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界纯属非虚构
“你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哪怕已经死过人了，咱们还是要把这事情给它搞下去。”
“国家女排还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比我们还厉害，我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你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还三不怕死，比我们还英雄。”
1986年，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要来漂流长江的消息传到中国。为了抢在美国人之前，夺下“首漂长江”的荣誉，一群毫无漂流经验的洛阳工人组成草台班子，开始了一段赌上性命的长江探险。那年，漂流长江与振兴中华、女排五连冠并列，成为19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1986,“壮士漂流”vs“随波逐流”
1985年9月，《四川日报》刊登了一篇4000多字的通讯长文——《长歌祭壮士》。翻开现已褶旧发黄的内页，人们会看到当时的内文记载了一位来自四川眉山，名叫“尧茂书”的青年，为了赶在美国探险家肯·沃伦组成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简称“中美队”）之前漂流长江，他独自驾驶橡皮船“龙的传人号”漂行了1270公里。
直到那年7月24日，“龙的传人号”发现扣在金沙江通迦峡的岩石上。这位对长江一直怀有漂流情结的原西南交大摄影员遇难时，年仅32岁，时被誉为“漂流长江第一人”。文章一经发出，百家媒体转载。按《四川日报》形容——当时，“激起全国志士的强烈回应”。
“漂流长江第一人”尧茂书，享年32岁
“尧茂书一个人都敢做的事，我们难道几个人还不如他一个人吗？总得让沃伦知道，或者说通过他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有人敢干、敢做。”王茂军，今年65岁。33年前，他还是洛阳市一家纺织厂里的锅炉工。他记得，那是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的发小——31岁，在市一家胶鞋厂上班的郎保洛给他带来了一本《中国青年》。“他说你看看，上面有篇文章。说完，啥也没有就走了。”打开杂志，王茂军抬眼即见关于尧茂书的报道。读后，文末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新：壮士悲歌未彻。
王茂军
相比从未涉足，仅在脑中畅想的汹涌澎湃，王茂军与郎保洛这代人的体内早有一股按捺不住，更为具体的“洪流”。那是父辈们从小给他们打下的“英雄主义”的根基烙印，加持的是一个时代高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口号灌溉。“洪流”蓄势待发，却苦于长期找不到出口。据有媒体曝露：王茂军与郎保洛属于“大院子弟”，进工厂前，王茂军曾在煤矿背过煤。郎保洛当上工人后，因为过往“打架”等历史污点，“报考法律研究生失败”。相同的成长背景，相似的际遇心境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动反**儿混蛋。咱们父辈们都是打仗出来的，都是干革命出来的，这样咱们才能成为干部子弟。咱不能和常人一样，咱必须要干出点事情。必须得要有使命感，必须要责任感，都愿意为理想献身。”镜头中，王茂军提起了“格瓦拉”，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是他们年轻时代的偶像。他还记得，爱看书的郎保洛曾想效仿格瓦拉——“想去到国外去打游击，撬个*火军**库，搞点武装，建立一个革命政权。他必须要找轰轰烈烈的事去做。”
但是，“轰轰烈烈”就是求而不得。眼看年复一年的光阴只能在按部就班，一地鸡毛中打发空掷，某天深夜，郎保洛敲响了王茂军的家门。进屋后，“他低着头，不吭声，手在这边搓来搓去，憋到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样活着比死了都难受啊。”这话听上去“切齿咬牙”，可王茂军理解他。
年轻时的王茂军
“老是恨没有赶上好时候，老是碰不着机会。”虽已娶妻生子，但王茂军他们心中始终“想干事”。为了有朝一日，“天将降大任”于自身，他们还建起学习小组，“每周定时间，集中在一块讨论，同时抓紧身体锻炼——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那一天，尧茂书的“悲歌未彻”于冥冥中让他们“灵光乍现”——“第二天，他（郎保洛）又来找我，说看了吗？我说看了，是不是要干这事？他说是。”王茂军听后，当即表态，那就干吧。
