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 原载台湾《编译论丛》 2013年第 1 期
转自：翻译学研究
作者简介
汪宝荣 ，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曾为英国伦敦大学、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有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翻译史等。
内容摘要
英国学者蓝诗玲是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学英译舞台上的著名汉学家之一，著译等身，其译作尤以2009年出版的鲁迅小说全译本最受关注。本访谈聚焦蓝诗玲翻译鲁迅小说的过程、遵循的原则及蓝译本的出版、销售、评论、接受等，兼及她翻译的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品。此外，访谈双方还对鲁迅小说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莱尔译本的准确性和流畅性、语言与风格特点及传播接受效果等进行了探讨。最后，就蓝诗玲针对某些翻译难题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做了具体深入的讨论。本访谈涉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当今西方文学生产场域中的地位及其传播接受以及蓝诗玲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及其做出的决策和选择，虽是个案，一定程度上也揭示、指出了中国文学在西方翻译、出版、传播和接受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过去和未来，问题与对策。
蓝诗玲（Julia Lovell，1975～），剑桥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现为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历史系教授（reader）。在学术研究之余，蓝诗玲积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主要译作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2003），朱文的短篇小说集《我爱美元》（2006）、《媒人、学徒与足球迷》（2013），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2008），薛欣然的《*葬天**》（2005，合译），张爱玲的《色，戒》（2007，合译）。
2009年11月，企鹅出版社推出蓝诗玲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收入“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 Classics）。蓝译囊括鲁迅小说34篇（含文言小说《怀旧》），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文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下称“杨译”）（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 Call to Arms and Wandering, 1981；Old Tales Retold, 1961），涵盖《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却独独遗漏了《怀旧》。美国学者莱尔（William Lyell）的译本（下称“莱译”）（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1990），囊括《呐喊》、《彷徨》中的全部作品及《怀旧》，但未收《故事新编》。在世界更多关注中国的今天，蓝译的出版具有特别的意义。美国汉学家华志坚指出，当今，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外界应更多了解其文化成就；鲁迅小说“为外国读者破译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提供了线索”，因而是必读的。1
