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该为了本国的发展而追随美国，充当其在亚洲的仆从，还是坚持民主主义原则，与邻国和平共处，建设亚洲人自己的亚洲？”

读完这部诺奖作品，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本文将采用文学、心理学的观点，来深入分析作品，力求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作家大江健三郎

首先，犯罪心理学认为，人们在孩童时期害怕灾难的发生，如果发生了灾难就会认为是自己的错，长大后遇到灾难式的事件就会把自己归为有罪，这就是犯罪心理。

而这种心理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安全感的寻求，把自己置于熟悉的境地从而得到安全感。

不管这种熟悉的境地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而被家暴者在长时间的毒打下，也不会想到逃跑。

《万元元年的football》是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是一部深刻的政治作品。故事要从两兄弟说起。

一、鹰四的幻想曲：带有隐喻性质的美日关系

主人公鹰四十七岁那年曾与自己的亲妹妹*伦乱**，最终导致患有精神病的妹妹自杀，这是只有他知道的秘密，鹰四从此陷入自责与恐惧当中。

因此，他为自己营造了两种想象，一种是他与哥哥蜜三郎的妻子菜采，也就是自己的嫂子，发生性关系后，他努力证明这是合理的。

面对“脸因愤怒与滑稽而变得通红”的哥哥蜜三郎，他却认为“我这么干不单出于欲望：

有件事对我具有重要意义，我是为确认其含义才干的……我倒是完全没感到欲望。阿蜜，为了勾起自己的欲望，我不得不单独干了许多事。

鹰四认为自己在寻找某种“含义”，也就是说他试图为*伦乱**寻找合理性，并让周围的人也承认这种“寻找含义”式的*伦乱**是正当的。

但其实鹰四混乱的*行为性**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与一个黑人*女妓**发生关系，并对这个陌生人说出了妹妹自杀的真相，但这也让鹰四染上了梅毒，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鹰四并不在乎梅毒，他关注的是把*伦乱**之事透露给别人的一种释放感，因为这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

但这种释放感是暂时的，鹰需要的是长期的安定，否则他便不能逃脱道德的惩罚，因此他与嫂子发生关系并单方面认可了自己的做法。

另一种想象则是抢劫超市天皇的行动失败后，鹰四自称奸杀了村子里的一位朝鲜女孩，并拼命地证明自己就是凶手的行为。

“阿蜜，看看我这满身血污！去那姑娘家看看尸体！过去的球队队员们把她的尸体抬到她家里去了。那家伙的脑袋被石块砸烂了，好像年糕似的。”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鹰四并没有奸杀朝鲜姑娘，那姑娘死于一场事故。正如哥哥蜜三郎所说：

“你之所以身上有血污，是因为你也许抱起了那死于事故的姑娘。或者你用自己的手掌把姑娘头上流出的血涂在自己身上了……以跳车姑娘的脑袋摔得稀巴烂的速度，就连对姑娘进行性骚扰的精力都没有。”

这是一种犯罪心理，把朝鲜姑娘的死归罪于自己，这样便可以有一种往事重现的安全感和熟悉感。

但即便鹰四为自己十七岁时候的*伦乱**行为寻找到了合理性，他也无法逃脱“超我”的良心审判，也就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解释的那样：

“譬如我欲为某事以求快乐，但因良心不许而不为。或者我所受的诱惑力量太大乃至违背良心而为之，可是事过境迁之后，我乃大受良心的谴责而后悔。”

当蜜三郎揭穿这件案子是鹰四的臆想时，实际上是对他“超我”的挑战，因为这样一来，鹰四便无法让害死妹妹的凶手（即鹰四自己）绳之以法，因此也就没法完成对自己的道德审判。

鹰四的本我与超我都十分强大，而处于调和与监督地位的自我又没有尽到职责，最终两种人格的冲突撕裂了鹰四，使他走向了自杀的境地。

鹰四多次向蜜三郎表示，希望自己被“处以私刑”，这不仅是为了给他的谎言（奸杀朝鲜姑娘）画上圆满的句号，在其潜意识里更是为了赎*伦乱**之罪，很可惜蜜三郎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二、在平等的耻辱中走向自杀

