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珞珈

zxd7125 2019-09-11

父亲1933年拍摄的武大宿舍

一 祖父的梦

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祖父曾厚诚多年的创业地点都是在汉口，难得到武昌去一次，武昌对他竟比上海还要生疏。但他没想到的是，在他事业成功的1934年，家里接连得到飞来的喜讯，几个子女都向武昌奔去……

祖父没有文化，仅自学过《三字经》，但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要“子女成才，光宗耀祖”。

出于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也因为创业时的资金拮据，他除了让大女儿（我的大姑曾颖明）一个人上学外，断然在我二姑曾竹瑛和三姑曾竹冰读了四年小学后停止了她们的学业，将能挤出的读书费用留给两个儿子——我的父亲曾昭正和叔叔曾幼诚。但他没想到，我的二姑、三姑居然通过坚持自学，考取免学费的女子师范(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f089b70101hre9.html)，在1933年冬天完成了高中学业（那时是有春季班的）。接着，二姑为了逃避祖父包办婚姻躲到上海好几个月，不惜以死相逼，直到祖父退了婚约后，才在1934年六月初回汉。而让祖父、祖母大吃一惊的是，她回汉居然是为了报考武汉大学！

这一年我的父亲曾昭正也从名牌学校汉阳晴川中学毕了业，也是报考的武大。

一天，祖父正在他经营的“通成[1]”大堂，热天的冷饮——他开发的刨冰赤豆汤——卖得特别好，可他心里却悬挂着我父亲发榜的消息。这时一份喜榜忽然送到了大堂，祖父兴奋地接榜一看：我二姑曾竹瑛被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自学出来的女大学生？！这简直是石破天惊！汉口有几家女孩是大学生数都数得出来啊！有哪个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啊？但此时祖父在一片赞扬祝贺声中还顾不上心花怒放，反而更加剧了心里那份不安：他更焦急等待着的是儿子（我父亲）的消息。

这时忽听有厨房师傅在喊他：“老板，太太叫你家回去，大少爷的榜喜来了！”

原来我父亲的发榜喜信是被送到家里去的，他考上了武汉大学机械系。

祖父打心里一下兴奋起来，吾父才乃他心中的“曾家正统”，是几个女儿优秀学业喜讯加起来也不能比的最大喜讯。

以后祖父甚至花钱雇了专业班子、敲锣打鼓到汉阳老家（永安堡九真山义田湾）给我曾祖父报喜。除了满足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和家族的愿望，他心里还有自己的换算公式——考上大学等于前朝中了“进士”，这大的事能不让乡里老少皆知么？能就在城里“衣锦夜行”么？他要迫不及待炫耀。

我父亲觉得这样做“蛮丑”，拒绝了祖父的“骑马带花回乡”的要求，何况他也不是曾家第一个大学生（大姑曾颖明已一年前从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毕业）。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后来听说：那年报喜队伍乘船沿汉阳五大湖直到松林嘴上岸、经永安堡、直奔义田湾，沿途燃放鞭炮、吹响唢呐、敲锣打鼓，着实让九真山乡为之轰动了好一阵。

喜讯还没结束，不久，我的三姑曾竹冰也考上了武昌艺术专科预科班 。

珞珈山与曾家的确很有缘分，就该承载我爷爷对子女成龙成凤的美梦。后来成为我的二姑父的李煜章也是1934年考进武大文学系的，他是当年全校皆知的文科状元。

我叔叔曾幼诚则是曾家那一代最后一个到珞珈山读书的人，1935年，他进入珞珈山脚下的东湖中学，此校堪称贵族学校，学费高达82光洋。

只有三姑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不在珞珈山，在武昌城内风景优美的昙华林。

不管怎样，我祖父的梦境已经在武昌展开。

二 珞珈梦境

在我的印象中，武汉大学是我国最美丽的校园。它座落在东湖之滨的珞珈群山之中。

珞珈山旧名“罗家山”，也标“落驾山”，后经曾在武大执教的闻一多先生借谐音改为这充满诗意的山名。原是向北插入“涂家湖”与“郭郑湖”（同为今东湖）间的一个半岛。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振兴中华民族，在武昌办了多所学校，其中“自强学堂”就是武大最早的雏形。民国后，学堂改办为“武昌高师”。1928年，民国政府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委派李四光、王星拱等学者组建“国立武汉大学”。校舍由美籍工程师凯尔斯以北京故宫为蓝本设计。

