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晓曦，1954年12月出生于安徽巢湖烔炀河，侨居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编者的话：《故乡故人故事》一文，取自何晓曦先生2017年6月创作的文集《夏至的回忆》。
我一直觉得，前世今生来世，因因果果，应该是存在的。昨天拜祭祖坟，跪拜了一位张老太太，是我母亲远房的舅母。张老太无后。与一位当年的填房丫头杨氏，相依为命……
一位在马鞍山的小学同学，昨天晚上在微信上问我："今天玩得开心吗？"我回答："今天，在汗水和泪水中度过"。
昨天上坟，一共跪拜了：
父母亲
祖父母（祖父的坟，原来葬在何家山祖坟，58年给平了，死有葬身，魂无冥居！）
大舅（大舅母）
二舅（二舅母）
三舅四舅
还有其他很多逝去的人。包括我那夭折于“艰巨”年代的小妹妹！60年前后，在我们那，都叫“艰巨”。
前天上坟，汽车是沿着湖滨大道经过乌梁村拐进烔炀的。路过新建的烔炀小学，也路过原来的烔炀小学。我在那里学习了五年，在那里教书几年。教中学，叫戴帽子中学。一个连小学也没读完的人，去教初中！可见当时的教与学！
昨天去四康医院，原来是巢湖地区医院，听说现在改为安徽医科大学分院了。我去探望我的三舅母。老人82高寿了，关节骨头坏死，换上人工金属关节。我问护士李主任在不在。护士回我李主任开会去了。没过多久李主任就来查房。估计是听说有病人家属找他。也许护士告诉他，有一个老头对他大不敬，竟然对他直呼其名。所以他过来看看，究竟是哪路神仙，如此大胆。
李主任在巢湖，可是骨科大专家！也是我的自豪。我进大学那年，他在初三（2），他们班后来考取了很多大学生。以一个农村戴帽子初中的一个班级，能有近十个学生考取学校并转了户口，不能不承认是个奇迹！这拨学生在高中读了三年，进大学时我在上大四，我们由原来的师生变成同学校友，也是当时的一大景致。
昨天晚上在应酬中，我乘酒兴，说：“其实，说我教育了这批学生，还不如说我影响了他们。至少，家长们会拿这样的话激励他们的孩子：瞧，人家何小四连小学都没读完，一个放牛娃，都进了大学！你总不能不如一个放牛的吧？！”
激励学生，让学生投入，让学生如饥似渴的去学习钻研，才是做教师和做家长的主要任务。我一直认为，书，是不用教的。只要学生拿定主意去学去钻研，就一定成！
李主任昨天很兴奋，一再要我抽时间，他来召集当年的同学，跟我聚会！我也很高兴，由衷的高兴。这杯酒，我是一定要叨扰的！
昨天在黄麓过夜。黄麓有张文白（治中）的故乡，张上将在家乡兴学，黄麓师范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教师，也是造福桑梓。
由洪家疃下坡出了桐荫镇，朝烔炀方向开车，就想起来一段往事：
一九六九年发大水, 我们一大家十三口人，全无生计。上有近八十岁的祖母，三叔一家五口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母亲像一只老母鸡，极力舒开疲惫的翅膀罩着这个破败的家。
三叔智商极高，说是烔炀河的艾默生，因为祖父去世过早，一直跟我父母生活，后来母亲给他张罗了成家。父亲57年后，三叔也就不可能升学读书，一是全家经济上不可能，二是全国政治上不可能。当年烔炀那个印刷厂，几乎全靠三叔一把锉刀建造起来的。三叔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他动脑动手能力极强，硬是设计制造了一台“打齿机”。
棉花采摘下来，通过扎花轱辘去籽，成为皮棉，再经过一个直径为一市尺左右的齿滚筒，把皮棉抓松摔出去，然后就可以用来纺绩了。那个木滚，全用铁齿条裹起来。打齿机，就是将包裹大件货品的包装铁皮，整理剪好，通过打齿机，冲打出90度的齿来，钉在木滚筒上。当时市场上每根齿条一毛钱。每个滚筒，得要一百到一百二十根这样的铁齿条。
三叔在设计中，遇到了一个难题：垂直冲切的铁皮，总是回弹一点，铁齿不是90度，不能使用。我一直参与制造过程。就提出建议：让冲刀成95度斜切下去，铁皮反弹一点，刚好90度！只需要在冲刀的滑槽的左边，垫一截钢锯条短片，拧紧螺丝后就成！好几天的苦思冥想，五分钟就解决了。“我骄傲”！
其实，真正的故事在后面。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老百姓，真正是难心未满！父亲以“开设地下工厂”罪名进了巢县拘留所，这是父亲的第三次，三进宫。三叔跟我做的事强加在我父亲的头上。
