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穆斯林世界中的大部分国家仍然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尚未取得完全的独立与解放，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浪潮中，通过外交声援、民间友好往来、新闻舆论支持、*制抵**日货、筹捐货款等方式开展对华援助活动。唤醒、鼓舞穆斯林世界对华援助热情义举，除源于对奋力抗战以求民族解放的中国的同情及穆斯林世界与中国的固有传统友好关系外，中国伊斯兰教界在穆斯林近东、南洋等地开展的国民外交宣传活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抗战；穆斯林世界；对华援助；国民外交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坚定与日本帝国主义做好长期抗战准备的中国，把争取最广大国际社会的对华援助工作提升到抗战战略高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1939年11月13日，孙绳武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期间对回教应有的认识》中指出，日本在近东、东南亚的活动“一方面是拉拢当地的回胞，造成与它有利的舆论，一方面争取国外市场，使过剩的生产找到出路”。同时，日本在东南亚“还有领土的野心”，在近东“想牵制英法的势力”。所以，“无论从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说，近东和南洋都是极关重要”。此番言论，深刻分析了争取近东、东南亚对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性。[2]。
1938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执行委员会上通过的*日反**援华决议上指出，国际援华运动可有五项措施：加紧援华组织、拒买日货、禁止*火军**运往日本、征募药品、声援抗战。[3]尽管此时亚非等穆斯林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仍然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中，尚未取得完全的独立和解放，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浪潮中，通过外交声援、民间友好往来、新闻舆论支持、*制抵**日货、筹捐货款等方式开展对华援助活动。
一、朝野政要外交声援，多国与我发展外交关系
“关于外交上之运营，不过仅次于军事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纵横捭阖之策，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元外交，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支持。“我国外交路线，向重欧美，于近东各国，尚未加十分之注意。”虽然近东、南亚、南洋等穆斯林国家并非抗战外交的重点，但“殊不知近东各国为同样被压迫之民族，抗战以来，彼邦人士不断的予我以精神与物质的帮助，无非渴望我争取最后胜利，以声张正义也”。[4]近东、南亚、东南亚等穆斯林世界大多数还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中，各国朝野政要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受到殖民当局的影响与牵制，但其对我抗战的声援依然积极热烈，成为国际社会对华正义支持的重要组成。
近东访问团在赴麦加朝觐中向各国朝觐者开展宣传时，先后两次受到沙特国王的召见。沙特国王“对于该团访问的使命和宗旨，极为嘉许，关于我国抗战情形，垂询甚殷，谓‘中国之坚忍抗战，颇予阿拉伯人以极度兴奋’，并谓‘爱国御侮，实为回教人民的天职’”。在叙利亚访问期间，叙利亚政府承担了访问团所有差旅费用，并委派国会议员、阿拉伯民族协会会长范贺尔贝巴鲁第专任接待，叙利亚总统、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大马士革市长及多位国会议员先后接见访问团。在伊拉克，访问团谒见了伊拉克国王、首相、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人，“各项宣传工作，深获彼等之赞助”。伊朗政府专门委派外交部高级官员接待访问团一行，并安排与国王、首相及各部部长会见。伊朗政府还表示“甚盼我国早日派遣使领，以谋两国国交之进展，互相贸易，以图两国经济之合作”。