武大的男生宿舍被称作“斎舍”[2]，座落在珞珈狮子峰南坡，是四栋并排的宿舍楼。依山势而建，由三座罗马式拱门联为一体，每个拱门顶又都是中式的琉璃瓦大屋顶。宿舍分前、中、后三排，每排中间用两个大天井分隔开，临门一排是四层楼房，以后各排则依山势递减为三层、二层，使整个校舍“地不平天平”。每栋每层都以《千字文》命名，组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个斎舍。那年头，宿舍前的大道两旁并没有樱花。

我父亲一到武大，就被珞珈山的仙灵之气所陶醉：每当清晨，薄雾会从东湖湖面升起，缓缓弥漫在整个珞珈山区。茂密的林木渐被薄雾所浸润，将它的墨绿也沁向空中。林中传出一阵阵鸟语，飘进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校舍。

父亲熟知武大的校歌，但他曾对我提到的却是它的前身“武昌高师”的校歌歌词中的两句：“镜湖枕麓，屏城襟江，灵秀萃诸方。”他爱这个学校，对能进入这么优秀的大学十分兴奋。当他回中学与母校告别时，忍不住激动地对恩师们大谈自己科学救国抱负。

我爷爷也认定珞珈山和曾家很有缘分，禁不住挤出时间去看了武大，立刻也就对那儿的风水灵气大有感悟。他的感受也许不错，以后事实证明，经过珞珈山修炼的我父亲，实际上成为造就老通成辉煌和最终决定它归宿的人。

和祖父当初亲自千里迢迢送我大姑到上海读复旦时一样，他花了数小时时间，以亲身经历给我父亲和二姑讲解社会的深不可测，讲解政治的阴森可怕。父亲对我回忆这些事时，学着爷爷的口气说：“做人没得钱莫去装富、有钱也不露财，要节俭，学那些肚子里有本事的穷书生！还有一样，不能不跟你们说：莫去‘革命’！只要是遇到‘革命’的事，都躲远点！哪个想‘革’让他自己去‘革’！记住：一不要得罪政府，二不要得罪帮会！老子看过好几回革命了，你们哪里懂得：后来都是心狠手辣的‘革’赢了，上台就杀功臣、害百姓。老子就这一条最不放心你们，怕你们被同学拉去*行游**、开会。”

我父亲当时比大姑更愿意听信我爷爷的话，也决心不去沾惹政治，他更相信的是当时流行的“科技救国”理念。爷爷的话在他身上这么能起作用，除了他的孝心，更多与在少年时他大量亲见亲闻的血腥有很大关系。那个社会的点点滴滴都在告诉他这代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会惹来杀身之祸。如果要爱国，首先要安全地活着。他想：“科学救国”是一个叫人放心又能不枉过一生的不错选择。

顺便一提，我爷爷——这个一辈子为“钱”而奋斗的商人——对后代的教育却不忘强调“钱是身外之物”。联想他一生多次重义轻利的举动，最后留下“捐献财产”的遗言绝非偶然。

父亲在中学的数理化成绩就特别优秀，而且喜欢动手实践，所以他自信在武大深造后，离这个理想就会大大进一步。他可不满足于爷爷挂在嘴上的“方帽子”目标，他作了魔地钟情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幻想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学回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自己这个落后的祖国服务。

三 父亲的武大校园生活

父亲在幼时。受当茶房多年的祖父（与戏剧界很多人，甚至高攀到京剧梅兰芳、程砚秋、刘艺舟、马连良，汉剧余元洪、楚剧沈云陔等认识）的影响，从小喜欢看戏听戏学戏。加上曾家（后辈中除我之外）都天生有一副明星嗓子，到中学时，又受到“晴川中学”音乐教学的熏陶。一次他到弟弟（我叔叔曾幼诚）读书的市一小学时，有幸认识了一位音乐教师（好像姓连，武汉沦陷后因为拒教日本*歌国**壮烈牺牲），迷上了唱歌和*箫吹**，几年间受到这位恩师的发音、指挥、歌咏、器乐知识的近乎系统的耐心教导。