鲁迅小说关涉特定的中国历史背景，加之中西语言文化间的巨大鸿沟，想把它们译成优雅的当代英文，使英文读者能轻松读懂，绝非易事。同时，蓝诗玲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超越质量上乘、拥有大量读者的杨译和莱译。前者以“准确、通顺”著称，后者则以创造性再现鲁迅“文白夹杂”的风格及提供详尽的背景知识见长。2从有关书评看，蓝译获得了认可和好评。英国汉学家吴芳思指出，他眷念准确、优雅的杨译，但在比较蓝译和杨译后却欣喜地发现“两者同大于异”；“总体上，蓝诗玲译得不赖（a fine job），我们必须相信鲁迅会拥有一个新的读者群。”3华志坚认为，在现有英译本中，“蓝译可说是最可读易懂的”，“为鲁迅享誉于华文世界之外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机会。”4
蓝译甫问世，即引起多方热切关注，除李梓新见刊的专访文章，网络上还可见两篇访谈录。52010年春，我在香港大学着手撰写博士论文《鲁迅小说英译史》，计划为蓝译专辟一章，因而觉得有必要访谈她。适逢港大资助我赴伦敦大学短期访学，促成了计划中的访谈。访谈以英文进行，时间在2010年6月9日中午，地点在伯克贝克学院蓝的办公室，持续80分钟左右。我事先征得蓝诗玲的同意，对访谈做了全程录音，事后整理出文稿，英文誊稿经蓝亲自审订。以下是本次访谈的中文版本，全文由我翻译。
1 翻译出版缘起
汪：这次翻译鲁迅小说，是你自己想做还是企鹅出版社请你做？
蓝：两者兼而有之吧。我个人觉得这件事很值得做，而企鹅很愿意把一些现代中国名家名作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出版，问我想不想翻译鲁迅小说。当时我想是重译鲁迅小说的时候了，因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经典作家。于是我就同意了。
汪：你跟企鹅出版社关系不错？之前你有没有为企鹅翻译过什么作品？
蓝：之前我跟企鹅并不熟，也没有直接为他们译过东西。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朱文的《我爱美元》，后来企鹅买下了这部书平装本的版权，我和企鹅出版社就慢慢熟悉起来了。6
汪：你为什么接受企鹅的约请？是因为你读大学时读过鲁迅小说吗？当时你读了几篇？
蓝：只读了4-5篇。我记得是《明天》、《药》、《阿Q正传》和《孔乙己》。
汪：怪不得你说自己最喜欢这几篇。7
蓝：也许吧，我觉得这几篇很有震撼力。
汪：那时读鲁迅小说你觉得容易吗？
蓝：哦，很难。
汪：你是借助英译本读的吗？
蓝：不是的。我借助的是一本很有用的书，那是刘殿爵（D. C. Lau）编的《鲁迅小说集词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书的一面是鲁迅小说原文，另一面列出疑难词汇，配有注音和释义。
汪：你认为自己是鲁迅研究专家吗？
蓝：我不是。有人穷其一生研究鲁迅。我当然不是鲁迅研究专家，但我很喜欢鲁迅的作品，读过很多研究鲁迅的书。
汪：鲁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作家，你觉得他的小说应该交给一位鲁迅研究专家翻译吗？
蓝：我想任何一个懂中文、有文学鉴赏力、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能翻译鲁迅的作品。出版商约我翻译鲁迅小说，我很喜欢做。每个译者翻译时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鲁迅走向更多的读者。
汪：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是鲁迅研究专家，你的译本就不能走向广大读者？
蓝：翻译是个体行为，不同的译者会采用不同的手法。鲁迅研究专家知道很多有关作者和故事的细节，因此能够译得很出色。但我想无论哪一种译者都能译好鲁迅小说，因为译者要对原文、译文读者及出版商负责，无论你是专家译者还是非专家译者，都有一大堆要求等着你。
汪：你事先想过翻译鲁迅小说的难度吗？
蓝：我知道会很难。后来，整个工程比我预计的耗时更长，因为企鹅想出版一本有特色的书。起初我只想翻译鲁迅的部分小说，但出版商觉得如果能翻译、出版鲁迅小说全*会集**更有意思。最初跟出版商洽谈时我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一本书，不过书出版后我很开心，因为把鲁迅小说全部译出，并且收录在一本书里整体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汪：先前的鲁迅作品英译本（尤其杨译、莱译）还在坊间流通，为什么企鹅出版社决定推出新译本？
蓝：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语言在变，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也与时俱进，因此有时重译是很重要的。当然，原有的鲁迅小说英译本都很好，它们是我翻译时参考的好榜样。二是出版商打算把现代中国名家名作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出版。企鹅很有影响力，这个文库的市场销路不错。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道这个文库，买书时会受到文库选目的影响。但此前的鲁迅小说英译本要么由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要么由西方的学术出版社推出，难以触及普通读者群。