正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印度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对中国抗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39年，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致电各国伊斯兰教领袖，谴责日军轰炸各地清真寺*行暴**。真纳随即回电，“对我抗敌，表示同情，并愿策动印度回教徒一致反抗残暴之日寇”。[5]1940年，真纳还表示预派印度“回教*党**中重要人物”、时任加尔各答市长的薛德基来华访问，“表示印度回民之对华亲善”,并“考察前方抗战及后方建设之坚毅精神”。[6]近东访问团在印度期间，真纳召集印度回教界知名人士四百余人召开茶话会，表示“中国回民为和平与民族生存而抗战，印度回民有无限同情，对中国回民所希望者为有力之声援”。印度回教*党**也举办了有五千余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会。[7]
近东访问团在土耳其期间受到土耳其外交部长、伊斯坦布尔市长等高级官员接见。土耳其外长表示“（日本）抛弃东方之道德文明，残杀同种破坏和平，岂只中国之仇人，抑亦亚洲各民族之公敌也”，“深信只要我国坚决抗战到底，将来必能收复实地”。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伊斯坦布尔*党**部对“访问团所印制之土文告世界回民书之内容，颇表同意，允许在土国境内可向各处寄发，以便宜传日寇侵我之真想而唤起土国民众对我之同情”。
1940年出访沙特、埃及、土耳其等九国的艾沙、马赋良受到遍访各国元首、总理、议长、内阁部长等政界要人接见，所到之处，皆受热情接待。因战时震聋耳朵的土耳其总统在听取艾沙通报中国抗战情况时，不断要求“请大声”，可见其对中国之关切。在土总统、总理的安排下，艾沙、马赋良受到各地政界的妥善照料，受邀参观兵工厂、飞机制造厂等重工业单位，“诚为破例之事。”除接收各国大使国书外从不接见外宾的阿富汗王国也破例接见了艾沙一行。艾沙感慨，近东各国“在了解远东之战争情形后，对我国多表示同情，希望日寇早荡，与我发生密切关系，交换文化。”[8]
年逾花甲的中国著名大阿訇达浦生阿訇远赴各国，更是受到各国政要的礼遇。在与埃及国王会见时，达浦生“将暴日对我的兽行，及我国朝野一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胜利的决心，作一有系统的叙述。埃王当表深切同情，次日派人送以酬答的礼物”[9],并表示“最终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真纳在与达浦生会晤时表示“对我长期抗战精神极其钦佩”，“中国的抗战胜利，不但是中华民族获得了自由与独立，而且是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幸福的援助”[10]，并拟将达浦生所著的“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译为乌尔都文，印行分发。[11]
以上只是中国伊斯兰教界国民外交活动中，各国政要通过各种方式声援中国的部分片段。各访问团到访之处，受到的礼遇和支持，通过国内媒体报道，极大的鼓励了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三十年代，饱受近百年屈辱的中国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已缺乏深度来往，仅同少数穆斯林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民间往来也不频繁。早在抗战初期，中国伊斯兰教界有识之士就提出，“根据目前对日的抗战，及战后我国在亚洲的生存及繁荣计，应当督促政府，唤起其对西亚各国外交的注意及重视，努力于最短期间，实现与西亚各主要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2]，“一扫过去敷衍塞责之恶习，建立西亚外交之新阵容”。[13]之后，国内不断的呼吁，国民外交中有的放矢的推进，加之时局变化下，政府间实质性行动，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得以发展。
