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奇石头故事
奶奶说，一百年前，一支阿帕奇部落曾在那些褪色的岩石上与美国骑兵交战。部落人数不占优势，战斗以他们的失利而告终。剩下能做的便是等死。战斗开始后不久，勇士们就被困在了一块岩脊上。他们不愿遭受战败的耻辱，在奋力突破骑兵队时被一个个砍死，于是骑上马背冲下了山崖。当阿帕奇的女人们在下面的岩石上找到丈夫们的碎尸时，她们放声痛哭，绝望的眼泪一落到地面，便化作了石头。
阿帕奇部落身陷战事却没有了战士。我们的农场也是在“为一方毫无抵抗的战斗而设”。这个结局未免太残酷。
哥哥泰勒在爸爸催促下深夜开车带我们从奶奶家回“垃圾场”，途中，泰勒睡着了，引发了车祸。
车祸处理完毕，我们开车回活动房时，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斜阳洒在高速公路上。我想起了阿帕奇的女人们。和她们的埋骨之地砂岩祭坛一样，她们生命的形状早在多年以前——在战马疾驰，拱起栗色的身躯准备迎接最后一击之前，在勇士们最后一跃之前——就已注定。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那次车祸总会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
为“世界末日”备战的爸爸
爸爸在我印象中是个疲惫不堪的中年男人，整日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忙于囤积粮食和*药弹**。
联邦政府人员围困韦弗一家的那一年，爸爸刚满四十岁，这一事件证实了他最担心的事。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即便战争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
传言中的世界末日的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没怎么过。我们并不贫穷——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爸爸还在捡收废品——但我们把所有钱都花在了补给品上。
圣诞节前，我们继续做准备工作，好像每一步行动、每一点储备物资的增添，都可能攸关生死。圣诞节后，我们等待着。“当需要的时刻到来，”爸爸说，“准备的时刻就过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早餐时爸爸很平静，但在他的宁静中我感受到兴奋与类似渴望的东西。他等了这么多年，埋藏枪支，囤积食物，还告诫别人也这么做。教堂里的每个人都读过预言书，他们知道世界末日将要到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爸爸冷嘲热讽。今晚将证明他是正确的。
晚饭后，爸爸研读了几个小时的《以赛亚书》。十点左右，他合上《圣经》，打开电视。电视是新的。安琪姨妈的丈夫在一家卫星电视公司工作，他让爸爸订阅他们的节目。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答应了。回想起来，这完全是爸爸的风格。在一天之内，原本没有电视和收音机的家里一下子装上了全套的有线电视。我有时会想，爸爸破例同意在那一年安装电视，是否因为他知道在一月一日，一切都将消失。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在一切被吞没之前，让我们领略一番这个世界。
爸爸最喜欢看《蜜月期》。那天晚上播出特别节目，一再回放过去的剧集。我们看电视，等着“完结”。从十点到十一点，我隔几分钟便查看一次时钟，之后每隔几秒就看一眼，直到午夜。即便很少为外界事物所动的爸爸，也频频瞥向时钟。
11:59。
我屏住呼吸，心想：再过一分钟，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
接着到了十二点。电视仍在嗡嗡作响，发出的光在地毯上舞动。我在想我们的时钟是不是走快了。我来到厨房，打开水龙头。还有水。爸爸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屏幕。我又回到沙发上。
12:05。
还有多长时间电力才会中断？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额外储备用电，还能多持续几分钟？
电视上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的黑白影像如幽灵一般，正为一个烘肉卷争吵。
12:10。
我等待电视屏幕突然一闪后熄灭。我努力记住这一切，记住这最后的奢侈的时刻——记住强烈的黄色光线，记住流动在电热器周围的温暖空气。世界将化为乌有，我的人生随时会终结，我正体验着对过往生活的怀旧之情。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深呼吸，试图吸进这个沉沦的世界的最后一丝气息。越这么做，我就越讨厌一切原封不动。怀旧变成了厌倦。
一点半过后，我上床睡觉了。离开时我瞥了一眼父亲，他的脸在黑暗中凝固，电视光线在他的方框眼镜上闪烁。他摆姿势一般坐着，既不激动，也不尴尬。至于为什么在接近凌晨两点时还独自坐在那里，看着电视上的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为圣诞晚会做准备，他仿佛有再平常不过的理由。
但上帝并未让洪水泛滥。
一月一日的早晨如往常一样来临，打垮了爸爸的精神。他再也不提千年虫。他意志消沉，每天晚上拖着身体从废料场回家，一言不发，表情凝重。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头顶笼罩着一片乌云。
在我看来，与那天早上相比，他更矮小了。他脸上的失望是如此孩子气，一时间我疑惑上帝怎么能不遂他的心愿。他是那样虔诚的信徒，心甘情愿地受苦，就像挪亚心甘情愿去建造方舟一样。
我们家的教育故事
母亲特色的教育活动，帮助我们成长。
泰勒小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母亲对教育持理想主义态度。她曾说把我们留在家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教育。母亲每天早上都让我们学习。但只有母亲这么说，因为爸爸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更多实用技能。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两人常常为此而战。母亲一转身，爸爸就把男孩们赶进废料场干活。
但母亲最终输掉了这场战斗。一切要从她五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卢克说起。卢克对山上的事很有一套——他对动物很在行，似乎能与它们交流——但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学习认字非常吃力。母亲花了五年时间，每天早上陪他坐在餐桌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同一个音，但到卢克十二岁时，他也只能在全家人习读经文时勉强读出《圣经》中的一句话。母亲不理解。她毫不费力地教会了托尼和肖恩认字，其他人也都轻松地学会了。
等卢克会写自己的名字，读一些简短的词语，母亲便开始教他数学。我的数学知识都是在早餐后洗碗时学到的，听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什么是分数，怎么运用负数。卢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年后母亲便放弃了。她不再说什么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是开始附和爸爸的意见。一天早上，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能认字了。其他的都是废话，*脑洗**而已。”爸爸越来越早地赶着男孩们去干活，到我八岁、泰勒十六岁时，我们就都彻底不学习了。
然而，母亲并没有完全倒向爸爸的那套理论，她偶尔仍怀有以前的热忱。在那样的日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早餐时，母亲会宣布今天我们要“上学”。她在地下室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有关草药学的书和一些旧平装书。其中有几册数学课本供大家共用；一本美国历史书，除了理查德，我从未见其他人读过。还有一本科学书，肯定是幼儿读物，因为里面画满精美的插图。
母亲通常花半个小时找齐所有书，然后我们把书分了，各自进房间去“上学”。我不知道哥哥们和姐姐在那期间都干了什么，我总是打开数学书，花十分钟翻书，手指在中间插页上摩挲。如果用手指摸了五十页，我会向母亲汇报，说我看了五十页数学。
“太厉害了！”她会说，“看见没？这种速度在公立学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能办到。在家你可以坐下来，真正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干扰。”
母亲从不讲课或考试，也从不布置作业。地下室有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个叫“马维斯灯塔”的程序，可以用来学习打字。
有时她去送草药时，如果我们做完了家务，她会顺路把我们送到镇中心的卡内基图书馆。那里的地下室有个房间放满了儿童读物，我们就阅读那些书。理查德甚至从楼上拿了一些成人看的书，它们有着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沉重标题。
