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3日凌晨,一位叫做林乎加的老人在北京逝世。
他的离世似乎并未引起太大波澜,但熟悉此人的都知道,林乎加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央顾问委员会八大成员之一,还是唯一一位曾主政京津沪三地的市委书记。
改革开放初期,林乎加因为短时间内辗转上海、天津、北京三地,且均做出了突出的政绩,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灭火队员”。

林老去世后并未留下任何回忆录、著作,不少新时代的国人更是对这个名字非常陌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乎加三个大字,早已与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林乎加何许人也?
1916年,林乎加出生于山东长岛县嵩前村一个商人家庭。
殷实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小便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林乎加的父亲是当地一名精明干练的成功商人,可惜年仅40多岁便离开了人世。
而他的母亲梁元一,则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女。
梁元一没有进过学堂,却通过自学成为一名知书达理的贤惠女子。

林乎加继承了父亲的精明机智,更秉承了梁元一的聪慧稳重。
自小,林乎加就在母亲的熏陶下学习《三字经》。
他很有灵气,旁人眼中晦涩难懂的文字,他却读的津津有味、兴趣斐然。
在私塾里,每一位先生都很喜欢他。

小时候思想上的启蒙,让林乎加早早的流露出成才之姿。
只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林乎加并未成长为父亲那样成功的商人,也没有成为一名学富五车的学者,而是投身到了革命道路。
林乎加年少时期,正是西方思潮席卷全国的阶段。
西学的到来令林乎加大开眼界,外国思想的冲击更是令他深感震惊。
1927年,奉系海军在长岛一带开辟了一个舰队基地,两年后奉系海军沈鸿烈率部进驻长岛,并着手大兴西学,传播三民主义思想。
原本闭塞偏远的长山群岛,顿时变得生机盎然,而林乎加也因此得到革命启蒙。

林乎加在西学教育中认识了一位张姓老师,此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在张老师的课堂上,经常能够听到诸如“妇女解放”、“振兴中华”这类进步思想,这深深的影响了林乎加,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可惜没过多久家人便把他送到了大连,在丹东学习做生意。

当学徒期间,林乎加经常听到账房的算盘声,有时候打算盘的人一边报数一边算账,结果算了好几遍也对不上账。
每每这个时候,林乎加便会在心里记下数字,用心算算出结果。
打算盘的人照着一打,果然一个数字也不差。
一段时间下来,林乎加便被选到了账房学习,成为丹东地区有名的账房小先生。

只不过,林乎加始终志不在此。
他心里日思夜想的,是《三字经》中的“考世系,知始终”,是张老师挂在嘴边的“振兴中华,妇女解放”。
次年,林乎加不顾家人和学校反对,只身一人前往青岛继续念书,这一年他16岁。

林乎加来到青岛时,正赶上全国各地掀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青岛地区的*潮学**汹涌澎湃,国民*党**不得不派出重兵*压镇**,甚至逮捕了大批学生,林乎加也被迫回到了老家。
唯恐林乎加在外闹出乱子的林家父母,当即就要给他说一门亲事,想把儿子拴在家中。
可林乎加心里早已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对革命事业的追求。

就在家人为他定下喜事、即将迎娶女方进门的关键时刻,林乎加趁着夜色乘船离开了长岛,毅然奔向了未知的革命事业。
林乎加再次来到青岛,参加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并联合一批同学创建了一个名为《荒岛》的进步刊物。
在《荒岛》上,林乎加不吝言辞的针砭时弊,号召全国青年同胞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
1937年,林乎加参加了山东地区著名的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

而后的十余年战争时期,不擅*力武**的林乎加鲜有走上前线的机会,他主要负责组织和部队思想宣传方面的工作。
同时,林乎加在政治上的才华也得到了初步彰显。
新中国成立后,年仅34岁的林乎加就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这样重要的职位。
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身居如此高位,与他战争年代很好的统筹了解放区政府部门的工作脱不开关系。
不过,林乎加真正达到自己的政途顶点,要来到改革开放初期。

在天津的突出政绩
1978年,*小平邓**和*共中**中央通过了改革开放发展大计。
为了学习他国经济迅速复苏经验,中央派出以林乎加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远赴日本考察学习。
三个月后,林乎加一行人带来了日本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
组织上为将这些经验付诸实践,便让林乎加留在了东部沿海经济桥头堡——上海。
不过,林乎加在上海地区的工作刚刚有起色,紧接着又被调往另一亟需指导发展的经济重镇——天津。

这年6月,林乎加开始全权统筹天津地区的工作。
在往后的四个月里,林乎加以雷厉风行之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日夜兼程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教育体制优化等工作进行了指导。

来到天津后,林乎加抓的第一项工作是工农业生产。
为了响应政府“将天津打造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的目的,林乎加领头建立了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搞好卫生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要求各级部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在天津市酝酿出一股人人力争上游、干一行精一行的上进氛围。

