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史
第1章 “八叛将”集体出走，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
Venture capital frees scientists to do things they would not have tried before. This is the power of liberation capital.
风险投资让科学家自由地做从未尝试过的事。这就是解放资本的力量。
成功常由伟人铸就，在硅谷也不例外。探寻这个奇迹般的创新地区的起源时，有些人会追溯到1951年，也就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创建斯坦福工业园区的那年。还有人认为故事开始于5年后，当时半导体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离开东海岸，在特曼的斯坦福工业园区创办公司，第一次把硅带到硅谷。但最令人信服、最能说明硅谷为何拥有如此独特力量的起源故事始于1957年夏天，当时肖克利公司的8名年轻博士研究员奋起反抗，集体出走。肖克利的资历、名声，甚至他得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都没能阻止他们：“八叛将”受够了肖克利的高压领导，决心另谋高就。正是这种背叛行为创造了硅谷的神奇文化，打破了关于等级、权威和“忠诚工作几十年，最终戴着金表退休”的传统职场观念。
创造力和商业野心合于一体
1957年的背叛行为是由一种最初被称为“冒险资本”（adventure capital）的新金融形式促成的。这种新金融形式的理念是，对大胆发明有鉴赏力的投资人，可以支持那些因太过冒险和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款贷**的技术人员，以换取获得巨大回报的机会。对“八叛将”及其公司仙童半导体的资助，可以说是发生在西海岸的第一起此类冒险，这改变了当地的历史，创造了一种新的金融形式。在仙童半导体获得140万美元的融资后，人们知道了只要有伟大的构思和坚定的抱负，硅谷的任何团队都可以自行从公司出来进行创业，并且他们通常会创造出最理想的组织形式。受惠于新金融环境，工程师、发明家、创业者和艺术梦想家能够相遇、结合、分离、竞争，可能同时也开展着合作。冒险资本可能成为背叛资本，可能成为团队建设资本，也可能只成为实验资本，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有天赋的人都得到了解放。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
解放资本的出现能解释大多数人到现在都还没意识到的事情。为什么硅谷能建立其优势？人们或是认为原因在于硅谷发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或是认为硅谷的发展受益于一些军事合同，或是认为硅谷本身具有某种西海岸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特质。这些说法一向没什么说服力，而解放资本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新视角。毕竟斯坦福大学并不比麻省理工学院更杰出，麻省理工学院位于哈佛大学附近，它创造了比硅谷早期能聚集到的任何机构都更强大的研究集群。同样，我也承认斯坦福大学的部分科研成果受益于军事研究资金：U-2侦察机的胶卷就是在附近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加工的。但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军工复合体就坐落在五角大楼和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之间的东海岸，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是这一军工复合体的代表性人物，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的院长，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首席科学顾问。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流向波士顿周围由五角大楼支持的研究中心，到60年代末，从这些实验室中分离出的科技创业公司超过了100家。换句话说，如果与军方的关系决定了应用科学中心的地理位置，那么坎布里奇应该成为宇宙的中心。(9)
如果斯坦福大学和军事合同都不能解释硅谷的崛起，那么声称“是当地的西海岸反主流文化让人们得以创造空前新技术”的理论又如何呢？年轻的史蒂夫·乔布斯曾为东方神秘主义着迷，他光着脚到处走，在公司卫生间里洗脚，并坚持说他的果食主义饮食法(10)不能采用常规的清洗方式。乔布斯的朋友、摇滚音乐家波诺（Bono）说：“创造21世纪的人是像乔布斯这样来自西海岸的行为反叛的嬉皮士，因为他们眼光独到。”这个故事的某些版本在硅谷广为流传，那里的居民通常认为自己富有、时髦且具有影响力。硅谷的人们坚持平等、分享、开放的价值观，嬉皮士的反企业氛围使他们乐于向他人分享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而不是急于请律师申请专利。他们坚持平等主义，对不修边幅的创业者也持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很可能会从这些创业者身上看到或感觉到某些有潜力改变一切的东西。如今，你仍然可以在硅谷看到反主流文化的痕迹，比如那些因受嬉皮士喜爱而流行的凉鞋款式，即使鞋的材质已经由新一代尼龙取代了易磨损的皮革……但从文化角度我们并不能解释硅谷为何如此独特，毕竟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没有像硅谷支持者们想象的那样守旧。举例来说，黑客文化实际上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Tech Model Railroad Club），该俱乐部由一群痴迷于火车模型背后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生组成，但他们基于共享原则拒绝将所开发的编程代码变现，并在之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研究TX-0计算机上。有种说法是TX-0计算机过分令人着迷，以至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领导考虑把它扔掉，不然“人们将不再洗漱、不再吃饭、不再社交，当然也不再学习”。同样，出生于英国、现居日内瓦的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不仅拥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秉持着对商业的反物质主义蔑视。他拒绝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利，甚至曾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写道：“如果你对使用（我写的）代码感兴趣，请给我写邮件。”在芬兰，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创造了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框架并将之无偿捐赠。简而言之，硅谷之外的地方并不缺少创新，也不缺乏反主流文化和反商业化主张。
