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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字典界的两大巨头之一，国民度更高一筹的新华字典可说是诞生之日起就根正苗红（顾名思义就是“新中国出版的字典”，49年刚建国50年便开始筹划这本国民字典的编写工作）一路走红（每次《新华字典》开印都是50万册、100万册，获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甚至与它相关的商标侵权案都红进了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中！
案例摘要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自1957年起已连续出版「新华字典」通行版本至第11版，因认为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销售的系列“新华字典”辞书侵害了其“新华字典”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商标权，同时使用商务印书馆版「新华字典」(通行版第11版)的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从而将其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认为，“新华字典”具有特定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和长期唯一的提供主体以及客观的市场格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被相关公众知晓，因此可以认定为未注册驰名商标。
华语出版社在字典上使用“新华字典”构成复制他人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侵权行为，使用相近似的装潢设计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决华语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商务印书馆经济损失300万元及合理支出约27万元。
本案之所以被最高院认定为2017年知识产权保护十大案例，除了原告的知名度太大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对于本案涉及的几点争议，法院的裁决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认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其后的类似案件的判决有着指路的作用。
这几个争议点包括：
1.“新华字典”兼具产品和品牌混合属性，是否已沦为通用名称；
2.“新华字典”是否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
3.如果认定为其未注册驰名商标，又是否会破坏其行业的经营管理秩序，形成垄断的势态，损害知识的传播；
关于“新华字典”沦为通用名称的诉称，是华语教学出版社在应辩时提出的。华语教学出版社方认为“新华字典”已成为辞书的通用名称，因此商务印书馆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华语教学出版社先是引用革命时期我*党**建立的新闻机构以“新华通讯社”命名、*党**的机关报以“新华日报”命名、官方书店以“新华书店”命名等为例，试图证明“新华”本身并没有商标标识性功能，而新华字典因为也是由国家主导编写的，其直接含义为“新中国的字典”，故此属于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通用词汇。
其次又从商标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认为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单独将“新华字典”四个字进行商标注册申请，而是将其当做组合商标的组成部分进行的商标注册，因此推断是由于商标注册管理部门也是将“新华字典”作为辞书通用名称进行识别和管理的缘故，导致商务印书馆无法单独就辞书通用名称申请商标，从而采取了折中态度。
同时，还提供了证据证明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以“新华字典”命名的辞书是合法出版的，且包括其在内的至少有三十多家出版社的上百种含“新华字典”命名的辞书均是通过我国出版管理部门的审核，试图证明出版管理部门也已将“新华字典”作为行业内约定俗成的辞书通用名称进行管理。
而对此，一审法院在审理后认为——
基于历史原因，带有“新华”字样的标识在我国的确在一定的历史性与阶段性，而“新华字典”的诞生的确也带有较强的政府意志和官方色彩。
但第一，虽然历经多家主体参与修订编撰，但商务印书馆自1957年开始出版「新华字典」“商务新1版”至「新华字典」第11版这60年间始终为独家出版发行「新华字典」的主体，辞书发行量巨大（超过5亿册），并在多次修订编纂的过程中发挥组织者的作用。
第二，在诸多市场主体当中，也唯有商务印书馆60年间一直将“新华字典”作为品牌进行维护和推广，并始终坚持将“新华字典”与商务印书馆结合使用，也给社会公众留下了深刻的认知。
因此可以认为作为辞书名，“新华字典”可以脱离内容而基于出版者的出版行为产生识别辞书来源的作用，并没有丧失显著性特征。
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可知，是否属于约定俗成的辞书商品的通用名称，还应当以全国范围内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
而根据相关「出版行业品牌影响力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读者中有70.34%使用过「新华字典」，并且有39.30%的读者知道「新华字典」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在商务印书馆提供的相关购买评价证据当中，不少消费者在“新华字典”与商务印书馆出现分离时甚至已经产生“买错了”的认知。
所以法院基于此作出判定，认为“新华字典”与商务印书馆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不存在丧失显著性，沦为行业通用名称的情形。
而针对是否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这一点，法院是通过以下三点得到“是”的裁决结果的：
第一，从相关公众对涉案“新华字典”的知晓程度来看，“新华字典”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被相关公众广为知晓。