半夜里，一伙人冲进我们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我卷缩在被子里。有一位面目和善的中年女人，满是笑意，曼声细语，甜甜的跟我说着话，却在同时，将一双手，把我床上的几件破衣服掏个遍，连枕头下面也没放过。我一声不吭，手心里全是汗水，攥在手心里的一个记账簿都湿透了。可能是男女有别，那位女人没掀开被子。
汉语里，有“人面桃花”，汉语里还有“人面兽心”。
他们前脚刚走，我就爬起床，套上那双破旧力士鞋，穿过红旗七队的晒场，上烔炀黄麓路，去见一位我称之为祖伯伯的人。我们推销齿条，经常在祖伯伯家打尖，我们的买卖，祖伯伯非常帮忙。祖伯伯是烔炀河人，他弟弟是我们那儿的负责。祖伯伯在桐荫镇的一个生产队当队长，浓眉大眼，粗糙而黝黑的肤色，那是常年辛苦劳作的印记。为人极其厚道。说他跟我们的负责是兄弟，到现在，打死我也不相信！
妈妈说：“孩子，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当天我赶到洪家疃，在上坡的地方，看到祖伯伯跟几个农民歇在路旁，就坐在化肥蛇皮袋子上。原来他们是买化肥回村。那年月，全部肩挑扁担扛。祖伯伯打老远看到我，便迎了上来，一双长满膙子的手，扎人！
“他们，都来过了。”没等我开口，没问我的来意，祖伯伯就先说起来。他们，就是那些所谓的搞外调的。
“回家吧，孩子！”祖伯伯淡淡地说，把我的手，攥的很紧很紧。
我点点头，很放心地往回走。因为我知道，祖伯伯，以及很多祖伯伯这样的人，像我脚下的路，坎坷，但坚实！
我怀念祖伯伯，感谢像祖伯伯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好人。几年前，我的一位小学友主政黄麓，我请他帮忙查找祖伯伯。时过境迁，悠悠往事。可能老人早已过世了。老人有两个儿子，老大脸上好像有几点麻子，老二很帅气，当兵了。好人必有好报！祝他们哥俩平平安安！
最忆是巢州
从桐荫镇往南，沿着朝湖北岸往东走，就到了中庙的地界，中庙因其古老的庙宇而知名，同时中庙附近有一个岛屿，上面有一座宝塔，叫做文峰塔，远近闻名。我第一次去中庙，是在1978年初，那是农历的七七年丁巳年（蛇年）腊月。实际上，我去的是中庙附近的临湖，那是一个巢湖岸边的小集镇。
母亲嘱咐我去中庙的临湖，见我二叔。二叔当时在中庙临湖的食品站工作。所谓的食品站，就是宰杀生猪卖肉的地方。我们家对门，就有一个类似的食品站。
在那种万物紧缺的时候，人们常互相打趣说，要养三个儿子，老大在粮站工作，老二在供销社工作，老三在食品站工作。粮站可以保证大米白面的供应，供销社可以保证日用百货，包括烟酒茶的供应，而食品站，则能保证猪肉猪油猪杂碎的供应。荤的素的吃的用的都有了，人生无憾事也！老百姓都本分，衣食相安，足矣！
我二叔一直在食品站工作，好像是中庙临湖的负责人。自76年9月之后，人们好像悟出了什么似的，不那么太拘泥了。二叔一家也开始跟我们走动起来。
母亲说：“四儿，你背上条麻袋，到中庙去！让你二爷给你办些年货！”
母亲说这番话时，有点恨恨的，那是她对二叔的怨气没消。母亲来我们何家很早，对我二叔三叔，担当起亦嫂亦母的责任，所以，对于二叔后来的叛逆，母亲大失所望。
烔炀镇到中庙大约三十里地，我一早起身，午饭时赶到二叔那。二叔对我的突然到来，无惊无喜的样子，但我仔细察言观色，他是非常高兴的，他为母亲终于原谅了他而高兴，他为终于能够没有顾虑地为他的老母亲、为他的长兄、弟弟和家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高兴！
二叔用大鱼大肉招待我。那天夜里，他几乎彻夜无眠。他跟我聊我们家庭，聊我们的祖父，聊我们家的地、我们家的水塘和打谷场。他突然问我：
“你和谁谁在谈恋爱？”
本来因为走了那么长的路，加之吃饭的油荤太重，我都昏昏欲睡了。听了二叔的话，我的睡意顿消。看来，二叔对我的事情，很仔细地默默地关心着。尽管我们一直不相往来。
“也不算是恋爱”，我讪讪地嗫嚅着。“你看看我们的家境，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谁家能够把女儿嫁给我？”我又补了句，“假如您，愿意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家吗？”
二叔长叹了一口气。
那天，我背回来很多的东西，有猪肉猪油，猪肝排骨。“猪头太重，你背不动，”二叔说，“不然卤出来，你爸爸喝酒多好！”那是当天二叔头一回提起我的父亲。二叔同他的长兄，已经二十年没有说过一句话！
