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某种意义上，全世界超过1,000万的医生，都是不折不扣的探险家，和马可·波罗一样有独一无二的经历，而这些生死攸关的经历，都有着被书写和被分享的价值。
作者：芭比
来源：“医脉通”微信号（ID:medlive）
左手医学，右手文学的人有不少：从前的鲁迅、郭沫若，今天的冯唐、烧伤超人阿宝，这些双重身份的人，在我们眼中有些“神奇”。或许你觉得写作能力，对医生来说并不是必需品，会写只是锦上添花。北京大学医学部有一门《医学与文学》选修课，但选课者常年寥寥无几。
你有没有想过，当“写作”成了一个医学生的必修课，会是什么情形？这并不是幻想，许多国家，“叙事医学”已经成为了医学生培训的必修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一个外科医生都要修完“临床前叙事医学课程”。其中有一门选修课，光听名字就很文艺，叫做“医院之城”（The City of the Hospital），专门教医学生非虚构写作。
课堂上，未来的外科医生们，绞尽脑汁地握着笔，写下散文，还要将作品充满感情地朗诵出来，浓浓的文学氛围，不亚于国内作家的笔会。
这门课的老师并不是文学家，而是个科班出身的医生——David Hellerstein医生，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做着临床和科研工作，也是个高产的作家，出版过多部文学作品。
也许你会想：医学生学写作，能有多认真？也就是应付应付差事吧？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医院之城”，一探究竟——
“医院之城”医学生随笔摘录之一
被闪电击中3000次的人
Lisa Mack
作者自述：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如此热爱写作，它将我短暂地从医学中“抽离”出来，而这无疑改变了我与患者沟通的方式。“医院之城”已经结束快一年了，我还一直在写，无论是潦草的只言片语，还是完整的故事，它们确保了我不会忘记此刻。
罹患胆管细胞癌（cholangiocarcinoma）的概率：0.002%；诊断性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后，发生胰腺炎的概率：4%；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发生胃轻瘫的概率：25%。
而我面前这个男人所患的疾病，比中了“百万头奖”还罕见，准确来说是25亿分之一的概率，这已难以用“不幸”二字来形容。这还没算上，他不巧碰上了我这个一年级的菜鸟医生，只会笨手笨脚地在他身上戳来捅去。
他是一名中年数学教授，喜欢意大利（问诊问到旅行史时了解到）。从医学角度看，他没理由患病：长期坚持运动，长期保持低盐低脂饮食，蔬菜摄取量充足，从不吸烟，唯一用过的“药物”，就是每周陪妻子喝一杯红酒。甚至连他的全家，都几乎完全健康，从不得病：没有高血压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被糖尿病困扰的叔叔阿姨，更不用提肿瘤家族史。他父亲90多岁高龄才自然去世，母亲快100岁了，身体依旧强壮。但这一切在厄运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750,000分之一，而这个男人在几个月里，运气坏到相当于被闪电击中了3000次。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人们提到不幸，都喜欢拿“被闪电击中”形容，但它确实很直观地表达出了小概率事件的含义。我姑妈和这个男人一样，也不幸罹患恶疾，概率上可能还比他幸运3000倍，但于健康来说，这些数字都毫无意义。所谓晴天霹雳，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我很不喜欢和这个病人谈论病情，知道他和妻子还对治疗怀揣信心后，我更是满心抱歉。她妻子看上去镇定自若，偶尔专心地在手机上敲打些什么，我猜是在给亲友们发信息，或许是“我们还在医院“，或许是“病情有好转”，即使如此，她满面的倦容仍然告诉我，她自己也清楚事实没那么乐观。男病人也很平静，和孩子们说话时，虽然身体疼痛，但仍有力气挤出笑容。
我从百宝箱似的白大衣口袋里掏出闪闪发亮的诊断仪器，为他做完了身体检查，又沮丧地把仪器扔回背包。从头发丝到脚趾头，我负责书写着这个男人的“故事”，只不过是以各项指标：3+，123/85，5/5，etc……每多写一个数字，我都觉得怅然若失。