真相是，硅谷与众不同的天赋并不在于它的发明能力、反主流文化或其他方面。(11)许多地区都诞生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发明。比如：第一只晶体管发明于1947年，不是在硅谷，而是在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第一台个人电脑是在新墨西哥州由爱德华·罗伯茨（Edward Roberts）发明的微型计算机牛郎星（Altair）；万维网的第一个前身，网络管理软件地鼠（Gopher）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发明的；第一个浏览器软件是由伊利诺伊大学的马克·安德森开发的；第一个搜索引擎阿尔奇（Archie）是由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的艾伦·埃姆蒂奇（Alan Emtage）发明的；第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站SixDegrees.com由安德鲁·温里奇（Andrew Weinreich）创建于纽约；第一款智能手机西蒙（Simon）是由弗兰克·卡诺瓦（Frank Canova）在IBM位于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市的实验室开发的。没有单一地区会在发明领域占绝对优势，即使硅谷也是一样。然而，所有这些突破性创意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未成功引爆市场。硅谷，却有一种让奇迹发生的魔力，那就是将创意转化为轰动一时的产品。
如何解释这种魔力？1995年《时代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呼应了波诺的话：《我们都应归功于嬉皮士》。事实上，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具备反主流文化，又对财富有着坦率的渴望。波诺熟识的那些行为叛逆的发明家从不羞于赚取巨额财富。在硅谷，反而是那些按部就班追求职业晋升的人会被波希米亚人嘲笑，被其轻蔑地形容为“市侩庸俗”；天赋异禀的人也看不起这种努力，他们认为那种获得成功的方式慢得可怜。许多人身上体现出这一矛盾文化的两面性，史蒂夫·乔布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非常谦逊的平等主义者，不会要求在公司停车场预留老板车位，同时又会傲慢无礼地占用其他司机指定的车位。他的合作意识很强，愿意与竞争对手公开分享知识产权；同时他的竞争意识也很强，个性偏执且控制欲强。正是这种自由开放的创造力和积极进取的商业野心的结合，真正定义了硅谷，在这里，充满想象力的幻想会孕育出重塑社会和文化的企业。
有天赋的人急需得到解放
当然，我们很难精准追溯到硅谷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从何而来。一些人将其归因于19世纪狂热的先锋物质主义者在圣弗朗西斯科发起的淘金热，这场热潮使受旧等级制度排挤的个人创业者获得财富，并催化了创业精神的爆发，李维斯牛仔裤就诞生于这个时期。其他人则强调，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和经济繁荣为进步、开放的思想和专注于工作的狂热态度提供了养分。事实上，解放资本为这种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另一种滋养，一种比以往更值得关注的驱动力。通过帮助人才“兑现”天赋，将想法转化为产品，以及将非传统实验和硬性商业目标相结合，这种独特的金融形式所培育的商业文化充分激发了硅谷的发展活力。早些时候，美国以摩根大通为主导的金融行业擅长将企业塑造成强大的寡头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发起的利用“垃圾债券”为兼并企业提供资金的举措引发了“企业买卖热”和大刀阔斧削减成本的风潮(12)。风险投资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工业文化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硅谷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在应用科学领域最持久多产的熔炉。多亏了风险投资，“八叛将”得以离开威廉·肖克利，成立仙童半导体，并开启了硅谷的传奇发展之路。惊人的是，截至2014年，硅谷有7%的科技上市公司都可以追溯到与仙童半导体的关联。
在求助于解放资本的前一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年轻研究员们发现他们的老板既是个科学天才，又是个疯狂的暴君。当肖克利招募他们时，他们为被选中而感到荣幸：接到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电话“就像拿起电话与上帝交谈”。肖克利很英俊，戴着眼镜，稍稍后移的发际线彰显着教授派头。他不仅是半导体之父，还是个颇具冷幽默感的出色表演家：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他常在开课时承诺会探讨一个“热点课题”（get into a hot subject），接下来，他便会玩一个一语双关的小把戏——他翻开一本书，学生们会看到一股青烟从书里升腾出来，原来这便是他之前所提及的热点（hot subject）。但当这些年轻的新成员来到这位“神明”身边时，他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肖克利会公开解雇员工，在公司布告栏上公布员工工资，还嘲笑过一位接受低微薪水条件的科学家。他雇用了他能找到的最聪明的研究人员，但很快就开始贬低他们，有时还嘲笑员工：“你确定你有博士学位吗？”当他团队的一些成员大胆地提出要发表学术论文时，肖克利的反应轻蔑又自负。他写下一些关于自己提出的理论的笔记，然后告诉他们：“来，把它充实起来发表去吧。”后来，一位年轻研究员说：“我认为‘暴君’一词都不足以形容肖克利。”
