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称，戴大洪是一位追求译文精确的“超级原教旨主义者”，给翻译界带来一股沉静之风。
十二月的夜里，郑州气温零度左右。
朔风中，戴大洪与我们一起步出松社那幢老电影院大楼，走向停车场。
角落里停着一辆旧自行车，戴大洪拉紧身上的羽绒服，上前开锁。
我想起手拎包里有手套，虽然小码，也许能派上用场。戴大洪哈哈说不用。来之前他循例跑了步，这个坚持了二三十年的习惯，让他拥有一副强悍的身体和坚强意志力。
▲戴大洪平时有跑步锻炼的习惯（图：南方人物周刊）
相互道别。我们这头上了汽车，他推着车往东骑了去。车里暖气很足，才发现自己冷得直发抖。望着车窗外清冷大街上寥寥骑车者，想起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
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的年度致敬译者颁给了戴大洪，那年他的代表作是《*拉格古**：一部历史》。
很多人对他从二流足球俱乐部的老总一跃转身为一流“翻译家”大为不解。
且不论中间跨界跨度之巨，单纯从知识储备语言功底文学修养方面论，绿茵场粗犷的“舞者”怎能与外文堆里细腻扒梳甄别的文字歌者相提并论。
发表获奖感言时，戴大洪五大三粗往台中间一杵，似乎不屑于豪言壮语。
他并不是一鸣惊人的新进译者。*拉格古**之前，译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雷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
以年头计，从2006年他继卸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建业集团副总裁职务后，选择从建业集团辞职，由此开始正式进入翻译界的话，戴大洪无疑是一名新兵。
▲戴大洪曾是一名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图：南方人物周刊）
但是，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戴大洪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某天骑车路过新街口脑子一激灵——也许可以翻译点什么……
那以后，他有意无意买入英汉辞典、法汉词典、俄汉词典、西汉词典、德汉词典等各类翻译参考书，以及姓名手册、地名手册、译名手册和世界地图集等（单姓名手册就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十多种）。
如果这个长长的基础铺垫算作翻译前奏的话，戴大洪可谓译界资深潜水员。
他，在译界自有“牛”的资本。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1
2017年寒冬，松社二楼老板刘磊的私家茶室，戴大洪一直说着河南普通话，自深圳一别，4年后郑州相聚完全是机缘巧合。
前一晚，松社酒酵人醺，无比开阔的天地里，老板刘磊的手机开始拨出各种电话，其中一个打给了戴大洪。
一通云里雾里之后，实在的戴老师第二天夜里如约来到了松社。布包里掏出博洛滕所著的三卷本《西班牙内战》，像一块厚重的砖头，红彤彤巨现。
▲《西班牙内战》，[西]伯内特·博洛滕 著，戴大洪 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11月
他目光炯炯，诉说着博洛滕。这个人呵，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情。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他单枪匹马挑战整个史学界，可以说他没有打败任何人，但其他人也无法打败他，只能假装没看见他。……
我猜，如果博洛滕在天有灵，估计这会儿挺温暖的，他做梦都想不到，书出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也作古了三十年，竟然在大洋的东边，有一位译者如此深入地理解他深刻地剖析他甚至深切地怀念他。
戴大洪怕我知之甚少，进一步补充：
奥威尔的长篇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写的是他本人去西班牙参战的经历。《西班牙内战》实际上为奥威尔提供了历史佐证。
到今天为止，“牛津通识读本”里的《西班牙内战》一书还在质疑乔治·奥威尔，说他的描写有夸张之处。但伯内特·博洛滕的书证明，乔治·奥威尔一点也不夸张。
我点点头。奥威尔算是俺家的“好朋友”（某人珍藏了若干版本），必须竖着耳朵听。
觉察到来自听者如我的兴趣，戴老师进一步打开话匣：
坊间关于西班牙内战有很多著作，除了博洛滕外，还有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1961），以及2017年10月中信出版社刚出版斯坦利·佩恩的《西班牙内战》。
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之所以出名， 除了对那一场战争有全景性描述之外，也得益于其客观的写作风格。
佩恩的书里第十六章叫“内战中的内战”，在叙述共和派内部这段历史时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观点。他如果想用新观点，就只能使用伯内特·博洛滕的材料。
戴老师翻译过程中已成功地把博洛滕的竞争对手发展成敌我关系。“所以，他只能是传统的观点，无法有新的发展。”
