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郭慧敏 实习记者/刘伊霞
编辑/刘汨
正在练习后空翻的岑小林
因为距离白云机场很近，广州市花都区七星小学的上空，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经过。最近的时候，站在在操场上就能看见飞机的舷窗。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坐飞机的梦想。
七星小学的生源主要由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构成，2013年，体育老师赖宣治在这里组建了一支跳绳队。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几年来，这支队伍以“黑马”的态势，连连在国内外比赛上夺魁。
跳绳帮孩子们实现了坐飞机的梦想，队员岑小林到现在还记得，第一外出坐飞机比赛时，他帮不清楚安检规定的同学，喝掉了四瓶水和一罐八宝粥。
跳绳也带来了现实的机会，2019年，花都区两所示范性高中将跳绳纳入了自主招生项目。这些外来打工者的孩子们，只要通过跳绳单项考核，就有机会以最低录取分数线，进入当地最优秀的高中就读。
今年七月，在挪威举行的跳绳世界杯上，岑小林以3分钟1141次的成绩，刷新了自己去年创造的世界纪录。他还想把手里的跳绳继续拼命地摇下去，摇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七星小学
流放学校
8月底的早晨，七星小学空荡荡的，只有教学楼一层的训练场里，传出了一阵孩子的说笑声。跳绳队的训练没有因暑假中断，几个女生一手摆弄着跳绳、一手端着刚喝了一半的小米粥，几个男生也拿着跳绳，正围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昨晚的游戏对局。
8点半，训练正式开始，先是常规的热身动作加后空翻练习，几组下来，即使岑小林这样二年级就入队的“元老”，额头上也冒出了汗珠。
岑小林今年18岁了，因为到广州后重新从低年级读起，现在他刚上初三。像岑小林这样在中学继续参加跳绳比赛的，暑期训练也仍在母校七星小学进行。今年七月，在挪威举行的跳绳世界杯上，岑小林刚以3分钟1141次的成绩，刷新了自己去年创造的世界纪录。整个花都跳绳队，一共获得了37个单项冠军。
同样的后空翻动作，对15岁的女孩刘绘春难度更大些，身材微胖的她犹豫中踱着小碎步，错过了本该做动作的位置。排在前面的同学回头看了她一眼，刘绘春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样的训练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四点半，中间有两到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即使有两台空调、
四个吊扇一起为训练场降温，孩子们的运动衣还是很快被汗水浸透了。
“阿赖，给我倒一杯可乐”，训练间隙，孩子们跑到教练赖宣治身边，对这个30来岁的体育老师，孩子们没什么拘束，习惯直呼他的外号甚至撒个娇，“我们想坐飞机出去比赛了。”
2010年，从体育学院毕业的赖宣治来到七星小学担任体育老师。那时，全校师生加在一起不到150人，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了80%，赖宣治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教师。
由于设施和观念的落后，孩子们在体育课上手足无措，赖宣治找到校长说：“给我五年时间，我一定把体育搞好！”
在成立跳绳队之前，赖宣治曾尝试建立篮球队、足球队，但因缺乏经费、器材与场地，都以失败告终。2013年，广州市花都区在中小学中推广跳绳运动，赖宣治决定再做一次尝试，从学校里选出了50多人组成了跳绳队。
成立之初，赖宣治挑选队员没什么标准，几乎所有愿意加入的学生都会被接纳，“毕竟学校里一共才100多个学生，选择余地不大”，岑小林是少数几个因身体素质好而被选拔的队员。
在一次体育课上，赖宣治给班上的几个男孩子每人一根跳绳，没有说明目的，只是在一旁观察。一开始，同学们都会拿起跳绳跳几下，但新鲜劲儿一过，就陆续扔下跳绳走开了。五分钟过后，只有岑小林还在那里坚持跳着。
赖宣治想把体育搞上去，孩子们入队的心思，却是各不相同。
岑小林从贵州老家来了广州，父母一直忙于在花棚里打工，跳绳成了岑小林唯一的课余活动。他一度不知道自己在练些什么，尤其最初有大量跑步、俯卧撑的体能训练，每天回到家，岑小林觉得浑身疼痛。“但是退出的话，生活就只剩下学习了。”