1934年，武昌已开通了一条到街道口的公汽。傍着蛇山北麓而行的胡林翼[3]路，到老城墙根转个弯，穿过尚未全线通车粤汉的铁路堤桥洞，沿着洪山南坡，经过孤傲的洪山宝塔，在街道口武汉大学牌坊[4]前下车，再步行两里来路，跨过通往茶叶港的一条小河沟[5]，穿过一片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后，就到达了学校。

珞珈山是远离市区喧嚣的优美清净福地，父亲初到学校时，就忍不住对二姑说：“我每天早锻炼后到后山唱歌，真觉得几乎自由得要飞起来了，二姐，我真喜欢我们学校的空气！”二姑比吾父更知人间疾苦和世道险恶，嘴角隐隐掠过一丝淡笑，说：“你喜欢就好，不过可别得意太早，真把这里当成了世外桃园。”

在享受一番武大得天独厚的表面光鲜之后，我父亲和很多学子们一样，很快便发现生活其实很单调乏味。父亲本没兴趣参加思想左倾的学生的读书和讨论，更不会去和那些背地里为女生打分、起诨名、封后的哥们为伍，除了体育运动，他将其余的时间都放在了对音乐的爱好上。他喜欢独自在后山*箫吹**，也喜欢唱歌。躲在山林中高歌别是一番意境。如果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为时代潮流所推动，父亲作为单纯的、梦想远离政治的青年，很可能就封闭在对音乐的自我爱好中了。

但大学校园是一个盛产悲剧的地方，这也许就是因为人们进去时带有太多美好理想的缘故。听说臧克家有几句“入学诗”是：“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并据说这几句让闻一多先生十分欣赏。我也佩服其哲理不浅，而且好像就印证在我父亲身上。

父亲在优裕的家境中成长，是习惯并追求生活舒适的，而武大这方面可以说极合他意。在称得上举世闻名的学生宿舍“老斎舍”中，那个年代每间只住两人，自由组合，然后在斋务股登个记即可。 父亲同室的石秀夫（即刘清[6]）与他性格十分合得来。

学校的伙食其实相当不错的，每月仅7、8元法币，几个胃口相近的人自由组成一席，称“膳闭”，可自行选定是川味、京味还是湘辣味等。不过父亲虽说吃得还算满意，却很快发现大学同学间完全没有中学时的那种亲切感，同席之间冷漠如同路人，彼此连院系、姓名都懒得交流和打听。

学校的功课负担说来很重，考试也很严。作息制度是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下午一点上课，晚上十点半熄灯。不善读书和支配时间的人将所有精力都花在读书上都会觉得不够。那时抱“读书救国”之志的学生不少，于是大家低头读书、走路背书、晚自习早早去占座位啃书，回到宿舍仰在床上还抓住熄灯前时间读点睡前书，读读读，读读读，不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就懒得听、懒得管了。很多人连报纸都懒得看。这正合当局之意，青年人不问国事必然少生事嘛！父亲在第一学期本可说是学习突出的好学生。不过因他因常迟到“早训”、“*党**义”等他视为枯燥无味的活动与课程，数次编谎请假去*他干**喜欢的事（锻炼、唱歌、*箫吹**），远远达不到当局需要的埋头读书标准，更没想到的是竟为曾家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其实当时父亲哪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喜恶。王星拱校长开学教诲的“读好书，将来中国靠吾辈”正是他的信条。因父亲读书得法，效率高，所以还没被读书埋葬。

父亲身体素质极好，别人起床时，他已经在操场完成了长跑、体操诸多锻炼项目，然后到山后练唱一阵音阶。父亲酷爱体育锻炼，据他说：“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在操场”。而校区内排、篮、足、网各式球场及田径场样样齐备，他每样运动成绩都很突出，足、排球类都是校主力，他的校运铅球记录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打破。

父亲1934年摄于武大斋舍

父亲在在家中地位堪笑称“太子”，既然祖母祖父都把他当作中心和未来，他的用钱也就来得方便无拘，于是在朋友们中他的大方也出了名，加上他并无炫富派头而又乐于助人，“小旋风柴进”的戏称便从中学起就有了。有祖父的家底子做后盾，使他能在假日里豪放地邀上同学（并他们的朋友同乡）一起到汉口玩，住曾家开的“大智旅馆”。在他，是释放被校园沉闷空气压抑的青年人交友的愿望和热情。而被邀者很多来自外省和外县，谁不愿意借此免费游玩大汉口呢？在一流的餐馆中免费享受，不花钱住在舒适的旅馆，何乐不为呢？