汪：你说的是普通英文读者？
蓝：对，就是那些不知鲁迅是谁的读者。如果你在学中国文学，知道鲁迅这个人，听过他的名字，就会找来他的作品的译文看。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想读点中国小说的普通读者，就不会知道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莱译的出版者）或中国的外文出版社（杨译的出版者）。这次把鲁迅小说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出版，中国文学就能进入西方书市的主流销售渠道。
汪：企鹅出版社预期这本书会有好的销路吗？
蓝：我真的不清楚，我也没有什么预期，我想这很难预测。你得去问出版商。
汪：你的译本主要针对哪些读者？
蓝：对鲁迅感兴趣的英国、美国和澳洲的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
汪：这些读者把鲁迅小说当作社会历史文献还是文学作品来读？
蓝：人们捧读一部文学作品，都想对成书的那个历史时期有更多了解，这很自然。
汪：你是说西方读者更感兴趣的是鲁迅小说能告知他们一段中国的历史（即清末民初）？
蓝：某些程度上是这样。但这个问题你得去问读者，因为你不能预测人们想从鲁迅小说里读出什么来。有的读者尽管在英国长大，但他们的生活经历比较特殊，会发现自己的家庭背景和鲁迅的有些相似，所以会被鲁迅吸引。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偏好各异，不能一概而论。
汪：这本书2009年11月份出版后销售情况怎么样？
蓝：我想卖得不错。书卖得比预期的好，让出版商很吃惊！
汪：你收到过读者对你的译文的反应吗？
蓝：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读者对译文的抱怨。
2 翻译过程回顾
汪：整个翻译工作花了你多长时间？
蓝：前后加起来大约六个月密集的艰苦工作，但差不多一年半后才交稿，因为当时我有很多别的事要做。
汪：六个月？这么快？你是不是为此请了学术长假？
蓝：是的，当时我在写一本书。8
汪：你真是一个研究和翻译快手！这两件事不冲突吗？
蓝：时间上当然会有冲突，但没法子啊！译作不算研究成果，所以我得边做翻译边做研究。
汪：以前你翻译过鲁迅小说吗？
蓝：没有，这次我是从零开始的。
汪：企鹅有没有定下交稿期限？
蓝：有的，但后来出版商允许我延期，因为我想请我的一位老师校阅译稿，比照原文看看我有没有译错。我请的是杜博妮教授（Bonnie McDougall）。她的校阅和润色棒极了，我对她很感激。
汪：翻译时你享有绝对自由吗？出版社或其它机构或个人有没有干涉你对翻译原则或策略的选择？
蓝：我有完全的自由。
汪：你交译稿后，出版社有没有找人修润？
蓝：他们找了一位名叫Sarah Coward的文字编辑（copyeditor），她主要负责看稿和提出格式、版面方面的改进意见。如果她发现译稿中某个地方的英文不够优美雅致（elegant），也会提出改进建议。
汪：她对照原文看译稿吗？
蓝：那是杜博妮的事。我还请我的两个中国朋友邱于芸（Vicki Yu-yun Chiu）和孙赛茵对照原文校阅我的译稿。
汪：这么说出版社没有试图改动你的译文？
蓝：我的文字编辑很出色，帮我做了很多事：仔细校稿以保证译文风格前后一致，发现译文读起来不顺也会提出建议。
汪：但文字编辑不会关心译文是不是忠于原文，对吗？
蓝：不会。她不懂中文，所以不知道译文是不是忠于原文。
汪：在翻译鲁迅作品之前你译过朱文、韩少功和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你发觉鲁迅的文字和这些当代作家有何不同？
蓝：当然不一样。鲁迅在20世纪20-30年代写小说，朱文等人的作品则写于90年代或2000年后。成书时间不同，语言差别自然很大。鲁迅的文字有点“半白半文”的味道，我是说白话文里面掺杂了一些文言。
汪：翻译鲁迅小说你感觉有压力吗？
蓝：压力挺大的，因为不少人翻过他的小说，人们会拿我的译文跟以前的译本比较。另外，鲁迅太有名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解鲁迅。朱文或韩少功则不然，我是最早关注他们的译者之一，因此人们可以拿来比较的译本几乎没有。
汪：翻译鲁迅小说时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蓝：困难可以说俯拾皆是，特别是把中文译成英文。历史上，这两种文化各自演进，互不相干，语言方面也相去甚远。我发现最棘手的是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各种文学和历史典故。译者须借助灵活变通的手法，才能让读者明白它们的含义。
汪：你在理解原文方面有没有遇到困难？
蓝：当然有，但我可以请教很多中国朋友。
汪：你有没有查阅参考书？
蓝：查的，有时以前的译本也能帮我。
汪：为什么你翻译时用的底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而不是2005年的新版《鲁迅全集》？