1957年5月，在肖克利创办半导体实验室15个月后，他的资助人来拜访他。一年前，当肖克利需要资金时，风险投资还几乎不存在。所以肖克利求助于南加州贝克曼仪器（Beckman Instruments）的创始人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贝克曼把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设为贝克曼仪器公司的分部，希望看到它快速发展，并创造盈利。现在，他要求肖克利增加商业化产出，同时改善管理不善的情况。肖克利对此轻蔑地回应：“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我可以带着这群人到别处去寻求支持。”他抱怨着，然后冲出了房间。
看着他们的老板对贝克曼大吼大叫，肖克利的年轻研究员们意识到自己面临抉择。20世纪50年代是大公司、大工会和大白领阶层的时代。1956年的畅销书《组织人》宣布了一种新美国人的存在，即温顺的、没有个性的“有组织的人”。该书有一章的标题是“科学家的官僚化”，与标题相对应的现象使得当时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也逐渐迟滞。肖克利的研究员们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屈从于时代，在令人窒息的管理者手下毫无成效地煎熬；要么抓住他情绪失控带来的机会，寻求自己的出路。在肖克利与贝克曼的对峙结束后，研究员们聚在一起吃午餐，他们决定向贝克曼诉苦，要求他向肖克利施压。“该死！”一名研究员愤恨道，“我们要么做点什么，要么以后别再谈这事了！”
后来成为仙童半导体研发主管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被选为团队的代表与贝克曼沟通。摩尔秃顶，浓密的眉毛藏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眉线框眼镜后，但这掩盖不住他不卑不亢的好品质。研究员们的午餐会结束后，摩尔从同事家借电话打给贝克曼，他告诉贝克曼：“你不需要将肖克利的威胁当真。”他指的是肖克利情绪失控时放的狠话：“肖克利没法像他所想的那样在这个阶段带走整个团队。”“实验室的发展情况不太好，是吗？”贝克曼紧张地问。“是的，情况真的不好。”摩尔回答。
贝克曼同意与摩尔和其他研究员见面，在几轮讨论后，他承诺站在他们这边对抗他们的老板。尽管肖克利很有科学天赋，但他在扼杀公司发展——有时，资本要想前进，就需要好好地“把大人物拉下马”。贝克曼向研究员们保证，肖克利将被逐步卸下管理职责，他在公司的角色将仅限于顾问。
然而没过几天，贝克曼就失去了勇气。这是他投资的公司，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令自己不快的决定；他不像现代风险投资人，没有人要求他对资本回报率负责。这期间，东海岸的一位颇有名望的科学家来电向贝克曼抗议，声称肖克利会因为降职而被毁掉，这通电话足以动摇贝克曼的想法。贝克曼想着，虽然肖克利是个暴君，但毕竟是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暴君，并且未来他也许可以改过自新。于是，贝克曼通知年轻的研究员们，要求他们与肖克利握手言和。
体会了从内部改变公司的困难后，研究员们重新考虑了自己的选择。他们都很优秀，能轻易另谋高就，但他们知道，只有作为一个团队团结在一起，才最可能有所成就。与此同时，考虑到如果维持团队的完整意味着他们要在肖克利手下煎熬，这个前景就不太令人愉快了。在最近一起事件中，这位暴君竟然要求他的员工接受测谎仪测试。
某个晚上，在他们思考自己的困境时，研究员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是团队中唯一一个超过30岁的成员，他通过父亲与纽约一家投资公司建立了联系。克莱纳写信给父亲的投资顾问寻求帮助，他在信中询问，肖克利的研究员团队准备离开公司，是否有金融公司愿意借助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到一个愿意雇用整个团队的雇主？
各显神通，“冒险投资”领域开启早期实验
在故事的这个阶段，“八叛将”中还没有一个人想过他们能创办一家新公司，因为那时几乎没人听说过有风险投资基金愿意支持一群年轻不知名的科学家创业。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不符合当时金融界的一贯偏好。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摧毁了一代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大型资本管理公司，如富达（Fidelity）和保诚（Prudential），更希望投资低风险项目以保全资本，而非去冒险。金融家们购买公司股权时，更倾向于选择安全成熟的公司，最好是那些拥有足够运营资本的公司，即使公司破产了，股东还有指望获利。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传奇投资人本杰明·格雷厄姆在一个名叫沃伦·巴菲特的年轻雇员的帮助下，寻找那些股价比其现金、资产和应收账款价值低至少1/3的公司，他们买入这类公司的股票并在股价向公司价值靠拢后变现股权获利。在一次成功的收购中，巴菲特以每股45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联合街铁路公司（Union Street Railway）的大批股票，该公司在银行里的现金如果平摊到股票发行量上，则每股价值120美元。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投资人更倾向于在如此巨大的安全边际下找到物美价廉的交易，高风险的科技企业在投资人眼中声名狼藉。1952年，《财富》评论道：“如果约翰·汉考克人寿保险保单持有人得知自己的钱被用于投资科技类小公司，他们会感到震惊的。”
当然，并非所有投资人都过分谨慎，但那些例外既分散又鲜为人知。1949年，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的富于幻想的社会学家创建了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投资方法才受到广泛的追捧与效仿。比琼斯早3年，东海岸的两个富有家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已经开始在主业之余涉足对高风险初创企业的投资，但他们的动机是爱国和慈善，而不是直接追求盈利。在西海岸，圣弗朗西斯科的一群金融家会定期邀请创业者在非正式午餐中推介初创企业，但在肖克利的“八叛将”想要结队出走时，这一投资人午餐俱乐部才刚起步。冒险投资领域最值得关注的早期实验是由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下简称“ARD”）主导的，它被认为是现代风险投资的先行者。但ARD专注于波士顿地区，而且“八叛将”根本没听说过它。就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一样，它也充满了为公众服务的动机。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它后来并没有成为风险投资人的典范。
