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头像是地球上最著名的标志之一，你们肯定都看过。
全世界的文艺青年都迷他，他的头像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印在各种物品上面，T恤、*裤底**、纹身、书籍封面……
可是，也许你只是知道他叫切‧格瓦拉(Che Guevara)，知道他代表着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但你并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他做过什么。
50年前的今天，是切‧格瓦拉牺牲的日子。
他抛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选择了躲进丛林打游击、干革命，直到被敌人抓住并处决。
他们甚至在他死后残忍地把他的双手砍了下来。
60年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充满血与火的事情？
他原名叫欧内斯特‧格瓦拉‧德‧拉‧厄纳，在还没有成为切‧格瓦拉之前，他是一个高颜值富二代学霸。
他们家是阿根廷的名门望族。革命，本来是穷得过不下去的贫苦老百姓的事，与他无关。
他擅长运动，田径、游泳、自行车、足球和橄榄球，没有他不精通的。
他读的是阿根廷的重点大学，学的是医学。
如果不出意外，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但是，就在他即将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却跟着好基友阿尔伯特‧格兰纳多一起休学，进行了一次摩托车长途旅行。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他的“间隔年”。
这让他的人生之路来了一次急转弯。
无论什么时代，年轻人任性的毛病都是一样的，动不动就辞职休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同的是，大多数人回来之后继续迷茫。
格瓦拉却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方向。
1952年1月4日，23岁的格瓦拉和29岁的格兰纳多告别了亲人朋友，开始了他们伟大的旅行。
两个年轻人计划开一辆破旧的39 Norton 500型号摩托车，用4个月时间走过8000公里，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穿越整个拉丁美洲，到达委内瑞拉的瓜希拉半岛。
抛下文明，亲近大地。
旅行的经历被格瓦拉写进了他的《摩托日记》。
后来在2004年拍成了一部公路电影。
跟我们看过的公路片一样，旅行是以轻松快活的节奏开始的。
可是越到后面，越是沉重。
那个年代，没那么多平坦宽阔的大路，他们打算沿着乡间小路，顺其自然，走到哪算到哪，只要不偏离大方向就行。
每到一个地方，格瓦拉那帅气的脸总能吸引不少的妹子，浪漫和激情是必须发生的。
但是旅途也很苦逼。他们翻车过无数次。
破摩托车经不起摔，一个多月之后就寿终正寝了。“摩托日记”原来名不副实。
他们只能徒步上路。
对年轻人来说，这些经历很刺激，是吹牛的最佳谈资。
然而对格瓦拉来说，这次旅行却对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格瓦拉是学医的，一路上会给人看病。
在智利，他遇见一位贫穷的老人。等到他来到老人的病床前，发现老人的病已到晚期，只剩一个月寿命。
这个热血青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们明白了笼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生命中的极大悲剧。那一双双即将沉沦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丝对谅解的渴求，以及对那份失落于空虚之中的慰籍不顾一切的寻求。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我无法预知目前这种建立在荒唐的等级制度上的秩序还会持续多久，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真应该少花些时间自吹自擂了，而应该多花些钱用于改善对社会有用的事业了。
3月之后，他们徒步进入一片荒漠。
在那里，他们遇到一对被地主赶出来的夫妇。夫妇俩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只能去当矿工，前路茫茫，过着不知道哪一天会丢掉性命的日子。
他们还遇到一群群流民。他们同样被地主夺去了土地和住所，明明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没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看着这些不幸的人，格瓦拉既愤怒又悲伤。
我们必须摒弃我们的旧观念，更亲近、更真切地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我所说的走近并不是以往意义上的走近，因为所有人都会说：“不对，我是人民的朋友。我乐于和工人农民交谈。在周末，我到了这个或那个地方，看到这个或那个东西。”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事。但以前这样做的本质是施善，而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团结工农。我们走进人民的时候，不能说：“我们来啦！我们使用我们的到来施舍你们，用我们的科学教化你们，指出你们的错误，证明你们没有教养，让你们知道你们缺乏基本知识。“相反，我们应该怀着一股探究的热忱，带着一种谦逊的精神，向人民——这个伟大的智慧之源学习！
后来他们进入秘鲁，山穷水尽时遇到一名善良的麻风病医生乌戈·佩斯。
佩斯医生带他们走访麻风病医院的病人，还资助了他们两张船票。
在圣巴勃罗的麻风村当义工时，友善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为格瓦拉办了一场生日派对。
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与他毫不相干的人，纷纷为他送上最质朴的祝福。