当年对尧茂书的报道。文末写道，“记住：壮士悲歌未彻！”
知道尧茂书漂流遇难的消息时，时任国家体委体育服务公司（简称“体服”）翻译的褚斯鸣早已结束了他作为中美队的中方队长，与另两名队员赴美3个月的漂流集训。他还记得，那是1985年3月，陌生的国度，偌大的机场，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时年59岁的肯·沃伦。
肯后来向他坦言，初见他们时，自己有些失望。“他人高马大，一个大佬牛仔的样子。他期望中国派出的队员都像他一样，他觉得，我们和他原来的预想有差距。”褚斯鸣温和地笑说，接后数月，肯带领他们在北美8条不同类型的河流，完成了12次试漂下水。
美国职业探险家 肯·沃伦
“你需要做很多技术动作去躲避一些，比如说激流或者岩石。然后，逐步逐步我们就会接触到稍微大一些的河，落差大一些的河。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安全，就是你怎样自我保护。”正是训练其间，褚斯鸣才真正认识了肯·沃伦。在他看来，这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貌似西部牛仔的老男人，实则是一位能力极强的职业探险家。
大学时期，肯·沃伦主修历史，酷爱读书与运动。与王茂军等人一样，年轻时，他也有自己崇尚的偶像。不过不是格瓦拉，而是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13年，这位老罗斯福总统卸任后，曾去往南美亚马逊河热带雨林探险，以此经历写就一本《穿越巴西野林》。
目光锁定世界第三大河——中国长江之前，肯·沃伦的探险专业度已用他超过11万公里的漂程与35年的漂龄来证明。此外，他还在美国西北部拥有一家户外公司。为了有一天，能够率领自己的诺亚方舟在长江流域上闯荡，1980年代初，他便在与中国接触。
如今看来，命运仿佛确有某种预示，两条承载不同文化的“河流”交集之初就不顺畅。为实现长江漂流，肯·沃伦上当受骗过，几乎倾家荡产，四处借钱积资。“当时来中国，中国是要跟他们收费的。筹这些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好像惨到他们连电话费都付不出来。天冷的时候，他们没钱付煤气公司的账，要去牧场上去捡树枝回来烧。”褚斯鸣深知肯·沃伦夫妇为之经历的曲折，但是，“沃伦特别喜欢漂流，他一辈子就是干这事的。第二呢，他希望未来开拓的这个市场，能对他有一个商业上的回报，因为人必须活着。”
1986年，肯·沃伦与中国体委下属的“体服”终以30万美金签订合同。双方约定，中美组成的长江联合漂流队自同年7月起，从长江源头漂至四川宜宾，全程预计两个多月完成。漂流结束后，体服授权他作为美国人，第一个来中国开发商业漂流。
“中美队”中方队长 褚斯鸣
“每次下水，他说他第一个下。第一个下水的人特别危险，因为我们这种漂流是之前没人走过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份地图。”每行一处，中美队都要先“读河”，即作勘查，探明河水流向，“往往都是他告诉我们后边要靠左边走，还是靠右边走。”漂流越往前推进，褚斯鸣对肯·沃伦的理解便会越增加一分：他与国内一批誓要征服自然的斗士不同，多年职业生涯，他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漂流哲学——go with the flow，随波逐流。即不要和河流搏斗，而是顺着它走，成为河流的一部分，“他对江河有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感情。到了长江源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双膝跪到河边，捧起一把水来，好像说祈祷文似的，请长江接纳我们，我们终于到这儿了。”褚斯鸣记得，那是1986年7月，中美队一行抵达了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它是长江的源头，也是沱沱河的源头。
当时，继尧茂书之后，早有两支中国漂流队伍出发在他们前头。那就是以王茂军为首，民间自发组成的“洛阳队”，和获得四川省政府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也称“中科队”。相伴相生的还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其他漂流人群。一时间百舸争流，跟随其后是一干媒体的焦点追踪。
沱沱河沿前奏
