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面旗子是西安赴延安小分队的队旗。该小分队于1975年至1979年在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插队，由15人组成(10名男生、5名女生)，来自西安市7所中学。这些知青是中学毕业后，受北京知青在延安事迹的影响，怀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憧憬，抱着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奉献青春、大有作为的革命志向，放弃可在西安市周边插队的机会，自愿聚集在一起、申请到延安的。是在延安下童沟插队的青春岁月改变了这些知青的面藐并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这面旗子上有全组人员的签名，纪念并记录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故事1：队旗下的我们。
前排左起：张仲华、吴建利、李毅、蔡建新、李亚群、吴金光、张君安。后排左起：邵庆义、乔西庆、俞国胜、孟菊慧、崔勤、姜艳、朱慧、韩钊。
中排左起：团省委的刘保平、市知青办干部、黄河中学的杨健莉老师、红旗中学的老师、团省委罗副书记、下童沟队书记复元、后两位不详。
2006年5月5日，在下乡3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小组部分同学回到队上参加队里举行的知青大联欢活动。
我们在宝塔山下再次合影。
因为要捐献这面旗子，我们纷纷在上面签名：吴金光签名。
姜艳和孟菊慧签名。
崔秦签名。
6月20日，西安30名知青携带160件*物文**，赴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举行捐赠仪式。这30名知青代表了11个分别于1975年和1976年到延安下乡的11个小组。我们小组选了崔勤、姜艳和邵庆义作为代表参加了这个活动。
这是他们的合影
这是他们和延安知青以及回乡知青合影。
捐赠仪式结束后，30名知青参观了梁家河，然后来到了我们插队的下童沟村。
邵庆义和村里的女子们合影。
全体知青和队里的老乡合影。
参观由我们知青小组协调解决的饮水工程，这是村民们为纪念这个活动立的杯。
邵庆义紧紧握着老乡的手，千言万语难以表达。
姜艳和邵庆义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陈列我们小组照片的展板前留影。
故事2：知青劳动生活剪影。
1975年9月25日，我们15名知青来到延安姚店下童沟插队落户。这是我们下乡第一天，大家顾不上脱下学生装，便投入了繁忙的生产劳动中。照片中可以看到邵庆义、姜艳、孟菊会、朱慧、吴金光、吴建利挑粪的身影。
到了驻地，村里的老乡送来两筐苹果，大家乐滋滋地品尝起来，窑洞外有个同学喊了一声：“社员正在送粪呢，咱们也参加吧”。同学们像听到了出发口令的战士一样飞快的冲出窑洞，从社员手中抢过担子便担了起来。由于是走下坡路，同学们又拼命往自己筐里装，所以挑起来特别费劲，男同学还好一点，女同学强忍着肩膀的疼痛，一步一晃地往坡下走，让人看了真有一点悬乎，其实每个同学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少唱一些高调，能不能吃苦，劳动上见。就这样一堆粪很快就挑完了。我们由此开始了艰苦的劳动，并领悟到插队绝非是简单儿戏。
邵庆义、李毅和乔西庆在学习如何扎白羊肚手巾。
吴金光和俞国胜在唯一通往村里的吊桥上担担子，这座桥在1977年6月的延安大洪水中冲垮了。
在陕北有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叫背“被子“，即把小麦，荞麦，蓖麻等农作物用绳子捆一捆，然后利用地势的高低和惯性使背着庄稼的人站起来，然后走回村子。这是一个即需要力气，又需要技巧的劳动方式，当然，练熟了，走起路来轻松自然，甚至还能边走边聊。吴金光和李毅在背被子，这是陕北对特的劳动方式。
这是吴金光和蔡建新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学习报纸。
这是吴金光和李毅在劳动间隙学习报纸，左面是队里的小孩玉娃。
崔勤当了队上的赤脚医生后采药归来。也是走的这座吊桥。
崔勤在和队友们互相练习针灸。
崔勤在向延安大学的专家请教中草药知识。
张君安出席姚店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大会 。