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的基金是冒险资本早期实验的例证之一。(13)正如1951年《纽约客》的人物特写所说，惠特尼被一种“震撼人心的社会良知”所支配，这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被德军俘虏后，他说他是为自由而战，德军士兵反驳说美国并不比德国更自由，他看到一些被俘的美国士兵点头表示同意。战后他胆战心惊地回到家乡，将自己的名字从收录美国上层阶级成员的登记簿《社会名流录》（Social Register）中删除，并创建了一个基金会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他努力的一部分，他成立了一只500万美元的基金为企业家提供资本，以维护自由企业精神。但是，惠特尼公司（J. H. Whitney & Company）在运营5年后，只投资了18家企业，他的成功案例包括一家早期的建筑材料珍珠岩制造商和美汁源橙汁的生产商真空食品公司（Vacuum Foods）。此外，在前5年里，惠特尼公司在投资回报上的表现只比标普500指数好一点，但收益稳定性远不及标普500指数。事实上，根据金融家用于自我衡量的风险调整标准，该基金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纽约时报》称惠特尼的基金为一家“纽约投资银行”，惠特尼的自尊心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烈唤起的良知，使他对那些把他和普通银行家相提并论的评论感到愤怒。有一天，恼怒的惠特尼要求同事们想出一个更好的公司简介。一个人应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风险投资（risk）的内涵纳入公司描述中。”另一个人说：“我认为我们公司最有趣的方面是敢于冒险（adventure）。”“那将我们公司叫作‘私募风险投资公司’（Priv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Firm）如何呢？”第三个人提出。“风险投资”（venture）这个词是“冒险投资”（adventure）一词的另一种说法，在某些圈子里已经在使用了。“就是它！”惠特尼表示赞同，并将自己的想法很快透露给《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到了1947年，报纸会偶然提到“风险投资”一词。但尽管惠特尼做了很多努力，他在语言上的创新并没有变得广泛流行。直到1962年，那些自称风险投资人的先驱科技投资人还会遭遇茫然、困惑的目光。
1946年4月，洛克菲勒家族开始从事与惠特尼家族类似的活动，旨在解决新公司缺乏资金的问题。“我们想做的与旧体制相反，旧体制的主张是，除非某个领域或想法被证明绝对安全，否则绝不投入资金，”主要发起人劳伦斯·洛克菲勒（Laurance Rockefeller）说，“但我们正把资金投入许多欠发达地区。”他的基金相继资助了一家非洲的棉纺厂、一家南太平洋的渔业公司、一家宾夕法尼亚州的直升机公司，以及一个长岛的电影项目。洛克菲勒得意扬扬地说：“资本不再仅仅用于盈利，而是会去它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也许正因如此，他的收益不佳。1961年，《巴伦周刊》的报道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15年的运营中投资了900万美元，仅获得了4 000万美元的回报，但标普500指数在此期间暴涨了600%。
早期西海岸的业余风险投资人获得了不错的回报。里德·丹尼斯（Reid Dennis）是出席圣弗朗西斯科投资人午餐俱乐部的6名投资人之一，他因对录音机先驱制造商安派克斯公司（Ampex）的早期投资收益颇丰。因其先进的技术，安派克斯引起了歌手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的注意，尽管他更喜欢在星期日下午打高尔夫球而不是进行广播节目直播。“我对磁带录音技术一窍不通，”丹尼斯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想法，“但我认为，这项技术的用处远不止录制宾·克罗斯比的声音。”于是在1952年，刚从商学院毕业的丹尼斯把他所有的积蓄，总共15 000美元都押在了安派克斯上。他对妻子说：“如果这家公司优秀到能得到我的支持，那么如果发生什么事，它应该也能找到其他人来支持自己。”安派克斯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58年上市，丹尼斯赚了大约100万美元——用风险投资人后来的说法，这是近67倍的回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相当不错的谋生方式，”丹尼斯开心地想，“所以我开始四处寻找其他高科技公司，看看有没有什么投资机会。”
安派克斯的成功为丹尼斯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投资人团体中赢得了声誉，这反过来又支持了投资人午餐俱乐部的创建，俱乐部成员们标榜自己是一个“集团”。从1957年开始，有五六名常客聚集在金融区的山姆餐馆或杰克餐馆，这些餐馆的“比目鱼很不错，酸面包也很新鲜”。山姆餐馆很受欢迎，因为它有用胶合板作为隔断的小隔间，让人产生能保护隐私的幻觉，即使胶合板的厚度只有0.3厘米。男人们会嚼着酸面包，听恳求资助的创业者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指示他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等待“判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握握手，投资人们将承诺给创业者8万或10万美元的投资，接下来创业者还可能从俱乐部的追随者和依附者那里获得更多资金。丹尼斯回忆说：“我们基本都是在这个行业中成长起来的，后来人们把这种投资方式称为‘风险投资’。”尽管圣弗朗西斯科的投资人午餐俱乐部的确有一些成功的投资事迹，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只对大约24个项目进行了投资，平均每年资助5～6个项目。它后来被正式命名为“西部风险投资人协会”（Western Association of Venture Capitalists），那时它在投资上的成就才真正显现出来。
是行业的开拓者，也是失败的实践者
在冒险投资的所有早期实验中，波士顿的实验毫不意外地在战后几年处于领先地位。考虑到麻省理工学院处在军工复合体的核心位置，人们自然会将加速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押注在资助其实验室的技术研发上。这一使命的实现需要一位合适的领军人物。于是，一群新英格兰精英——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决定求助乔治斯·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一个蓄着军人式胡子、行事风格也如军人一般的风度翩翩的法国移民，他在哈佛商学院授课。在波士顿元老们的祝福下，多里奥特于1946年开始执掌ARD。