1986年5月27日，上午八时。王茂军、郎保洛及另外6个好友：李勤建、孙志岭、霍学义、雷建生、杨红林和张军一同踏上了北京至西宁的121次列车。据王茂军在日记中记录，告别洛阳时，他们曾在广场前集体摄影留念，每个人“面色凝重”。
左起依次为：郎保洛、杨红林、王茂军（洛阳队队长）、雷建生、张军
毕竟，“不知前景怎样的*途征**”。一个月前，这支刚组建不久，还在自筹资金与设备装置的队伍听到中美队即将赶往长江源头的信息，这让没有任何漂流经验的他们，决定不做试漂训练，马上“笨鸟先飞”。
“没有训练，也没有条件训练。我告诉大家，源头的水很小，你整一条船，顺着河往下一直漂就是了。等漂到水大的地方，这个训练也就完成了。”事后，王茂军说。
5月28日下午一点，就在列车到达西宁之际，站台响起了广播。“高音喇叭就在喊，洛阳来的漂流队，请到贵宾室，有人找。”王茂军模仿着。当时郎保洛还在调侃，听听，刚到就有人找咱们，还是贵宾室。同行的杨红林则反应敏锐，不要高兴太早，“不是什么好事”。
“李勤建和孙志岭都是洛阳铁路分局的工人。单位没有准，他们就走了。洛阳铁路分局电话打到了西宁，让那儿的人截住我们。”面对劝阻，王茂军等人表示已为此事做好充足准备，“不上不行”。完后，他们转乘火车到达了地处柴达木盆地边缘的达格尔木市。
达格尔木市，洛阳队找到当地做客运的个体户老张，求他帮忙运载辎重前往沱沱河沿。这位操着一口京片子的个体司机对他们的大费周折表示不解，“你们好好在家放着班不上，跑这么远来爱国？”待知他们还自筹两万多元盘缠，他更是迷惑，”哎呀！两万多买成肉能在家吃几年啊！来做这个干什么？”
见他不愿拉活，王茂军等人反复与之切磋，“我们这是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砍价僵在500元，“真是挤不出来了”，老张才松口，行吧，我赔本送你们去爱国。
自达格尔木西行400多公里，沿途人迹罕至。到达海拔高峰4500米的目的地时，王茂军一行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他们借宿于沱沱河沿的当地兵站，一天休息时，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立着头戴长沿帽，身着鸭绒衣，夹克上正规印着“中国”字样的一群人。对方望着头戴藏民毡帽的他们，惊奇地问，你们哪来的？
双方交言，王茂军才知，这就是他们的另一强劲对手——“中科队”，几天前，刚从成都乘*用军**飞机抵达拉萨，然后驱车到达这里。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家见面还是亲切。“但是有一种心照不宣，有一种潜意识都不说，就是都不想让对方超过自己。”王茂军袒露。
洛阳队与中科队在沱沱河沿相遇
长江源头注视下的中西漂流
依照国际惯例，专业的漂流队伍应该配备充足的后勤保障和随行医护人员。但是洛阳队从始建之初就注定不具专业性，摸索至长江源头前，他们就陷入了饿乏交迫的困境。
“原来对源头地区的这种复杂性，就估计得不够。我们带的粮食有限，当时主要带了两箱方便面。加上源头地区，基本又是处于无人区，得不到接济，人的体力极度虚弱，说什么都坚持不了。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讲，走10分钟，都要坐地下休息20分钟，甚至30分钟。”
王茂军记得，有一回，他真是走不动了，索性躺倒在地上。孙志岭上前问，你在家好好的来这儿干吗？“这时候还说那有啥用。”他俩仰望蓝天正说着话，就发现两只鹰在上空盘旋。孙志岭连声催促，赶紧走，赶紧走。鹰眼看得远，活物不吃，专吃腐肉。要是躺在这儿不起，它还以为咱俩死了呢。
洛阳队在途中休憩
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作为长江之源，海拔6000多米，聚集大量冰川。按照原计划，洛阳队要从这里始漂。可等他们克服了风大，干燥，缺氧等种种不适，历时十天到达后才发觉，原来源头水量极小，根本无法漂流。无奈，八人只好拖船前行。
那时，王茂军等人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手足嘴唇更是全部冻烂，“因为本身都是高海拔地区，江水又凉，都不足0度以上，江水’哐’地溅起来，溅到船上和身上，很快就成了个小冰豆。”
吃尽苦头进入源头的冰川地段，水流上涨，让他们才得以乘船下漂。待船漂入河谷，一行人看到一岩石处插有一面破烂的*旗国**，旁边大石头上有用黄油漆涂写着“西南交大尧茂书”的字样。
“追思这位先驱者吧，早走一步，而且一个人那么艰难走到长江源头，可以说对我们的激励也是非常大。”王茂军说，当时，杨红林摘下了头上的毡帽，在上面写上了所有队员的名字，用石头把它压在那里，留作纪念，然后鸣枪致哀。王茂军心里盘算，如果尧茂书一人都能漂一千多公里，洛阳队怎么不漂上两三千公里？