蓝：我问了杜博妮，她说1981年版《鲁迅全集》很好，纠正了旧版中的一些错误。同时，这个版本容易弄到，我想够用就行了。
汪：读原文时遇到歧义或不确定的地方，你是不是依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
蓝：是的。不过有时我也参照了2005年版《鲁迅全集》。孙赛茵专门拿我的译文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读，看看内容上有没有出入，但这种情况很少见。问题不在底本，而在我对原文的理解。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帮助。
汪：除了底本，你是不是还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或直觉？
蓝：都有，但我从不瞎猜。一旦发现自己在乱猜，我就向朋友求助。
汪：但是人们的知识结构和阅读期待不同，对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
蓝：确实如此。碰到疑难点，我会听取两三种意见，然后自己做决定。
汪：杨宪益曾指出，鲁迅作品“比较遵守语法规则，较易翻译。”戴乃迭也喜欢译鲁迅的文字，认为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品“不太合乎语法，喜欢拐弯抹角”，因此他们翻译时不得不删削一些句子。9你是不是有同感？
蓝：翻译朱文、韩少功和阎连科等人的作品时，我觉得比较自由。因为作者都还在世，我可以直接问他们：“我觉得原文这儿用英文表达须自由点，因为直译行不通。我能用一个字面上不很忠实但紧贴原文精神的法子吗？”他们说：“当然可以，翻译本身是一种再创造。”至于鲁迅，我不敢这样做，因为担心读者会有意见。再说，鲁迅早就去世了，我没法当面问他：“鲁迅先生，请问我可以改动您的文字吗？”
汪：你在书的“致谢”中说，“参阅鲁迅小说的先前译本，特别是杨译和莱译，使我获益甚多”（p. vii）。你有没有参考其它译本？
蓝：没有。我觉得参考两个译本足够了。我翻译朱文、韩少功等人的作品时，可供参考的译本一个都没有。
汪：20世纪30年代，王际真用流畅的美国英语翻译了10余篇鲁迅小说，后来以《鲁迅选集》（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1941）为书名结集出版。卜立德认为，王际真追求译文的通顺，因而“习惯性地删略和重组句子”。1 0 我发觉你的翻译路子和他的有些相似。你有没有参考王译？
蓝：没有。这个译本我听说过，但没有读过。
汪：杨译和莱译在哪些方面对你有帮助？
蓝：主要在原文的语言方面，有些地方我理解不透彻，它们能帮我弄明白。同时，看别人怎么译，不仅有趣，还能激发我的灵感。我的翻译路子跟他们的稍有不同，不过读别人的译文真的很有趣。
汪：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是不是先读原文，在脑子里形成译文，把它写下来，然后让朋友提建议或直接修改你的译稿？
蓝：我先译出初稿，然后润色，直到我觉得英文够优美雅致了才罢手。至于原文中那些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会参考以前的译本，也请朋友帮忙。
汪：你是说翻译时你并不参看杨译或莱译？
蓝：当然不！那样做的话会受别人翻译风格的影响，太危险了！除非某个语言点我搞不懂，才会去参考前人的译文。
3 翻译策略反思
汪：你在“译文说明”指出，你试图“在总体上不牺牲语言准确性的前提下提升译文的通顺性”（p. xliv）。但在翻译决策过程中，准确与通顺往往互相冲突，使译者左右为难。你在翻译时偏重哪一方面？
蓝：两者对我来说同等重要。
汪：你还提到“稍稍简化了原文中的几行文字”（p. xlv）。这不是违背了准确原则吗？
蓝：这样处理的地方只有两三处，如《阿Q正传》的“序”。我是迫不得已，因为原文中有些典故和引文过于专门，需要很长的脚注才能解释清楚。除这种情况外，我尽量忠于原文。
汪：你刚才说你发觉文学、历史典故和引文最难翻译，你是怎么处理的？
蓝：一般情况下译者应该把这些内容解释给读者，但须灵活变通。我不太喜欢在译文中用脚注。如果我发觉英文读者读到某处时需要注释的帮助，就在正文中直接插入一些解释性文字（即文内注释），我认为这样会让英文读者的阅读体验接近中文读者。中文读者无须解释，就知道典故或引文的含义；英文读者则需要注释的帮助，但他们在阅读时一般不愿意把书翻到后面去看尾注，甚至不想去看脚注。但只有在相对不露痕迹的前提下我才用文内注释。如果某个典故或引文过于复杂，就需要文外注释。幸运的是，“企鹅经典文库”鼓励译者用尾注。因此，如果我想为某个典故或引文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就会用尾注。
汪：美国学者邓腾克指出，莱译提供的大量脚注使鲁迅小说散发出一种“学术气息”，几乎成为“社会历史文献”。1 1你处理原文蕴含的背景知识的手法是不是与莱译相反？