《万历元年的football》第十二节把让·保罗·萨特的一句关于死亡的名言作为题目：

“在绝望中死去。诸位现在仍能理解此话的含义吗？这绝不仅仅是死亡。应该说，这是后悔降生，并在耻辱、憎恶与恐怖中死去吧。”

在鹰四身上，始终荡漾着一种英雄主义，他不惜通过扭曲自己的记忆来肯定曾祖父的弟弟和S哥发生*动暴**的行为，也正因为他有这种积极参与式的英雄主义，才会有星男、桃子、山谷青年甚至“我”的妻子莱来对他的拥护。

这种“英雄”这无疑是日本民族在屈辱的美日关系中的幻想，只能是一厢情愿。

但鹰四除了英雄主义，却还有一种完美主义情结，他心中的英雄是无污点（尤其是道德污点）的，但他的成长环境与经历却无法让他把两种情结相融合。

他小时候与妹妹寄居在伯父家中，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不得不通过想象来弥补自己的自尊心。

“围绕着自己和妹妹，我编织了年轻显贵流浪的故事，对曾祖父和他弟弟以来的自家的血统怀着极夸张的自豪……我向妹妹灌输说我们是被选中的两个特殊人物。”

但与妹妹*伦乱**并导致其自杀让鹰四蒙受了“道德耻辱”，他的两种情结因此就产生了破裂。

面对这种情况，鹰四潜意识下有了两种应对策略，一是单方面放大英雄情结，二是追求“平等的耻辱”，这么一来自己个人的耻辱便可以在集体中遁形。

在前一种策略中，鹰四的潜意识把S哥（自己的二哥）塑造成一个为保护山谷人利益而与朝鲜人械斗的英雄。

“S哥在盛夏季节，身着藏蓝色冬装，拿着*刀军**，穿着飞行员的半高皮靴爬上石板路……我觉得那硬邦邦的皮后跟发出的咔嚓声，和‘根所S二，现在*员复**回来了！’的威武声音好像现在仍响彻山谷。”

由于血缘上的关系，鹰四承认S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承认了自己。

但据蜜三郎所说，S哥的真实形象并非如此：

“人们甚至常把S哥当做消遣的玩意儿……说真的，S哥是人们嘲笑的对象。在山谷村子里，这种恶意嘲笑将发挥多么惊人的破坏力，恐怕你们两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在*员复**回山谷的年轻人中，S哥是唯一的窝囊废吧——他没有以身相许的女朋友。”

很显然，S哥的处境也就是鹰四的处境，也就是美日关系中日本的真实处境。

蜜三郎的事实给了鹰四很大的打击，一方面是现实击垮了他的英雄梦，另一方面那句“没有以身相许的女朋友”让鹰四联想到因与自己*伦乱**而自杀的妹妹。

在第二种策略中，鹰四试图发动抢劫超市的*动暴**，让山谷的每一个人都沾染“耻辱”，以此消解自己的耻辱感。

蜜三郎清楚地认识到“超市天皇不会因为他的一家连锁店被抢而受打击吧。可是，大部分山谷人却会因为战利品，今后一直品尝可怜的负疚感”，但是山谷的民众和鹰四却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山谷人全都平等地蒙受耻辱，这挺好的！”

这里的“山谷”，也有一定的隐喻性质，它象征着其他亚洲国家，只要“山谷”的人全都蒙受耻辱，那么鹰四自己就不会感到耻辱了。

三、以自杀的方式回答football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鹰四的自杀归为以下三种原因：

本我与超我的撕裂、英雄主义构建的失败、“平等耻辱”策略的失败。而这三种原因，都包含着“暧昧不定”的因素，甚至也可以把后两种原因合并为一种原因。

鹰四面对自己本身的冲突，无法实施有效的解决方案，他既没办法完全放弃道德原则，也无法抛弃英雄主义信仰，因此他选择逃避问题，走向自杀。

鹰四作为作者大江健三郎的一种分身，也无法回答football的问题：

日本是该为了本国的发展而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充当其在亚洲的仆从，还是坚持民主主义原则，与邻国和平共处，建设亚洲人自己的亚洲？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一部提问题的小说，却不是一部解决问题的小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日本及其周边的亚洲国家的未来会怎样？一切都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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