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的经济发展解释正在卷土重来，因为经济学家试图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富有?

18世纪中叶，欧洲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地长江三角洲高出42%。到177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90%。在短短几十年里，欧洲的财富迅速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

所谓的 “大分流” (Great Divergence) 帮助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经济学学科。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试图找出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贡献者，并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研究，分析文化如何决定哪些国家富裕，哪些国家不富裕。许多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欧洲文化才有利于经济增长;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认为，新教的职业道德是欧洲高经济产出的原因。

在20世纪，对国家间财富不平等的文化解释开始失去经济学家的青睐。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亚洲经济小虎”的崛起，它驳斥了只有西方基督教文化才能享受巨大经济成功的观点。另一个是数据的日益普及，这产生了更多的定量理论来解释市场，以及社会学的经济解释。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消费金融学教授Paola Sapeinza说:“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开始认为经济学可以为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现象提供解释。” “范式变成了经济影响文化，而不是文化影响经济。例如，基本经济学被用来解释家庭决策，如女性参与劳动力和生育选择，而忽略了文化影响。”

现在，表盘又回到了原点。今天的经济学家正转向文化来回答有关人们的金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

不同的视角

在20世纪末，经济学家开始看到不考虑文化而强加经济政策的陷阱。例如，1989年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被普遍视为未能实现为拉美带来繁荣的目标。在华盛顿共识实施后的30年里，拉丁美洲的人均年增长率不到1%，而1960年至1981年期间的年增长率为2.6%。

这表明，虽然某种制度改革可能在一个国家成功，但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成功，文化可能是原因。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教授蒂埃里·维尔迪尔(Thierry Verdier)说，“一个例子是意大利，那里的改革在北部奏效，但在南部却行不通。为什么? 人们开始认为，这是长期因素造成的，比如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发展，以及那里长期以来社会资本的积累。由于其他的历史发展，它在南方并不存在。”

在许多情况下，单靠经济学无法解释某一群体的行为。例如，移民及其子女尽管与其他公民处于相同的经济环境，但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有特定血统的移民子女在美国的表现总体上优于美国出生的学生，即使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学校。考虑到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差异仍然存在。如果对这些行为差异的解释是经济条件或机构质量，我们就不会观察到这些差异。

通过识别在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中扩散的文化信仰，我们可以增进对经济成功所需条件的理解。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更多地投资于实体资本、金融或技术，经济可能会增长得更快。但这并不一定能解释世界各地增长的多样性。要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探究与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有关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成功国家的特点

经济学家将一些文化信仰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起来。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是人们参与市场的意愿，无论是通过投资还是就业。萨皮恩扎说:“工作的决定对个人和家庭都有经济影响，但更普遍的是对国家的发展有影响，因为劳动参与经济的比例对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为了评估这种参与市场的意愿，经济学家有时会考察特定社区中社会信任的普遍程度。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度的提高与一国金融部门的贸易、创新和发展速度的提高有关。与此同时，陌生人之间信任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经济不太发达。当然，机构在这方面也要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机构不那么透明、不那么可靠，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把资金托付给它们。

研究还揭示了一个国家的家庭关系强度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更紧密的家族关系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家族企业。由于家族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率往往低于其他企业，它们的普遍存在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回顾过去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特征首先会形成。哈佛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本杰明·恩克(Benjamin Enke)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环境中病原体发生率较高的工业化前群体更有可能建立紧密的家庭关系，因为避开外人对降低感染风险至关重要。即使随着文化的发展，像这样根深蒂固的因素可能会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很难确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文化还是政策。以苏联为例，低生产率不是文化特质的结果，而是强加给人民的集体主义政权的结果。显然，经济环境本身对人口的财务偏好和社会流动性有着严重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也是如此。例如，发表在《人类发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内陆国家通常处于更大的经济劣势。

对政策的影响

在考虑文化因素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它与影响经济的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方式。文化和制度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国家为何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学家们经常争论的一个方面是，制度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互补。某些类型的正式规则是对维护特定信念的发展的补充。比如说，你有一个歧视性的市场制度，比如奴隶制。这当然会与种族主义的信念形成互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种族主义文化与这个国家的制度类型是互补的，它们相互加强。

但反过来也可能成立。你可能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制度和文化倾向于在影响方面相互缓解。 例如，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对工作的价值有强烈的信念，同时，福利计划可能过于慷慨或没有任何条件地分发。这可能会产生一种观念，即你有权利，而这些权利实际上贬低了工作的价值，这反过来当然会造成社会福利体系的低效率。”

了解文化和制度是如何相互加强或平衡的，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应用于我们实施政策的方式。在改革一个机构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现有的文化信仰或价值观是否有可能破坏它。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一些知识，他们从定量的角度进行这类工作，可能会对你是否有一个代替制度改革的框架提供一些见解，以使它们更有效。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经济结果的文化解释不屑一顾。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表示，将这两门学科融合在一起的尝试最终会导致“业余社会学的火焰”。但是没有一个市场是凭空产生的。今天，经济学家越来越愿意认识到，如果不承认从制度到文化信仰、从环境到前现代历史等许多不同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无法解释一个国家的财富。“尽管经济学是一种很棒的工具，但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行为。将文化融入到解释中，使经济学成为一个更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