刘绘春的老家也在贵州，在训练的同时，她要帮母亲打工插花。周末上午的训练结束，同学们大都回家吃饭，她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工作的地点，然后四下看看，确保赖宣治不在附近，才跑到学校对面的小卖部。“阿赖担心我们的安全，不让骑电动车，我把车藏在这里了。”
家长们打工的大棚
荣誉与误解
建队之初，赖宣治对跳绳一窍不通，在花都区组织的三次跳绳基本功测试中，他成了全区唯一一个没有及格的体育老师。学校里的老师调侃他：“你要是能学会跳绳，猪都能上树。”
赖宣治不甘心，每天下班以后就在宿舍里看视频、找资料，研究国内外的跳绳比赛。他发现弓着腰比直着腰跳得快，正抬腿比后抬腿跳得快，在这个基础之上，赖宣治将传统的跳绳方法改良成了半蹲式跳法。
跳绳队成立时，正好赶上学校盖新教学楼，缺少资金为跳绳队购买器材。赖宣治发现钢丝线柔软有韧性，正是绝佳的跳绳材料，他搜集了一堆刹车线和废弃电线都做成跳绳，没想到比传统跳绳效果更好。
赖宣治每天带队两练，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一年里只休息了五天。孩子们除了文化课之外，每天都要留出两小时练习跳绳，周末则需要全天练习。汗水一次又一次滴到训练室的橡胶地板上，最后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深色印迹。
赖宣治不大担心孩子们扛不住辛苦，他更大的烦恼来自家长们的质疑
在七星小学的学生群体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留守儿童最多，在2010年一度达到了80%的比例，跳绳队的人员构成也是如此。打工者们大多对子女的教育没有更多要求，只希望好好读书，将来找份不错的工作。
训练进行一年后，很多家长到学校投诉：“你们学校是不是只开展跳绳，还让不让孩子学习了？！”
岑小林的父母也是反对者之一，他们看着儿子每天训练后，回到家里无精打采的样子，不洗澡、不写作业、倒在床上就睡，“没时间学习，饭也不吃。”
有一天训练结束之后，赖宣治开了个小会，队员们放学迟了5分钟。等在校门口的家长按捺不住怒火，把他骂了一顿。
越来越多队员退出了跳绳队，50多人的队伍一度只剩下两三个人。
赖宣治挨个去退队的孩子家里家访，和家长们说跳绳的好处，没什么人听的进去，他又保证，跳绳不会耽误学习。头两次去时，家长们不松口，但对赖宣治还算热情，留下招待吃饭；第三四次去时，没什么家长再请他进门喝水了；到了第五次，家长实在不耐烦了，对赖宣治说：“好好好，我们同意了，你快把孩子带走训练去吧。”
2013年，赖宣治带领七星小学跳绳队参加了花都区第二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凭借独特的半蹲式跳法，队员们第一次参赛就包揽了80%的金牌，还拿到了团体总分第一名。随后，在2014年的安徽全国跳绳比赛上，七星小学又拿下了30多枚金牌。
在国际赛场上，七星小学同样是黑马的态势，2016年在瑞典举行的世界跳绳锦标赛，他们又斩获了34块金牌，并获得了中国在这项赛事上的首个团体冠军。赖宣治说，在*歌国**奏响时，他是全程哭着唱完的。”
荣誉反而带来了新的误解。
岑小林的父亲曾听邻居说，赢了跳绳比赛会有很多奖金，工友也调侃他：“你孩子那么出名，拿了那么多奖金，还干什么活啊？”
这让他很疑惑，“别说三万五万了，三百五百我都没看到过，哪有什么奖金啊”。
赖宣治很无奈，只能去跟家长解释，“跳绳不是奥运项目，比赛没有奖金的。”但这并不会让所有家长信服，赖宣治又一次在学校门口被家长骂了：“你训练这些孩子，就是为了给你争冠军拿奖金对不对！”
有天晚上，赖宣治在学校的宿舍一夜没合眼，一直坐到天亮，“我当时真的想放弃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看到队员们又准时来到训练场热身，豆大的汗珠从孩子们的脸颊滑落。赖宣治突然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训练中的赖宣治
外面的世界
广州市花都区有大量的蔬菜和绿萝种植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巨大，大批贵州打工者因此聚集于此，岑小林的家人也在其中。
年幼时，岑小林被留在了老家的村子里，全家只有在外工作的父母有手机，老家的村子里连部公用电话都没有，岑小林的视野也被困在了贵州的大山里。