在商务印书馆提供的证据中，无论是相关新闻报道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作家等对「新华字典」给予的认可，还是「出版行业品牌影响力调查报告」，显示80后和90后群体看过《新华字典》的人数高达70.34%的比例，或是新华字典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国家辞书特别奖、国家图书荣誉奖等奖项均证明了《新华字典》在文化教育事业为相关公众的知晓度和声誉均极高。
第二，从商务印书馆使用“新华字典”持续的时间和销售数量来看，“新华字典”在近6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销售量巨大，销售范围非常广泛。
根据在案「新华字典」版权页显示的印书量计算，「新华字典」印刷数量累计已经超过1.1亿册。根据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记载，「新华字典」45年来已累计印数达3.4亿。
根据1998年至2015年图书出版记录卡显示期间「新华字典」共出版23734.6936万册。根据商务印书馆提供的2010年至2015年「新华字典」印刷费发票显示印刷金额共计86943 568.19元。
此外，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记载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才是获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版本。
因此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销售数量巨大，销售范围和影响力非常广泛。
第三，从商务印书馆对“新华字典”进行宣传所持续的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来看，“新华字典”已经获得较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知名度。
2013年起，由财政部、教育部最新确定的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已将新华字典包含在内，意味着国家自此免费为九年义务教育供应「新华字典」。
其后，商务印书馆又在全国开展了“我与《新华字典》”的征文活动，光是证据显示，就有18篇来自吉林、辽宁、江西、山西、山东、四川、河南7个省份的投稿文章。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授权了不少国内及境外机构出版发行「新华字典」及其特殊版本，将「新华字典」宣传并销售至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境外地区，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国家辞书奖特别奖等奖项及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给予的保护。
由此可见，新华字典不论在主要市场还是世界范围，均已获得较高知名度。
综上，根据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驰名商标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为处理涉及商标案件需要认定的事实进行认定。而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
3.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4.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5.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
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通过各项证据是可以证明了自己对于「新华字典」的社会形象和品牌形象是十分看重的，并且积极地在进行品牌的宣传推广，从而使「新华字典」在相关公众中多年来始终保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达到驰名商标的程度。
所以一审法院支持商务印书馆关于“新华字典”作为未注册商标符合驰名商标保护要件的主张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而至于第三点争议，这类知名度的标识判定为未注册驰名商标，是否会形成垄断、破坏行业秩序，判决书中则明确指出，商标法对商标独占使用权利的保护的是商标本身而非商标附着的商品！
因此给予商务印书馆独占使用“新华字典”商标的权利，只是对其作为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权利人的名义肯定与权益保护，并不是给予了其出版字典类辞书的专有权！故而不会造成辞书行业的垄断。
同时，通过给予未注册驰名商标施予保护的方式，本质上是促使了商标权利人在法定义务角度上，承担保障商品质量和知识传播的社会责任，因此反而是有利于促进出版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的。
综上可见，本案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其确立了对“新华字典”这类兼具产品和品牌混合属性的商品名称是否具备商标显著特征的裁判标准。这不仅为类似商标权利人的申诉和维权提供了案例一句，对其它商标权利人的启示也是很大的：
权利人一定要意识到商标显著性的重要意义——即显著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特征，也是商标的基本属性。
只有具有显著识别性的标识才能发挥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进而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并给予保护。
因此商标权利人尤其某种领域的驰名及知名商标的权利人，在市场监督方面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严格避免同行及竞争者无意或恶意地对自己已注册商标进行不当使用、意图达到使其显著性消弭，甚至沦为行业通用名称的尴尬境地，最终导致自己利益损害甚至丧失。
而对于未注册商标，虽然可以在发生纠纷时通过证明公众知晓程度、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销售数量、宣传范围及受保护记录等多方面因素，认定构成未注册驰名商标。
但在司法实践中，若非新华字典这样的特殊情况——因知名度极高，反而容易保留相关证据并形成证据链——一旦提供不了具有足够效力的证据链，想要认定未注册商标保护也不是那么轻易的。
所以在目前商标注册依然采取“在先原则”的情况下，商标的权利人还是应当及时、尽早申请商标保护，避免后期不必要的风险与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