蓝：不全是。我知道有时背景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我想让读者觉得他们可以把鲁迅小说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且无须研究中国很多年也能读懂鲁迅小说。
汪：你是想让读者享受阅读？
蓝：是的。我希望我的译本对鲁迅研究者有用，但我更希望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阅读。
汪：英国汉学家霍克思说过，“读一本注释堆砌的小说，宛如戴着脚镣打网球”。1 2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蓝：我认为原则上译者需要给读者自由。有的读者想把鲁迅小说当作文学作品而不是社会历史文献读，他们就有权利那样去读。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尾注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如果读者真想了解背景知识，自然会去看书末的尾注。
汪：学界公认，鲁迅在小说中喜用、惯用方言。你懂绍兴方言吗？你认为文学方言（literary dialect）值得译者特别关注吗？
蓝：我不懂绍兴方言，而且决定不把方言带进我的译文里。1 3我认为方言很难翻译，因为它是最自然、最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在译入语里找不到对等（equivalent）的表达方式。方言是独特的，处理方言时译者有多种选择，包括用一种英语方言（如威尔士语或伦敦土话）对译。但我认为那样做问题很大，因为英文读者会以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来自伦敦、威尔士或约克郡。我认为翻译方言得借助语域（register），那样可以向读者暗示这些人是乡下人，不是城里人。
汪：这么说大多数译者倾向于把方言译成标准语？
蓝：不一定，但有时我喜欢这样做。翻译《马桥词典》的情形则很特别：对于原文中的湖南方言，我严格按字面翻译；但文本主体还是译成了标准英语。总之，我觉得方言对译很难做，而且有风险，因此我不喜欢那样做。
汪：你说的是方言翻译的技巧层面，不过我认为有时问题出在译者不知道作者用了方言。
蓝：我不是绍兴人，鲁迅使用的绍兴方言我不可能都知道。但是，每个人都能从书中读出他们能读出的东西，这个译本就是我个人阅读鲁迅的结果。另一个译者可能会采用与我完全不同的译法。因此，我只能把一个我所理解的鲁迅呈现给读者。
汪：如果鲁迅用方言别有用意（很多情况下是这样），我觉得可能的话译文应该告知读者鲁迅是在有意使用方言。
蓝：这取决于读者。别忘了我的书主要是给普通英文读者看的。在国外，中国文学处于边缘地位，很难找到读者，很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却并不了解这一点。我的真正目的是让英语读者拥有一本流畅且比较好懂的书！我希望自己的译本成为权威版本，但我不想用太多的脚注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中国，但也可以当作故事来读，这就是我的初衷。译者的侧重点不同，译法自然不同；我的侧重点决定了我不会把方言带进译文里。当然我知道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汪：你是说译者的背景会影响他们对方言翻译策略的选择？
蓝：是的。假如我是绍兴人，对家乡心怀依恋，侧重点就会不一样，我会关注鲁迅小说中的绍兴文化。
4 杨译 与 莱译比较
汪：杨译和莱译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你如何评价？
蓝：我认为它们都是很好的译作。
汪：但它们各具特点，不是吗？
蓝：是的。我觉得莱尔偏重译文的口语化（colloquial），而杨氏夫妇的译笔及他们的英文古典味（classical）稍浓一些。不过，译作是译者个人努力的成果，总会留下译者创造性的印记。
汪：你喜欢哪个译本？
蓝：我都喜欢，但有的小说我觉得杨译较好，有的莱译稍佳，两者各有千秋。
汪：“有的小说”？你能举例细述吗？
蓝：我记不住了。嗯，或许总体而言我喜欢杨译稍多一点。
汪：在准确和流畅方面你怎么看这两个译本？
蓝：我没有拿它们跟原文核对，但我相信它们都是非常准确的。
汪：邓腾克指出，长久以来，美国读者为杨译本“既生硬又拘谨”（stiff and formal）的英式英语感到遗憾。1 4对此你怎么看？
蓝：这我可说不准，因为阅读是一种主观感受。再说，我对杨译太熟悉了，难以做出客观的评价。
汪：你对杨译的“主观感受”怎样？
蓝：我觉得杨译读起来仍然很不错。
汪：但你刚刚提到杨译有点“古典味”。
蓝：相对于莱译而言是这样。
汪：跟你的翻译风格相比又如何？
蓝：我想大概我跟杨氏遵循的语言原则很相似。我的翻译风格比较接近杨译，而不是莱译。
汪：在我看来，今天的读者可能会发觉杨译读起来有点生硬，但杨译是目前为止最贴近原作意义和形式的译本。对杨氏夫妇来说，准确一般不成问题，而且他们注重再现鲁迅简练、紧凑、犀利的行文风格。你认为译者应该保留原作的风格吗？