1976年9回到队里，小组同学也在开会，我把纪念会的精神向大家传达了，最后商量用什么办法悼念毛主席，大家一致认为去枣园，杨家岭毛主席故居，向毛主席宣誓。我们每人借了一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向延安出发。尽管这些地方我们已来过多次，到这次来却意义非常。我们依次参观了枣园和杨家岭毛主席故居，感到那里的每一件列品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我们站在毛主席窑洞前，举起右手宣誓；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决不半途而废，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现在看来，我们的言行确实有点过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盲从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的同学甚至认为，中国就此完了，当然随着*国锋华**的主持工作并在老帅们的英明决策下，一举粉碎了“*人帮四**”，我们才真正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这是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到延安枣园毛主席故居宣誓。
我们和延安知青还有队里的回乡知青一起去毛主席旧居悼念毛主席。
曾经在延安纪念馆当过讲解员的延安知青赵海燕，给我们介绍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１９７7年6月延河遇上了特大洪水，延河一夜之间暴涨，一改过去委婉的性格，像一只猛兽一样毫无情面地吞噬着一切，房屋，桥梁，人员，大树都被延河水疯狂卷走。那天早晨，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外面下着雨，以为也就是一般的小雨，没什么了不起。突然外面有人喊：“延河发大水了，延河发大水了。”我们赶紧穿上衣服跑了出去，首先发现眼前的沟里已经发了山洪，汹涌澎湃地涌入延河，我们顺水而上，找到最窄的地方跳过去，一直跑到后川。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汪洋，汪洋一片。洪水又猛又汹，连我们经常走的吊桥也无情的给冲断了。在河水的激流中，还能经常看到被冲走的房屋，屋顶上还站着无助的人，他们向我们挥手。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人被洪水冲向下游，而毫无办法。老实说，这是我们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场面，一时都没了主意。
这时队里正式下了命令，因为后山的麦垛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马上去后川抢救麦子。大家又像绷紧的弦，飞也似地赶到了后川。一场人与水争夺麦子的斗争开始了。我们自认水性好，没想到一下河，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们把头扎到水里的时候，嘴里满是又脏又涩的泥水，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只好把头仰在水面上游。建利不会水，我劝他就在岸边等着吧，但他坚决不干，非要跳下水和大家一块抢麦子，结果被河水呛得直咳嗽。这可不是儿戏，我非常严厉地命令他不要盲干，就在岸边运麦子，并指示专人看住他，我和庆义，亚群，西庆，军安几个老农一起游向一个麦垛，我们爬到麦垛上把麦子捆拆下来向水里扔，再由水里的人往岸上运，可是，洪水不留情，一会儿，我们站的的麦垛就被洪水慢慢卷起，向主航道冲去，村干部大声喊到：“快下跳下来，娃娃们快跳下来。人重要，麦子不要了。”
我一看，大势已去，救不回来了，连忙招呼人跳下水，游向岸边，而亚群和西庆还在麦垛上不下来，眼看就要被洪水卷走了，情况万份紧急。村干部也急了，大声喊到；“把他们推下来，把亚群和西庆推下来，人要紧。”几个壮劳力，把亚群和西庆猛的推下水，自己也跟着跳下了水。只见那一大垛麦子被洪水卷向了下游。一会儿工夫就没影了，好险呀。要不是老乡们拚命相救，亚群他们就有可能被洪水卷走，那我们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大了。事后，我们还为该不该放弃麦垛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同学还是比较务实的，也有的同学仍为没能保护好卖多而自责。
据说这是延安有史以来少有的一次大水，损失惨重，连延安著名的劳动模范杨步浩也被大水夺去了生命。上图是1974年我在黄河厂故事队参观延安的时候和杨步浩老人的合影，没想到成了绝照。
1977年我们小组的吴金光、邵庆义和姜艳加入了延安文艺代表队，然后参加了延安地区第二届群众文艺汇演。这是吴金光编导的舞蹈《争挑重担》，反映抗旱得一个小故事。演出：邵庆义、姜艳和李理文。该节目获汇演的创作二等奖，据说评奖的时候本来可以评为一等奖，大家一问编导者是谁，有人说不是名人，就是个知青，结果，你懂得。