二叔后来，要到我们家看望他的老母亲，可我的母亲不表态。我的父亲也像我的三舅祖父那样，“呵呵呵”几声。最终，我们哥几个，一道去了二叔家，跟二叔一起来我们家。那天刚好停电，母亲当天刚洗了被子，傍晚在订被子。二叔步子沉重地走过来，低声叫了声：“小姐！”（母亲有个长姐，就是我的大姨妈，家里从长工到帮佣，都尊称“大姐”，都称呼母亲为“小姐”）。母亲没抬头，但我看到，母亲手中的针，扎在左手食指上了。
后来我的眼睛长了翳，二叔给我写了张字条，要我去安徽中医学院，找一位眼科主任，给诊治。那位主任是中庙人。估计在家乡，经常找二叔买猪肉猪油什么的。那位主任见了二叔的字条，一声不吭，在前头领路，把我带到一个病房，跟一位大夫说：“这个病人的眼睛，你给看看。”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有一回，那时我已经在科技大学教书了，照例每个月回家一趟看看祖母和父母亲。因为时间还早，就转身去看看二叔。他正在打麻将，见到我，自然十分高兴，说：“打谷场上的那群鸡，你有本领，就逮一只回来，我们晚上喝酒。”
偷鸡摸狗的本领，我是驾轻就熟。我打墙角处操起一根蚊帐竿，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打谷场。一群鸡们正兴高采烈地啄食，根本没料到灭顶之灾在等着它们。我瞅准了那只领头的芦花大公鸡，横空一竿，可怜那芦花鸡，正在兴致勃勃，没提防这飞来之灾。
二叔“唔”了一声，埋头打牌。看来好几圈没开牌了，情绪不太好。我放下蚊帐竿，用屁股把二叔挤走。真正是麻将怕生手，我一上场，就*摸自**了“三条”，“轧裆”！和了一副大牌。二叔高兴。其他几位就讪讪的，不太高兴，说：“四先生，你这是大学教书先生哩，我们让你几分。照常理，打牌是不该中场换人的！”
二叔装没听见，忙不迭收账。
……
（这篇回忆录里，我一直迟疑不决，最终还是决定把二叔的故事写出来。我老泪纵横，嚎啕大哭！是什么样的社会，能让母子咫尺以内，侧目而过，老死不相往来几十年？！是什么样的社会，让骨肉兄弟形同路人数十载？！我的泪水，淋湿了键盘。淋湿的地方，可以擦去。可是，心里头滴血，能拭去吗？！苍天！！二叔在我祖母之前过世，老祖母顿足捶胸，悲痛欲绝。母亲摸着我的手，说：虎狠不食子。）
最忆是巢州
今天应朋友邀请去巢县旧政府所在地柘皋，这是第二次来柘皋，上回是前年，是外甥开车送我们去柘皋吃早点。说是柘皋的早点远近闻名。
我跟好几个当地人打听柘皋老医院，都说在西门，说是已经废了。天气太热，同时同行的人太多，也就没专门去看看那块故地。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外公在这里开糕饼坊，不知是四进还是五进的房子，天井里有口井，盛糖稀的大缸排列开来。外公读书不多，但他送我大舅二舅读书。国立八中校长邵华，经常说，毛先生那张嘴，能把死人讲活了。大舅父告诉我——大舅父是邵校长的得意门生。
外祖父常说，让孩子们读书，然后去教书，不管什么世道，总少不了教书人一碗饭吃。外公还说，不管怎么的，我在家乡栽一个果园，靠摘果子养老。外公栽了许多柿子树，如今都几人合抱了。
49年，首先是房子给征去了做医院；然后是柿子园给乡民们了，接着地也给分了。所幸的是，外公走了。老人家没看到这一切。让老人家宽慰的是，他早走了这一步，没看到两个儿子在后来 走了麦城！读书人教书人，都没能幸免。外婆气不过，看着以前的长工们在李家的地里在李家的塘里在何家的場地上，就骂。乡民们义不容辞地斗争她折磨她。可怜小脚老人，到底没撑多久。
今天在柘皋的午宴上，意外见到一位贾姓的学弟。他父母亲当年在苗圃工作。兄弟四人。老四是我的学生。一家人温文尔雅，谦和顺达。
贾家长子敏，下放在忠庙。坐卡车去城里搬运化肥。在一个下坡路上，车闸失灵，他情急中打开车门，准备跳车，车身猛可一震，车门顺势“啪”的一声合上，破旧的车门上一颗裸露的大铁螺丝，直接嵌入大腿，血流如注！从三康医院辗转到四康医院，终究血尽人亡！多少人，多少人，为一个那么优秀的青年人痛哭！
今年第二次在黄麓游玩。承蒙三忠夫妇盛情，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又一天。
我们参观了黄麓师范，里头在修建，不让进。门口的保安说：
“我们让你们进来，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是非常想进去看看的。故地重游，物是人非，让人唏嘘。