三周后——7月20日，洛阳队漂达玉树。短暂兴奋过后，他们马上得知，中科队也同期抵达了这里，而且中美队也将不日赶来。这让他们又陷入新的焦灼。当晚，他们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减轻装备，轻装上阵，三船共漂，先到巴塘再说。
同是漂流长江源头。中美队除肯·沃伦之外，其他成员均为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可不像肯·沃伦那样全情投入，大多数人最初是抱着浪漫好玩的心态加入漂流。甚至出发之前，有人还问他是否能在船上看书，听音乐？
中美队
“沃伦是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人。对他来说长漂是第一位的。每天早上天不亮，他第一个起来。然后把所有人都得踢起来，那些人都不愿意起，因为源头部分很冷很冷。每天都要搭营，每天都要撤营，每天做一遍，队员就难免会有怨言。”
褚斯鸣忆起，就在源头下水的第三天，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摄影师大卫·西皮出现了呼吸困难，脸色煞白等症状。由于身处无人区，无法得到有力救助，第五天上午，西皮死于肺炎。队员们将他的尸体葬在了岸边，在桨上绑了五面美国*旗国**与一面中国*旗国**以示悼念。目睹死亡在眼前不期而至，他们简直猝不及防，冷酷严竣的事实更冲击了他们尚未巩固的心理防线。
“这时候，底下人开始偷偷各种议论。说队长不好，说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不是为了跟谁比赛，每天一定要走多长多长的路，我们是来探索未知的之类的。总之，各种说法都出来了。”身处其中的褚斯鸣认为，当时大家流露的各种不满，实则对内心恐惧的一种掩饰，“我觉得就是大卫的死，引发了队员们产生焦虑，我可能也会有那些担忧。”
美方摄影师大卫· 西皮病逝，葬于长江江畔
抵达玉树后，中美队进一步得知，前方有中国漂流队员在叶巴遇险，而那是他们即将动身的下一站。对手的死讯犹如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恐惧再也难以遏制地爆发，蔓延。长久的积怨引发激烈的冲突，队员们纷纷指责沃伦对西皮的死毫不关心，对待其他人态度恶劣，要求他下台。尽管中美队的“*器武**装备”精良，远非洛阳队可比，但人心涣散却非肯·沃伦凭一己之力所能驾驭。最后，三名桨手和一名队医退出，队伍不得不重作调整，继续漂向长江最危险的——金沙江段。
同闯叶巴滩
“它是从天上往下泻，你可想而知水的那种力量。不到那个地方，你感受不到什么叫惊心动魄。站在那险滩跟前你看一看，上面什么都看不见，就能看到天。”
王茂军与队友们自玉树一路顺流直下，渐入长江险段，亲睹金沙江在3000平方公里的流域内跌落3000多米。那里江面收窄，两岸陡峭，水流湍急，船舶难停。更危险的是，江中礁石密布，急水流过，不规则的河道形成紊乱的漩涡，一旦进入便很难逃离。
“船冲浪的时候，浪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后来做的桨都是这么粗的木头，浪打上来一下“哐”地打成两截。有时候，浪一下把船整个压上去，打得人昏天暗地，打到脸上身上，眼冒金星。”王茂军想起冲过浪区后，队员孙志岭说起笑话，哎呀，刚才遇见高手了。好像拳击，一上台霹雳啪啦，被人家劈头盖脸打了半天喘不过气来。
洛阳队一路险象环生。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天鼓》
那时，洛阳队还在使用敞船，它一遇巨浪就极易翻船。面对险象环生的金沙江，他们决定提前使出自己的“特殊漂流船”——碉堡式密封船。论其设计构思，还得起源于尧茂书。他曾经设想将两条敞船紧扣一起，用绳紧缚，这样人待在船里，无论怎样颠簸都会没事。洛阳队在出发前去上海订船时，把尧茂书的思路告知给上海橡胶四厂的赵厂长，对方据此绘图，终于制做出来——“把四个大橡皮圈加固起来”，形似飞碟，周身封闭，人钻入后扎住入口，依靠船内氧气袋呼吸的“法宝”。
之前，洛阳队曾乘坐其顺利漂过大滩，因此对它充满了信心。而中科队在得知他们有此法宝后，又商量提出，两队合漂。
密封船示意图
洛阳队与中科队决定，用密封船绑上敞船，漂过叶巴滩
1986年7月27日下午5点，洛阳队和中科队用密封船绑上敞船，并漂金沙江段的第一个险滩——叶巴滩。他们计划敞船和密封船上各坐4名队员，其他队员则自行翻山至巴塘汇合。然而直到第二天晚上8点，早已抵达巴塘的接应队员们仍迟迟不见两船人马。漂流途中，腿摔坏了的王茂军一瘸一拐地来到村头，焦急地等待消息。
当晚，只见山道弯口有两匹马自远方奔来，前面一人身上斜挎冲锋枪，后有一人骑匹白马。因为天黑，王茂军一时难以看清。待到近前，他才辨清对方是霍学义。霍学义一见是他，距离百十米便翻身下马，直奔过来。“他高喊着我的名字，扑到我身上就哭了。我知道他心里很难过，也很激动。我就安慰他，别激动，慢慢说。他就简单说，那天刚分手，下去没有半小时就出事了。”