多里奥特是军工复合体的代表性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负责美国军需部队的技术采购，他在这个职位上支持过各种创新产品的研发——防寒鞋、防水织物，以及以他的名字为启发命名的轻质塑料盔甲多伦（Doron）。因此他完全具备能力和经验去决定如何投资波士顿地区由五角大楼支持的实验室衍生的新兴高科技公司。他时常督促投资团队定期参观实验室，有时会把地铁代币放在桌子上并告诫坐在桌子后面不动的年轻人：“去麻省理工学院就一个代币的路程。”多里奥特的一项早期成功是投资高压工程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那是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分离出去的一家生产发电机和核粒子加速器的公司，旨在向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发起挑战。
1957年，既是投资人午餐俱乐部创建的那年，也是“八叛将”成立仙童半导体的那年，同年，多里奥特做出了一个改变ARD命运的决定。他资助了数字设备公司，这家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创立，他们曾在军方支持的林肯实验室协助开发TX-0计算机。作为军方建造的设备，TX-0计算机展示了晶体管是如何取代了真空管的；而数字设备公司开发该技术的前提是他们认为晶体管也能给民用电脑带来革命。对现代风险投资人来说，这种愿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创始人来自前沿研究实验室，他们提出要将一项已被证实的技术商业化。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融环境下，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很难筹到资金，多里奥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向数字设备公司创始人提出了在后来的标准下会被创业者视为*辱侮**的提议。ARD将提供7万美元投资和3万美元*款贷**，以换取数字设备公司70%的股权，多里奥特的态度也颇为强硬，不接受议价，要求对方“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由于别无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接受了这一提议，甚至当多里奥特设法将持股比例提高到77%时，他们也没提出抗议。在掌握了这么多股权后，多里奥特得以在教授们获得成功时大赚一笔。1972年ARD停业时，它已经从对数字设备公司的投资中赚取了3.8亿美元，如果将通货膨胀等因素考虑在内，这相当于今天的23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ARD于1946—1972年获得的总收益中占大约80%。这是对指数法则的一次早期验证。
按照多里奥特的传记作者斯宾塞·安特（Spencer Ante）(14)的说法，多里奥特被一些人视为“风险投资之父”。像惠特尼一样，多里奥特也在努力使自己与普通投资人有所区别，作为一名商学院教授，他在界定风险投资的使命时更有洞察力和说服力。在一次操着浓重法国口音进行的演讲中，他宣称野心勃勃但并不引人注目的项目常常会获得极大回报，投资人必须耐心地等待长期回报的成熟；前景最好的行业是先进的技术，而不是橙汁或亚洲渔业。他像后来的风险投资人一样，明白自己的任务不仅是提供资金，还要向创业者提供管理建议，帮助其招聘人才，并提供从营销到融资等方方面面的助力。他举办技术博览会来宣传他所投公司的产品，并建议数字设备公司像珠宝商展示胸针那样在紫色天鹅绒上展示电路板样品。被投公司接入ARD的关系网络也是多里奥特提供的投后服务的一部分，一位创业者在谈到ARD组织的出席人数众多的年度会议时表示：“好的创业公司将在这一平台得到展示。”在会议上，创业者和投资人会在一起交流。“（在会议中）建立关系网、寻求引荐机会，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当你失去自信时，任何能帮你保持自信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多里奥特谈起自己与创业者的合作关系时，想法出奇地新颖、超前。他认为，创业者们年轻、任性、勇敢，而风险投资人的作用是贡献智慧和经验。创业者们才华横溢，反复无常，有时又敏感脆弱。“风险投资人必须随时待命，为推动公司发展提供帮助，包括给出建议并在必要时说服、劝阻和鼓励他们。”和后来的风险投资人一样，多里奥特强调创业者才是公司的舵手和灵魂人物。“要寻找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必须对所做的事情具有远见卓识。”他建议道，同时风险投资人要始终相信“创意和它的发起者、创造者”。但不必多说，多里奥特对“有远见的创业者”的崇敬和尊重并未阻止他将创业者77%的成果收入囊中。在这一点上，多里奥特也预演了未来风险投资行业偶尔会出现的虚伪的一面。
然而在其他方面，多里奥特与其说是风险投资行业的开拓者，不如说是失败的实践者：他是一个误入歧途、带领追随者陷入迷津的先驱。ARD是第一家从机构投资人那里筹集资金的风险投资公司，但多里奥特没有像未来的风险投资人那样将ARD建立为合伙企业，而是将其建立为上市公司，这一决定使他陷入监管困局。ARD在向雇员授予股票、期权，向被投公司追加投资，以及决定投资回报的计算方式方面受到诸多限制。(15)在196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员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出现在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大厦，突袭了ARD的办公室，宣布对其进行为期两天的调查。多里奥特气恼地说：“他们以为我们除了接待他们之外没别的事可做吗？”在突袭调查ARD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数字设备公司的估值是其收购成本的100倍，需要重新调整。“他们总在问‘估值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太低了？到底哪里出错了？’”多里奥特愤怒地抗议道，“我有20余年的从业经验，但他们派来两个人在这里花上两天时间调查后，就敢断言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让我很恼火。”多里奥特将他写给监管机构的信件存档，其中一个文件夹上标着“律师意见——不要寄出”。