学生都放假了。打外面的大铁门看进去，也的确是空荡荡的。我们绕道来到学校的后面，终于找到张文白的旧居。随行的作家凌弟台不仅健谈，而且知识丰富，既当师长又是解说员，我们仔仔细细地在治中先生的故居里徜徉，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其一，是外面实在太热，衣服里里外外湿透了；其二，里面开了空调，而打开空调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要来参观。这里的“有人”，是指“有重要的人”，肯定不会是我等。我心下纳闷，难道咱们就不是人？不管怎么着，沾了“有人”的光，我们在张公馆里，用上海人的话，那是相当“惬意”；其三，张先生的历史，我们都略知一二。所以，我们都饶有兴致地参观着。
影印件中，有毛润之写给文白先生的信的影印件：
文伯先生：……
要人写给要人的书简，把名字写错，把“文白”写成“文伯”，我是头一回发现。可见我是个孤陋寡闻的人。
张先生早年家境清寒，便出去闯荡江湖，临行时，老夫人说：“儿呀，你出门在外，要吃口生姜喝口醋”。意思是你得尝遍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才能成为人上人！吃口生姜喝口醋，成了鼓励人上进成功的金玉良言，那影响和效果，在我们家乡，就跟岳母刺字相仿佛。
张先生有三件事，令我反复沉思：一，在家乡办黄麓师范；二，抗战时期火烧长沙；三，代表国民政府谈判。其间是是非非，自有史家笔墨。
张先生出生在张靠山，张夫人洪氏，出生地是洪家疃，左近还有一个郭家疃，这些都是巢湖边的大村落。加上在附近修建的永丰水库，都是当地的标志性名字。
这里，主要讲一个与郭家疃有关的故事：
那年盛夏“双抢”，至少有四十度。白天四十度，夜里头得四十二度，因为，因为，一到夜里，风就歇了——没有风，反而感觉特别烦躁湿热。我们几个刚刚打场基上下来，全身湿透。
大概也就是十二点半左右吧，医院那边传来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乡下人，一个是实在，二个是好奇。美国人说curious cat 好奇的猫。估计猫，发现什么都喜欢闻一闻看一看。我们几个都停下来，扭头朝北面医院方向看。
原来，是一个病人，要连夜抬回郭家疃。离烔炀二十里地的郭家疃，在洪家疃永丰水库那。病人家属愿意出三十块钱。我们六个人勒马停缰上了路。四个人抬，两个人跟着，随时准备替换。几个家属，都一路尾随小跑，那场景，要是拍日战神剧的导演摄影在，绝对是绝佳的镜头。
病人在担架上，也不说话，偶尔哼哼哼几声，仿佛在告诉我们他还活着。我们闹不明白，病体未痊愈，怎么就出院回家了呢？而且，是在那么个大热天，而且，是在那么个月黑天高的夜晚。
大概走了十五里地吧，正前方来了人，手电筒脚步声，晃一晃就到了我们面前。几个夯汉子二话没说，抢过我们的抬杆，肩头一耸，拔腿就跑。我们也真是太累了。乐得人家接一肩。
病人家属是妇道人家，紧赶慢赶，撵上那几个夯汉子。夏夜里，静的很，就听那女人说：
“狗蛋，我们是付了他们三十的。”
那个叫狗蛋什么的，立时松懈下脚步，就那惯性，还往前冲了好几十步。说话间，就抬出了二里地开外。依稀中，村庄就在眼前了。我们四个人接过抬杆。终于把病人活着送到家，我们水也没顾得上喝一口，转身就往回赶。
东方，已经发白了，几抹粉红色的云翳，漫不经心地飘在我们的前方的天空上，晨曦，撒在我们疲惫不堪的脸上。没顾得上歇脚，我们又赶到秧田拔秧。
最忆是巢州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辗转得知，永江舅爷爷还在世！老人的外孙女告诉我，下次你回来，可能就看不着了！我立刻决定回烔炀，看望老人。
记得一九九四年回国，请永江舅爷爷给父母亲的墓碑题字。那时候老人也就七十左右，勾下腰跪坐在地上，一笔一划在碑上写着。老人的字，既舒展又敦厚，深得魏柳颜风骨。
二十多年过去了，老人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当年撒*水氨**的时候，不小心溅到眼睛里。耳朵也不好使。神志却十分清楚，看着我，就大声说：
“你不是畏天家的老四吗？”过了会，又说：“鹏林家的老四，我认得”。
家父讳春野，字畏天，号鹏林，老人记得非常清楚。
我大声跟他说话，问他同我祖母的血缘关系。
“*奶奶你**的父亲是老大，我的父亲是老三”。老人说。原来，老人与家祖母是嫡堂姊弟。仔细推算，我与颖华，也就是老人的外孙女，是未出五服的表兄妹，尽管，我比她痴长了近二十岁。
祖母兄弟姐妹八个，大姨奶奶嫁祖姓，我没见过；祖母排行老二；三姨奶奶嫁颜姓，几年前过世了；老姨奶奶仍健在，九十四了。生活能自理，大声说话，爽朗地笑，每天一盒香烟。可惜的是，她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小表叔，因为他只比我大三岁，我在小学二年级时，他还上我们班画雷锋像。几年前去世了。小表叔很有才气，是书法家，后来酗酒，很是颓丧，可能生活不得志不得意。
