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1927——2018），北京通州人，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8月至1954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54年与蓝翎共同撰写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受到毛*东泽**主席的肯定，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年鉴主编、《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
2012年，他完成了他的自述《往事回眸》一书。在“后记”中，他感叹道：“搞了一辈子文艺评论，这时已失去了读书的目力，即使戴上了老花镜，再加放大镜，也看不清楚新五号字的报刊……于是，回忆在脑子里出土了。昨天刚经历的事，今天会忘得一干二净，而几十年来的往事，却恍如昨日，一件件，一桩桩，极分明地、鲜活灵动地浮现在眼前。”
这里从此书摘录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或后来）几位文化界重量级人物的至今（2012）还在作者眼前浮现着的“极分明、鲜活灵动”的印象。按照他们在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
青岛山东大学诸师友
赵纪彬（李希凡的大姐夫。历任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教授、河南大学前身开封师范学院院长。李希凡走上治学道路的引路人——摘者注） 中等身材，河南口音很重，两眼炯炯有神，长袍大褂的穿着。因为几次坐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动反**政府的监狱，留下了手颤的后遗症，写作有困难，需要有人帮他笔录、抄写。他曾教导李希凡说，学习要循序渐进。在山大听课，这些老师大都是大学名师。陆侃如、冯沅君，都是留法的高材生，多年治文学史、诗史，冯先生还对中国戏曲文学有很深的研究；杨向奎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很多独到的成就。你好好听他们的课，记好笔记，对你阅读古文会大有好处。听说你也听了丁山先生的课，倒大可不必，因为你听不懂的（李希凡当时听的是丁山先生的甲骨文考辩，往往一堂课只给学生讲一个字——摘者注）。
萧涤非（他的老学生称他为“20世纪的杜甫”） 周末晚饭后，萧涤非老师有时会提着一个木制象棋盘和一小竹篓乌木棋子来找赵纪彬“切磋棋艺”。这时，孩子们都睡了，大姐在那屋做她的活计。书房很静，两位先生认真地下棋，很少说话。我除去给他们倒杯茶、换换水，就倚在我的床上看书。偶尔听到他们为一步棋有所争议时，也忍不住站起来看看，不免“窃笑”。赵之于哲学、萧之于杜诗，即使那时他们还在中年，都可称得起是一流专家。可他们的象棋棋艺，恐怕还不够中学水平。两位师长会为一步棋走错脸红起来，表现出他们珍藏的童心和天真。
冯沅君冯先生为人谦和诚恳，讲课永远是有讲稿的。从《张协状元》、董解元《西厢记》到元杂剧、明传奇，戏曲史发展脉络清晰，作品分析细腻。讲课人很投入，传达着自己的艺术享受，听课人被引进一种艺术境界，心无旁骛。元明清戏曲笔记是我记得最完整的笔记。
袁世硕、郑宜秀、杨建中1953年山大的春季运动会上，中文系涌现出一批为系争光的健将。如百米短跑，袁世硕跑过全校第一；女同学中也有一位跑得很快的，叫郑宜秀，她跑起来永远是脚尖着地，我就没看过有哪位女同学跑得过她；我的老朋友杨建中（即蓝翎）酷爱百米跨栏，可在同学们眼中，他过于重视姿势的优美，不出速度。
“一举成名天下知”之后遇到的文化名人
李希凡山东大学毕业后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大学同学蓝翎合作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这时是1954年的5月。文章写成后与多家报刊商量，问可不可用，未被理睬，后来寄给母校寻找支持。当时他们只知学兄葛懋春在《文史哲》做执行编辑，后来才知道不仅是葛，包括华岗校长也都是极力支持这篇文章的。文章被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史哲》是毛*东泽**案头常备的读物之一。毛*东泽**就读到了这篇文章。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引起了毛*东泽**的热切关注。于是，有了后来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邓拓1954年秋的一天，与蓝翎应约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办公室。我们跟王唯一（邓的秘书）进入邓拓办公室时，他大概也是夜班刚起来，正在卫生间洗手。这总编辑办公室虽阔大一些，布置得却十分简朴。突出的是，除去南面有个大窗户，别的都是大书柜，只是大桌上堆着一沓沓稿件和笔墨纸砚，看起来，这位总编辑还是位学者。等见了他本人，更证实了我的想象。白净脸，“瘦骨清相”，已经北方化了的尚留有南音的普通话，和蔼可亲。说起话来，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也让你感到可以轻松相对。后来知道，他确实是位学者，是历史学家、书法家、古体诗人，才华横溢，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冯雪峰也是1954年9月末，与蓝翎、《文学遗产》主编陈鹤翔来到离现在《北京日报》所在地不远的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雪峰同志就住在四合院的上房。我虽看过他青年时的照片，这时看来，面庞还可以辨认，头发斑白，脸上也有了皱纹，已看出有些老态。他含笑接待我们，很像个慈祥的老人。离开后，我和蓝翎说，他很像鲁迅，有这些老人在，中国革命文艺会发展。
丁玲、陈企霞1954年11月，有几次会上，我看到有一位中年女同志，在11月还不算太冷的天气，就已穿着全副冬装，围巾、帽子俱全。她没有坐在主席台的位子上，一直在主席台后走来走去。蓝翎告诉我，她就是丁玲同志。丁玲同志青年时代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获斯大林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都是读过的。蓝翎告诉我，她在生病，不能久坐。他又指给我看另一位在那里抽烟的满面怒容、肤色很黑的中年同志，说他是《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同志。我看他那生气的样子，显然是对《文艺报》受批评并不心服。
傅雷1956年，为《人民日报》副刊约稿，奉命去上海拜会傅雷先生。他的家既不同于雪峰同志在北京的旧式四合院，也不是郭老那样的旧王府老宅，而是几间既有红木家具，又有现代书柜、沙发陈设的静静的小院。房间不多。我看到了一架钢琴，我想它就是造就傅聪的那架钢琴了。傅先生很健谈，不仅熟悉欧美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深。我说明来意，特别说明，乔木同志、邓拓同志，希望傅先生给《人民日报》写写文章谈谈文学翻译问题，现在国外文学译得不少，译文好的却少。傅先生说，现在谈这问题有点难处，谈深一点就得举实例，谈实了就要得罪人啦。他问我，读过他翻译的书没有，我说只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儿》。他笑了，说够多了，这是我大半辈子的工作。
何其芳有一年作协邀请作家们去北戴河暑期休养，几位诗人在一起到海边游泳，可能水性都不怎么好，不敢往深处去，其芳同志自信心较强，一下水就一直往里游。不料一个猛浪打来，喝了两口海水，身体失去平衡，叫了两声，惊动了他旁边的一位姑娘，赶紧牵着其芳同志的一只手引他游到岸边。晚饭时大家对他这次历险开起玩笑来，问他喊的是什么，是叫“救命”，还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其芳同志很严肃地回答：“两个都不是，我是在叫卞之琳！”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作者：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