在我们家，学习完全靠自我指导：只要干完自己的活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自学。
我们中有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纪律性。我是最散漫的一个，到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哥哥们曾经受过学校教育，我和姐姐一直都是在家庭教育中学习成长的。
年纪最大的几个男孩——托尼、肖恩和泰勒——十年前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仿佛他们曾拥有另一对父母。他们的父亲从未听说韦弗一家的遭遇，也从不谈论光明会。他把三个大儿子送去上学，尽管几年后又把他们从学校里接了出来，发誓说要在家里教他们。当托尼要求重返学校，爸爸也同意了。托尼读完了高中，尽管在废料场干活让他旷课太多，以致最后没能毕业。
我和奥黛丽则整天都陪母亲开车在山谷里转悠，看着她做产前检查，开草药药方。某种程度上她成了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很少在家上课，她以前也从未教过我们。她给我们解释所有的疗法和缓和剂用法。如果某人的血压过高，应该服用山楂以稳定胶原蛋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如果哪个产妇过早宫缩，需要用姜泡澡，增加子宫内氧气的供应。
我向爸爸询问三角学的题
我拿着测验题找母亲。“这是什么？”我问。
“数学。”她说。
“那么数字在哪儿呢？”
“这是代数。字母就代表数字。”
“怎么做呢？”
母亲拿来纸和笔，摆弄了几分钟，前五个方程没解出一个。
第二天我又驱车四十英里，来回八十英里，带着一本厚厚的代数课本回到了家。
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我开始学习三角学。奇怪的公式和方程让人安心。我被勾股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终能预测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我对物理的认知全部来自废料场，那里的物质世界似乎极不稳定、反复无常。但有一个原理可以定义和捕捉生命的维度。也许现实并非完全变化无常。也许它能被解释和预测。也许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从勾股定理转向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时，痛苦开始了。我无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我能感知其中的逻辑，能感觉到它们赋予秩序和对称的力量，但我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它们严守秘密，成为一扇大门。我相信这扇门外是一个规则而理性的世界，但是我无法通过那扇门。
母亲说如果我想学习三角学，她有责任教我。她预留出一个晚上，我们俩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扯着头发在纸片上乱涂乱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解答出一道题，但解出的所有答案都是错误的。
“我高中时一点儿也不擅长解三角，”母亲砰的一声合上书，抱怨道，“我学的那点儿知识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爸爸正在起居室里一边翻着仓库设计图，一边喃喃自语。我见过他亲手画设计图，亲自做计算，修改这个角度或增加那根大梁的长度。爸爸几乎没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但他的天赋不容置疑：不知怎的，我知道如果我将方程式摆在爸爸面前，他肯定能解出来。
我对爸爸说过我想去上大学，他当时说，一个女人的位置在家里，因此我应该学习有关草药的知识——他笑着称之为“上帝的药房”——以便将来接替母亲。当然，他还说了很多，质问为何我放着上帝的知识不学，反而去追求人类的知识。但我仍决定向他询问三角学的题。这点儿人类的知识，我确信他肯定拥有。
*草我**草将题写在一张新纸上。我走近时爸爸没有抬头，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放在他的设计图上。“爸爸，你能解答这道题吗？”
他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接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将那张纸转了一圈，盯着看了一会儿，便开始潦草地画起数字、圆圈和巨大的弧线。他的解题方法与课本上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方法。他咕哝着，脸上的小胡子也跟着抖动。最后他不写了，抬起头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我问他是怎么解的。“我不知道怎么解，”他边说边把那张纸递给我，“我只知道，这就是答案。”
我走回厨房，将干净平衡的等式与凌乱的草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过程做了一番比较。我被这张奇特的纸所震撼：爸爸可以掌握这门科学，可以破译其语言和逻辑，可以从中弯转、扭曲、挤压出真相，但他的解答过程却呈现出一片混乱。
泰勒的学习故事
泰勒是第三个儿子，他几乎对学校没有记忆，所以很乐意在家学习。直到他十三岁的时候，也许因为母亲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教卢克认字上面，泰勒问爸爸能不能让他上八年级。
从一九九一年秋到一九九二年春末，泰勒一整年都在上学。他学了代数，代数之于他的大脑就如空气之于他的肺一样自然。那年八月，韦弗一家遭到*攻围**。假如没发生那件事，泰勒是否还会重返学校，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在听说了韦弗一家的遭遇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踏进学校教室。尽管如此，泰勒的想象力还是被点燃了。他用全部积蓄买了一本旧三角学课本，继续自学。他想接着学微积分，但又没钱再买另一本书了，于是他就到学校去找数学老师要一本。老师当面嘲笑他说：“自学微积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泰勒不为所动：“给我一本书吧，我想我能自学。”最后他腋下夹着一本书离开了。
真正的挑战在于找时间学习。每天早上七点，爸爸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分好组，派他们去干当天的活儿。通常过了一小时爸爸才会注意到泰勒不在兄弟们中间。接着他会冲进后门，大步走进泰勒的房间，大声质问正坐在里面学习的泰勒。“你到底在干什么？”他一边吼，一边把鞋子上的泥巴踩到泰勒一尘不染的地毯上，“我让卢克去装工字梁——他一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我过来找你，你竟然还不挪屁股？”
我如果在该干活时看书被爸爸逮住，会立刻溜之大吉，但泰勒岿然不动。“爸爸，”他说，“我吃完午……午饭再去干……干活。但上午我得、得学……学习。”大多数上午他们都会争论一会儿，然后泰勒放下铅笔，耷拉着肩膀，穿上靴子，戴上焊接手套。但也有些上午，爸爸一个人气鼓鼓地走出后门，这种情况总令我震惊。
泰勒一直喜欢父亲所说的“书本知识”。
泰勒喜静，爱看书，喜欢分类、标记、整理。一次，母亲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整整一架子按照年份堆放的火柴盒。泰勒说里面装着他过去五年攒下的铅笔屑，是他收集来为我们的“上山应急包”作火引用的。家里其他地方乱作一团：卧室地板上堆满了待洗衣物，上面满是来自废料场的油污；厨房里，每张桌子上、每个橱柜里都放着布满灰尘的药酊罐，只在干更脏的活时才把罐子收到一边，比如给一头死鹿剥皮，或者擦拭步枪上的防腐油。但在杂乱的中心，泰勒拥有积攒了五年、按年份分类的铅笔屑。
泰勒在车祸后，更加坚定了上大学的理想。他跟爸爸申请，爸爸如此理解“大学”。
“什么是大学？”塔拉问。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爸爸说道。
“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
外祖父母家很雅致，泰勒很喜欢待在那里。他喜欢外祖父母相互说话的方式，平静，有条理，温柔。他们家有种气氛，让我无须别人提醒就本能地感到，不该大喊大叫，不该打人，也不该在厨房里全速冲刺。在那里我唯一被一再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把沾满泥巴的鞋子放到门边。
外婆支持泰勒去上大学，她还转向我说，“你一定为你哥哥感到骄傲吧！”她笑眼弯弯。我能看清她的每一颗牙齿。我心想，外婆竟然觉得*脑洗**是件值得庆祝的事，随她这么去想吧。
泰勒终于决定走了，看着泰勒把箱子装进他的车，我简直要疯了。我想尖叫，但没有叫出声，而是冲出后门，翻过小山，朝山顶跑。我不停地跑，耳朵里的血液直往上涌，思绪被怦怦的心跳声掩盖。之后我转身往回跑，绕着草地跑向那辆红色火车车厢。我爬上车厢，刚好看到泰勒合上汽车后备厢，转过身来，好像想跟我们道别，却又没人可以告别。我想象他叫着我的名字，想象我没有回应时他脸上的落寞。
我从车厢上下来，他已经坐在驾驶座上了。我从一个铁罐后面跳出来，汽车正沿土路隆隆行驶。泰勒停下车，从车上下来，抱住了我——不是像大人拥抱孩子那样蹲下来，而是另一种拥抱：我们俩都站着，他把我拉过去，脸贴近我的脸。他说他会想我，然后松开我，钻进汽车，飞快地开下山，上了高速公路。我看着尘土落完。