蓝：译者当然要忠于原文的语气（tone），那是风格的一部分。
汪：你认为鲁迅的风格是什么？
蓝：我想可用一个词概括：愤怒。
汪：“愤怒”？但愤怒是一种情感，不属于风格的范畴。
蓝：那是一种有节制的愤怒。鲁迅作品给读者的第一感触是他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作家。
汪：你知道杨译有几个版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版，到2002年外文出版社推出汉英对照版，历经多次修订和增译，因此不同版本的译文有所不同。为什么你参考的是他们翻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1956-1960），而不是较新的版本？
蓝：我手头刚好有这套书。
汪：可是第一卷只收录了选自《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18篇小说。
蓝：我不需要参考所有小说的先前译文，只有在遇到语言理解难点时我才看。我还参考了杨氏夫妇翻译的单行本Old Tales Retold（1961）。
汪：这是迄今为止《故事新编》唯一的英文全译本。我发现很少有人翻译这个集子里面的作品，你认为原因何在？
蓝：可能因为这个集子里面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吧：有的写得很不错，有的则不太好。鲁迅自己也在这本集子的“序言”中说：“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再者，《故事新编》引用了很多政治话语，难讨西方读者的好。因此，在西方读者看来，有的故事很成功，有的则不太成功。
汪：莱译提供大量脚注，用以解释中国文化知识、作品和作者的背景、文学和历史典故等。莱尔相信这样可以吸引那些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读者，但这些脚注为鲁迅小说平添了一种学术味，读起来相当费力。你认为他这样做真的可以赢取更多的读者吗？
蓝：这取决于读者。至少我认识的很多人读文学作品时不喜欢老是去看脚注。莱译提供的脚注有的非常长（如《祝福》首页上的那条），简直会吓坏读者！这条脚注在暗示读者：除非你了解脚注涉及的中国文化知识，否则你就不能理解或欣赏这篇小说。我认为鲁迅小说未必需要如此冗长的脚注，因为我觉得鲁迅是一个普世作家（universal writer）。不过，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做法，我不想妄加批评。我认为莱尔用心良苦，而且他的译文对读者很有帮助，因此我钦佩他做出的努力。
5 蓝译实例 的 讨论与商榷
汪：鲁迅以文字“简洁洗练”著称，但仔细拜读你的译作后，我发觉你比较喜欢用大词，翻译风格有些华丽（flowery）。你同意我的这种观感吗？
蓝：我不知道，我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但我想这是英文文风演进的大势所趋。
汪：我还发觉有时你和王际真一样喜欢压缩或重组句子。例如，《祝福》中有这样一句：“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你的译文“Another snowy winter’s night fell early over the town”（p. 166），不仅删去“冬季日短”这层意思，而且“冬季”、“雪天”、“夜色”这三个原本分开的意象，被合并成了一个短语：“Another snowy winter’s night”。当然，译文非常流畅，读起来很棒。我们来看杨译：“Winter days are short, and because it was snowing darkness had already enveloped the whole town”（1981, p. 158）。相比之下，杨译确实有点拘谨，但我认为杨译更加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
蓝：是啊，但译文有没有准确再现原作的风格，对普通英文读者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原文，他们不是因为鲁迅的中文而喜欢他的小说，也没有理由喜欢他的原作的风格。我认为，重要的是，你得让他们相信鲁迅小说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universal power），而且可以译成英文。另一方面，我译过几位当代中国作家的小说，我发现自己的译文总比原文短一些，不像原文那么啰嗦，而且一般情况下英译文越短越好。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行文往往冗长拖沓，要想译成优美可读的英文，就得把原文处理得更加经济俭省（economical）。
汪：可是这个句子本身短小简练得很，颇有文言文的余韵，而你仍然作了压缩处理。
蓝：是的，有一点吧。