那天，原本开漂几分钟后，霍学义就感到待在密封船里憋闷难受。于是，他钻出爬到敞船上。船拐了两道弯后，遭遇一特大险滩，瞬即翻没，敞船上的五名队员全部落入江中。等他挣扎上岸，在江边守至天黑，也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两艘船在滩头被巨浪打在江中翻滚。
霍学义认为两条船上的人员全部遇难。王茂军则在外面继续徘徊，他反复思量，始终觉得，“再大的险滩不可能一下七个人全部死掉，总有上岸的。”
可是叶巴滩两岸悬崖峭壁，搜救工作根本无法展开。苦等数日后，同闯叶巴滩的7名队员依然杳无音讯。洛阳队何去何从，王茂军感到肩上莫大的压力，”我们总共七个人，就剩下了四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给洛阳后方做后勤工作的同志发电报，我说找身体素质好的，有牺牲精神的敢死队员送来。当时那个想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几天过后，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敞船上的几名队员侥幸逃生，而密封船内的两名洛阳队队员杨红林、张军和四川队队员孔志毅则不幸遇难。就在此时，王茂军收到了来自洛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权维信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信中规劝他自发解散队伍，以免付出更大的牺牲，王茂军当即写了回信。
“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这种事呢，不能退啊。权秘书长，你是老革命了，当你拿枪和日本鬼子决战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有牺牲吗？你退了吗？你没有退啊，今天怎么反而来劝我退了呢？我和你当年一样，不能退。退了那叫什么，那叫叛徒啊。”王茂军说，权维信看到这封信时，哭了。
直到今天，王茂军仍在强调——“正是他们三个的遇难，才觉得这种责任确实推卸不掉，无法推卸，不能推卸，必须往前走，只能往前走。这和打仗一样，枪声一响，人不死可能眼不红。只要见有战友倒下，一见血，那就是眼红了，那就是非要打到底不行。你只有走到底，才能对死去的队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有个交待。”
杨红林（左），洛阳队队员，享年32岁
张军（中），洛阳队队员，享年35岁
孔志毅（右），中科队队员，享年35岁
当日劫难过后，洛阳队仅有的三条船全部损坏，王茂*火军**速派人去上海购置新船。后方又传来消息，中美队即将抵达叶巴。
“我们在后面，他们在前面。我们捡到他们的桨——小孩玩的塑料玩意，一掰就会断。我说天啊，他们带这种东西？这不开玩笑嘛？”与洛阳队从玉树出发的同一路线，褚斯鸣等中美队队员在途中不断看到翻船，断桨及橡皮艇的残片。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叶巴面临了与前队相同的险况。
8月29日，中美队独木舟桨手夏普勘查水情后，心急火燎地催促大家，前方不妙，最好赶紧停船。“但是我们停不住了，然后跟过山车一样一路下去。”经过甬长的峡谷后，褚斯鸣等人与船迅即卷入激流之中。由于水流过急，他们的船彻底失控了。即使几条船绑缚一块，还是如同玩具在湍流中抛来扔去。
“你就听着橡皮船和橡皮船之间，被浪挤到一起摩擦，发出很怪的那种声音。然后，谁都盯着下一个拐弯的地方。特别害怕像传说中的——河就没了，形成断层。”褚斯鸣记得当时，所有人都死死抓住船身，谁都不敢说话。
在叶巴滩，中美队的船如玩具般被抛来扔去
正在这时，前方出现了一块巨石，船只无法逃避。肯·沃伦和桨手的船骑在石头上，船底被拉开了一个两米多长的大口子，水开始涌入，船逐渐下沉，失控地高速下行。肯·沃伦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落入水中。好在，他迅速反身死命抓住旁边一条船的船舷。褚斯鸣只见那条船横向被水冲往悬崖。不敢设想，两者相撞，首当其冲的就是肯的后脑，“它被挤在船和峭壁之间的那个地方。”
完了！一瞬间，褚斯鸣本能地闭上双眼，不忍卒睹那悲剧性的一幕。但出乎意料的是，河流中有股撞上岩石的激流又撞了回来。回水的力量把船推开了三四十公分左右，这使得沃伦的脑袋几乎与峭壁擦身而过。待到水流平缓之处，他与桨手终于被拽上了船。褚斯鸣跟他连声道，congratulations—祝贺你！望着一脸茫然的肯，他直言以告，你刚才离死还差一点。