大一时的父亲

1935年父亲在武大东湖凌波门泳池

但父亲绝非纨绔“玩字号”之流，相反他对知识的渴求还超出了学校的要求。受大姐的影响，他对英语学习特别下功夫。当时武汉大学来了个英国诗人贝尔[7]授课，对学生特别热情友善。父亲便故意在他经常走过的道上拦他，与他搭腔说话，后来竟获得了贝尔先生的友谊。他对我父亲的口语能力帮助相当大。父亲对我说过，学好英语一定要要练到能用英语思考，不能在脑子里还须通过汉语翻译一遍。也难怪他后来能到飞虎队担任翻译官。直到父亲晚年，我还看到他在阅读和写作上很多选用英语，这无疑就得益于他当年打下的扎实功底。父亲的物理老师查谦[8]是留美的，用英语上课。不少同学很吃力，他却如鱼得水，格外喜欢他的课，还刻意把练习和报告都用英语写了交上去，查老师也因此对他很喜欢。

但父亲常以各种理由缺席“*党**义”课，让教导处的头头们不满了，便派兼任生活指导委员长的赵师梅教授约谈他。赵教授的主职是武大电机系主任，其内心对控制学生思想的“训导”并无好感，只是敷衍为之。

插进一件趣事：近三十年后，赵教授竟又成为了我的“电机学”老师。当他知道我父亲是曾昭正后，饶有兴趣地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中，笑谈当年与吾父的这段交往。我父亲知道后，又专门到我院与我一起拜访了他昔日的恩师。赵教授和父亲都回忆起了当年那次谈话。赵教授说父亲见到他不仅没有什么不安，相反还十分兴奋。父亲知道赵教授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美国费城里海大学留学归来的，内心对他十分尊敬。当时他们一见面，父亲就诚恳地向赵教授请教英语和美国见闻。赵教授为人朴素和善、喜欢与学生无拘束交谈。他对我说：“你爸爸真厉害，我被他引开了话题，专门去陪他说些他喜欢听的事了。”当时两人一起大谈美国口语、西方社会，而赵教授说起辛亥革命与三民主义时，侃侃而谈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情不自禁地表示不喜欢现在“有些人”离开了辛亥革命理想，让中国还是回到了“老样子”，他觉得现代青年应该开创、发展爱国思想。

再说说三十年代武大的实况。

当时武大学者如云：校长王星拱，教师陈源（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王葆心、李剑农、杨端六、刘永济、周鲠生、吴大任、赵师梅、查谦……写到这里我不由感叹：一个学校有这么一个教师就不得了啊（尽管房子没有现在的大学高大）！所以作为武大学子应该很幸福的。但事实不是这样，武大学术上很禁锢，配合着当局的政治控制，把学校空气搞得凝重而死气沉沉。

举例说，武大的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也给学生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自习环境。但是很快父亲就亲身感受到了他的歌友、文科班状元、后来成为我的二姑父的李煜章说出的不满：武大教师队伍尽管人才济济，学校班底却基本是《独立评论》派的 ，政治偏见与学术偏见极明显，其中不乏鲁迅的“死敌”，校图书馆竟然将鲁迅的全部著作封存，不让出借。

不过这种做法很无知，其结果却充满了讽刺意味，鲁迅的书竟变成了在学生们中争相传看的至宝。就拿我父亲来说，原本他对此是并无多大兴趣的，却因为*锁封**，使他如饥似渴地抢读了一大堆鲁迅著作。

武大哪是真的世外桃源。亲自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先生特意颁布的《整顿学风令》和《告诫全国学生书》中，要求学生“惟当一意力学，……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得干涉行政”，凡“破坏法纪之*潮学**，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将“以治*动反**派者治之。”于是大学实际成了暗藏杀机、潮流暗涌的是非之地，远胜过江湖气浓厚的汉口市区。很难想象一个政府要在大学构建完整的ＣＣ系和蓝衣社基层特务组织，将一帮政客、市侩等与学术格格不入的特务分子塞进来组成监视网，执行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学校多出了一群由国民*党**员担任的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等，负责时刻“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为、调查他们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的言论、甚至平时的交友活动，动辄以训斥、约谈体罚、记过、开除惩戒之。这一些和我后面说到的，可从李锐、刘西尧、潘琪、郭佩珊的回忆中见到。朱久思叔叔在世时我去看望他，他也不厌其详地对我讲解了当年校园“浓厚”的政治气氛（朱久思叔叔语）。