除了对公司结构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外，多里奥特还蔑视金钱激励，他认为这有损自身作为榜样的号召力。他总是维护ARD由最初的地区发展使命衍生而来的公共服务责任。他高傲地宣称：“资本收益是一种奖励，而不是工作的目标。”他拒绝为年轻的副手们支付慷慨的薪水，总是告诉他们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报效国家。而且，他承诺永不放弃表现不佳的被投公司，即使它们占用了本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到其他地方的资本，在多里奥特心里，停掉一家被投公司在道德上就像在战场上抛弃了一名受伤的战友。因为多里奥特拒绝将金钱与成功挂钩，他的员工和投资人对他都感到厌倦。他们对精神上的“收入”很满意，但也想要财务上的收入。查尔斯·P.韦特（Charles P. Waite）曾是ARD的一名员工，他曾努力帮助一家被投公司发展至上市，他回忆说：“我为这家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席执行官的净资产从0涨到1 000万美元，而我只涨薪了2 000美元。”就华尔街的投资人而言，他们将ARD视为畸形的慈善企业，并认为其股票价值低于其所投公司股权的价值。例如，1955年，ARD的股票交易价格仅为其净资产的65%。
ARD没能给华尔街留下深刻印象，也没催生出大批行业模仿者，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多里奥特的确带领ARD投资了几家令人激动的成长型企业；多亏了数字设备公司和指数法则，他使ARD初始投资人的股本翻了30多倍，胜过标普500指数。然而，在ARD的整个存续过程中，它自身的股票表现却如同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沃伦·巴菲特所钟爱的那些惨遭低估的成熟企业一般暮气沉沉。由于受到了华尔街的蔑视，如果清算或兼并到其他公司，ARD对其所有者将更有价值。由此，它在1972年被清算了。
解放资本推动仙童半导体成立
在金融形势如此恶劣的1957年6月，肖克利手下年轻的研究员们策划了他们的反叛。当时，ARD还没有为数字设备公司提供资金；圣弗朗西斯科的投资人午餐俱乐部才刚起步；乐善好施的富有家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刚在富有异国情调的海外地点和美国东海岸资助了古怪的项目。毫不意外，肖克利的研究员们想象不到去筹集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相反，尤金·克莱纳在写给他父亲的投资顾问的信中表达了一个不同的愿望：不满肖克利的研究员团队希望被“一家能提供良好管理的公司”聘用。这封信是由克莱纳的妻子罗斯录入的，注明日期是1957年6月14日。然后她把信寄给了纽约的海登斯通公司（Hayden Stone）。
为克莱纳的父亲服务的投资顾问正准备从海登斯通退休，所以他把这封信传给了一个叫阿瑟·洛克的年轻MBA。洛克身材消瘦、沉默寡言，眼睛经常被遮挡在大号眼镜后面，他显然不是个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人，特别是涉及浮夸的新型投资方式的时候。与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不同，他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贫困家庭中长大，是说意第绪语的移民的孩子，曾在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卖过汽水。与多里奥特不同，他没有军事技术方面的经验，甚至连军旅方面的经验也不多；在一段悲惨的军旅生涯中，他为要向他认为“不太聪明”的上级汇报而感到愤怒。也许是因为他的童年过得颇为艰难——他患过小儿麻痹症，因而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得很差，还因此被同学整蛊嘲笑，这些遭遇让洛克的性格冷淡到极点。做交易的金融家本应该圆滑世故，但洛克对傻瓜毫无耐心，而傻瓜总是自以为是。
然而幸运的是，洛克正是接收克莱纳来信的最佳人选。他两年前为通用晶体管公司（General Transistor）筹集了一笔资金，那是第一家生产用于助听器的锗半导体的独立制造商。在投身这个新兴行业后，洛克领会到肖克利在科学界享有的神圣地位：凭借肖克利的地位，所有绝顶聪明的人都愿意被他雇用。而这恰恰说明克莱纳和他的同事们是行业一流的人才。与此同时，克莱纳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反叛的事实也说明他们显然既有资质，也有性格。一个精英团队和一项潜在的突破性技术的结合将会带来明显的商机，这个商机的前景类似于1957年夏天多里奥特投资的数字设备公司。
1957年6月20日，洛克给克莱纳打了长途电话，向他表示自己对此事有兴趣。第二天，洛克给克莱纳写了一封信，力劝克莱纳把团队聚在一起，以期与之面对面地商谈。下一星期，洛克飞到圣弗朗西斯科，与他同行的还有海登斯通的一位热情的合伙人，名叫阿尔弗雷德·“巴德”·科伊尔（Alfred “Bud” Coyle）。
洛克和科伊尔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家餐馆与克莱纳和他的伙伴们会面并共进晚餐。华尔街的这两位来访者明白研究员们想要摆脱肖克利令人窒息的监管，并继续进行团队合作，同时进一步了解到他们想留在圣克拉拉谷，因为已经在那里买了房子。但洛克和科伊尔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一种研究员们无法想象的方法。
“你们应该自己开公司。”洛克直白地说。通过自立门户，研究员们将能够独立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成为公司的创始人，从而拥有自己创造性的“魔法”所带来的成果。作为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白手起家的不合群的人，洛克对最后一点持明确态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某种正义才得到了伸张。
洛克的提议让研究员们好一番消化。“我们都惊呆了，”一位名叫杰伊·拉斯特（Jay Last）的研究员后来回忆道，“洛克向我们指出，我们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这是我们从未想过的。”
在听到洛克的提议时，曾向阿诺德·贝克曼发起申诉并失败的研究员戈登·摩尔也有着类似的反应。多年后，当作为两家标志性硅谷公司——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而声名大噪时，摩尔仍然竭力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偶然的创业者”。“我不是那种会轻易说‘我要开公司’的人，”他回顾道，“像我这样‘偶然的创业者’，要么是掉进了机会里，要么是被人推进去的。”1957年6月下旬，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那家餐馆里，是洛克用力地“推”了他一把。