我一共有四个舅爷爷，都没有娶妻成家：
大舅爷爷瘦削长脸，高挑个儿，很和气的样子，右手的拇指食指很发达，有些畸形，原来是，他就用手指头捏着石料和刻刀，给人刻图章。我的父亲叔父哥哥，都精于金石，也是家学渊源吧。大舅爷爷是怎么走的，当年我太小，已经记不清了。
二舅爷爷我从来就没见过！几位老人经常口中唠叨着，说是二舅爷爷在皖南什么地方，说是有人还看见他了。那时候的人，都自顾不暇，疲于奔命，对生死人伦之情，可能看得淡泊。从来就没有人去查找一下，来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什么的。
四舅爷爷早年夭折，估计我们父辈们，见过的也不多。
三舅爷爷活了六十几岁。凌氏人家，数辈清贫，49年前，一大家子就寄居在我们何家。土改时，分给他们的田地房屋，他们坚决不要，说是人穷志不穷，他人之物，岂能落入自己囊中。结果，他们仍然居住在我们何家，好像是一个四合院。
后来，房子的所有材料都挪过去修建五一旅社，我们一家九口，小妹妹刚刚过世，父亲在白湖，还有七口人，给塞在一小间别人家的老屋里，舅爷爷他们给分而治之，太外婆住在人家一个三四平的房旮旯里。老人家高寿九十多，也不知道靠什么维生，竟然就活了那么久。回想起来，我的太外婆，应该是永江舅爷爷的大伯母。印象中太外婆越长越矮，佝偻腰，59年逝世。
三舅爷爷，根据区医院梁医生的诊断，是得了脑瘤。起先是头疼，不久就昏迷不醒人事了。昏迷不醒中，还下意识地拿手挠脑袋，面部十分痛苦的样子。我一直卷缩在三舅爷爷的床头，看着老人咽气的。
三舅爷爷讳亚平，行三，一辈子贫困潦倒，小孩子们叫他三老头，稍大一点的，直呼其名，一些本家和稍通人事的，称一声"三爷"。对这些，三舅爷爷总是稍稍低着头，“呵呵呵”连笑三声，就应过去了。
“我们家的凌字，不是两点水，是三点水”，三舅爷爷告诉我，“以前，我们跟人家打官司，赢了！就加了这一点”。三舅爷爷每每讲到这，高大的鼻尖就沁出汗，可见他很兴奋。
三舅爷爷住临街大概九平的半间破房，一张破桌子风雨无阻地卧在门前。一大早，就起来，摇一把破扇，点火做早饭，时不时侧过身子，看看有没有人来请他书写家书。替人书写家信，是他最为重要的谋生手段。秋季棉花收摘下来了，农民们打自留地里收摘的棉花，得请人纺成棉纱，再请人织成粗布，叫家绩布。因为，农民是没有布票的。替人纺棉纱，大约五毛钱一斤，一个整天坐下来不挪屁股，能纺半斤纱。没有人来书写家信时，老头就卷缩在低矮的板凳上纺棉花。
有一回，一个三十左右的妇人，一屁股坐在三舅爷爷的破椅子上，就开始讨问价钱。“平信一毛”，三老头说。那妇人便站起来让坐，开始口述书信的内容。
“你这个不讲良心的，把我一个人搁在乡下，叫我怎么怎么的，你要怎么怎么的……”
三舅爷爷钢笔字很秀气，笔下沙沙作响。“一毛五”，三舅爷爷终于搁下笔，鼻尖在出汗。
“不是说好一毛吗？”妇人急了。
“一毛是平信，你这是平信？”三舅爷爷狡黠地笑了，将指头间吸了一半的东海香烟掐灭。他舍不得一次抽一整颗。
三舅爷爷走后，一件破旧的黑家绩布大氅留给了我。我穿着大氅，在挑河江堤上，度过了好几个寒冬。
最忆是巢州
起于清贫，而不甘于清贫，才能改造清贫，告别清贫。冯焕章是这样，张文白也是这样。
火车上的故事：
打十五六岁开始到后来在合肥读书之前，去过合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而去巢县，却比较多。烔炀到巢县，每天早中晚三趟客车，票价五毛钱，按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八点为准，班次大概是正负两个小时的误差，而且，还经常晚点。由北往南方向的，叫下行车，下行车次都是单号，比如说，第十一次列车；由南往北的，叫上行车。而上行的，就双号，比如第十二次列车。记得有一回去上海，十二元票价，先坐车到合肥，然后转乘十二次快车到蚌埠，等不多久，车头调转到车屁股，折过来往南京上海方向，就是十一次列车了。好像十二到十四小时到上海。
烔炀到巢县，途经中垾站和龟山站，正常情况下，约七十到八十多分钟时间。烔炀到合肥，六毛钱，途经桥头集车站，撮镇车站，和钟（中）油坊车站，一个半小时左右。
记忆中，极少或者基本就没花钱买过车票。穷，手头没钱，当然是主要原因，另外，心理不平衡或者侥幸感，沾小便宜的心态，也是原因。
有一次，我约了查、凌二位农友，蹭车到了巢县，纯粹是瞎哄哄。
