯坦贝克的《我们不安的冬天》；赛林格的《悬崖上的黑麦田里》。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们的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在青少年时期读完这些书。”
上面列举的书目中，有俄罗斯及苏联的文学作品１１３部，世界文学作品１４９部。共有262部。
我们今天的基础语文教育和大学的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读书太少，所谓学习，主要是听老师讲《概论》、《通论》之类的课，记笔记，背笔记。我们说，这是受了苏联课程体系的影响。这倒也对，但只是对了一半，因为苏联还有一个特点，即他们对文学原著阅读是非常重视的，而这一点，我们并没有“拿来”。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拒绝别人的东西。问题是，当人家的东西有好有差，可供我们选择时，我们常常是拣差的“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