沙特财政部长兼陆军部长阿卜杜拉苏里曼在与近东访问团会见时，访问团感受其对中国抗战“最表同情”，他还提出中沙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及中国商品出口沙特以*制抵**日货的建议。1939年沙特新任驻英公使拜会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时表示对日本所鼓吹的乏亚细亚主义的宣传完全失去了信任。[14]两国已有发展外交关系的接触与意愿。1939年，为方便处理朝觐及侨民事务，在近东访问团、马赋良及中国回教界知名人士的建议推动下，在沙特吉达设立领事馆，并委任原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成员之一的王世明担任副领事。在吉达设领，这是抗战以来中阿关系由国民外交上升为国家外交的一个转折点。近东访问团在土耳其期间，“曾以回教人民团体之立场代表中国回民求土国政府速派公使来华，以增进双方民族之感情，并巩固中土外交之关系”。1939年12月，土耳其派遣的首任驻华公使帕希上任。此举在抗战外交上意义颇大。“我国抗战正酣之时，主持正义者为我张目，国际舆论予侵略者以制裁，适子此际，土耳其排使来华，其同情与信赖我之旨趣，油然表现，此岂止友好而已，实寓有鼓励之意义”，[15]“增加我抗战期间在国际上之声势”。[16]之后，埃及、伊朗、伊拉克等国与我相继建立外交关系，给予中国外交支持。1942年7月9日，伊朗总理苏希莱在致电纪念中国抗战时表示“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性之今日，重建我两国之外交关系吾全体人民均深庆幸。”[17]1943年，5月伊朗国王致电，祝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件。[18]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各国驻华使节也恪守促进友好的使命，不断发出支持中国抗战的正义之声。1943年9月，土耳其驻华公使馆代办戴伯伦接受白**的建议，在王曾善的陪同下，赴甘肃、青海、陕西等西北各省进行访问。访问结束，戴伯伦发表谈话，“对西北民族之团结及各种新建设均表示良好印象”。[19]印度驻华专员、印度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士沙福莱在离华返印前发表讲话称，“余在短促之停留期间，目睹中国人民，虽在最艰难之际，对于胜利信念，从未动摇”。[20]1944年12月，伊朗驻华公使纳赛尔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对伊朗国作特别广播，“对中国之获得最终胜利，深具信心，而于我方士兵之英勇作战，与军民之爱国热诚，尤表钦佩”，并呼吁伊朗国民“尽力援助中国难民”。[21]
中国与伊斯兰各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外交层面支持中国的重大举措，既改善了中国与亚非疲弱国家间关系滞后的缺陷，也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的阴谋破产。
二、民间友好同情支持，国民外交获得巨大成功
“各国人民对这种（反对日本侵略）力量的发展，是推进国际形势突变的一种重要因素”。[22]所以，争取穆斯林世界的对华援助，除了“由外交上力谋接近”外，还应“在文化上力谋使近东各国人民对我有更深澈之理解，则敌人之阴谋可不攻自破矣。”饱受殖民统治压迫的各国民众，确能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各地友好团体、学校、清真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持中国正义抗战中，促使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民外交活动取得丰厚成果。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大国，其对华抗战态度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有重要影响。当时，在埃华侨并不多，但30年代从全国陆续选派了33名回族学生至埃及留学是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重大文化事件，也是两国保持文化教育交流的标志。1938年，在世界回教青年会会长和埃及著名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的提倡下，为进一步“沟通中埃文化联络两国人民感情并协进回教事业”，在埃及成立了中埃文化协会，成为开展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加深民间友谊、宣传两国国情的阵地。[23]世界和平会（世界反侵略运动会）埃及分会为表对中国抗战的同情，特在埃及名胜巴拉支公园举行“中国同情会”活动，发表支持中国抗战演讲，发放英阿文宣传资料，并邀请新闻媒体，为活动宣传造势。埃及亚历山大市人民还设立了“中国筹款会亚历山大分会”，并举办“中国日”活动，邀请军政文教各界500余人参加，“捐款者极为踊跃，成绩极好”。[24]