临行前，刚好碰到烔炀小学英语老师王先生，那时候我们是极其要好的朋友了，亦师亦友的那种。王老师打邮电局的坡上走下来，我脱口就向他借手表。王毫不犹豫地打腕上褪下手表递给我。那是一块上海牌全钢十七钻表，一百二十块。还得凭票，有钱也买不到。估计他的工资，也就三十块上下。
到了巢城，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馆子里吃饭。那时候，巢城出车站的两边，除了臭水沟，便是相当高而陡的山坡。刚落座没多久，查老师（他后来做代课老师，又转成民办教师，最后在正式国家教师位置上退休，好多年没见到他了。前年回国，邀请儿时的故旧喝酒，他就没到场，说是在合肥带孙子）眼尖，怎么就看到了转拐处，只见他一个大步就跨过去，仿佛毫不介意地补上一脚，踏在什么上面，然后，慢吞吞勾下腰，原来是一卷钞票。我们三颗头发蓬松的脑袋凑在一处，将近十块钱。钞票上清清楚楚的鞋底印痕，麻麻点点的，有点像现在冥币上的打印，感情是那一脚踩的太结实。那家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开始点菜，吃出一身汗，桌上自然就剩下许多。一出汗，乍戴上手表的手腕就不大得劲，不锈钢的表带老夹手腕上的汗毛，我索性把表褪下，摆在饭桌上显眼的地方。
后来，看到一个笑话，说一个姑娘，新近得了一根项链，便穿戴打扮起来，佩戴上那宝贝项链，给小姐妹们啪拖（party ）,实指望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项链上，再不无眼红的、訕訕的赞叹几句。可是，她等呀等的，大伙儿根本就没有注意她的项链。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姑娘就夸张地叹了口气，说：嗨，天太热了，戴根项链都出汗，于是就把下来摘下来，放在大伙儿的焦距中心。
一个乞丐靠过来，细声提醒我，别丢了表。真得感谢那个人。俗话说，人穷志不穷，那时候的世界上，除了我这个快要沦落当乞丐的，还有一个跟我一样人穷志不穷的！
我们饱餐一顿，好像没喝酒，因为那时候，烟酒都得凭票证供应，而农民们，是不在“凭票”这个范畴之内的。
我们兴奋，爬炭车就到了龟山车站，凌兄弟的大哥，在车站工作，复原军人，铁路工人。他们的父母亲坐火车不要钱，看病的话，可以坐不要钱的火车去合肥，那里有铁路医院，也照样分文不收。
他凌大哥一只手攥着一对黑黢黢的红绿小旗子，另一只手斜握住炭车车厢尽头的扶梯铁杠，一只脚蹬在最下面一道扶梯铁杠上，整个身体拉开来，嘴巴里还衔一个哨子，我们看着兴奋，脑子里同时在考虑下顿饭的着落问题。
凌大哥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进他的家门，直接就打发我们上了另一趟炭车回烔炀。
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家，自己三餐不饱，让我们三个光棍汉一顿饭，想一想后果够多严重。那位凌大哥，几年前去世了。
有好几次，我跟我的哥哥一道去巢城。前面提到过，自六六年开始，轻工业产品乃至民生民用必需品的供应，越来越少，因为老百姓斗争革命，生产几乎是将就维持着，到了七六年底，格局才慢慢地开始变化。
中国是个烟卷消费大户，有那么多人吞云吐雾，甚至现在，政府明文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可烟枪们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连在电梯里也毫无忌惮地抽。这次我们住在合肥的一家五星酒店里，电梯里的烟气呛人。前不久在黄麓，一个发小宴请我们，因为我们人少，只好将我们同另外几位拼成一席。席间每人一包硬中华，不收下还不行，临走时，我把烟放回到桌子上。
那么多人抽烟，市场上没有供应，出于供需矛盾和谋生的本能，有一些手脚比较麻利精干的，就自己动手，买回来黄烟叶，自己卷香烟，一是保证自己消费，更主要的是，卖出去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
大学三年级时，读到一篇短篇小说，叫《五十英镑》。整个一天几乎没顾得上吃东西，给翻译了出来。……翻译完以后，我夹在笔记本里放了一阵子，然后拿出来仔细校对。我一直这么做，搁一搁，再回过头来，效果好一些。
我拿回家给我父亲看我的译文。父亲看完后，沉思了片刻，说：“你最后部分译的形象些，一气呵成！知道为什么吗？” 又问："你领悟出为什么作者用这么大篇幅写集市上的事？"
