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導讀

中華文學遺產璀璨輝煌、體類眾備，詞是后起于詩的韻文新體，由胡夷里巷而競艷藝壇，從歌唱的音樂文學走向律化的新體詩。初名曲、曲子、曲子詞，后又有樂府、新樂府、近體樂府、寓聲樂府、樂章、歌曲、琴趣、詩余、長短句等別稱，這些名稱從音樂紐帶與形式特征方面反映出詞的獨特體性。

誠然，我國素有詩樂合一的「聲詩」傳統。但詞與音樂的特殊關系，則是前于詞的詩所未曾顯現過的。其一，詞系「倚聲」之作，是「言出于聲」（劉熙載《藝概》即因聲填詞。「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后有聲，故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詞，卻是永依聲也。」（趙令畤《侯鯖錄》引王安石語）因聲填詞的實質，就是詞與樂一體，音樂的特性進入了詞的創作過程。其二，與詞相配的音樂是更為世俗性、愉悅性的隋唐燕樂。隋唐燕樂繼承并超越了傳統音樂，是一種異質多元的音樂聚合體。它清新活潑、哀樂極情，非一味「從容和雅，猶有古士君子遺風」（《宋書·樂志》）的「華夏之正聲」所能比擬，更遑論典重有余、情致不足的廟堂音樂。隋唐燕樂的獨特音樂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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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此造就的聲情品格，必然會對與之相配的詞的辭情作出相應規范，從而使詞所承載的情致及創作心態等，與素以「言志」自律的詩相比，獲得了更為松弛的空間。

據載，蘇軾曾經拿自己寫的詞給友人晁補之、張耒看，并問：「何如少游？」二人都回答說：「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將詩、詞對舉，就說明詩與詞是有體性區別的。另一位蘇門詩人陳師道在他的《后山詩話》中也認為：「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強調「本色」，就是強調固有、應有的面貌。顯然，詞的「本色」有異于詩。與詩相比，詞更富音樂性，更加心靈化。這一特質，即使在詞的表現領域逐漸開放、與詞結伴的音樂逐漸消亡之后，也并不因之而減色。詞的文化性格，與詩相通相異，相輔相成，乃是詩所不可替易的「別是一家」（李清照《詞論》）。查禮《銅鼓書堂詞話》云：「情有文不能達、詩不能道者，而獨于長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王國維《人間詞話》亦謂：「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要眇宜修」出《楚辭·湘

君》：「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釋之曰：「要眇，靜好貌。宜，猶善也。言容質既美，又善修飾也。」查、王之論，允為知言。

作為音樂文學，詞調是詞體的一個重要標識。每首詞都有一個表示音樂性的調名，如《菩薩蠻》、《清平樂》、《沁園春》、《念奴嬌》等，稱為詞調（又稱詞牌，唐宋時無詞牌之稱，明清時因為曲調名曲牌，故詞調亦稱詞牌，并沿襲至今）。詞調來源于曲調，曲調是一首歌詞的音樂形式，詞調則是符合某一曲調的歌詞形式。詞調就是以相應的文句、字聲，與曲調的曲度、音聲相配合，從而形成一定的體段律調而定型下來。

唐宋詞

詞調的長短、分段、韻位、句法以及字聲，主要取決于曲調，然而一經定型成體，詞調就又可以脫離曲調，作為一種新的格律詩體而出現。今天我們讀詞，面對的就是詞調所規定（代表）的具體的歌詞形式。每個詞調構成，包括：一、調名，調名本來都是曲名，剛柔急慢，各有個性；二、分片，以分兩片的居多；三、句式，以長短句為主；四、韻位參差，且有平韻、仄韻、轉韻以及四聲通葉等多種押韻方式；五、字聲，以平仄為主，間用四聲。詞調依曲定體（依樂段分片，依詞腔押韻，依曲拍為句，等），而依曲定體，也正是詞體的基本特性。