那年冬天，对泰勒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记得他离开那天，看着他那辆装满箱子的车从山上颠簸而下是多么奇怪。我无法想象他现在在哪里，但有时我想，也许学校没有爸爸所想的那么邪恶，因为泰勒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而他喜欢学校——他对学校的爱，似乎超过了对家人的爱。
泰勒是我的导师
泰勒曾说过我很特别。他给我读了《摩门经》里的一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孩子，善于察言观色。“这让我想起了你。”泰勒当时这么说道。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伟大的先知摩门，这一事实让我感到困惑。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先知，但泰勒告诉我，我让他想起了最伟大的先知之一。现在我仍然不清楚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可以相信自己：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先知们具有的东西，它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动摇的价值。
泰勒常常躲在地下室听音乐，我也喜欢跟泰勒一起安静地听音乐。泰勒是我的人生导师，音乐教化了我。
不知为何，泰勒让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自己。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大喊大叫。我尽力避免和理查德打架，尤其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最后两人滚在地上，他撕扯着我的头发，我用指甲抓破他的脸。
泰勒走了。家里几乎没有他住过的痕迹，除了一处：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关上房门，从床底下拖出泰勒的旧音箱。之前我把他的书桌拖进我房间，唱诗班合唱乐响起时，我会坐进他的椅子学习，就像之前无数个夜晚我看见他所做的那样。我没有学历史和数学。我学习宗教。
我读了两遍《摩门经》，快速看完了新约，看第二遍时放慢速度，停下来做笔记，相互参照，甚至就信仰和献祭等教义写了短文。没有人读我的文章，我是为自己写的，正如我想象泰勒只为自己而学习一样。接下来我读了旧约，然后读了爸爸的书，主要是早期摩门教先知的演讲、书信和日记汇编。它们是用十九世纪的语言写的——生硬、拗口，但极为准确。起初我看不懂，但随着时间推移，感官逐渐适应了，我开始对讲述我的先辈穿越美国蛮荒之地的历史故事倍感亲切。虽然故事很是生动，但训诫极其抽象，论述的是晦涩难懂的哲学主题。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这些抽象的文章上。
泰勒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带领我闯开原来的禁锢，他让我去上大学。
“你想过离开吗？”泰勒问道。
“去哪里？”
“上学。”他说。
我眼睛一亮。“我打算九月上高中。”我说，“爸爸不会乐意，但我想去。”我以为泰勒会感到高兴，但他一脸苦相。
“你以前也这样说。”
“我会去的。”
“也许吧，”泰勒说，“但只要你住在爸爸的屋檐下，他不允许，你就很难离开，很容易一年年拖下去，这辈子就去不成了。如果从高二开始，你还能毕业吗？”
我们都知道我做不到。
“是时候离开了，塔拉，”泰勒说，“你待得越久，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
“你觉得我需要离开？”
泰勒没有眨眼，也没有犹豫。“我觉得对你来说，这儿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声音很轻，但他说这些话的感觉像是喊出来的。
“我能去哪儿？”
“去我去的地方，”泰勒说，“去上大学。”
我哼了一声。
“杨百翰大学接收家庭教育的孩子。”他说。
“我们是吗？”我说，“家庭教育的孩子？”我试着回忆最后一次看课本是什么时候。
“招生委员会除了我们告诉他们的，什么都不会知道，”泰勒说，“如果我们说你在家上学，他们会相信的。”
“我不会被录取的。”
“你会的，”他说，“只要通过ACT，一个很烂的考试。”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一天晚上，就在我正要下班回家时，泰勒打来电话。他问我是否在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不能参加考试，”我说，“数学我一窍不通。”
“你有钱，”泰勒说，“去买书自学。”
我什么也没说。大学与我无关。我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会如何：十八九岁时，我会结婚。爸爸将分给我农场的一个角落，我丈夫会在那里盖间房子。母亲会教*草我**药和助产的知识。现在她偏头痛发作不那么频繁了，又去给人接生了。我生孩子时，母亲会来接生。我猜有一天，我也将成为一名助产士。我不知道未来哪里有大学的影子。
泰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知道西尔斯修女吗？”他说。西尔斯修女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你猜她是怎么学会指挥唱诗班的？”
我一直崇拜西尔斯修女，也羡慕她的音乐知识。我从没想过她是怎么学会的。
“她去学的，”泰勒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拿个音乐学位。有了音乐学位，你就可以教课，可以指挥教堂唱诗班。即使是爸爸对此也不会有很大意见，不会说什么。”
母亲最近买了美国在线网络的试用版。我只在兰迪的店里为了工作上的事上过网，但泰勒告诉我，应该去看外面的世界，挂了电话后，我打开电脑，等着调制解调器拨号。泰勒提到杨百翰大学的官网。只花了几分钟我便找到了它。屏幕上满是照片——整齐的、颜色如太阳石般的砖砌大楼，周围绿树成荫，美丽的人们边走边笑，胳膊下夹着书，肩上挎着背包，看上去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部欢快的电影。
第二天，我驱车四十英里来到最近的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学习指南。我坐在床上，翻开数学练习测验。我浏览了第一页。并不是我不会解方程，而是我压根儿不认识那些符号。第二页，第三页，全都一样。
我学习了一个月的三角学。我有时会梦见正弦、余弦和正切，梦见神秘的角度和让我绞尽脑汁的计算，尽管如此，我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无法自学三角学，但我认识一个自学成功的人。
泰勒让我到黛比姨妈家和他碰头，因为那里距杨百翰大学不远。车程三个小时。敲响姨妈家的门时我感到不安。她是母亲的妹妹，泰勒在杨百翰大学上学的第一年住在她家，关于她我就知道这么多。
泰勒开了门。我们到起居室坐下，黛比正在准备砂锅菜。泰勒轻而易举解出了方程，每一个解答步骤都整齐有序。他当时在学习机械工程，即将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不久将去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角方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此不耐烦，只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些原理。
回首往事，我发现这就是我的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我学着弃我而去的那个哥哥的样子，在借来的书桌前枯坐，努力而仔细地研读一条条摩门教教义。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我在思想上不妥协，爸妈抛弃了我。泰勒写信安慰我说，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
不仅如此，泰勒还替我辩解，从而跟爸爸闹僵了。在无助的时候，泰勒温暖了我，我感激他，同时也非常内疚。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我的学习故事
我被山间的节律养育，在这节律中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周而复始的转变。太阳每天清晨照常升起，扫过山谷，最后坠入山峰后面。冬天落下的雪总是在春天融化。我们的生活在轮回——四季轮回，昼夜轮回——在永恒的变换中轮回，每完成一次轮回，就意味着一切未有任何改变。
奶奶认为我们应该上学，而不是——用她的话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
爸爸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像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他们可以说一星期的话，却对任何一件事都无法达成共识。
我想要离开废料场。
要想离开废料场，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像奥黛丽一样找份工作，这样爸爸召集全员干活时我就不在家了。问题是，我才十一岁。