洛克还回忆起了一些谈话中的细节。回想起那次晚餐，他想起是在他提到研究员们能够获得公司所有权时，他们的态度才有所改变的。“他们似乎振作了一点。”洛克后来说，他也为研究员们没有多里奥特的那种爱国使命感负担和惠特尼的那种良心上的不安而默默感到庆幸。他认可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也认为研究员们对金钱激励有所反应是有益的。
对自立门户的讨论接着转向实际问题。研究员们表示他们需要75万美元来启动事业，但洛克和科伊尔反驳说，他们需要至少100万美元。洛克和科伊尔表现出的信心超乎常理，毕竟要想成立一家未经测试的公司，融到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来自华尔街的这两位投资顾问的虚张声势赢得了研究员们的信任。有了七位数资助计划的承诺，研究员们的所有顾虑都逐渐消失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领导这支团队。克莱纳曾在给海登斯通的信中坦言，在当时共有7人的研究员团队中，“没人有成为高层管理者的抱负”。当研究员们计划加入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时，这没问题；但如果他们的新目标是独立创办公司，那么研究员们就需要找一个能聚合团队的领导者。说服投资人为一个没有像样的首席执行官领导的松散企业投资是不可能的。
在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中，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显然是领头人。他有魅力，又爱恶作剧，身材挺拔，他就是那个把肖克利的招聘电话比喻为与上帝交谈的工程师。但诺伊斯一直为是否加入反叛团队而苦恼，他还没有参加过反叛团队的会议。作为来自艾奥瓦州小镇的公理会牧师家庭的孩子，他很担心背叛肖克利的伦理问题。据一位研究员说，诺伊斯当时扪心自问：“上帝会怎么想？”
洛克和科伊尔说服这7人着手劝说诺伊斯。他们为研究员们勾画出了自由的蓝图，作为回报，研究员们必须亲自招募一名团队主管。研究员们指派团队成员谢尔登·罗伯茨（Sheldon Roberts）打电话给诺伊斯。这通电话一直持续到深夜，诺伊斯在急切和谨慎的心情之间摇摆不定。最后，由于100多万美元融资方案的诱饵吊在他面前，诺伊斯同意和其他人一起与科伊尔和洛克见面。
第二天，罗伯茨开着家里的旅行车来接诺伊斯。他们巡行于各位同伴的住宅之间，在洛斯拉图斯、帕洛阿尔托和芒廷维尤停车，每停一站都接上一个同伴。然后，他们向圣弗朗西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夫特酒店进发，前往充满艺术风格装饰的红木大厅，洛克和科伊尔正在那里等候。当会议开始时，洛克就知道这次交易的薄弱环节已经得到了解决：罗伯特·诺伊斯是个天生的领袖，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耀眼的光，并且他的同伴们也愿意让他代表自己发言。
没有其他理由不继续下去了。科伊尔拿出10张崭新的钞票，提议在场的每个人各自在钞票上签名。科伊尔说，这些钞票将是“他们彼此的合同”。这预示着，以信任为基础，看似非正式，实际上却建立在金钱上的合作机制，将在未来几年成为硅谷的标志。
与多里奥特的ARD不同，科伊尔和洛克没有现成的资金来资助初创企业。他们通过临时召集有意愿的投资人组成联盟来支持初创企业，而科伊尔和洛克的资本只占总量的一小部分。现在，洛克为了筹集他承诺给“八叛将”的100多万美元，草草写下了约35个潜在投资人的名字。ARD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都在名单上，一些有兴趣投资半导体行业的科技公司也名列其中。
开始筹集资金后，洛克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激进。ARD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投资集团找了各种借口拒绝投资，他们一想到要开一张这么大额的支票给一个没有管理经验的团队就感到不安。与此同时，洛克联系的科技公司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可以考虑出资成立一个新的子公司，就像贝克曼为肖克利做的那样，但不愿在没有控制权的情况下支持“八叛将”。他们的另一层顾虑在于，支持肖克利的“八叛将”创立新公司，并允许他们持有新公司股权将开创一个颠覆性的先例，可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如果投资人自己的员工也要求持有公司股票该怎么办？洛克认为这些年轻的研究员拥有自己研发的成果是公平的，而其他投资人却只看到了麻烦。在20世纪50年代的企业文化中，组织人的身份特点在于会本能地服从。因此管理者认为，员工的忠诚应当是免费提供的，为什么要用股票期权去换呢？
在接触了35名潜在投资人后，洛克一分钱也没筹到。后来科伊尔推荐了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一个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花花公子，自称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同时也是个科学爱好者。就像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一样，费尔柴尔德已经足够富有，他对获得更多的钱作为回报不感兴趣。但与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不同，他可能会对投资新的半导体公司感兴趣。
1957年8月下旬，诺伊斯和克莱纳飞到纽约。他们来到费尔柴尔德在曼哈顿的联排别墅，别墅内装有玻璃墙和由电动开关控制的高科技百叶窗。在最初的几句寒暄后，诺伊斯释放出了洛克在他身上看到的天赋。诺伊斯用炽热的目光盯住费尔柴尔德，向他解释说，未来将建立在硅和线路组成的设备上，也就是建立在普通的沙子和金属上，这些材料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巨额利润将流向用这些基本元素和物质制造晶体管的公司，而费尔柴尔德将会成为支持赢家的有远见的人。这是那些富有感染力的创业者在硅谷反复发表的“呼唤伟大”宣讲中的一种版本，费尔柴尔德被说服了。
现在只剩下敲定交易条款了。洛克曾向这支研究员团队承诺让他们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也尽了最大努力。研究员们被要求每人出资500美元，以换取初创企业的100股股票。他们费了些力气才凑齐了这笔钱，毕竟500美元是他们两三个星期的工资，诺伊斯不得不打电话给父母，问祖母能否借给他这笔钱。在海登斯通方面，公司以与创始人相同的价格购买了225股股票，另有300股被存起来，它们将在未来被用于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因为尽管诺伊斯很有领导力，但费尔柴尔德认为他只是“临时领袖”。每位创始人只掌握了不到10%的公司股权，当新的管理人员出现时，这一份额可能会降至7.5%。与此同时，费尔柴尔德的仙童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几乎为仙童半导体提供了所有的初始资本——约140万美元，这让“八叛将”和海登斯通提供的5 125美元相形见绌。但由于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的资金是以*款贷**而非股权投资的形式提供的，创始人们的所有权并没有因此而被稀释。