林乎加对天津市的最突出贡献,莫过于解决了当地无数高考学子的入学难问题。
1977年高考恢复,当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就达到了惊人的570万,但录取人数仅有27万。
到了1978年,报考人数进一步激增到610万,可计划招生人数仅仅上涨了3千人。
那时候的高考,是名副其实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林乎加来到天津时,恰值高考前后。
因此他收到了无数封来自群众家长的来信,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只有一个:录取人数太少,孩子即使过了划定的录取分数线也很可能没有学上。
为了解决千万学习上学难的问题,林乎加立即召开了一场紧急教育会议。
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为首的天津高校领导人齐聚一堂,林乎加向他们抛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过了录取分数线的学生都招进来。
这项决定将会使天津地区8000多名考生收益,因此受到家长们的热烈拥护。

回去后,各大高校立即就此事展开商谈,最终决定以增建分校的方法扩大招生。
9月19日邓公巡视天津时,得知了天津市的高考扩招举措,对此大为赞赏,同时号召其他地区学习天津。
因此,这一时期凡是上过大学分校的学子,无不对林乎加感激在心。
而就在林乎加在天津的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共中**中央又向他下达了1978年的第三次调令——前往北京担任市委书记。

转战北京
一天,正在主持天津市委会议的林乎加,接到了来自中央的电话,电话那头要他立刻启程前往北京。
林乎加本想等到会议结束,将工作安排下去之后再离开,可北京方面却表示:“不行,最快时间赶到。”

到了北京后,*国锋华**第一时间召见了他。
“你刚到天津没多久,现在又把你调来北京了。” *国锋华**笑呵呵的说道。
林乎加有些无奈的表示: “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呢。”
他向*国锋华**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天津地区的工作还没有厘清,我对北京这边又不了解...”
*国锋华**打断了他: “全国各地都是这种情况,北京现在很需要你。”
林乎加只能遵从组织的任命。

林乎加来到北京时,当年的高考录取工作已经落下帷幕,北京地区出现了大批达到录取及格线,但没有大学上的学子,社会这方面的反响极为强烈。
因此,林乎加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
在市委会议上,林乎加介绍了天津地区办理大学分校的做法。
经过教育部门的协商,北京市决定从每个城区腾出两所中学来,留给大学办分校。
除此之外,各级部门、各类企业也要尽可能为大学提供办学场所和宿舍。
为了筹集高达几千万的办学经费,北京市压缩了当年的行政支出,市区内的基建经费也被划出一部分。

1978年11月,北京地区大学分校计划开始酝酿。
经过短短三个月的筹备,北京市建起了36所分校。
凡是在1978年高考中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都能走进大学读书。
1979年春天,16800名学子走进了学校。

解决了教学资源问题,林乎加又马不停蹄的将目光投向其他社会问题。
农业发展发面,林乎加为大城市郊区农业制定了独有的发展纲要,并首次提出“菜篮子”构想。
北京公共交通行业连年亏损,林乎加一方面精简机构和设施,另一方面把月票价格从5元提高到12元,同时鼓励居民骑自行车出行。
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居民,每个月有两元钱的补助。

在促进经济繁荣方面,林乎加大胆引进在日本和香港学习到的市场经济做法。
不少人担心这样会学习到西方世界不好的那一套,但林乎加却满不在乎,他坚持认为: “做起事情瞻前顾后,缺少主动性和创造性,怎么能成事?我们*产党共**员从来就不是怕事的人!”
在林乎加的统筹规划下,北京市的经济果不其然有了质的飞跃。

林乎加在北京一干就是三年时间,直到北京市各项发展走上正轨他才离开。
1981年,林乎加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还有更多地区的人民在等待着他。
这一年,林乎加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
这个职位听起来,似乎不如北京市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来的光鲜亮丽。
但林乎加并不在乎,他只想一心把手头的工作做好。
同时,离开一线城市政府部门的林乎加,在工作态度上也没有任何懈怠。

林乎加性格向来直爽、不受约束,只要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工作任务,他可以丝毫不顾及那些条条框框。
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坚持在家里办公。
到了农业部之后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需要到农业部坐班。”
可林乎加不为所动,认为去单位上班的路上会浪费时间,省下来的时间还不如多做点事情。
任凭别人怎么劝说,林乎加都坚持在家里上班,只有遇到工作会议才会出门。

林乎加对待工作不仅认真负责,而且极为严格。
手底下的工作人员只要出现错误,林乎加便会不留情面的批评。
对于那些搞不清楚事实的干部,他尤为在意,每次被他抓到都会被批的体无完肤。
在旁人眼中,林乎加严格的近乎有些吹毛求疵,但恰恰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工作态度,让林乎加做出了一项又一项惠及全国百姓的政绩,这也是他成为唯一一位主政过上海、天津、北京三地的重要原因。

结语
2018年9月13日凌晨4时,林乎加在北京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留下任何传记、回忆录、著作,他的逝世甚至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乎加曾经为祖国和人民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的名字或许不如那些开国将军和民族英雄响亮,但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中,林乎加老人的名字早已深深的刻在历史洪流之中,他的功勋自会有历史和时代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