埃及各界知名人士也表达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关切。埃及律师公会会长以卜拉欣阿力博爱在会见近东访问团时表示，“余所最关心者，乃中日之战争……中国之回民，互应努力于救亡工作也”。[25]埃及妇女协会会长胡达沙拉威夫人是一位了解、热爱中国文化的杰出女性。她“因爱公理而爱中国，”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给予“深厚之同情”。胡达沙拉威夫人特在私邸召开大会，欢迎近东访问团，并“对于其他应尽行事项，皆加以匡助，如晋谒内阁总理及教育部长等等”。[26]留埃学生等中国穆斯林赴近东国家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也都得到了胡达沙拉威夫人“极大之协助”。[27]1939年，中国回教朝觐团在前往沙特途中与埃及王储、艾资哈尔大学、埃及福德大学朝觐团共船同行，埃及人士得知朝觐团宣传抗日之意愿后，邀请中国穆斯林合影留念，并在艾资哈尔大学朝觐团团长带领下为中国抗战而祈祷。近东访问团在埃及街头时，还有孩童因误认成日本人对其态度厌恶，得知是中国人后而即表尊敬。其父对孩童说，访问团者是其弟兄。仅此一例，亦可见埃及普通民众对中国抗战之立场。[28]
近东访问团成员薛文波曾感慨，“余等访问近东时，土耳其之同情于我，最为挚切”。[29]《近东访问团在土宣传情形》一文中写道，“此地人士对我抗战极表同情，彼等之心理对我国之关系，不仅与我国回民之有宗教感情而己，彼等民族实出于一源 。智识阶级固无论矣，即该邦妇孺莫不祷祝我国之胜利，敝团复分渴政府要人及各界名流，莫不欢迎招待，作同情与鼓励我国抗战之表示”。 [30] 在参观伊斯坦布尔大学时，“该校学生多殷殷询问中国抗战的情形，其关切之深，在表情上言语里露出来，当我们告诉他们中国是怎样在英勇抗敌的情形，他们莫不眉飞色舞，表示通过”。如此等等，使得访问团深感“土耳其一般的社会，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着的神圣抗战的期待，是这样的殷切”。 [31]
近东访问团在麦加朝觐时，利用各国穆斯林齐聚圣地的机会，开展宣传活动，得到了强烈的回应，除“赞扬我国抗战精神”外，“更表示欢迎该团前往其本国访问”。许多旅居麦加的中国侨民热情接待了来自祖国的朝觐者，凭其“热烈的宗教情节”和“浓厚的国家意识”，纷纷祈祷“（真主）导我中华民族走于自拔与复兴之路。导我中国回民为中华民族之优秀成分而有所建树”。而参加朝觐活动的各国穆斯林得知中国穆斯林祈祷目的后，“毫不犹豫的全体参加，人数激增，声势便加大起来”。 [32] 在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 主麻日聚礼后，当地大清真寺伊玛目邀请访问团在寺中做抗战宣传演讲，反响热烈，吸引清真寺外众多当地华侨驻足围观。当地印度裔穆斯林闻讯后，或登门拜访，或设宴邀请，以示对访问团的支持。 [33
南洋地区因有大量华人华侨的组织参与，抗战宣传声援活动组织声势浩大，影响广泛。1938年1月9日，新加坡华侨联合马来、印度等各族、各宗教信仰团体共同发起由了五千人参加的*日反**侵略*威示**大会。1940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南侨总会同星华筹贩会联合主办由新中国剧团演出的三幕话剧《永定河畔》，许多马来、印度族裔人士观看演出，并且当场解囊相助。 [34]
南洋访问团的宣传活动也得到了南洋各界的鼎力支持。在吉隆坡，全马来回教总会主席艾赛高甫特邀请了中马阿土等来宾二百余人及总督府高级官员参加欢迎茶会。马来西亚印度裔穆斯林在庆祝真纳六十四岁生辰大会上，特邀请访问团对五千余与会者发表宣传演讲，“散会后，群众包围我南访团，握手致敬，费半小时时间才告毕，这是最动人的一次场面。” [35] 在槟城， 各回教团体组织*会集**，各团领袖相继发表演讲，“说明中国五千万回教徒从事抗战之真相，揭破日阀对回教民族造谣之妄诞，以及中国抗战对东方诸民族的关系”，“听众异常感动，报以热烈鼓掌”，而“大会最大之成就，是充分表扬中国与回教各民族间之友好精神”，揭露了日本假亲善伊斯兰教，实压迫中国各族人民的本质。 [36]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回教公会新加坡分会会长依沙哥夫在其私邸召开欢迎会，并邀请了英殖民政府官员、回教界领袖、当地侨领等200余人参加，为南洋访问团宣传造势。访问团还应邀走访新加坡各清真寺、伊斯兰教学校，并受新加坡最大的清真寺爪哇街大回教堂之请，由团长马天英宣讲中国伊斯兰教及抗战。 [37] 在南洋访问团的倡导促进下，马来西亚各地相继成立了“中马文化协会”。除起到加深中马两国交流外，也使马来西亚本土“中巫两民族感情因之得以改善”。南洋访问团在马来西亚的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界曾发函邀请访问团来往宣传，但却因荷兰殖民当局阻挠，未能前往。 [38]