叶巴滩过后，中美队总算死里逃生。然而，还有更坏的消息在等着他们。勘察水情的人回来汇报，前方虎跳峡将比之前更为凶险，它已超过漂流的最高危险级别。此时的中美队设备损毁，弹尽粮绝，肯·沃伦决定独自出去寻求外援。同行的摄制导演背上摄像器材跟在他的后面，对方预感这极有可能是他们漂流的尾声。在跟随肯拍摄一段之后，导演目送他越走越远，自己又背包折回。
“这时候，整个队里的思想就比较乱了。他们一直关心，万一遇到问题，有没有直升机飞来营救。“褚斯鸣描述那会群龙无首，大伙翘盼救援，已陷入胶着状：有时偶尔低下头捡东西，只要听到江水发出宛如直升机螺旋桨运转时的声音，就会惊叫，直升机来了。可抬头望天，天空却啥都没有，“然后再低头又有了……”
虎跳峡之殇
王茂军决定跳过长江四川段，直奔最险恶的虎跳峡，在那里与中美队一局定胜负。
那是1986年8月，他们与中科队同期到达虎跳峡。虎跳峡位于云南西北部，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分上中下三虎跳，素以雄奇险峻闻名于世。当时，上虎跳已有30多家新闻媒体，上百名记者云集，所有人都在对他们屏息期盼中。
“中科队的记者就站在那儿，他在激中科队的队员，就说你们不跳我们跳，你们要害怕了我们来。他们希望有人往下漂，他们鼓动你往下漂，这样他能出新闻，不管文字还是图片，包括摄像，拍电影的，这样才有新闻价值。”面对骇人的激流，别说中科队，王茂军等人心里都在打敲。
媒体的推波助澜，外加两岸民众闻讯赶来，守在江边为两支队伍加油打气，一场原本民间自发组织的活动，渐渐推上了“神坛”，演变成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为了这些狂热的支持者，更为了不负死去的弟兄，王茂军决定决一死战。
每天都有记者询问队员，漂不漂、何时漂。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个原本普通的民间活动，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爱国运动。
9月4日，洛阳队收到后方运来的密封船。为作试漂，他们找来了一条狗，将它放进密封船内。试探漂流上虎跳时，船与狗是否安全。结果，船的整个底端让浪全部掀开，两侧均被打烂，狗则无影无踪。迫于中美队紧跟其后，外界形势咄咄逼人，这时重新造船已无时间，洛阳队只好用自行车胶水，粘上丽江客运站送的旧轮胎，为这条密封船“采取加固措施”。
“当时重庆橡胶制品厂和中科队做船，来了一个技术员。他看了说，你这种方法不行，这是要出问题的，很危险，按规定要返回厂里边用磨具重新粘接，一是胶水不行，再一个是工艺不一样，它还要热粘，这种凉粘是不行的。他都是从专业角度讲的。”但听到对方建议，王茂军表示已没时间了，现有条件只能这样了。当时，他们在大理市场粘了一宿，总算把船粘得“认为很坚固”了——“尽管船破狗亡，但也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这船毕竟是漂下来了。”
没有合适的工具补船，洛阳队用补自行车的胶水，粘上丽江客运站送来的旧轮胎，勉强完成了对密封船的加固。
可是，派谁漂上虎跳？——考虑到此行险竣，为将损失降到最低，洛阳队决定只派出两名队员。但对于漂行人选，王茂军纠结难定。他记得当时，他们五个队员在驻地开会决议。“记者在那儿围得水泄不通，过去都是长话筒，有的是小录音机，弄一圈，几十个人。”开会时，大家炸了锅似的，吵成了一锅粥，都要争着上船。“它既是争死亡争危险，也可能是在争荣誉争称号。下去死了，那是危险。如果不死，马上你就是英雄了。”最终，他派出雷建生与李勤建二人上船。
会后，队员和记者不禁高唱起《游击队之歌》。在悲壮昂扬的氛围中，雷建生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1986年9月10日，洛阳队成功漂过上虎跳。眼见对手一炮打响，中科队当然不甘示弱，他们也要尝试下水。为防对方超过，来不及深思，洛阳队决定一天后挑战中虎跳。这时，王茂军心中隐隐不安，“大家都说上虎跳那么厉害都漂了，中虎跳怕什么？队员整体脑子都有点发热了。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对中虎跳的情况地形勘察不是很细致，包括截船的位置设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很好的选择。”
9月12日，洛阳队派出朗保洛，孙志岭两名队员迎战中虎跳，王茂军在下方接船。漂流不久，噩耗传来，密封船被大浪击破，孙志岭失踪。
郎保洛则逃生上岸，被困悬崖，直到四天后，他成功获救。全力营救其过程被多家电视台纪录拍摄，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一时间，郎保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郎保洛获救。此前被困时，为了缓解他的精神压力，王茂军在江对岸住了两天，点起篝火，让郎保洛知道，对岸有人陪着他。