对父亲的两个问题，头一个，我是知道答案的，因为我在这种集市场一般的生活中，滚打摸爬过来的，有切身体会。对第二个问题，我迟疑了一下。
“那是作者在告诉读者，钱的价值，物质的存在，以及一些人在物欲横流面前的卑劣！”
最忆是巢州
说一说赤脚医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全国一阵风，上马农村合作医疗。好像是每个人出一块半或者两块钱，就加入了合作医疗，仿佛现在的医疗保险。也不用你打衣兜里掏钱，直接从生产队拨过去，到年终分配时，自然会打每个人头上扣除的。那儿的医生，就叫做“赤脚医生”。有个电影叫《春苗》，插曲倒是中听，说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故事。
我们家几乎从来不去合作医疗，不是不生病，而是就不去。只有我是例外。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长的浓眉大眼的，个子高挑，倒是个出众的人物。至于他究竟在哪学的医、行的医，老百姓肯定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后来听说他给“平反”了，可见他也曾经给“反”过，乡下话说，也倒过霉。
还有，谈谈他的医道的事。医道，医治之道也。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说的就是这个道。我曾经用上厕所的时间，仔仔细细读了中英文对照的《道德经》，很多很多的，都明白了了，就是知之甚少，尽管英文翻译的很好，许多地方都详加注释。因为，五千字，太深奥了，怎么解释，都有隔靴挠痒，游离于主旨的感觉。
比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但是，关于医道，窃以为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做医生的自身的医疗水平，包括理论水平、理论更新、临床经验；其二，医德。道德道德，医道医德，包括治医的态度和德行。是不是还有个其三，不得而知。假如你自己开个诊所，那么，你就得对诊所里的一起医疗情事负责，这，除了医治，还有治医。听起来有些绕口令。
烔炀北街有个小姑娘，两三岁吧，当时是生了个疖子疔疮什么的。小姑娘白白净净的，眉清目秀，文静的很，农村孩子中，倒真是少见，真是出类拔萃，说起来，该是我子侄辈，要是没遭厄运，也该四十五岁上下了吧。
好像是农忙，姑娘的父亲抱着孩子去东头桥湾河沿边上的大队赤脚医疗站。那儿原先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两进四合院，青砖石阶，平门隔扇的，即使搁现在，也是很有文化底蕴地方特色的建筑。上个月回国，特地跟朋友一起去看看。啊，已经给拆了。
“打青霉素吧！”一般情况之下，前来就医的，都是中草药伺候，我们那里叫草头方子。因为赤脚医生，通常跟草头方子基本是同义词。
……那一回我上赤脚医生站去，家里不知道谁搭了一句，说肠胃不太好，看看顺便能不能给捎点“胃舒平”什么的。我就跟赤脚医生说我的肠胃不舒服，因为我不好说是家里人，不好顶替病人的。他立马就让人从一个一尺多高的玻璃量杯之类的东西里，倒出大半杯浑汤一样的液体，强硬让我当场喝下去。我说装瓶子带回去，成么？那哪能！没办法，实在拗不过，只好代人服药。那酸溜溜的汁水，青草气里头加上两重酸，一重是野菜本身的酸，另一重是野菜汁在室温下变味的“馊”。地方话“酸”和“馊”是不分的。其实，那是马齿苋加水煮的。侥幸的是，没把好肚子喝坏。那天，屋子里有很多人，勒马停缰看着我喝下去，一个个都开心地笑出声来。
那天，大伙儿都在听赤脚医生聊政治。好像刚好是北京开了九大，头版头条上有三个人的半身相：这左右两位，左肱右股，肱股大臣。赤脚医生口才很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听的人都仰视他。
然而，在医治小姑娘的事情上，赤脚医生走了麦城，也不知道是他自己还是什么别的人，就给了小姑娘打了一针青霉素，说是根本就没有做皮试。一朵白莲花般娟美的生命……转眼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
……这不，赤脚医生依然是赤脚医生，而且还差点儿就成了赤脚作家。
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据说有五十万字。我还给他抄过稿子。他并没有直接找我帮忙，而是请别人抄，别人恰巧也忙，就转给我代抄。后来，请我代抄的朋友说，我誊抄的字不好看，结果又请别人重新誊抄了。我感到非常抱歉。可见，赤脚医生写作是非常认真的。
