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十一届亚运会通行证
1990年秋，我辞去了第一家日本公司后，暂时没有进入新的外资公司，就在外企总公司的待派科等待外派。当时北京最大的事情就是迎接和召开第十一届亚运会，因此需要一大批各种语言的翻译，我们这些待派的职工就成了最佳人选。
外企的职工外语水平高，与外国人打交道有经验，而且政治上可靠，有较丰富的涉外经验，因此组委会把我们分别安排到各个国家的记者队伍里，我被分配到日本《朝日新闻》社当翻译。《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团是当时规模最大，派员最多的新闻机构，光是我们翻译就有3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西安、广州等地。我在其中年龄最大，而且口语比他们好，又是来自日本公司的外企员工，组委会就把我安排在了新闻组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平时没有事情就在五洲大酒店的包房内看监控电视，每个赛场的实况都由单台电视机实况播出。有时帮助翻译几篇有关中国名将的生平花絮等报道，经编辑部修改后于第二天见报。日本记者最关心的是日本运动员出场的报道，只要有日本运动员出场，记者就会从我们中间带走一个翻译，匆匆进入赛场，拍摄完毕后立刻返回来处理图像并编写报道。有时看到日本运动员大势已去，根本无法进入前三名时，他们就中途退席而归。因此，我们这些翻译尽管可以自由出入各个场馆，却不能好好欣赏中国队的精彩表演，倒是在包房内值班时可以任意观看赛况。
女子自由体操的决赛是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我们出场的是湖南选手陈翠婷（后来成了那届亚运会的冠军）。由于还有日本队员相继出场，所以记者就架起了长枪短炮候在记者席上。每当运动员表演时就会听到连片的快门声。由于禁用闪光灯，日本记者都使用“富士2000”的高灵敏胶卷，连拍一次是四张照片，一卷135的胶卷不到一分钟就能用完。难怪摄影记者都穿着满是口袋的小马甲呢，里面全是胶卷和各种焦距的镜头。
那天由我跟随记者采访，其实我就是个“急宅送”的角色。还没等我看完一个赛程，记者就递给我一大口袋拍完的胶卷，我赶忙乘坐包租的TAXI从首体返回五洲大酒店（媒蒂亚中心），然后再带着新胶卷马不停蹄地回到首体。当我在数百人的记者群中找到了我的日本记者时，他已经焦急地等着我的到来，我接过他的口袋后又返回到五洲大酒店。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来回跑了四趟，根本没有看到陈翠婷夺冠的精彩场面。
运动会期间，我们就是这样穿梭地忙碌着。而当闭幕式结束后，记者们就像撤离战场一样，他们只拿走了自己的大件物品，其他的用品统统不要了。我们这些翻译都得到了大量的胶卷、练习本、圆珠笔、橡皮、订书机等。
《朝日新闻》社的领导与我们翻译作了简单的告别后，我们的翻译工作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