同时，孙志岭的遗体被搜救发现。就在上船前，这名火车司机还曾告诉王茂军，一旦自己身遭不测，骨灰分为三份，一份投入金沙江，一份洒在入海口，一份带回家乡洛河。
此时，距离虎跳峡400多公里外的巴塘，肯·沃伦也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结束漂流。自他孤身离开后，中美队十几名队员分成两路，先后弃船求生。慌不择路的三队人马后又在巴塘巧遇。面对丢盔弃甲的队伍，沃伦宣告退出。他说，我们对长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
流向历史的河流
“美国人退缩了，我们绝不退缩，宁可不要命也要完成漂流！”闻听中美队退出，人们的信心直冲顶点，洛阳队当即放出了豪言。
“望着翻滚泡哮向前撒野冲去的虎跳峡水，内心异常平静。也许准备得太久了，各种困难和危险都考虑到，到大难临头之时，显得跟平时一样，应该这样去做，一件平凡而有意义的事。我们一定要超赶在美国队之前完成虎跳峡的漂流探险中的壮举。”镜头前，60岁的李维民在家朗读起了当年，他与王茂军共同乘坐密封船冲漂下虎跳前，所写的日记。当时他才30岁，还是洛阳市五中的一名体育老师。怀着对王茂军等人的崇拜，他也加入了洛阳队。
李维民（左）与王茂军
他记忆犹新，那一天下虎跳岸边，媒体的长枪短炮早已架好，只为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而摆在他和王茂军面前的是虎跳峡纵深千米的巨大沟壑，十米高的浪头和数不尽的跌水。
上午11点30分，他和王茂军钻进了密封船，在江边旋转了两分钟后，进入了金沙江最险的下虎跳。下水没几分钟，船就被一卷巨浪打到了对岸的一个漩涡中，近半小时过去，密封船仍深陷漩涡，无法挣脱。由于密封船周身封闭似碉堡，而船内的氧气袋并不能长久支撑呼吸，人又进入后无法操作，只能听天由命。
“里面漆黑一片。我们进去的时候，电筒在头上绑着，照着亮的。手电筒突然就掉到脚下了，然后又蹦上去了，一会儿在上面，一会儿在下面。这证明船一直在翻着，在转着。在里面晕死过几次，基本上没有力了，吃的东西在里面吐得一干二净。我当时好像感觉那个脑子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就飞出来。人在死前，真的好像有灵魂从脑子里面，或者身体里面，自己飘出去了。”就在李维民头昏脑胀，感觉自己濒临死亡之际，耳边隐约听到了同在密封船内，深受折磨的王茂军的声音，这个声音给了他无比的信心，“他也难受。他不说安慰，他就说要不慌，一定要坚持。”
最后，洛阳队与中科队都利用密封船顺利漂完最后一道险关下虎跳。一下船，他们立刻成为民族英雄，受到了一干民众的疯狂追捧。一波波签名留念、人们紧紧包围在驻地不走，王茂军还记起，当时，一个纳西族老乡“噗通”跪到地上，非要跟他们离开。那人振振有辞道，过去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有一年，红军打这儿经过，村里有一老人没有跟着走，后悔了一辈子。所以这一回，他可不能像那位老人似的错过。欢送人潮里，还有一位姑娘也非要跟随他们，“人家不让跟，她自己跳到江里。那船划走了，她去追船。”
李维民展示当年沿途民众送给洛阳队“中国首漂长江”的横幅
当年十月底，洛阳队抵达了长江上游的最后一站——宜宾。王茂军寻思，漂流总算可以结束了。因为长江漂流探险，主要是指上游，它不通航，而宜宾以下已经通航了，已无险可探了。但市政府指示，坚决要漂到上海，这是一种荣誉。“而且中科队还在漂，我们就不但要漂，还要漂在他们前面。”这无疑将两队竞争推向白热化。
于是接下来，洛阳队直接派队乘车到武汉下水，两地同时开漂，直奔上海吴淞口。中科队则表示“一寸不落”，派人去补漂之前跳过的四段江段。补漂期间，中科队三名队员丧生。1986年11月，在两队共付出十条生命的代价后，历时5个多月的长江漂流宣告结束。
凯旋归来的洛阳队员成了万人敬仰的英雄和学习楷模，但王茂军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整个活动完了，有四位弟兄不能再回来了。想到他们更多，而且他们的家属还在。心情确实是很沉重的。还有好多善后的事，我得想办法，还得做。活动虽然完了，但是工作远远没完。”
长江漂流结束后，报道漂流的记者们纷纷获奖，全国各地开始涌起漂流热潮，人们争先恐后地下水探险，长漂故事屡屡搬上荧屏。
战胜美国人的洛阳队被冠以“英雄”“勇士”的名号
王茂军在给前来的民众签名。洛阳队所到之处，皆是山呼海啸的欢迎。
第二年，洛阳队队员郎保洛、雷建生再赴黄河漂流，王茂军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开始四处奔走，为遇难队员做烈士申请工作。