那是一部反映新四军敌后打鬼子的。据说，建国以来，反映各方面*队军**的小说都有，唯独缺了新四军的。而我们的赤脚医生的创作，刚好填补了这一块空白。起先，文化站帮忙张罗，县文化部门积极参与，省里认真其事地介入进来，先组织他去皖南实地体验生活，然后，又召集一个班子帮他修改稿子，提供思想性政治性等等的把关，再帮他润色文字，听说给他一块半钱一天，全脱产好一阵子。终于，赤脚医生满载而归，回来组织大家帮他抄誊稿子。
我之所以乐意帮着抄，觉得这是件相当文人的事，同时，也想先睹为快，看看作家是怎么写作的，看看故事到底怎么样。我抄誊的章节是描写一次战斗的：连长扔出了最后一颗*榴弹手**：“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啦！冲哇！”于是，同志们就一起冲锋。
至于故事里头有没有“我这里还有……，请转交”之类，我实在没抄到，不好说有，也不好说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后来有没有出版，就不清楚了。总归，写书，还是挑自己熟悉的写，至于肚子里是不是得多少有点儿墨水，那得看情况。
提起了赤脚医生，以及乡下百姓常用的“草头方子”，觉得还是说一说父亲配制“疔药”的旧事。
在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就经常来乡下的陌生人。他们的身上，长了疮疖脓肿之类的皮肤疾病。主要是患部红肿，糜烂， 疼痛，甚至伴有发烧畏寒。发病的主要原因，是皮肤感染。蚊叮虫咬，碰破擦破等外伤，再加上卫生条件不健全，接触到不干净的东西。正常情况下，在医院做疮口处理，在注射青霉素等消炎药物。如果看中医，那就得打火针，拔罐，再辅助以黑皮膏药外敷。
父亲的“疔药”，就没有那么繁琐。他首先用碘酒或者红药水清洗疮口，再敷上我们家的疔药，也就是一耳挖（一粒绿豆大小）的黄色粉末，再用纱布等包扎好，一到两天后再来换一次药，疮口就一切平复如初了。
父亲一直是免费给人看这类的皮肤病，自己贴上药和其他的器材。但凡来看疔疮的，有回头客，也有道听途说由别人介绍来的。起先是将信将疑，待父亲包扎完毕，就非常客气地说：来的时间紧，没带礼物来，下次来一定补上。
有些人，一次就看好了，就再也不见面了。他们为白沾了这个便宜而沾沾自喜。也有第二天回来换药的，因为药效特别好，消肿拔脓止疼散热，所以他们非常感激，一般会带来四到六个鸡蛋，或者在商店买一盒饼干，三毛四分钱。
每次看到重病号，母亲就站在一旁替病人着急。母亲同时还要求父亲给多上点药，说是药多疗效就一定会更快更好。父亲也不吭声，就侧过身体把母亲的视线遮挡起来。母亲仍然不住地咂嘴，不住地要父亲多上药。
疔药的疗效，我有切身体会。一次，我的手腕处不慎给划破了皮，就红肿起来，待到发作厉害起来，家里人才发现。父亲给我上了药，患处马上就感到凉飕飕的，不再疼痛，第二天，红肿退去，流出很多的脓，清洗过后，再上一次药，就全好了。
有一回，有个年轻人，好像是在城里工作的，听人介绍来求父亲。他的头上全是脓疮，痛苦不堪，四处求医不见疗效。到父亲这儿来，估计也是病急乱投医。父亲耐心地给他修剪去头毛，一块一块地敷药，那是最为困难的一次，前后费时近一个月。终于给治好了。
父亲去世后，就再也没有病人来了。估计是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的，患皮肤病的人也少了。哥哥说，配制这种药，一定得用蟾酥，就是从癞蛤蟆的癞豆里取出来的白浆，提炼而成的。起先是限量供应，多少还可以买到，后来就缺货，再后来，就是人工仿制品，那是不能入药的。
看来，这个祖传秘方，要失传了。我们地方上中医里的“打火针”，看来也要失传了。人世间，不论什么事物的出现和消亡，都有其时，其势，其利，失其时、其势、其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注定会消亡。这也是破与立的关系。总是希望有好的出现，取代那些消亡的。
过去了的，特别是那些不好的，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就像那古旧的医疗和医药，连同我的经历，也连同我们时代的许许多多的人们的经历。现在的社会发展，现在的社会生活，波澜壮阔，一往无前。应该会好上加好，应该会更好的。（全文结束，有删节）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