「長短句」之名，最初并不屬于詞。如晚唐韓偓的詩集《香奩集》已編有「長短句」。但詞體發展起來后，「長短句」便牢不可破地成為詞的另一個名稱。我們不應忽略它區別于一般「雜言」的文體意義。更富音樂性、更趨心靈化的詞體，其細膩、復雜的內在韻律，必然呼喚與其相應的傳達形式。詞之「長短句」與詩之「雜言」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更有能力配合心緒意脈的起伏，聲吻氣息的張弛。詞之「長短句」的主要特征，不在字數的參差，而在節奏的多變，詞的文體精神正植根于它內在的變奏節律之中。詩之雜言，多以三、五、七言為基干，詞則不限于奇言，廣泛配置二字、四字、六字、八字等偶言句，配置規式依詞調而定。奇偶言組合，或和諧緩沖，或反差折拗，形成了極為豐富多變的節奏，為雜言體詩所無法企及。詞突破了兩句一組、整齊呼應的詩之常規，可以一句一意，也可以兩句合一，甚至數句貫通。詩句的節奏基本上屬于「齊步」，詞句的節奏類似「漫步」，甚至像變化速率的跳躍「舞步」，即使同樣的四、五、六、七言句，詞中之句步節之多變，亦為詩中之句所無。詞之體性，使其藝術傳達更為深細精美，諸如起結、過片，順逆、錯綜，離合、點染，層遞、折進，融化、托意等等，都創造了許多法門。詞于唐宋，由興起而臻于極盛。敦煌曲子詞多產生于社會下層，得窺民間形態之一斑。盛唐李白《菩薩蠻》（「平林漠漠」）和《憶秦娥》（「簫聲咽」）兩闋，可視為文人「百代詞曲之祖」。（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中唐劉禹錫「依曲拍為句」制《憶江南》，乃是詩人明言依聲填詞的最早記錄。第一位致力于詞創作并卓然成家者，則是晚唐溫庭筠。五代詞的中心在西蜀與南唐。趙崇祚輯《花間集》十卷，是西蜀詞的結集。西蜀詞大體宗奉溫庭筠而能不為所盡掩，韋莊成就最高，以其「清麗」頡頏飛卿之「秾艷」，并稱「溫韋」。南唐詞的代表作家是馮延巳與李璟、李煜二主。馮詞如「和淚試嚴妝」「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王國維《人間詞話》）。李煜后期詞尤為杰出，「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王國維《人間詞話》）。

北宋前期晏殊、張先、歐陽修、晏幾道等重要詞家，多承五代遺風。晏、歐詞以小令為主，受馮延巳影響尤深，有晏「得其俊」，歐「得其深」之說（劉熙載《藝概》卷四）。張先「搜研物情」，詞多秀句，「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間作慢詞，「亦多用小令作法」（夏敬觀手批《張子野詞》）。晏幾道年輩較晚，與乃父晏殊合稱「二晏」。其詞「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黃庭堅《小山詞序》），無意追逼《花間》而「高處或過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柳永是北宋大量寫作慢詞的第一家，其詞長于鋪敘，不避俚俗，于詞體、詞境均有拓展。

北宋中后期蘇軾登上詞壇，其以「詩之裔」視詞的觀念（《祭張子野文》）與「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卷四）的逸懷豪氣，「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一時士流，多游其門。秦觀之詞，「體制淡雅」（張炎《詞源》卷下）、「情韻兼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八）；賀鑄之詞，體兼「盛麗」、「妖冶」、「幽索」、「悲壯」（見張耒《東山詞序》），均能自辟蹊徑，卓然名家。稍后之周邦彥，「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劉肅《片玉集序》），于詞之規范、法度，有「集大成」之功。女詞人李清照，文心深細，另樹一幟，時號「易安體」。其南渡前后的詞風變異，在跨越了同樣歷史時段的其他詞人如向子湮等的作品中，也有不同形態的反映。「靖康之難」，劃分了南北宋兩個時期。這一巨變，推動了南宋詞壇創作主題和創作風格的社會性大轉移，憂時與述懷相融，憤張與嘯吟交織。張元幹、張孝祥、陸游、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等詞家，在其各饒豐姿的異量之美中，可聞回蕩不息的慷慨悲壯、蒼涼郁勃之音。雄踞南宋愛國詞潮巔峰的是辛棄疾。稼軒負管、樂之才，懷經世之志而不能盡展其用，遂將滿腔忠憤，「一寄之于其詞」（見《詞苑叢談》引黃梨莊語）。所作「大聲鏜鞳，小聲鏗（劉克莊《稼軒集序》），「于剪翠刻紅之外，屹然別立一宗」（《四庫全書，橫絕*合六**，掃空萬古」總目提要》卷一九八），與東坡并稱「蘇辛」。姜夔及其同調如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王沂孫等詞家，則與此詞潮并行相伴而衍一派。他們恪守「婉約」之風，而不無《黍離》之嘆，其風雅之質，見于情感的凈化（審美化）與情感的深化（寄托）。

唐宋詞萬艷競芳，佳作如林，它是中華古典詩歌百花園中的奇葩，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它是已成為過去但又永遠鮮活的經典，是已降下帷幕而仍與我們血脈相連的歷史，以其更為心靈化的獨特美麗，期待著今天的我們晤對傾聽。本書所選，集萃觀瀾，嘗鼎一臠而已。讀詩宜品，讀詞亦然，撰寫體例所定，每首詞后列有「說明」、「集評」兩項，旨在助讀，決非定論。讀者含英咀華，披文入情，諷詠有得，當可自斷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