我骑了一英里车来到尘土飞扬的镇中心。这里只有一个教堂、一个邮局和一个叫“杰伊老爹”的加油站。我走进邮局。柜台后面是一位年长的女士，我知道她叫默娜·莫伊尔，因为加油站就是她和丈夫杰伊（杰伊老爹）开的。爸爸说他们就是规定每家最多养两条狗的城市法令的幕后推手。他们还提了别的法令。现在每个星期天爸爸从教堂回来，都大声谈论默娜和杰伊·莫伊尔，说他们从蒙特利或西雅图或别的地方而来，说他们如何用西海岸的理论蒙骗爱达荷州的好人。
我问默娜，能不能在布告板上放一张卡片。她问卡片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我想找份保姆的工作。
“你什么时候有空？”她说。
“什么时候都行。”
“你是说放学后？”
“任何时间都可以。”
默娜看着我，歪着头说：“我女儿玛丽想找个人照顾她的小宝宝。我去问问她。”
玛丽在学校教护理。爸爸说过，同时为医疗机构和政府工作，这是被*脑洗**最严重的了。我原以为他不会允许我给她打工，没想到他却同意了。很快我便在每周一三五上午去照顾玛丽的女儿。玛丽有个朋友叫伊芙，也正好需要一个保姆在周二和周四照顾她的三个孩子。
这条路往前一英里，有个叫兰迪的人在家门口开了家商店，卖腰果、杏仁和夏威夷果。一天下午，他路过邮局，进来和默娜聊天，说他一个人打包装箱太累了，希望能雇几个孩子帮忙，但孩子们都忙着去踢足球和搞乐队了。
“至少有一个孩子没去。”默娜说，“我想她也很愿意帮忙。”她指着我的卡片说。很快我就在周一到周五上午八点至中午之间照看小孩，然后去兰迪的店里打包腰果，一直干到晚饭时间。薪水不算多，但以前我从未挣过钱，所以感觉钱也不少。
教堂里的人说玛丽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用了“专业”一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一个星期天，玛丽为教堂会众演奏钢琴。音乐让我忘记了呼吸。我以前听过无数次为赞美诗伴奏的钢琴演奏，但玛丽弹奏的音乐与之前杂乱的叮咚声截然不同。那是液体，也是空气；一会儿是岩石，一会儿又变成了风。
第二天，玛丽从学校回来，我问她是否愿意用教我上课代替付我薪水。我们在钢琴凳上坐好，她给我演示了几个指法。接着她问我除了钢琴，我还在学什么。爸爸嘱咐过我，假如别人问起我的学业，我该如何作答。“我每天都学习。”我说。
我在兰迪的店铺打工，也在那里学习。兰迪计划驱车进行一趟长途旅行来招揽新客户，让我在他不在时帮忙打理生意。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记账、处理订单、维持库存。我从兰迪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因特网。他教我上网、浏览网页、写电子邮件。
泰勒走了，我被加入了爸爸的工作小分队。在废料场，我受伤了。
我盯着自己发红的手指，那一刻，废料场在我眼中发生了变化。儿时我和理查德在这片废墟中度过了无数时光，从一辆破车跳上另一辆破车，搜寻其中的宝贝。在这里，我们假想了无数战斗场景——恶魔与巫师，精灵与暴徒，巨魔与巨人。现在它变了，不再是我儿时的那个游乐场，而是回归现实，有着神秘莫测、充满敌意的物理定律。
有时，当我拆下散热器上的铜，或将第五百块钢扔进分类箱时，我会发觉自己在想象泰勒的学校生活。随着在废料场度过沉闷的每一个小时，我的兴趣愈发强烈，直到有一天，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我应该去上学。
母亲过去总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只要征求爸爸同意，就可以去上学。
但是我没有问。每天早晨开始全家祈祷之前，爸爸脸上的强硬线条，他安静的叹息祈祷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觉得我对“上学”的好奇下流可憎，是对爸爸为了养育我而做出的所有牺牲的*辱侮**。
但在拆解废品，帮母亲制作酊剂、混合精油之余，我努力不丢下学业。母亲那时已经放弃了在家办学，但仍有一台电脑，地下室还有书。我找到那本有彩色插图的科学书，还有多年前的那本数学书。我甚至还找到一本褪色的绿皮历史书。可是坐下来学习时，我几乎总是睡着。长时间拖拽废品，使得光滑柔软的书页在我手中显得愈加柔软。
爸爸要是看见我在看书，就会试图把我拽走。也许他想起了泰勒。也许他认为如果能再让我分心几年，危险就会过去。所以不管有无必要，他千方百计给我找活儿干。一天下午，他又逮住我在看数学书，就让我和他抬水穿过田野，去浇他的果树，整整一小时里抬了一桶又一桶。这原本也没什么反常的，但当天正在下暴雨。
我膝盖下面的伤口已经结痂——黑亮亮的，像一条黑色小河流经粉红的肌肉。这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挑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时爸爸正在沙发上休息，腿上放着打开的《圣经》。我在他面前感觉站了有好几个小时，但他始终没有抬头，于是我脱口而出：“我想去上学。”
一天晚上，从未走进我的卧室的爸爸，第一次走进我的卧室。“我一直在祈祷，”爸爸说，他声音轻柔，充满爱意，“我一直在为你上大学的决定而祈祷。”
“上帝召我作见证。”他说，“他很不悦。你弃绝他的祝福，去无耻地追求人类的知识。他的怒气因你而起，不久就会降临。”
我不记得爸爸什么时候起身离开，但他一定已经离开了，就在我坐着、被恐惧攫住的时候。上帝的愤怒曾将城邑夷为废墟，曾将整个大地悉数淹没。我感到虚弱，接着全身无力。我想起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随时都可以被带离身体，被拖到天上去对峙愤怒的天父。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在厨房调制精油。“我决定不去杨百翰大学了。”我说。
她抬起头，定睛看着我身后的墙，小声说：“别这么说。我不想听。”
我不明白。我以为她看到我向上帝屈服会很开心。
她把目光转向我。我已多年未感受到她目光的力量了，为此我惊呆了。“在我所有的孩子中，”她说，“我原以为你才是那个穿越熊熊大火冲出这里的人。我从没料到会是泰勒——那令人意外——而不是你。你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让任何事阻止你走。”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学习——因为早上在我还没因为拆解废料累垮的时候，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虽然我仍然害怕上帝的震怒，但我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采取了行动，那么我去上学自然就是他的意愿。
大学入学考试由四部分组成：数学、英语、科学和阅读。我的数学能力正在提高，但并不强。虽然我能解出大部分习题，但做题速度很慢，需要规定时间的两到三倍。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都没有，尽管我正在学习，从名词开始，接下来是介词和动名词。科学是一个谜，可能是因为我读过的唯一一本科学书还是那种可拆下来涂色的。四部分中，我唯一感到自信的是阅读。
杨百翰大学是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我需要拿到高分——至少二十七分，这意味着进入同届生排名的前百分之十五。我当时十六岁，从未参加过考试，只是刚刚开始接受类似系统的教育；尽管如此，我还是报了名。这感觉就像掷*子骰**，一旦扔出，便听天由命。上帝会给出得分。
考试前夜我失眠了。我的大脑像发烧般灼热，浮现出许多灾难场景。五点钟我下了床，吃了早饭，驱车四十英里来到犹他州州立大学。我和其他三十名学生被带进一间白色的教室，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将铅笔放在课桌上。一位中年女士发放试卷，还有我从没见过的奇怪的粉红色的纸。
“请问，”她分发到我时，我说，“这是什么？”
“是答题纸。涂答案用的。”
“怎么用？”我说。
“和别的答题纸一样。”她面带恼火地从我身边走开，好像我在恶作剧。
“我以前从来没用过。”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把正确答案的圆圈填满，”她说，“完全涂黑。明白了吗？”
考试开始了。我从来没有在满屋都是人的房间里，在书桌前坐过四个小时。噪音令人难以置信，但似乎我是唯一一个听到它们的人，唯一一个因为翻页的沙沙声和铅笔的涂写声无法集中精力的人。
考试结束了，我猜我数学有可能不及格，科学肯定不及格。我在科学部分的回答甚至连猜测都算不上。答案随机，只是那张奇怪的粉色答题纸上的圆点图案。
我开车回家了。我觉得自己愚蠢可笑，滑稽至极。现在我亲眼见到了别的学生——看着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教室，坐到座位上，平静地填写答案，好像在做一次例行练习——我之前竟然自以为得分能排进前百分之十五，简直荒谬。
那是他们的世界。我穿上工作服，重返我的世界。
我一直在攒钱，以备学费之需。爸爸注意到了，便开始让我为一些小东西付费。第二次车祸后，母亲又开始购买保险，爸爸说我那份应该由我自己付。我照做了。接着他又要钱用于登记车辆。“这些政府收费会让你破产。”我把钱递给他时，他说。
对此爸爸表示满意，直到我的考试成绩寄到家。一天我从废料场回来，发现一个白色信封。我撕开信封，手上的油污把纸都弄脏了。我跳过单科分数，直接看总分。二十二分。我的心快乐地怦怦直跳。虽然不是二十七分，但充满可能性。也许能上爱达荷州州立大学。
我将成绩拿给母亲看，她告诉了爸爸。他变得烦躁不安，然后大叫着说我该搬出去住了。
“她既然长大了，能领工资了，就该付房租了。”爸爸喊道，“她可以到别的地方付房租。”起初母亲还和他争论，但几分钟后就被说服了。
我一直站在厨房里掂量我的选择，想着刚刚才交给爸爸四百美元，那是我三分之一的积蓄。这时母亲转向我说：“你觉得你周五之前能搬出去吗？”