吴金光和邵庆义还有姜艳参加得小歌剧《毛主席还在咱延安》，获汇演表演二等奖。
吴金光和萧汉军以及高延宁合演得小诗剧《给毛主席去拜年》，获汇演得表演一等奖。
这次文艺汇演，我们代表得延安市代表队获得第一名，这是全体人员在宝塔山下合影留念。
故事3：知青投资献*党**恩。
2003年，姜艳去延安工作之余回到了下童沟村，当时的村干部提出了想改善村中饮水条件的需求，并请我们知青小组的同学给与支持和帮助。姜艳将此消息带回了西安，并告知全组同学。2004年，经由小组同学多方奔走联系，申请到一项扶贫基金，并让这个项目落实到了下童沟实施完成。建成后的饮水工程，一改下童沟多年来无蓄水设施，虽水质优良，但卫生不达标，且水量不足，经常出现断水情况。该饮水工程完成后，蓄水池有4000多立方米。结束了全村210户850人吃水困难的历史。这封信就是饮水工程完成后村委会给我们知青小组的来信。
这是下童沟全体村民给我们小组的感谢信。
姜艳在村里的井水旁。
姜艳和队干部一起考察水库得位置。
这是密封得水库。
这是泵房把泉水打到山上得水库里。
这是村民贴的对联。
从山顶上的水库埋设管道，泉水就流到千家万户。
这是村民自发立碑的后面，有的知青的赞扬。
故事4：2006年离别30年今日回延安。
2006年5月5日，我们小组11名同学回到下童沟村，参加历届知青大联欢。这是全体人员的合影。
我们小组同学再一次在队旗下合影。
吴金光代表西安知青发言。
姜艳、韩钊、孟菊慧在当年的窑洞前留念。
男同学也在当年的窑洞前留念。
男女同学共同在当年的窑洞前留念。
故事5：峥嵘岁月。
纪实文章，主要记录了作者在民委工作期间的见闻和插队时的点点滴滴。离开延安后的时间，小组同学每年聚会。
吴金光在这本书了写了下乡的文章：知青岁月，这本书捐赠给了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
我们小组的五朵金花在宝塔山前合影留念。
我们小组刚到队时的合影。
我们小组在延安宝塔山上留影。
我们小组男同学在延安宝塔山上留影。
我们小组在延安照相馆的合影。现在这个照相馆不知道还有没有。
一晃4０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都已人到中老年曾各有重要的工作和岗位。15个人中有10人考上大学，后来的4个也回了城，另外一人病退。我曾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司任副司长，出访了60多个国家，出版了个人专著《真实接触》、《走近世界民族》、《闲草集》；张军安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曾任西安工业学院副院长（博士学位）；俞国盛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任该校森工学院教授（博导）；崔勤考上了陕西中医院，任西京医院的主任医师；韩钊考上了西北大学，任陕西考古研究所外事处副处长；张仲华考上了延安大学，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巡视员；朱慧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任无锡日报电脑室主任；李亚群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任华北电力集团的高级工程师；蔡建新考上了陕西中医院，任西安庆安医院骨科主任；乔西庆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任西安曲江开发区管委会市场部主任；邵庆义任西安大唐电信公司高级工程师（函授本科毕业）；吴建利任邮电十所副所长（函授本科毕业）；姜艳任西安市公安局的副处长（电大本科毕业）；李义任西按红旗厂的工程师；孟菊慧现在自己做生意。今年，正好是我们60岁的生日，除了在学校任职的张军安和俞国盛继续当教授外，其余的同学都退休了。
自８２年起，我们知青小组每年春节的初五都在西安聚会。交流思想和感受。大家谈来谈去，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４年，也不是工作以后，恰恰是那２年半的知青生活，它对于小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到现在为止大家仍亲切地称我为组长。我虽然有过无数个职务，但只有组长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听起来非常亲热。
延安知青靳丽萍也参加我们的聚会。
当年团省委的干部刘保平（前排左三）也参加我们的聚会。
这就是我的知青生活，它是快乐的，它又是苦涩的。快乐地让我终生难忘，而苦涩也只是沧海一栗。延安宝塔－你留下的是我青春的足迹，纯朴的情感，火热的激情，延河之水－你流淌的有我的热血，有我的眼泪。你是我梦中常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