汪：你以《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篇首为例，指出“在鲁迅用文言文与白话文构成文体对照的那些段落，我有意使自己的翻译风格变得夸张做作（stilted），不那么自然舒服（comfortable）。”1 5但这种细心周到的做法你好像没有贯彻始终。例如，《弟兄》中的汪月生故作高深，用了不少文言典故，如“兄弟怡怡”（语出《论语‧子路》）、“鹡鸰在原”（语出《诗经‧小雅》）、“杳如黄鹤”、“五体投地”。对这些古雅的词语你要么改译，要么删去。你怎么解释？
蓝：它们在当代中文中也在用，而且中英文对习语和谚语的接受程度不同。上面这些习语用在中文中，人们一般可以接受，但如果用在英文中，听起来会相当陈腐、不自然。我读过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 Mao）合译的钱钟书小说《围城》（Fortress Besieged, 1979），里面的很多成语先是直译，然后用脚注解释。中文成语是口语化的，可以说家喻户晓。英译时如果用直译加脚注的办法，效果会与原文正好相反。方言也面临同样的翻译难题：方言是纯粹的俚俗语，用在故事人物的交谈中很自然，但想要在译入语中找到对等的表达方式，我认为是最困难的事情。
汪：但是汪月生的话语文白夹杂，我是说鲁迅有意这样去写这个人。
蓝：的确如此，但鲁迅只是粗略勾勒这个人物，因此汪月生不是一个形象鲜明的中心人物。《孔乙己》的情况则不同：孔乙己的“满口之乎者也”对角色塑造十分重要，因此我故意用古旧的英文去翻译。
汪：你是说汪月生只是一个配角，因此他说的文绉绉的话不需要严格按照字面翻译？
蓝：没错。孔乙己是故事的主角，语域对照是塑造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因此必须在译文中再现这种差异。但对《弟兄》来说，这样处理的代价太大了，会损害译文的流畅性。
汪：我对你处理某些翻译难题的手法还有疑问。例如，你把谐音双关“叉麻酱”（暗指“搓麻将”）译作“moh-jang [sic]”（p. 104），不像杨译那样直接译成 “play mahjong”（1981, p. 92）。请问“[sic]”这个符号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蓝：原文不是有拼写错误吗？我是说村民们用错了字。“sic”是拉丁词，意思是“原文如此”，它告诉读者前面那个词拼错了。不过我用它表示这里是作者故意拼错了。
汪：你知道鲁迅喜欢用词语误用（malapropism）的手法间接描写笔下人物的愚蒙无知。你用什么办法告诉英文读者鲁迅故意写错这些词？
蓝：这很难办。《风波》中好像有几个故意误用的历史典故，但我只是照原样翻译，没有作别的处理。
汪：我说的词语误用实例，集中出现在《阿Q正传》中，如把“崇祯皇帝”误作“崇正皇帝”，“自由*党**”被写成“柿油*党**”。这两组词（尤其后一组）在普通话中发音不同，但有趣的是在绍兴方言中发音相同，因此可以叫做方言双关。
蓝：它们表面上挺相似，我想用普通话读出来也能产生幽默效果。但这对英文读者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不懂中文。我认为重要的是提醒英文读者这是玩笑话。
汪：我注意到你用脚注解释村民把“自由”（“freedom”）错听成“柿油”（“persimmon oil”）（p.115），却把“崇正”灵活处理成“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p.108），从而避开了翻译难题。另一例是《长明灯》中“梁武帝”被误作“梁五弟”。你的译文没有译出“那灯不是梁五弟点起来的么？”这个句子（p.208），是不是漏译了？
蓝：我是故意删掉的，因为我想这儿如果直译就得用脚注，读者读起来会很费力。
汪：我发现有几个地方你可能译错了。例如，《阿Q正传》第九章“大团圆”写到阿Q画圆圈（画花押）而不圆，觉得很没有面子，但接着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马上就“释然”了。“孙子”在口语中经常用来骂人，因此这儿的“孙子”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容易判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无论1981年版还是2005年版，都没有提供注解。幸好，1931年鲁迅特意为山上正义的《阿Q正传》日文译稿写了85条校释，其中第80条是：“我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1 6可见这里的“孙子”不是骂人的话。遗憾的是，你把这个句子译成 “Only idiots can draw perfect circles”（p.121）。
蓝：这儿“孙子”不是“笨蛋”（stupid child）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只有笨蛋才能画很圆的圆圈”？
汪：恐怕不是。根据鲁迅的注解，这个句子应该解读为阿Q死到临头还不忘运用他的“精神胜利法”。