我的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断裂，犹如大坝决堤一般。我感到摇摇欲坠，无法站稳。我想尖叫，但尖叫被扼住了；我快淹死了。我无处可去。我租不起公寓，即使能租，也只能到城里租。那样我还需要一辆车。我只有八百美元。我气急败坏地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然后跑回我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我又继续在兰迪的店铺打工，也在那里学习。
肖恩又受伤了，我为没有立即去医院看望他而深感内疚。为了补偿，我辞掉了工作，夜以继日地照顾他。
赛迪又开始来家里走动，肖恩表示欢迎。我期待她的来访，因为这为我争取了学习的时间。母亲觉得我陪着肖恩很重要，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平生第一次我有了大段的时间用来学习——不用去拆解废料、过滤酊剂，也不必为兰迪检查库存。我仔细研究泰勒的笔记，一遍又一遍阅读他详细的注解。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奇迹般地，概念形成了。我重新去做模拟测试题。高等代数仍无法破解——它来自一个超出我认知能力的世界——但三角学容易理解了，是用我可以理解的语言写下的信息，来自一个白纸黑字充满逻辑和秩序的世界。
三个星期后，就在肖恩快要痊愈时，信到了。我麻木地撕开信封，就好像在被判有罪之后，宣读自己的判决书。我扫了一眼总分。二十八分。我又检查了一遍，看了看名字。没错。不知为何——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我做到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下定决心，再也不为父亲工作了。我开车去了“斯托克斯”——镇上唯一一家杂货店，申请了一份包装杂货的工作。我当时只有十六岁，但我没把年龄告诉经理，于是他雇用我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就去上班了。
我回到家时，爸爸正开着装载机穿过废料场。我爬上梯子，抓住栏杆。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我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下午还会开起重机，直到他雇到人。他放下吊杆，盯着前方。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他看也没看我一眼，说道，“就没必要拖下去了。”
一周后我向杨百翰大学提出了申请。我不知道如何填写申请表，所以泰勒帮我填了。他写道，我严格按照母亲设计的课程安排接受教育，她已确保我达到高中毕业的所有要求。
对于申请，我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有时我确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学，因为他赐给我二十八分。有时我确信自己会被拒绝，上帝会因我的申请而惩罚我，因为我竟然要弃家人而去。但无论结果如何，我知道我会离开。即使不去上学，我也要去别的地方。从我将肖恩送去医院而不是送他回母亲身边的那一刻，家就已经变了。我拒绝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它在拒绝我。
招生委员会效率很高，没有让我等太久。来信装在一个普通信封里。看到信时，我心里一沉。拒绝信都很小，我心想。打开信封，我看到“恭喜”一词。我被录取了。新学期从一月五日开始。
母亲拥抱了我。爸爸努力摆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样好。”
元旦那天，母亲开车送我去往新生活。我没带多少东西：一打自制桃罐头、床上用品、一塑料袋衣服。车子沿州际高速公路疾驰而下时，我望着支离破碎的风景，贝尔河山脉连绵起伏的黑色群峰逐渐被棱角分明的落基山脉所取代。大学坐落在瓦萨奇山脉的中心地带，那里的白色山峦拔地而起。它们很美，但在我看来，它们的美丽咄咄逼人，令人生畏。
我的公寓位于校园南部一英里处，有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和三间小卧室。同住的女生——我知道会是女生，因为杨百翰大学的所有公寓都按性别划分——度圣诞假尚未返回。我从车里拿出全部家当仅用了几分钟。我和母亲在厨房局促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她与我拥抱道别，开车离去。
我独自一人在安静的公寓里待了三天。不过它并不安静。没有一个地方是安静的。我从未在一座城市里待过几个小时，我发现自己无力抵御不断袭来的奇怪噪音。人行道信号的吱喳声，警笛的尖叫声，气闸的嘶嘶声，甚至漫步在人行道上的行人的闲聊声——每一个声响都逃不过我的耳朵。我的耳朵，习惯了山间的寂静，被这些声音折磨得痛苦不堪。
大学的艰难求学记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的家人是我认识的人里仅有的真正的摩门教徒，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在这所大学，在这座礼拜堂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鸿沟。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选择站在我家人的一边，或者站在异教徒的一边，非此即彼，此外别无选择。
脱离社会太久，我走进大学，遇到了太多艰难。我心生埋怨而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小时候不被允许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的银行存款日渐减少。我一直担心通不过课程考试，但开学一个月，在付了学费和房租、买了食物和书后，我开始考虑即使通过考试以后也不会回来上学了。原因显而易见：我上不起。我上网查了申请奖学金的要求。学费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
学期虽然只过了一个月，但我也知道获得奖学金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历史课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只不过是我不再挂科而已。我的音乐理论成绩还不错，英语课却很吃力。老师说我有写作的才能，但我的语言出奇地拘谨和生硬。我没有告诉她，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代数课是终止我的奖学金的一大威胁。教授每次上课都在黑板前踱来踱去，咕咕哝哝让人听不清。我不是唯一感到迷茫的人，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迷茫。查尔斯试图帮忙，他刚开始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习，有自己的学业。十月，我参加了期中考试，但没有及格。
我不再睡觉，每天都熬到很晚，揪着头发对着课本苦思冥想，之后躺在床上钻研笔记。
然而，真正的麻烦来自西方文明课。对我来说，这门课一度是胡言乱语，可能是因为在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块大陆，所以教授的话在我听来几乎讲不通。“大*杀屠**”问题事件之后，我就不再问问题了。
三月，西方文明课又进行了一次考试。这一次我做了记忆卡片。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记忆奇怪的拼写，其中很多是法语（我现在知道法国是欧洲的一部分），比如雅克－路易·大卫和弗朗索瓦·布歇。虽然我不会发音，但我能将它们拼写出来。
我的课堂笔记乱七八糟毫无意义，于是我问凡妮莎能否借她的笔记看看。她满腹狐疑地看着我，有那么一刻我想她是否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考试中抄她的答案。她说笔记不能借我，但我们可以一起复习。于是下课后我随她来到她的宿舍。我们盘腿坐在地板上，打开笔记摆在面前。
我试着辨认我的笔记，但句子不完整，杂乱无章。“别担心你的笔记，”凡妮莎说，“它们没有教材重要。”
“什么教材？”我说。
“那本教科书啊。”凡妮莎说。她笑了，好像我在开玩笑。我很紧张，因为我没有开玩笑。
“我没有教材啊。”我说。
“你当然有！”她举起那本厚厚的图册，我一直用它来记忆作品和艺术家的名字。
“哦，那个啊，”我说，“我看了看。”
“你看了看？你没有读过吗？”
我盯着她。我不明白。这是一门关于音乐和美术的课程，我们有音乐CD听，还有一本美术画册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读美术书，就像不会去读CD。
“我以为我们只需看看那些图画就行。”我的话听上去很愚蠢。
“这么说教学大纲指定阅读第五十页到第八十五页，你不觉得得去读点儿什么吗？”
“我看了那些画。”我又答道。这些话第二次听上去更糟糕了。
凡妮莎开始翻阅这本书，突然间它看上去像一本教科书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她说，“你必须读课本。”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快，略带嘲讽，仿佛在经过其他所有事——经过“大*杀屠**”的玩笑和偷看她的试卷——之后，这个错误未免太过分，让她不再想和我有什么瓜葛。她说我该走了，她得学习下一科目了。我拿起笔记本便离开了。