1987年6月20日，洛阳队漂流黄河遭遇翻船，雷建生、郎保洛等4人死亡。这年的7月7日，国务院下达《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的管理通知》，对漂流“不宣传、不报道、不支持”，王茂军提交的烈士申请也随着这一纸公文没了下文。一度，与振兴中华、女排五连冠并列的长江漂流迅速被公众淡忘。
漂流结束后，王茂军的生活重新回归平淡。他烧过锅炉、开过餐馆、当过业务员，和普通人一样为生计奔波。每年春节，他都会带着幸存的队员一起给遇难者的家属拜年。
看望孙志岭的母亲时，老人总是与他流泪，其父说起的全是儿子小时候的事情。“杨红林的母亲，我一直看到前几年。最后一次看完以后，我不再去了。”王茂军告诉杨红林的弟弟，他们的母亲哭得太厉害了，他不去可能还强一点，去了反而叫老人更加痛苦。“结果第二年，他母亲就不在了。”至于郎保洛的母亲早已提出，任何人都不想见，她怕见了会受不了。
孙志岭，洛阳队队员，享年35岁
肯·沃伦回到美国后，接受西皮家属的诉讼，从此官司缠身，公司破产。长漂五年过后，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3岁。同年，褚斯鸣来到美国留学，见到了沃伦的妻子简·沃伦。
简带他来到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家园前，望着门前平静的小河，她吐露心声，沃伦这一辈子就梦想有一幢这样在河边的房子。他们后来终于买到了它，房子的后门直通一条小河。每天站在河边，可以看到一群野鸭游上岸，他们在水面给它们抛洒食物。这是沃伦梦寐以求的画面，可惜这幅画面，不再有他。
“他是一个火种。”褚斯鸣现在已是北京一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指出，“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江河是可能漂流的。由于沃伦的介入，使得这件事情戏剧化的成分大大增加了。而这种戏剧化成分，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故事。对我个人来说，他是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故事。”
肯·沃伦
“媒体讲这是英雄，当时都这样称呼。我说不准确，应该叫壮士，我们充其量是个壮士。”后来，王茂军又去过几次长江。在层层大坝的阻隔下，现在的长江已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尽管，如今已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他们当年的壮举，即连那时的中科队，包括肯·沃伦在内的中美队等等，也都一并隐没于历史的河流中，但是长江——犹如他们的那段血色青春，那是属于他和他的那群弟兄的“大江大海”。
镜头中，王茂军驻立在河流边上。每一朵浪花的袭来，都是逝去的发小在向他走近。
他记得，当年在中虎跳，郎保洛等待营救过程中，曾经四天四夜孤身一人，“他就一件秋衣服，其他都被水剥光了。最后，他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围到腰间，当裙子那样围着，没吃的，没穿的。”为了尽量陪伴与安慰好友，自己曾在其对岸连着两宿，点燃一堆篝火，“让他知道江对岸有人，你放心，肯定把你救上来。”
还有“蛤蟆”孙志岭——因为在家是独子，从小被看得格外金贵。俗话说“贵命贱取”，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一绰号。“蛤蟆”是近视眼，长漂时，他用绳子把眼镜后面的两只脚系得紧紧的。遇难后，人们在他死前拍下照片发现，那两只镜片早就被浪打碎了。队员中，数他的性格幽默，爱开玩笑——“浪不大了，船一起一伏。他说今天这是改坐皇冠了，挺舒服的。”
“音容笑貌昨天还在，今天人就不在了。”王茂军有时也会问自己，这件事值不值得做？
“这几个好朋友应该算知己朋友了。从小到大，生死路都能共同走。彼此之间都成为对方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他们不在，也可以说你的部分生命都失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说拿这么大代价和损失做，你不去美国人又能怎么样？”现在，他说。
制片人：裴天懿
文：Sophia
视频编导：张悦、骆骁
微信编辑：王彤、撕纸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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