抗战时期，许多外籍人士扎根中国，支持、投身抗战， 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土耳其籍医生甘宓特。甘宓特，1907年出生，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医科大学。1932年，带着对东方古国的向往，他与几位同窗好友来到中国行医。后一直在江苏扬州开办眼科诊所。抗战期间，他利用外国侨民的身份，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将诊所设为避难所，保护老百姓和新四军，并通过个人关系，解决被日军关押的中国人。解放后，甘宓特仍侨居扬州，直至1963年归真。 [39]
各国友好团体与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绝不止上述几例。近东访问团五位团员皆为当时中国伊斯兰教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士，其中王曾善曾在土耳其留学、王世明曾在埃及留学。他们与各国穆斯林交往甚多，对各国情况相当熟悉。但承担宣传抗战之使命，深入近东各国家，让他们颇感，“阿拉伯人在唐时侨居我国者为数颇多，彼时我国商人亦多前往近东各国贸易，来往颇密，惜后世关系中断，彼此隔绝。此次本团访问所至，无不认为东西交通中断后第一次之重复打通，故各国人士咸表欣慰”。[40]患难之时，各国对华友好正是中国与其传统友谊的延续。
三、新闻界创造利我舆论，正面宣传我正义抗战
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就在近东、南洋地区通过收买各国新闻媒体，发行阿、英、日文的报刊，污蔑中国为“*片鸦**之邦，盗匪之数，害群之马”，侵华日军为“王者之师，欲救中华于水火”，以此美化其侵略本质，制造有利于日本的舆论环境。[41]争取各国朝野与人民的声援与支持，就要争取各国新闻界对我抗战的正面报道和积极声援，这势必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宣传战。中国伊斯兰教界国民外交活动注意到了日本在各国大肆歪曲中国正义抗战的舆论活动，也注意到了争取正面新闻宣传的积极意义，遂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接触新闻界友好人士和团体，发放宣传资料，撰写评论报道，揭露日寇罪行，积极争取并借助国际舆论支持，广泛正面宣传中国抗战。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不断壮大，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日益被世界了解，各国媒体对我英勇抗战正面宣传也日益增加。
遍访国家最多的近东访问团与各国媒体接触十分密切，每至一国，就积极联系当地主流新闻团体，组织召开记者见面会，先后与伊拉克《克农报》主笔毛图阿乐、《伊朗报》主笔毛葛尔、印度《孟买新闻》主笔布拉利维、印度新闻家奴伦丁、土耳其《旦报》社长载克雷牙、《共和报》社长幼努司纳地、叙利亚记者艾乐亚非等知名新闻人交流会谈，并主动在《伊拉克泰晤士报》、《伊朗日报》、《贝鲁特日报》、《埃及邮报》等主流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42]那些“受日方谬误消息之混淆而有不实不尽之刊载”的各国新闻界，自访问团“取得联络后……已能辨别是非，明了我国抗战神圣之意义，始同情与我，开始刊载有利我国之消息”，[43]“无时不代我鼓吹，每遇我方胜利消息，辄以大字号刊载重要地位，其人民读之亦莫不表示欢欣鼓舞作祝贺。”[44]