从表面上看，“八叛将”收获颇丰，但费尔柴尔德的资金支持以一些不透明的小字条款作为条件，“八叛将”所掌握的控制权与股权数据并不十足匹配。毕竟考虑到其他35名投资人都直接拒绝了洛克，费尔柴尔德的谈判代表手中握有大把筹码。试想一下，既然ARD的乔治斯·多里奥特能以10万美元攫取数字设备公司77%的股权，如果费尔柴尔德付出140万美元却得不到足够回报的话，那似乎就会显得太愚蠢了。表面上，“八叛将”与费尔柴尔德达成了一项协议，并获得了公司所有权，但实际并非如此。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给出的*款贷**其实并不是一笔单纯的*款贷**，还附带了以300万美元购买新公司全部股权的期权。同样，“八叛将”获得的所有权也并非真正的所有权，因为仙童摄影器材公司可以通过表决权信托控制公司主体业务。洛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履行他的诺言，但他不能创造奇迹。
如果说洛克最初的目的只是把人才从令人窒息的管理者手中解放出来，那么结果要比他想象的成功和辉煌得多。最初几个月，8名研究员只能在车库里工作，后来搬到了一栋缺少电力、还未竣工的建筑里。他们没被这些困难吓倒，他们会把电线接到附近的电线杆上，以此装配出一台简易的电锯。当时是在冬天，人们可以看到卷发、瘦高的多面手维克·格里尼奇（Vic Grinich）在外面与坏天气斗争，他戴着手套、帽子、围巾，叼着烟斗，拿着接在电线上的加热炉。他们创造了平等、自由、轻松的工作氛围：仙童半导体的公司战略是在非正式的自由讨论中敲定的；其销售会议的特色是吃布朗尼蛋糕和喝威士忌；即使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新员工也有权做出重大的采购决定；随着天气转暖，公司的“临时领袖”诺伊斯时常穿着短裤就来上班。
公司成立6个月后，洛克前往加州查看情况，他有数个动机。不考虑费尔柴尔德的小字条款，海登斯通持有仙童半导体略高于1/5的股份，同时洛克在寻找更多对西海岸科技公司的投资机会。此外，洛克对这8位研究员颇有好感。他31岁，和他们是同龄人，他和这些喜欢周末去山里度假的单身汉关系密切。尽管童年患小儿麻痹症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创伤，但他坚持将自己训练成了一名优秀的滑雪和登山爱好者。因此，去内华达山脉度假也成为洛克拜访西海岸的好理由。
1958年3月26日，星期三，洛克和诺伊斯共进晚餐。第二天，他激动地给科伊尔发了一份备忘录：“我得到了很多内部消息，事情的进展显然比我们所有人预想的都更好。”随后，仙童半导体顺利地完成了第一笔销售，以每只150美元的价格向IBM运送了100只晶体管。每只晶体管仅含有价值2到3美分的材料，加上价值大约10美分的劳动力，营业利润率非常可观。与此同时，诺伊斯和他的同伴们正在以在肖克利的管理下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推动前沿科技的发展。这个团队正在尝试将半导体中的非金属元素进行重新组合，这让诺伊斯有了制造更具创新性和革命性的集成电路开关和扫描仪的想法。此外，所有努力付出都自然地带有商业色彩。诺伊斯后来回忆，在仙童半导体成立前，研究员们每天穿着白大褂将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但在仙童半导体，他们会出去和客户交流。甚至在开发出第一批晶体管前，他们就已经结识了生产*用军**航空电子设备的潜在买家，并弄清楚了什么样的设备会有市场。虽然贝尔实验室、德州仪器等其他公司的研究团队可以在科学卓越性方面与仙童半导体相匹敌，但仙童半导体更关注市场：他们想知道什么产品有用，什么产品会使公司的权益价值上升。
仙童半导体有了个开门红，诺伊斯因此十分开心。洛克在给科伊尔的备忘录结尾开玩笑说：“你会很高兴地得知，我的胳膊是在接收分红支票时不小心骨折的。”仙童半导体在成立第二年的表现甚至更好。诺伊斯和他的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法，使得将多个晶体管组合在一个微小的集成电路中成为可能。1959年，仙童半导体接到了价值650万美元的订单，是前一年订单价值的13倍。这家年轻公司的税后利润已经达到约200万美元，鉴于其高企的营业利润率，随着销售量的增加，投资人完全有理由期待意外的暴利。事实上，公司的利润前景太诱人了，于是仙童摄影器材公司决定行使其期权，支付了商定的300万美元以购买仙童半导体的所有股权。
对于“八叛将”来说，这是个苦乐参半的时刻。他们每人可以得到近30万美元，足足是他们两年前投入资金的600倍，相当于他们在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大约30年的薪水。但与此同时，仙童摄影器材公司才是最大的受益方：它以1.5倍的市盈率收购了一家增长速度惊人的公司。如果按比例计算，1959年IBM的股票价格是其收益的34～51倍。鉴于仙童半导体当时正处于极速的扩张期——从1959年初到1960年初，其员工人数从180人激增至1 400人，它的市盈率应该接近IBM最高的市盈率水平，约为50倍。这意味着，凭借其约200万美元的收益，在公开交易中仙童半导体的股票价值可以达到约1亿美元。换句话说，由于14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费尔柴尔德获得了一笔超乎寻常的巨大财富。“八叛将”拼命工作总共才赚了240万美元，而费尔柴尔德轻易就拿走了40多倍的回报。
从洛克的立场来看，是时候进行下一步动作了。他的公司和“八叛将”一样赚取了600倍回报，得到了接近70万美元的可观利润，但洛克觉得，他本可以做得更好。是他全力促成了这笔交易，大部分利润却流向了费尔柴尔德。他试图支持这8位研究员真正掌握其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但只取得了部分胜利。然而他还要证明，解放资本的意义远不止把一个团队凝聚在一栋由成员所有的房子里。解放资本应该释放人才，强化激励，打造出新的应用科学和商业文化。
风险投资箴言
· 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具备反主流文化，又对财富有着坦率的渴望。
· 野心勃勃但并不引人注目的项目常常会获得极大回报，投资人必须耐心地等待长期回报的成熟。
· 寻找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必须对所做的事情具有远见卓识。
· 一个精英团队和一项潜在的突破性技术的结合将会带来明显的商机。
· 解放资本应该释放人才，强化激励，打造出新的应用科学和商业文化。
The Power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