因为距离广州白云机场很近，七星小学的上空，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过，最近的时候，在操场上能看见飞机的舷窗。在这里就读的孩子，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坐飞机的梦想。
岑小林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广西南宁参加跳绳全国分站赛，出发之前，他在手机上正好刷到了飞机失事的新闻，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赛事在即，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机场。
第一次坐飞机，有个同学买了很多水和牛奶，打算路上吃，但是到了机场才知道液体是不能带上飞机的。正好轮到岑小林过安检，他赶紧退回来，帮同学喝了四瓶水、吃了一罐八宝粥。
刘绘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她买了12个瓶牛奶，得知过不了安检，只能将牛奶分给了同学们，大家还调侃她：“之前跟你要都不给，现在怎么这么好？”
坐飞机只是面对陌生世界的第一步，第一次去参加国际跳绳比赛的时候，岑小林很内向，几乎不会主动和对手交流。“语言不通，我怕别人听不懂，就干脆不和别人说话了。”。
队里的同学都差不多，只和“自己人”说话，不像国外的对手们，会主动跑到其他国家的队伍里交流，“他们看起来都很自信，比赛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
自信还是来源于成绩，当一块块金牌落在七星小学名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选手在比赛间隙来到七星小学的休息区，举起手里的绳子比划着，想要知道岑小林为什么能跳得那么快。岑小林一边用跳绳演示，一边搜索脑海里的英语单词来解说动作。
有一次，岑小林还主动加了一个日本选手的微信，回到家以后，对方用日语发来消息，岑小林把内容复制到翻译软件里，“我这才知道，他希望我有机会能去日本学习跳绳。”
儿子频繁的外出比赛，岑小林的父母一度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插花的收入一个月有七千元左右，但绿萝的种植和交易受季节影响很大，收入并不稳定。
第一次去国外参加比赛，岑小林必须回贵州老家办理护照，父亲带着他坐上广州直达贵州的大巴车，整整24个小时，光是两个人单程的车票就花了一千多。“我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老家还有老人，压力很大的。”
除去获得的成绩，让岑小林父母咬牙坚持的，还有儿子性格上的改变。岑小林的父亲回忆，刚来广州的时候，儿子胆小、不爱说话，“毕竟我们是从那么穷的农村过来的”。
岑小林一度不适应这个陌生的环境，“人不认识，路也不认识”。一次放学路上，岑小林迷路了，绕着同一个小卖部转了好几圈，才想起家的方向，本来十几分钟的路程，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现在，有过几次出国比赛的经历，岑小林越来越自信，以前在学校几乎不与人交流的他，在跳绳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常常约着一起加练或是打游戏。
岑小林曾想象过，如果没有遇到赖宣治、加入跳绳队，他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就当一个普通人，早早就出去打工，但我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
新的机会
2011年，岑小林刚到七星小学时，他在老家已经读到了三年级，但因为入学测试的成绩不好，100分的数学试卷只考了20分，10岁的岑小林只能从一年级开始重读，
“20分的成绩在我们老家的学校能排到中等”，岑小林说，老家的教育水平比较差，每天翻山越岭去上学，单程就需要两个多小时，在学校里，有的老师连高中都没毕业。“有一次，班上一个同学考了五十多分，竟然拿了全校第一名。”
两年前，岑小林小学即将毕业，父母曾想让他回到老家上学。他满心的不情愿，在QQ空间里写下了一条状态：“我不想成为下一个堂弟（堂弟在老家读书）。”
赖宣治知道后，给岑小林父母打了电话，“不要回老家，好好在七星小学上学，坚持跳绳是有好处的......”