尽管仍有媒体对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民外交及中国抗战存有误解，但广泛接触了土耳其新闻界后，近东访问团认为，“土耳其的报纸，向来很有骨气的，自从中日战事发生以来，我们的敌人日本曾经用了重金来利诱他们宣传*华反**，但是他们屹不为动，一向记载中日战事以及评论，溢于言表，他们认为中国抗战一定能得到最终胜利”。 [45] 土耳其《自由日报》刊载长文，认为“日本已被迫承认其失败……中国人民觉醒系事实，而日本则长大其口，拟吞下中国，自投罗网。”《时季报》评论称，土耳其人切盼中国胜利，因为“吾人敬爱与我命运相类似之中国人民，中国给予侵略及并吞政策以打击，殊甚欣慰”。 [46] 《乌鲁斯报》、《谭报》、《阿克沙报》等土耳其主流报刊相继发文介绍访问团情况，设立专版、发表长文介绍中国抗战情况。
埃及新闻业在阿拉伯国家中影响最大，其各家主流媒体也积极声援中国抗战。埃及《金字塔报》刊登了达浦生阿訇撰写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引发埃及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后又被翻译成英文、印度文，分发到各伊斯兰国家及新闻媒体，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广泛流传，赢得了穆斯林世界的广泛支持。1938年在埃及复刊的《东方论坛》杂志由埃及著名人士尔里噶尔啼1922年在瑞士日内瓦创办，“专载复兴东方之一切消息、评论、学术、文艺等译著”，影响力颇大。复刊后，尔里噶尔啼特邀请南京*合六**籍留埃学生胡恩钧“主持该报远东事件之评论”，使得“近东各国，对远东纠纷，藉此将更近一步之认识”。 [47] 开罗广播电台还特选出《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等中国唱片，于1939年4月20日向全埃及*放播**，并配音解说。 [48] 埃及《教育周刊》报道了中国抗战战况，认为“中国的*队军**不断地以坚定的意志抵抗他们的敌人，以强大的力量阻止侵略者的前进。” [49] 埃及《密斯星日报》以《奋勇抗敌的中国》为题，对日本侵华的事实进行了报道。文章对中国这一东方古国的灿烂文化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充满赞誉。 [50] 《埃及邮报》在题为《远东时事之新变化》的评论中写道:“中国*队军**展开新的局势，而开始向日军作总攻，南北各阵地齐同下手，策略是非常的完备。他们以视死如归的精神，挫败日本精锐之*队军**，这种惨败是一般观察者所料想不到的，更不是日本人预想所及的事情。现在的趋势，迫使日本人疲于奔命，简直逃不出中国*队军**广大之包围。” [51] 1943年8月10日出版的埃及《自由西报》以《中国战争》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吾人实不可忽视中国战争之重要性，自中国独立抵抗日本，已逾六载，其对英美之贡献，实属未可估量。而日本自侵华以来，人力物力均有莫大之消耗，是以今日其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战争之中，处境已大不同”。 [52] 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期间，埃 及《埃及日报》、《金字塔报》、《劳动晚报》等主流媒体对中国抗战多有正面评论，肯定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53] 1943年12月，哈德成阿訇归真，留埃中国学生将此消息在发表在埃及各大报纸上。 [54] 同时，埃方亦发唁电，对哈德成阿訇归真消息表示哀悼。 [55
艾沙一行到达叙利亚后，与当地文化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新闻界对中国抗战“特别表示同情”，当地报纸逐日登载中国抗战消息。伊拉克报纸也宣传“中国一直访问伊拉克之重大意义”，并号召与中国穆斯林开展文化交流活动。[56]
为配合国民政府战时国际宣传部署，近东访问团根据各国情况及需要，将三民主义要义、日本侵华史略、中日不平等条约等资料“送各国报刊刊载”，而“极受欢迎”，沙特、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印度等国报纸相继刊载。[57]
四、发起*制抵**日货运动，募集物款支援中国抗战
30年代初期，埃及、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国都曾因日本商品大规模进入导致本国商品市场受到严重挤压而发起过不同规模的*制抵**日货运动。[58]但近东、南洋各国仍是日本重要的海外市场及原料物资供应地。日货的畅销，加之日本制造舆论诋毁中国对外贸易，还冲击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59]时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会长朱家骅在《告近东回教民众书》中呼吁，“近东友好回教民众对中国之神圣抗战，表示无限同情，在道义上已有不少之援助……惟望我友好回教民众更进一步对暴日作直接之制裁，而制裁之最有效办法，莫如*制抵**日货”。[60]