我点点头。
▲博洛滕
“博洛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至今仍然不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我从伯内特·博洛滕身上看到，世界上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孤独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戴老师声音暗了些许，明显带着点寂寞，替博洛滕，似乎也替自己。
我默默拿起略夹寒意的三卷本《西班牙内战》，一百多万字，单凭厚度和重量，它足以令人却步。遑论书中所使用的无与伦比的数量及范围的资料来源，不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注意力都天理不容。
这本2016年出版的书，竟差点擦肩而过。
全书一共六十六章。从2014年4月25日开始，一直到2015年的12月18日翻译完毕，不到两年时间。说起时间，戴大洪可以精确到年月日。说起数字，他可以精确到小数点。“译得很慢，从前每天译2000字，现在每天只能译1000字。”
与博洛滕相比，眼前的戴大洪更有趣。不只是他的记忆力，他的忍耐力，而是他可以自由地把控一个度，将时间过成自己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
2
我不由自主地打量起眼前的戴大洪。
关于他的故事，各种报道都或多或少还原了。
▲关于戴大洪的报道（图文：新周刊）
比如，非英语专业出身的他拿着字典上路，类似“半路出家”的业余选手，却比科班更有优势。
“他的翻译跟其他译者确实不太一样。一个英文词可能有不止一个意思，有的作者英文太熟了，想到的往往是第一个意思，就忽略了还有别的意思。戴大洪不那么熟，他需要去翻字典，一个一个地比对，作者在这里用的意思也许恰恰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九个。”作家止庵曾这么说。
也正因了业余，他知道翻译之前要先把基础知识搞扎实。
据说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时候，把《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写的《战争回忆录》、丘吉尔写的《二战回忆录》、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相关书籍都穷览了一遍。
译《雷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时，把卡佛小说的译作通读一遍。
译《*拉格古**：一部历史》，把索尔仁尼琴的《*拉格古**群岛》及相关书籍分析一遍。
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第一卷里提到的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及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都收入囊中。
译《西班牙内战》，更是把所有能找到的与西班牙内战相关的书籍都一网打尽。
为此，《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光是索引就占了将近150页，“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内容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这本书它们的意义非常大，表明这本书的分量和可信度。”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美]威廉·夏伊勒 著，戴大洪 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
也就是说，他要先搞清楚译作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氛围、政治环境，相关作品及其论述，自己心底里先有清晰的图谱，然后才开始动笔。所以，翻译的时候，他一再求证。
当卡佛传中的“雷德河”（Red River），被编辑直接改成了“红河”，他痛心得直想抗议：“地名的翻译首先要与地图一致，必须让有心的读者在地图上可以找得到，其次是与地名译名手册一致，地图和地名手册一般都是一样的，个别情况稍有不同。另外，改成‘红河’不但在美国找不到，说不定还会与越南的‘红河’相混淆。”
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称，戴大洪是一位追求译文精确的“超级原教旨主义者”，给翻译界带来一股沉静之风。
很多人会用同一个标签贴到戴大洪身上，那就是“堂·吉诃德”，包括他的挚友止庵。
止庵曾有两篇文章专门写戴大洪，一篇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寄河南》，一篇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寄河南》说他们因买书相识，交往的历史十之八九是“结伴买书史”。“ 平时并无多么密切的往来，即使往来也只是干干一同买书这样无关紧要的事；然而我一旦有什么难处，就会想到能靠得住的是那个被我真心视为朋友的人。”戴大洪便是止庵真心视为朋友的人。