“读课本”被证明是极佳的建议。下一次考试我得了B，到了期末，我一直得A。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只能这样解释。每天晚上我都学习到凌晨两三点，相信这是为赢得上帝的支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的历史课成绩优异，英语比原来好多了，音乐理论学得最好。虽然不太可能获得全额奖学金，但也许我可以拿到一半。
最后一堂西方文明课上，教授宣布说第一次考试中有太多同学不及格，他决定不将那次考试的成绩计入总分。噗。我的不及格分数就这样作废了。我真想和凡妮莎击掌庆祝，然后我才想起，她早就不和我坐在一起了。
成绩已经公布。我通过了。不只是通过，除了西方文明课，我的各科成绩都是A。我将拿到一半学费的奖学金。我可以回去了。
在教父的帮助下，我成功申请了助学金，我不再为学费苦恼了。我开始看懂课本了，并发现自己读了更多的书，远超必读书目的要求。
从杨百翰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剑桥，我又再次被世界隔离，我不属于这里。
下课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凝视着窗外的石门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垛。我想到了积极自由，想到了自我强迫可能的意义，直到我的头隐隐作痛。
我可以上学，可以买新衣服，但我始终是塔拉·韦斯特弗。我做过的工作没有一个剑桥学生会去做。不管怎么打扮，我们始终不同。
我很苦恼。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说，“一切都闪闪发光。”
“你千万别这样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克里博士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此时，杨百翰大学的好友德鲁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首歌。他说那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从未听说过。我用耳机*放播**了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着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听：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把这两行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写在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空白处。阅读时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到歌词上面。我从网上了解到鲍勃·马利脚上的肿瘤。我还了解到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该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绝做截肢手术。他在四年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句歌词是马利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当时本可以动手术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转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脑。我想象一个贪婪的外科医生，长着锋利的牙齿和细长的手指，力劝马利进行截肢手术。想到医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败的药物，我便胆怯退缩了。这时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过来的一点，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在一个空白处，我画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
我沐浴在爸妈的关爱中
因为演奏会的着装不被爸爸允许，所以，我被禁止参加演奏会的活动了。
在演奏会后，母亲一定是颇感内疚，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努力寻找其他我能做的而父亲也不会禁止的事。她注意到我经常用泰勒的旧音箱听摩门教礼拜合唱团的音乐，于是开始给我找声乐老师。几周后老师找到了，她又花了几周时间说服那位老师教我。这些课程比舞蹈课贵多了，但是母亲用卖精油赚来的钱付了学费。
母亲弹了序曲部分，音乐暂停，轮到我唱了。那一刻我本该思绪万千。也许我本该记起我的老师和她教授的技巧——挺胸抬头，腰背挺直，下巴收紧。可是我却想起了泰勒，想起我躺在他书桌旁的地毯上，盯着他穿着羊毛袜子的脚，聆听摩门教礼拜合唱团用颤音高歌的情景。他让我的脑海充满了合唱的声音，对我来说，这声音美妙至极，世上除了巴克峰，再没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
母亲的手指悬停在琴键上。这个停顿变得尴尬；教堂会众不自在地动了动。我想起那些声音，想起它们充满奇异的矛盾——想起它们使音符那样飘浮在空气之上，像暖风一样柔软，但又如此尖锐有力。我去内心深处寻求那些声音——它们就在那里。一切感觉那么自然，就好像我想出了那些声音，我用想的方式唱出了它们。但之前现实从未曾屈服于我的想法。
歌唱完了，我回到座位上。最后是祈祷仪式，之后人们朝我涌来。穿碎花裙子的女人微笑着和我握手，穿方格黑西装的男人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合唱团主管邀请我加入唱诗班，戴维斯兄弟请我为扶轮社[插图]唱歌，主教——在摩门教中相当于牧师——说，他想请我在一场葬礼上唱歌。我答应了所有人的请求。
爸爸朝每个人微笑。因为看医生或者送孩子上学的问题，教堂里几乎所有人之前都被爸爸称为“异教徒”，但那天他似乎把加州左派和光明会抛诸脑后。他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亲切地回应人们的赞美之词。“我们受神眷顾，”他不停地说，“非常有福。”杰伊老爹穿过教堂，在我们的座位前停下。他说我唱起歌来就像上帝的天使。爸爸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眼睛发亮，紧握杰伊老爹的手，就像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从未见过父亲的这一面，但之后又见了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唱歌后。不管他在废料场工作了多久，不管他有多累，他都会开车翻山越岭去听我唱歌。不管他多么痛恨像杰伊老爹那样的人，只要那些人赞扬我的声音，爸爸就会把他与光明会的战斗搁置一边，不再充满仇恨，他说：“是的，上帝保佑我们，我们非常有福。”就好像我唱歌时，爸爸一时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会使我堕落，忘记了我应该待在家里受到庇护。他想让人听见我的声音。
镇上的剧院正在上演一出戏剧，《安妮》，老师说，如果导演听了我唱歌，会让我当领唱。母亲提醒我不要抱太大希望，说我们负担不起每周四晚上开车十二英里进城去排练的费用，即使负担得起，爸爸也绝不会允许我一个人在城里，天知道我会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不管怎样，我还是练习这些歌，因为我喜欢。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唱“明天太阳会出来”，爸爸回到家吃晚饭。他嚼着肉饼，静静地听着。
“我会弄到钱的，”那天晚上上床睡觉时，他对母亲说，“你带她去参加试唱吧。”
这出剧一星期后开演。爸爸坐在前排。演出结束后，他径直走到售票处，又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票。那个星期天他在教堂没有谈论别的。不再谈论医生或光明会，也不再提什么千年虫，只谈论镇上上演的那出戏剧，他的小女儿在里面担任主唱。
尽管爸爸担心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太久，但他并没有阻止我去为下一出剧以及再下一出剧试唱。“谁知道剧院里在进行什么勾当，”他说，“很可能是通奸者的巢穴呢。”
下一部剧的导演离婚的时候，爸爸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说这些年来他没送我去公立学校读书，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舞台上堕落。之后排练都是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几乎每晚他都说以后不会再让我去了，说他迟早会在哪天晚上去虫溪剧场把我拖回家。但每次演出一开始他就来了，坐在第一排。
有时他扮演经纪人或经理的角色，纠正我的演唱技巧，为我推荐曲目，甚至为我的健康出谋划策。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续疼痛，无法唱歌。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开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体。