有个医生朋友，说我碰上这么“有趣”的病例运气真好，他的病人“才”得了个普通的心脏病。说实话，我当时还对这种病之罕见没什么体会，甚至说不清楚这种病的概念。但我清晰记得当时的心情：每个患者，难道不都是像被晴天霹雳击中般不幸吗？这概率也许是70亿分之一，也许是其他数字，但不论是什么病种，只要走进了医院，本质上没什么不同。这个男病人得了罕见的癌症，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有趣”，我感到的只有难过，这难过不比面对稀松平常的心脏病多或少，仅仅是单纯的难过。更巧的是，这位数学教授，确诊逆转他人生的癌症的日期，刚好在3月14日，圆周率日，又一个“有趣”的巧合。
带教老师走后，我感到自己不再是“未来的白衣天使”，而只是个穿着肥大白袍的无助女孩。我问面前这个不幸的男人：“你都去了意大利哪些地方？““北边一个小城，没多少人知道。“但我知道那个地方，不止听说过，还去过，几乎就和他们夫妇在同一时间，或许我们曾擦身而过。这又算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叙事医学：为什么医生要“会写”？
“叙事方法”，和其他医学课程中的方法学，比如解剖、病生理、生物统计学等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方法都有着明确的规律性、因果性，但“叙事”充满了创造性和不确定性，没有公式可以套用。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医生也能讲出一千种版本的治疗故事。
叙事医学不是“求真”的新闻报道，它的价值就在于超越客观，通过探索性的叙述，向外部世界揭示医学的真相。
写什么呢？医生手边就有很多素材——临床中的见闻，漫长的医学生生涯，心内科病房里的动人故事，“牺牲”在自己手中的小狗，实验室里的转基因荧光小鼠，走进图书馆刹那的激动、第一次路过医院太平间的毛骨悚然……
在Hellerstein医生的写作课上，医学生创作了一个个“超现实主义”的非虚构故事，它们都来源于临床生活，短小但如同寓言般深邃。有的学生将医院幻想成一列地铁车厢，每一位乘客都正经历着疾病；有的将医院拟人化描写成一个性格复杂的“恶魔”；有的记录了手术仪器丢失时，神经外科医生是怎么火爆地发脾气骂人的；有的写下了亲友罹患绝症时的无助。
写上几小时，是否会改变这些医生未来与病人交流的方式？是否会让他们对待患者家属时，更敏感一些？是否会让他们，更贴近所谓的“人道主义医生”？都不一定，但总不会更坏。
对医生来说，写作可以是像弹琴、插花一样的爱好，也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美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本职就是个全科及儿科医生，他的诊室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特殊”的打字机，每当有病人进来就诊，他就把打字机收进抽屉。病人看完病，就再拿出打字机写作。当然这不是鼓励医生“一心二用”，而是印证了写作，真的可以像呼吸般融入医生的生活。
“医院之城”医学生随笔摘录之二
缘起
Deirdre Brazil
作者自述：我是新泽西亨特登医疗中心的一名家庭医生，也是一名针灸医师。上完Hellerstein医生的“医院之城”写作课，我发现叙事医学给予了我巨大的情感力量，它将成为我医生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电梯每上升一层，就面向走廊开合一次，每一层，都像冬天的早晨一般沉默清冷。直到上升到六层，电梯门一开，就涌进了熙熙攘攘的人声，哭喊、叫嚷、笑声、争吵挤满了整个大厅。找不到自己乱跑的儿子或女儿的母亲，忙着和玩具“决斗”的孩子，乱成一团。这里是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的儿童门诊部，对初次就诊的人来说，这里的四面墙壁，围起的等待区尚存希望之光。而对复诊的人来说，这片等待区，除了冷硬的候诊椅，别无更多含义。
我的姐姐从一个普通高中新生，变成一个癌症患者的过程，远比一只蝴蝶破茧而出的过程，更加惊心动魄。蝴蝶破茧，至少还在意料之中，但谁又能想到，她只不过是臀部突然疼痛，就一下子恶化成几个月都不能行走呢？谁又能想到，去看了五次儿科医生，除了安慰什么都没有得到，只开了张X光检验的处方单？更可怕的是，谁会想到，那张照出的X光片上，盆骨附近的肿瘤赫然在目，像晴空中的太阳一样清晰刺目？
于是，我们成了坐在MSK候诊室的家庭之一。坐在姐姐身边，环顾四周时的记忆还历历在目。有个金发碧眼的瘦弱孩子，手里拿一把勺子，轮流敲着面前一个小鼓和他爸爸的脚脖子，我和姐姐边看边发笑。那个爸爸只是坐下来，闭着眼睛，忍痛低声喊了声“哎哟”。妈妈告诉我俩，是*啡吗**把那孩子变成了这样。