“好处”真的来了，2017年岑小林小学毕业时，花东中学开始组建跳绳队，包括岑小林在内有跳绳特长的孩子，都被顺利招收。花东中学聘请了专业教练，免去了跳绳队队员每年500元的住宿费，还在训练时提供免费的早晚餐。
“我们不想浪费这么好的跳绳人才。”花东中学的校长认为，孩子们既然已经在小学接受了系统的训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果升学之后就荒废掉太可惜了。“把这项运动一直搞下去，才有可能真正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刘绘春之所以一直坚持在跳绳队，也是来自于对读书的渴望，她不想再重复母亲的老路。
刘绘春和母亲租住在广州郊区的一间平房里，月租三百元。家里的老鼠很多，每次出远门，刘绘春要把所有公仔玩具小心地收起来，但几天之后回来一看，每个公仔身上还是会被老鼠咬出好几个破洞。
刘绘春现在的姓氏，是在母亲第二段婚姻时改的，母亲一共结过三次婚，说起每个人，刘绘春习惯称呼为“那个爸爸”。
刘绘春起初并不能适应跳绳队高强度的训练，但对她诱惑更大的，是取得成绩后，在升学条件上的优惠。母亲也鼓励她坚持下去，如果能顺利升学，至少能找个好点的工作， “我小时候没上学，就希望她能好好上学，以后自食其力。”
因为留级的原因，如今18岁的岑小林还在上初三，班里大多同学都他小了四五岁，常有人开玩笑说，等他上大学时就20多岁了。岑小林并不在意，自嘲道：“虽然年龄大了点，但是身高还是和他们差不多嘛。”
父母曾跟他商量，如果明年考不上公办高中，一家人就离开广州，去其他地方讨生活。但是，机会在这时再次出现。
2019年，经广州市教育局批准。，花都区两所示范性高中将跳绳纳入了自主招生项目，一所是花都区最好的秀泉中学，另一所新华中学也是老牌学校。
2019年，秀泉中学的本地分数线为645分，像岑小林这样的外地考生则需达到684分。但根据自主招生的政策，跳绳队队员如果能顺利通过跳绳单项考核，中考分数只需达到广州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490分，就能入读花都区最好的公办高中。
在此之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初中毕业以后，很少有人能够考上秀泉中学、新华中学这样的公办高中，一些人勉强入读职业中专，更多人则是返回老家入学，或是直接外出务工。
刘绘春的家
跳绳关乎我的未来
刘绘春和母亲聊起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感受，母亲很羡慕，说自己也想试试。刘绘春发觉，这样的话极少从母亲口中说出。“我感觉她变了好多，以前她很爱玩，可能是现在太辛苦了吧。”
刘绘春的母亲在一户种植绿萝的人家“插花”挣钱，工作内容是把绿萝的秧苗剪断，然后再插到花盆里，每盆要插50支左右，手工费在九毛到一块一之间。来到广州花都区的贵州人大多都从事插花工作，等种植绿萝的季节过了，就去菜场打工种菜。
刘绘春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跳绳单摇30秒能过95次，这样就能够通过赖宣治的测试，留在跳绳队继续训练，两年以后，再以跳绳队员的身份考入秀泉中学。
“我离不开跳绳队了，因为关乎我的未来。”在刘绘春看来，未来很近也很远，她想不到自己将来会在哪个城市、从事哪个职业，但她很确定的是，自己该长大了。
岑小林的学习成绩依然是班级中等，但和在老家时的中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今满分150分的卷子，岑小林能考到130分。对于一年以后的中考，他直言：“跳绳没问题，但文化课还需要加强。”
在老家的时候，岑小林对梦想没什么概念，觉得能上高中和大学就行，实在不行就像父母一样出去打工。但如今岑小林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跳绳教练，这是他最有把握胜任的一份工作。
他的计划是先去大城市当教练，最好能像赖老师一样，带出厉害的学员，赚到钱之后，再到贵州老家当教练。“因为老家比较穷，很多人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那里可能更需要我。”
跳绳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学校的命运。在接二连三的赛事荣誉下，七星小学获得了更好的声誉，以及更多的资金扶持。赖宣治说，如今学校已有400多名学生，30多名老师，其中有20多个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孩子们有了新的篮球场、足球场和跳绳训练场地。新建的教学楼有四层高，一层的阳台上刻着“绳以育德”四个大字，第四层的阳台上则刻着“从这里走向世界！”
8月22日，七星小学的跳绳训练室里，所有队员盘腿坐在橡胶地面上，赖宣治站在前面宣布，最近有一个去北京参加电视晚会录制的机会，但名额有限。
话音刚落，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有几个孩子见张口时落在了后面，还低头抹起了眼泪，“我没坐过飞机，想坐一坐”、“我没看见过*安门天**，也想看看......”
赖宣治犯了难，记录下的名字远远超过了名额数量，但他不忍心划掉哪怕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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