“它们都肿了，好吧，”他说，“肿得跟杏子似的。”母亲用紫锥菊和金盏花也没能让它们消肿，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疗法：“人们不知道，其实太阳才是最强大的药物。夏天人们不会喉咙痛就是这个原因。”他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的逻辑深表赞同，然后说，“如果我的扁桃体像你这样，我就会每天早上出门站在太阳底下，张开嘴巴，晒上半小时左右。它们很快就会消肿。”他称之为“治疗”。
我这样坚持了一个月。
在杨百翰大学学习，我考试失意了。
我想找个人倾诉考试不及格的事。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爸爸接的。
“母亲什么时候回家？”我说。
“不知道，”爸爸说，“不妨问问上帝，因为上帝才是决定一切的人。”他笑了笑，然后问：“在学校还好吧？”
“不太好，”我说，“我没想到会这么难。”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想象父亲严肃的表情变得僵硬。我等待着想象中他正酝酿的一击，但只有一个平静的声音说：“会没事的，宝贝。”
“不会的，”我说，“我拿不到奖学金。我甚至连考试都过不了。”我的声音颤抖起来。
“没有奖学金就没有奖学金，”他说，“钱的方面也许我能帮上忙。我们会解决的。开心点儿，好吗？”
“好。”我说。
“需要的话你就回家吧。”
后来，即使我脱离了爸爸的思想控制区，爸爸也没有抛却他对我的爱。
杨百翰大学毕业典礼结束后，爸妈坚持送我到机场。爸爸脸上的表情充满爱意、恐惧和失落。我想起了我在巴克峰的最后一夜，就是他说不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夜，他无意中吐露过：“如果你在美国，”他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
在剑桥，我万般不适应。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听见我用哭声说“你好，母亲”，她很激动。我告诉她，我不该来剑桥，我什么都不懂。她说她一直在进行肌肉测试，发现我有一个脉轮失去了平衡。她说她能调整。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没关系，”她说，“我会调整奥黛丽身上的脉轮，让它飞向你。”
“让它怎么着我？”
“飞，”她说，“对生命能量来说，距离不是问题。我可以从这里将修正过的能量传送给你。”
“能量的传播速度有多快？”我问，“和声速一样，还是更像一架喷气式客机？它是直接飞过来，还是会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亲笑着挂断了电话。
十岁小女孩的应急救助
卢克跟爸爸在工地做工，牛仔裤被燃油浸湿又晒干，后来，他忘记了，切割废品时，火花燃烧了他，他受伤很严重。
我跑到外面，看见卢克一瘸一拐地穿过草地。他尖叫着找母亲，然后瘫倒在地。这时我看到他左腿上的牛仔裤不见了，烧成了灰烬。腿上有的地方又青又紫，血淋淋的；其他地方惨白，成了死肉。薄如纸片的一条条皮肤精巧地包裹着他的大腿和小腿，就像从廉价蜡烛上滴下的蜡油。
他的眼睛翻白了。
我冲回屋里，拿来几瓶新的急救药，但基本配方仍然放在台面上。我抓起瓶子跑了出去，把半瓶药倒在卢克抽搐着的嘴唇间。没有用。他的眼睛像大理石一样白。
一个棕色的虹膜出现了，接着是另一个。他开始说胡话，接着尖叫起来。“着火了！着火了！”他吼道。一阵寒意掠过他全身，他牙齿打战，浑身哆嗦。
我只有十岁，那一刻我强烈地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卢克是我的大哥哥；我以为他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晃他。“你是想凉快点儿还是暖和点儿？”我喊道。他用一声喘息回答。
我推断他被烧伤，先治疗烧伤才合理。我从露台上的冷冻柜里拿来一盒冰，但是冰盒一碰到他的腿，他就尖叫起来——弓着背，鼓着眼睛拼命尖叫，直叫得我脑仁疼。得另找办法给他的腿降温。我想把冷冻柜里的东西拿出来，让卢克进去，但是冰柜只有盖上盖子才运作，可那样卢克就无法呼吸了。
我在脑海中搜寻家中的物品。我们家有个超大的蓝色垃圾箱，溅满了腐烂的食物残渣，恶臭扑鼻，所以我们把它关在壁橱里。我冲进屋子，把垃圾箱里的东西倒在油毡上，注意到理查德前一天扔进去的一只死老鼠。接着我把垃圾箱搬到外面，用花园的水管冲洗。我知道应该对它进行更彻底的清洁，也许该用洗碗皂，但是看着卢克在草地上痛得打滚的样子，我觉得来不及了。等最后一点儿食物残渣一冲走，我便扶起垃圾箱，往里灌满了水。
卢克挣扎着向我爬过来，想把腿放进去，突然我脑海中回响起母亲的话。她对某个人说过：烧伤后最麻烦的不是受损组织，而是感染。
“卢克！”我喊道，“不要！不要把腿伸进去！”
他不理我，继续朝垃圾箱爬去。他目光冰冷，好像在说除了从腿烧进他脑子里的火，其他都不重要。我快速行动，推倒垃圾箱，一大股水浪涌过草地。卢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要窒息一般。
我跑回厨房，找到匹配的垃圾袋，打开，让卢克把腿伸进去。他不动弹，任凭我把袋子套在他腿上。我把垃圾箱扶起来，将水管塞进去。箱子注满水后，我扶着卢克，让他一只脚保持平衡，把他那条现在包裹在黑塑料袋里的烧焦的腿放了进去。午后的空气闷热无比，水很快会变热，我把那盒冰块扔了进去。
没过多久，二三十分钟后，卢克似乎恢复了神智和平静，能支撑住自己了。这时理查德从地下室走了出来。下午阳光强烈，垃圾箱放在草坪正中央，离阴凉处有十英尺远。装满水的垃圾箱太重了，我们搬不动，而卢克拒绝把腿从里面拿出来，哪怕一分钟也不肯。我拿来一顶奶奶在亚利桑那州送给我们的宽边草帽。卢克的牙齿还在打战，所以我又拿来一条毛毯。卢克就待在那儿，头戴宽边草帽，肩裹羊毛毯子，一条腿伸进垃圾箱，看上去既像在度假，又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太阳把水晒热，卢克开始不舒服地挪动身子。我又去冷冻柜里找，但没有冰了，只有十几袋冷冻蔬菜，我把它们全部扔了进去，结果有了一桶豌豆胡萝卜浑汤。
这次救助比较成功，母亲表扬了我。“这次算你走运，塔拉，”母亲说，“但是竟然把烧伤的腿放进垃圾箱，你是怎么想的？”
哥哥理查德
理查德有研究科学冷知识的天赋。
爸爸如果是在试图阻止孩子对学校和书本过于感兴趣——阻止我们像泰勒一样被光明会所引诱——他更该对理查德多加注意。理查德也本该在下午帮母亲制作酊剂，但他几乎从没这么干过。总是不见他的人影。我不清楚母亲是否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每天下午，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几乎总能找到理查德，他蜷缩在沙发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内，面前摆着一本百科全书。如果爸爸碰巧从此经过，他会把灯关掉，咕哝着说净浪费电。过一会儿我就会找个借口下楼，再去把灯打开。如果爸爸又经过一次的话，家里便会响起一阵咆哮，母亲就得坐在那里听他一顿教训：房间里没人为何要开着灯呢。母亲从不责骂我，我不禁怀疑她知道理查德在哪里。如果我无法回到下面去开灯，理查德就会把书凑到鼻子边，在黑暗中看书。他就是如此痴迷，如此想看那本百科全书。
理查德二十二岁，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没有高中文凭。泰勒有一天问我，“理查德是否在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他要参加考试？”
“我不知道，”泰勒说，“也许吧。我和爸爸一直在做他的工作。”
“爸爸？”
泰勒笑了。“是的，爸爸想让理查德去上大学。”
我以为泰勒在开玩笑，直到一个小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刚开始吃，嘴里塞满了土豆的爸爸就说：“理查德，我下星期给你放带薪假，如果你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的话。”
我等着一个解释。解释很快就来了。“理查德是个天才，”过了一会儿，爸爸眨眨眼对我说，“他比爱因斯坦聪明五倍。他能驳斥所有无神论。他要去把整个该死的体系*翻推**。”
冰火一体的哥哥肖恩
肖恩，是极其*力暴**又富有同情心的哥哥。
肖恩的关爱，我一直怀念。
肖恩开车送我去虫溪剧场排练。高速公路上只有我们俩在漂流时，他情绪平和、轻松愉悦。他会开玩笑打趣，有时也会给我提建议，主要是“别学我过去那样”。
肖恩教我骑马。巴德的野性爆发后，我还在马背上，处境很危险。直觉告诉我松开马鞍角——这是唯一不让我从马身上翻下来的抓手。如果松手我会摔落，但我会有宝贵的时机抓住快速移动的缰绳，或者试着从马镫上抽出小腿。我的直觉在呐喊：抓紧行动。
那些直觉是我的守护神。以前它们救过我，在我骑着跃起的马时多次指导我何时抓紧马鞍，何时避开马蹄的撞击。多年前，当爸爸倾倒废料箱时，也是这些直觉促使我吊在箱上。因为它们比我还清楚，从高处摔下来也比指望爸爸插手强。我这一生中，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
但，这次是肖恩救了我。
肖恩教我武术。黄昏，我们在停车场上了第一节课。
“会了这一招，”他说，“你就能用最小的力气让一个人丧失行动能力。只需两根手指头你就能控制一个人的整个身体。首先要搞清楚对方的薄弱点在哪里，再就是如何利用它们。”他抓住我的手腕折叠起来，把我的手指向下掰，让它们不舒服地伸向前臂内侧。他持续施力，直到我轻轻扭动，将胳膊绕在背后以减轻受力。
“看到了吗？这就是一个薄弱点。”他说，“如果我再折，你就不能动弹了。”他露出天使般的笑容，“不过我不会那么做，因为那样会疼得要命。”
他放开我的手，说：“现在你来试试。”
我把他的手腕叠起来用力挤压，想让他的上半身像我一样垮掉。他纹丝不动。
“也许你该换个策略。”他说。