中国伊斯兰教界国民外交每到一国，皆把*制抵**日货输入、断绝对日输出作为重要宣传内容，以“使敌伪迷惑近东，混淆国际视听之阴谋，从此粉碎，而且博得了近东各友邦同情中国神圣之抗战，对暴日有施行禁运，断绝贸易之事实和表示。”[61]《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总报告书》中这样描述各国民众对*制抵**日货的支持：“（近东访问团）以宗教之感情，随地要求各地民众遵奉回教扶弱抑强之正义，作*制抵**日货之运动，此种要求皆获同情，各国或由私人发起，或由团体提倡，对日经济制裁，间接援助中国，而一般教民常于本团举行公开演讲或在清真寺中参加礼拜宣传之后，一致起立以宗教仪式，宣誓不购日货，甚至有手持日本制造折扇，及身穿日货衣服当场撕毁，以表示其态度之坚决者。于是日货在近东各国市场之销路大受打击”。[62]
近东访问团与留埃学生在埃及卓有成效的宣传，“获埃人对我热烈同情，引起埃人*制抵**日货”。[63]在各种宣传*会集**上，民众“常因气愤不平，当场大呼‘*倒打**日本’……不待终会，即四散街头，为我宣传*制抵**日货者。”[64]埃及《密斯星日报》也发表评论呼吁各国禁止向日本输入棉花、石油、金属等原材料，以阻止其继续侵略中国。[65]在埃及本国产业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扩大等多重原因的作用下，日埃两国的贸易额逐年下降。[66]1939年，埃及禁止了占其产量60%对日棉花出口贸易。[67]到1941年，埃及全面禁止了对日出口。[68]
早在1933年，印度孟买、德里等地的伊斯兰教领袖就曾“鉴于日本对中国回教徒之待遇，特命其信徒排斥日货，以示抗议”。[69]真纳在接见近东访问团时也表示，处于对英斗争中的印度尚不能开展大规模*制抵**日货的运动，但如时机成熟，一定协助宣传。听闻近东访问团的一次宣传后，一名叫纳卜奴斯萨贵布的青年登台宣讲，表达对中国抗战与中国穆斯林的钦敬之情，并号召听众一同起立，“誓言不购日货，用以间接助中国”。[70]
在各地华侨组织的切实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制抵**日货”运动在南洋在迅速蔓延。[71]1937年，日货在马贸易额为4048万元叻币，到1939年，已降至1248万元叻币。[72]之后，南洋访问团的大力宣传又进一步推进了*制抵**日货运动，“各地回教咸一致进行*制抵**日货运动，并深信我国抗战必得最后胜利。”[73]到1941年秋访问团回国时，马来西亚已基本上无人卖日货。
各国穆斯林教胞还通过捐款捐物的方式，直接支持中国抗战。1939年，南洋访问团首站香港，香港伊斯兰教界组织捐款捐药活动，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公布的捐献者名单来看，半数都是在港外籍穆斯林。[74]1939年12月，马来、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各籍穆斯林领袖六、七十人在新加坡苏丹宅邸*会集**，决定成立“回教援华募药会”。募药会以三个渠道组织筹款，一是当地伊斯兰教界分马来、印度、阿拉伯三组分别开展募捐活动，二是举办华侨、马来和陆军足球友谊义赛，三是马来语演出“三宝太监下西洋”舞台剧，募集善款。同时以此剧重述中马两国历史友谊，“增强中马的关系，联络中回的感情。”[75]募药会还决议，“不分回汉，一体救济，以示我伊斯兰精神之博大为怀”。[76]在马来西亚吉打州时，苏丹亲自登台演剧，募款购医药品。[77]在文莱国，当地印度裔伊斯兰教界与印度教界联合组织印度公会，招待南洋访问团，并献金三百余元，以资抗战。[78]
为组织募集对华援助活动，伊朗专门成立了“伊朗援助中国委员会”和“援助中国战争牺牲者委员会”。其中，“伊朗援助中国委员会”由伊朗首相发起创办，并由伊朗国王首捐3万里亚尔善款。1944年11月，委员会在德黑兰组织募款音乐晚会，票价400里亚尔，共售出千余张。“援助中国战争牺牲者委员会”通过举办援华义务放映活动等活动造势募捐。截止1944年12月，共募集到善款46万里亚尔之多。[79]1944年12月11日，伊朗驻华公使纳塞尔还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对伊朗特别节目，详尽介绍抗战情况，并呼吁伊朗国民援助难民。[80]