当我们推着轮椅上的姐姐，走出电梯，眼前的城市和街道都仿佛失去了意义。我姐姐一直觉得，世界上最棒的事，就是把别人逗笑。而此刻她的蓝眼睛依旧闪闪发亮，容光焕发的面庞看上去那么健康，一点不像个肿瘤患者。事实上医院的每个孩子都是如此，看上去不像绝症患者。人真的会死吗？我不清楚。之前，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人有生死，但只有亲历了，你才会确信自己所爱的人真的有可能死亡，把你孤零零地留在人世上。
我还记得在候诊室认识的男孩Michael Reilly。妈妈告诉我们，他也来自爱尔兰，和我们家一样住在长岛。当时他们家人在聊天，Michael缩在轮椅里，呆呆地盯着地板看。他妈妈告诉我们，之前的一场足球赛上，Michael胫骨骨折了，本来他还担心不能继续跟队友一起比赛，谁想到六个月后就恶化成了只能靠轮椅行走，并确诊了癌症。
Michael告诉我和姐姐，人是会死的，哪怕小孩也会。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妈妈通知了我们一家，我也在他跟前做了祈祷。最后的时刻既可怕又血腥，Michael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因药物治疗而变色的皮肤、因疼痛而充满疲倦的面孔，都在那个晚上消逝了。他的小妹妹当时还不满六岁，穿着新鞋子在旁边蹦蹦跳跳，向前来吊唁的访客展示自己的黑色小裙子。
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医学生，懂得了更多。我知道了显微镜下小小的蓝色早期癌细胞长什么模样，我知道了为何强的松能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我知道了病人的伤口恶化时需要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也知道了寒颤患者的血管中，细菌正如何狂奔。但我学的越多，越是清楚，这些答案都缓解不了姐姐的病痛。我真正需要的医书上，会解释那个永恒的困惑——“为什么会是她？”
教医生学写作：“奇怪”的任务
DavidHellerstein医生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在指导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生的非虚构写作。一开始，他也觉得这是个“有点奇怪”的教学任务，毕竟考上医学院的人，都是想当医生的，没几个是抱着文学梦想的。但在哥大，为期六周的“叙事医学”课程是医学院的必修课，可选择的课程有死亡哲学、叙事摄影、正念冥想、小说与诗歌研讨等等，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就是不能不学。
Hellerstein医生一接下这个任务，就抱了一点“野心”，他不想只让医学生“从患者的角度重新叙述患病的故事”，把课教成死板的“患者版病历写作课”，而是试图把文学的魅力展现给习惯了解剖台的医学生，让他们尝试真正的文学创作，虽然这很难。
每届“医院之城”课堂上，Hellerstein医生都会带着各个国籍、各种文化背景的二年级医学生，阅读伊萨克·巴别尔的《我的第一只鹅》、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海明威的《印第安人营地》。读着读着，学生总会一脸茫然抬头望着老师，问：“为什么让我看这些东西？这和当医生有什么关系？”
读海明威的《印第安人营地》还有情可原，至少它讲的是外科医生给难产孕妇接生的故事。但巴别尔和卡尔维诺，未免太文艺了吧？一个是讲大学生如何陷入混乱的战争，一个讲马可·波罗和忽必烈的会面——但文学与医学的关联，就是那么隐秘而确实——
“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拿着刀切开人的身体，都会做第一次盆腔检查，都会接生新生命，都会经历某个生命的消逝，并且不止一次。你们未来会目睹可怕的救援现场，目睹惊人的治疗过程，也会亲历无可避免的失误。你们就是医院这座“城市”中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一样，身上发生着无数奇妙的故事。”Hellerstein医生这样回答学生的质疑。
某种意义上，全世界超过1,000万的医生，都是不折不扣的探险家，和马可·波罗一样有独一无二的经历，而这些生死攸关的经历，都有着被书写和被分享的价值。(原标题：医院这座巨兽，吞吐着生死与哀乐 | 柳叶笔)
参考文献：Hellerstein，DJ J Med Humanit（2015）36：269.https://doi.org/10.1007/s10912-015-9348-2,The City of the Hospital: On TeachingMedical Students to Write
完
投稿邮箱 vistamed@126.com
商务合作 021-50688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