父亲慢慢也知道了，武大的特务基层组织来由已久：还在武大建校时，就有一批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国民*党**学员转入武大，在学校建立了复兴社（蓝衣社）分社，并成立了外围组织“动力社”，其成员主要在文、法学院。他们吸收了一些希望借此进入仕途的学生，其中像前面说的喜欢给女生“打分”的那帮人就有不少，成员普遍素质不高。因他们吹捧叫嚷“用法西斯主义拯救中国”。他们的穿着（ 蓝衣 ）也与一般学生迥异，一眼就能认出，同学们便将他们称作“ 老法 ”。这一特务性质的组织在武大势力不小，也深受当局重视。蒋总统宠信的“十五太保”中的民国重臣 康泽 就曾多次亲临武大，作报告、发展组织和掌控学校的政治空气。

另方面，在湖北实力占主导地位的另一特务组织C、C的也在学校建立了基层和发展了外围组织。

此外，到1935年， 杨永泰 的国家主义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也在武大建了个支部。而 当时武大学生总共不过六百多人。

在这些势力的肆虐中，学生们渐渐分离了，形成了亲政府的一派、刻意与当局保持距离的中间派、追求思想解放“ 前进学生 ”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几块。后者主要是思想左倾同学（主要是一、二年级的，多为理工科）喜欢读报和评论国事的学生，活动常常是以“同乡会”、“读书会”为掩护的，但被校方某些人视为监视重点。父亲的同班同学、好友李锐回忆：，当时学校死气沉沉，“因为学校中活跃的是*派右**学生，而不是左派，”

蓝衣社根据康泽（蒋经国若不回国差点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指示：“一点缝隙都不能给*产党共**”，扬言“发现一个就抓一个”，于是探索真理的学生受到监视，时常被训斥、约谈甚至*压打**。

其实康大人紧张过余了，据父亲的同班好友（抗战中后又在昆明重聚）郭佩珊说，那时不要说武汉大学没有*产党共**的组织，就连武汉市都一个没有剩下！毕竟蒋某人的“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不是浪得虚名的。

三十年代初的武汉，无形的恐怖从未在城市上空消亡，被形容为“十里洋场，一片荒漠”。

但历史就是喜欢偏不买强权统治的账！当日本帝国主义乘蒋政府全力进行*共反**内战之际，在霸占我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我华北，其手段和理由无不低劣无耻之极，刺痛了炎黄子孙的神经。眼看*国亡**奴的命运已切实威胁到了每一个中国人，当然激怒了珞珈山有爱国血性的师生们。尽管有强权*锁封**，他们仍能从国外报纸和一些风声、雨声中听到。而在中国，那种声音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意志，代表着他们的心愿，让他们看到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前途。

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意！当时*产党共**在武大其实根本没有基层组织，影响却远远胜过了有一大堆组织的当局。

(未完待续)

[1]即武汉著名餐馆“老通城”抗战胜利前的招牌。

[2]注：即老斎舍。

[3]注：现民主路，1935年命名的胡林翼路，包括江边到司门口的汉阳门正街；司门口到横街头的察院坡；横街头到胭脂路的抚院路；胭脂路到城墙（中山路）的龙神庙街。

[4]注：现珞珈山路。

[5]注：现珞狮路，茶叶港包括现茶港及水果湖。

[6]刘清（原名：石秀夫），男，汉族，江西省九江市人，1915年11月出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产党共**。抗战时期曾任*共中**成华、自贡中心县委书记，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委书记，解放初任外贸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1978年6月任第六机械工业部科技委负责人、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广州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1988年7月离职休养。

[7] 注：贝尔（Bell），英国社会*党**人，英国著名诗人，曾任武大的英文系教授，工作一年期满，慨然回国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英勇牺牲。

[8] 注：查谦，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 武大和华中工学院物理系的创建人，华工（现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