《“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是对于戴大洪作品《与风车的搏斗》的评论，其中一句：“有人说，戴大洪使人想起‘与他同样瘦长的堂·吉诃德，骑着瘦马，挥着长矛大战风车之悲壮天真。’对于那位孤独的骑士，尽可以嘲讽他抑或悲悯他，但是谁也无法断言他的搏斗是无谓的。”言语里充满爱护和维护。
▲止庵
他俩对书的品味、治学态度的严谨专一和较真，如出一辙。
这就不奇怪戴大洪说，他和止庵做朋友三十多年，止庵对他很了解，也信任。戴大洪现在译了五本书，事实上这些书都跟止庵有关。
3
我好奇地梳理了一下戴大洪译书的开端及发展，发现止庵的身影伴随其中。
这要追溯到2006年，止庵在为撰写《周作人传》搜集资料中，意外发现了周作人的自编讲义《近代欧洲文学史》。
校对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当时国内外国文学译介的状况，周作人提到外国作家和作品时，大都用的是外文，这本书里大概涉及十种以上文字，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
因此，若是要给当代读者阅读的话，光是校对还不够，应当给予必要的注释……
戴大洪手边有原版的《美国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
止庵想出版此史料，便找戴大洪将其中的外文校对并注释一下。
当时戴大洪刚卸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后，有点闲暇。于是，止庵主持，戴大洪协助，两人合作完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史》的校注。
▲戴大洪与止庵
也是这一年，止庵时任副总编辑的新星出版社，买下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版权，一位译者译了三分之二就不干了，剩下的30万字怎么办？
止庵又找到戴大洪。如此着，尝试译完后戴大洪忽然觉得自己能做译书的工作了，他意犹未尽地又将前边部分重译，最终这部翻译处女作在2008年诞生。“如果不是止庵，谁会相信一个非英语专业的译者呢？”
此时戴大洪正式从建业集团辞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译书生涯。年近51岁的他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
翻译的第二本书是《雷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其实当时戴大洪正在译《*拉格古**：一部历史》，但书的版权没落实。止庵便劝他先译卡佛，等*拉格古**有了版权再继续。后来*拉格古**成了他翻译的第三本书，获得颇多殊荣。
▲《*拉格古**：一部历史》，[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著，戴大洪 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
第四本书是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据说2011年年底止庵在网上跟读者交流，读者问他喜欢读什么书？止庵回答，我想读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写得详实，内容丰富。
正好被上海贝贝特的编辑魏东听到了，他插进来说，我有这么一本书，找不着译者。止庵便推荐了戴大洪。
第五本便是三卷本的《西班牙内战》。某天止庵与戴大洪说，他想了解的有几件事，一个是西班牙内战，一个是麦卡锡主义。恰好戴也一直比较留意这方面的书。
2012年年终，新星出版社开选题会，戴大洪便推荐了《西班牙内战》。当时他手里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伯内特·博洛滕的作品，一种是休·托马斯的作品，都是一百多万字的体量。后来他选定了博洛滕，开始了这一难啃的征程。
▲止庵、戴大洪、史航、左凤荣和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刘丽华（左起）
止庵说起戴大洪，以“盛德”高度评价：“我因为这些年来喜欢写些东西，怎么说也有那么点儿‘工作需要’；在他则全然是一种爱好，从来没有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愿望，我想一个人能把纯粹的爱好坚持这么多年，而且兴致与当初丝毫不变，这真可以说是一种盛德了。”
对戴大洪有类似概括的是老六张立宪，他在《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中曾写道：
“戴大洪是个雄辩的人，当年给中国足坛掀起一阵阵风浪，最终发现他的滔滔辩才没解决任何问题……就把力气用在了DVD上———他给自己做的DVD数据库是俺见过的最专业的，光是片名，就包括外文原名、香港译名、台湾译名、大陆译名、其他译名，以及他认为应该如何翻译的名字。
或许这便是戴大洪的有趣之处。
正如他坐在我的对面，一腔河南普通话滔滔不绝，真诚、实在、执著。
如果不是刘磊屡屡抬起手表看时间，急着打烊，我真希望松社茶室的灯光可以一直照亮到地老天荒，就像戴老师，任性地让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不疾不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