蓝：为了确定这个句子的意思，我特地请教了三个人，杜博妮还帮我向其它人求教，最后我采用了他们给我的答案。虽然我总是竭尽所能去找正确答案，但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这儿很可能是译错了。
汪：这个句子确实很难缠，就连杨宪益也误译为 “Only idiots can make perfect circles”（1981, p. 110）。如果看到过鲁迅本人的注解，我想你就不会翻错了。
蓝：是啊。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再版，我会更正这个错误。
注释
1. Jeffrey Wasserstrom, “China’s Orwell”, Time International (Asia Edition), Dec. 7, 2009 (47).
2. Kirk A. Denton, “Review of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993, (Vol.15): 174-176; Jon Kowallis, “Review of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China Quarterly, 1994, (137): 283-284.
3. Frances Wood, “Silent China”,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 22, 2010 (24).
4. 同注释1。
5. 李梓新，《专访英国翻译家朱莉娅·拉佛尔：把鲁迅和张爱玲带进“企鹅经典”》，《外滩画报》第366期，2009-12-17（D8-9）。Alice Xin Liu, “Julia Lovell on Translating Lu Xun’s Complete Fiction: ‘His is an Angry, Searing Vision of China’”, Nov. 11, 2009, <http://danwei.tv/2009/11/julia-lovell-on-translating-lu-xuns-complete-fiction-his-is-an-angry-searing-vision-of-china/>; Eric Abrahamsen, “Interview: Julia Lovell”, Nov. 10, 2009, http://paper-republic.org/ericabrahamsen/interview-julia-lovell/.
6. 覃江华指出，蓝诗玲在2005年6月11日出版的《卫报》上，发表题为《*跃进大**》的评论文章，批评英国主流出版社对出版中国文学“草率粗心从事”，因而引起企鹅出版社的重视和对蓝本人的注意。参见覃江华，《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观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Julia Lovell, “Great Leap Forward”, The Guardian, June 11, 2005 (34).
7. 参见Abrahamsen, “Interview: Julia Lovell”。
8. 指蓝诗玲在2011年出版的专著《*片鸦**战争：*品毒**、梦想与中国之形成》（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9. Qian Duoxiu & E. S-P. Almberg, “Interview with Yang Xianyi”, Translation Review, 2001, (62): 20.
10. D. E. Pollard, “Review of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China Quarterly, 1973, (54): 375.
11. Denton, 175.
12. David Hawkes, “Preface”, in David Hawkes (tra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2: The Crab-Flower Club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1977): 17-18.
13. 关于鲁迅小说中的绍兴方言及其翻译问题，参见汪宝荣，《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关于蓝诗玲方言翻译策略的评述，参见汪宝荣，《评〈阿Q正传〉中方言双关的英译》，《编译论丛》2010年第2期。
14. Denton, 174。
15. Alice Xin Liu, “Julia Lovell on Translating Lu Xun’s Complete Fiction”。
16. 鲁迅，《致山上正义》，《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