他换了个方式抓住我的手腕——一种攻击者可能会用的方式，他说。他教我如何挣脱，告诉我手指哪一处最无力，胳膊哪一块骨头最坚硬。于是几分钟后我就能挣开他粗壮的手指了。他教我如何对付一记重拳，以及瞄准对方气管的哪个位置。
大哥托尼要照顾生病的嫂子，肖恩代替他跑长途运输，我陪同。在路上，由于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发明了一个说话游戏。游戏只有两条规则：首先每句话必须至少有两个词，两个单词中的第一个字母要调换位置。
“你不是我的小妹，”肖恩说，“你是我的‘sittle lister’。”他懒洋洋地说着这几个字，把字母“t”发成了“d”的音，听起来就像“siddle lister”。
第二条规则是，每一个听起来像数字的单词，或者里面有数字的单词，都必须改成比原先的数字大1。例如“to”这个词，因为听上去像数字“two”（2），就变成了“three”（3）。
玩够了这个游戏，我们就打开民用波段无线电，听州际公路上孤独的卡车司机们之间的玩笑话。
爸爸要我用“大剪刀”工作，不能拒绝。面对爸爸的粗暴，肖恩护卫着我。
肖恩看着爸爸离开，然后转向我说：“好吧，小妹，你去拿铁块，我来剪。如果铁很厚，比方说半英寸，我需要你在后面用力压着，以防我被甩进刀刃里。好吧？”此时，肖恩还在养伤中。
我正在为重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而复习。我经常在外婆家学习，这样爸爸就不会教训我了。肖恩陪我看电影，鼓励我备考。
“你会考到二十七分的。”我们吃完时，肖恩突然说。
“没关系，”我说，“反正我也不会去。万一爸爸说得没错呢？如果我被*脑洗**了怎么办？”
肖恩耸耸肩。“你和爸爸一样聪明。爸爸说得对不对，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
正后悔没问托尼借钱去拉斯维加斯，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来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脏。脏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托从一堆脏T恤下露出来。书架被一箱箱*药弹**和一堆堆路易·拉穆尔[插图]的平装小说塞得满满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双肩耸起。他似乎保持那个姿势有一段时间了，凝视着肮脏的环境。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他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美元钞票。
“圣诞快乐，”他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浪费这些钱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我应该留在学校。我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付了房租。然后，因为我知道二月份还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洁工作，每周三天向北开车二十分钟，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洁。
肖恩的*政暴**，我难以忘却。
一天晚上，肖恩很晚才回家，情绪不太对头。除了我，大家都睡了。我坐在沙发上，在睡前读一章《圣经》。肖恩猛地坐在我旁边，“给我端杯水来。”
“你的腿断了吗？”我说。
“去拿，否则我明天不开车送你进城了。”
我去拿水。递给他水时，我看到他脸上的坏笑，于是想都没想就把整杯水倒在了他头上。我沿着走廊跑，快到我房间时被他一把抓住。
“道歉。”他说。水沿着他的鼻子滴到T恤上。
“不。”
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一大团，紧紧揪着发根，将我拖进卫生间。我摸到门，抱住门框，但他把我从地上扛起来，让我的胳膊紧贴身体，然后将我的头塞进了马桶。“道歉。”他又说了一遍。我一声不吭。他把我的头往里按，于是我的鼻子碰到了污渍斑斑的马桶陶瓷。我闭上眼睛，但气味无法让我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我试着想象一些别的东西，一些能让我忘记现状的东西，但脑海中浮现的是赛迪点头哈腰的顺从样子。这个画面让我愤怒不已。他按住我，我的鼻子碰着便池，大约一分钟后他才让我站起来。我的发梢都湿了，头皮生疼。
我以为事情结束了。我刚要走开，他抓住我的手腕，一个折叠，将我的手指和手掌卷成螺旋状。他不停地拧，直到我的身体蜷缩起来，然后他加大力气，让我不自觉地把自己扭成一个夸张的弓状，弯着腰，背着手，头几乎碰到地上。
上次在停车场肖恩给我演示这个动作时，我只是稍微动了一下，更多是为了配合他的描述，而不是身体需要。当时这一招似乎并不特别奏效，但现在我明白了它的作用：控制。为了不让手腕折断，我几乎不敢动弹，也不敢呼吸。肖恩用一只手将我固定住，另一只手在身旁轻松地晃来晃去，向我炫耀这对他有多容易。
和赛迪比起来，对付我可没那么容易，我想。
他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将我的手腕扭得更厉害了。我的身体紧紧蜷缩着，脸贴着地板。我已经用尽全力来减轻手腕的受力。如果他再继续，我的手腕就断了。
“道歉。”他说。
接下来是漫长的一刻，我的胳膊火烧火燎，疼痛蔓延至头顶。“对不起。”我说。
他松开了我的手腕，我倒在地上。我听见他的脚步声穿过了门厅。我站起身来，悄悄地锁上卫生间的门，然后盯着镜子里那个紧握手腕的女孩。她两眼无神，泪珠从脸颊上滑落。我恨她的软弱，恨她有一颗易碎的心。他能伤害她，任何人都能那样伤害她，这不可原谅。
我只是因为疼痛而哭泣，我告诉自己，因为手腕疼痛，而不是因为别的。
自从那晚卫生间事件后，我就一直躲着肖恩。他已经道了歉。当晚一个小时后，他来到我的房间，眼神呆滞，声音沙哑，恳求我原谅他。我说我会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但其实我没有。
跟查尔斯交往后，每天从废料场回家，我都会把自己清洗得很干净。这违背了肖恩的原则，他利用查尔斯来我家做客的机会，驯服我。
我端着一大瓷盘小圆面包从肖恩身边走过，他狠狠地捅了我一下，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手中的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喊道。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弄到地板上的，但我再一次仰面躺着，被他压在身下。他让我为打碎盘子道歉。为了不让查尔斯听见，我悄悄地轻声道歉，所以肖恩没听见，被激怒了。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又一次贴近头皮作为杠杆，将我猛拉起来，然后把我拖向卫生间。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查尔斯都没来得及反应。当我被揪着头拖拽在走廊里时，我所见的最后一幕，便是查尔斯跳了起来，眼睛大睁，脸色苍白。
我的手腕交叉着，胳膊被扭在身后。我的头被塞进马桶，鼻子悬在水面上。肖恩对我喊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在听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听到它们我就抓狂。不能让查尔斯看见我这个样子。不能让他看出我所有的伪装——我的化妆品，我的新衣服，我的瓷制餐具——这才是我真正的面目。
我抽搐着，拱起身子，奋力将手腕从肖恩手中挣脱。我让他猝不及防；我比他想象的力气更大，或者也许只是更鲁莽，他没能抓住我。我扑向门口。我刚穿过门框，一脚踏进走廊，突然头向后一仰，又被肖恩一把抓住头发。他用力将我拽向他，于是我们又跌回浴缸里。
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很奇怪，你怎么会将如此超乎自己的强大力量施加于所爱的人。但肖恩对我施加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定义了我，没有什么力量比这更强大的了。
母亲的信仰说
“人总是希望奇迹发生。”她对我说，“如果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好转，他们就什么都信，什么都吃。但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营养、锻炼和钻研草药特性，这才是全部。但人们生病受罪时，你说这个他们不接受。”
我的思念
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山，很是想念，渴望看见群山中印第安公主蚀刻在松林间的身影。我瞥了一眼亚利桑那州空荡荡的天空，希望看到她黑色的身影从大地上隆起，宣示她对半边天空的主权。但她不在那里。我不仅想念她的身影，更想念她的爱抚——每天早上她遣风穿过峡谷吹拂我的头发。亚利桑那州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接一阵的热浪。
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个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的人：偏执狂和原教旨主义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们如何把我在乎的人从我身边带走，只留下学位和证书——一种体面的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