埃及胡达沙拉威夫人向难童捐款一百埃及磅，并致函宋美龄，表达对抗战的同情。[81]宋美龄在给胡达沙拉威夫人复函中感谢她出于“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寄于的伟大同情”，“慨然捐金百镑来援助……在灾难中的妇女儿童”。[82]1938年9月，埃及世界回教青年会、妇女协会等团体筹募捐赠药品20大箱，救助中国受难军民。[83]
1939年12月，缅甸仰光回教中学组织*会集**，欢迎率领在印度受训的*疆新**籍学生回国的艾沙一行，与会者达六七百人。缅甸回教界决定组织救护队赴华服务，所有费用由仰光回教社团负担。而回教中学捐赠善款2万元国币，“作救济难童之用”。[84]
结语
抗战初期，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在其《抗战中军事与外交》一书中指出“世界各国和平民众的援助……最少受注意，但实际的作用却是非常重大的”。他列举了，世界和平民众民间援助的七种形式，包括*制抵**日货、断绝对日贸易、捐款救济、志愿服务、各弱小民族孤立日本、新闻舆论支持、声援*会集**。[85]弱小民族所能给予我们物质援助固属有限，但是主持正义的资格是与大国民族均等的”。细数抗战时期穆斯林世界的对华援助，虽声援活动规模有限，经济援助与美苏不能相提并论，但上述七种形式，皆有不同规模的体现。
王曾善在《近东回教民族思想之改变与对我抗战之同情》一文中指出，近东各国对我抗战的支持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出发点不同，在于近东各国与我国无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关系，其同情发自内心；在于近东各国视我国为亚洲大国，其同情发自尊敬；在于近东各国尚在争取国家独立集中，其同情发自对我抗战胜利的期盼。[86]当时的穆斯林世界，“除土耳其一国外，多半仍在被压迫”，但“他们都希望中国抗战成功，中国民族得到解放”，期盼中国之一东方第一大国的抗战胜利为广大受压迫国家的解放事业给予莫大的鼓励。日本占领中国只是其军国主义扩张的第一步，后侵占亚洲各国的邪恶用心暴露无遗，“敌人的南进政策，正想侵略南洋，他们（南洋穆斯林）这次除了揭穿敌人的阴谋，还要唤醒他们的同情与共鸣，抵抗侵略，一致去求解放。”[87]“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侵犯到了其他国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促使权衡各方利益、争取全面外援的外交活动全方位开展。但处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局限，外交活动仍集聚在对美苏英等大国之中。但“弱国无外交”的历史定律，决定了当时中国不可能在与强国的外交博弈中保持真正平等的身份，外交活动必然有很大的被动性。同时，日本利用其在经济、文化、外交、舆论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在国际社会上制造荒谬宣传，同处被压迫地位的亚非各国对中国抗战不甚了解。 中国周边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穆斯林国家及地区居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国民外交，中国伊斯兰教界有着特殊的优势和责任。
唤醒、鼓舞穆斯林世界对华援助热情义举的，除源于穆斯林世界“在历史或地理方面与我国之关系均甚密切，其对中国本有好感”，及对奋力抗战、以求民族解放之中国的同情外，中国伊斯兰教界以宗教情感为维系，发动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确实发挥了“深入而微妙”的作用。中国各族穆斯林“不仅在国内参加了抗战的伟业”，还“到海外的回民中，去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与援助中国的抗战。” [88] 穆斯林世界的对华援助正是国民外交活动成效的坚实佐证。中国伊斯兰教界国民外交活动不仅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创造了条件，也提高了中国伊斯兰教在国际上的声誉，是抗战国民外交活动中值得浓墨重彩记录的一段历史。中国伊斯兰教界国民外交之路，途径的正是古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各个国家，在特殊时期，以“患难见真情”的行动，延续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的友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