一路上的见闻，让格瓦拉看到拉丁美洲底层人们的疾苦和善良，中产阶级的麻木和无趣，以及统治阶级对群众残酷的剥削。
这一次旅行，为格瓦拉后来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一颗种子。
他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渐渐萌生。
他对人民的力量和自己的事业有了崭新的想法：
未来属于人民。无论历经漫长岁月，抑或瞬息之间，有朝一日，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终将夺取政权。问题是，人民需要接受教育。人民接受教育并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前，相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只有付出代价后才会学习，而代价往往是惨痛的，甚至会夺走许多无辜的生命。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死也许并不无辜，因为他们犯了大忌，违背了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他们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所有那些不懂变通的人——比如你和我——生前为创建新的力量牺牲一切，临死的时候会咒骂自己的所作所为。革命不带个人色彩，它会耗尽人们的终生，甚至利用他们的记忆作为例证，去教化那些追随他们的青年人。我更是罪大恶极，因为我更老道，阅历更丰富，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终将明白，我的牺牲源自我们顽固的，腐化的，崩溃中的文明。我还知道，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你一定是紧握拳头，较紧牙关，心里积满了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这个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的象征（某种毫无生气的榜样），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一员。尽管我所知道的这些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或是你对我的看法。你常念叨着蜜蜂筑蜂房的团结精神，并以此作为激励你的动机。你和我一样有用，只是你不知道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多么巨大，而这个社会却无情的把你扼杀。
本来计划4个月完成的旅行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用了9个月。
回到阿根廷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
写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重新整理和润色这些日记的人，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我了。
他脱胎换骨了。
从医学院毕业之后，他于1953年再次踏上南美之旅，走过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
在哥斯达黎加，他看到了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这让他热血沸腾。
1955年，是他的人生巅峰，他把这段日子全都贡献给异乡古巴。他与卡斯特罗兄弟3人和82名战士乘船前往古巴，开始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
在古巴，他和卡斯特罗共同领导的队伍夺取了政权，成立了政府，他成为古巴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波叔写过的古巴导弹危机，他就是去莫斯科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但他丝毫没有留恋这样的权势地位。他追求的，仍然是当年骑摩托走遍南美埋下的那个理想。
10年后，他怀着解放全世界的革命热情，前往非洲的刚果，继续组建游击队，继续革命。
可是这一次失败了。他回到南美。
这次他去的国家是玻利维亚，他成立了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ELN)，要复制古巴革命的胜利，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取政权。
坚定而又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格瓦拉带着只有50人的游击队，在人迹罕至的丛林中作战，再顽强英勇又能如何？
当地农民出卖了他。
他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逮捕。最后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花果村，1967年10月9日，他被处死，年仅39岁。
刽子手连射了他9枪，脚部5枪，右肩和手臂各1枪，胸部1枪，喉咙1枪。
被处决后，他的双手被斩下来，用于鉴定身份，遗体则被草草掩埋。
他的人生早就在50年前落幕了，可是现在他却成了全球Icon。
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平等而又高尚的社会。
这就是他的理想。
为了这个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
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贵族，他不仅要放弃安逸稳定的富裕生活，远走他乡，帮助贫苦人民进行革命，还要反过来造自己的反。
而且，他干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坐江山，否则他也不会离开古巴，重新投入革命。
他完全可以像他以前的战友一样，在古巴享尽荣华富贵，随心所欲。
可他没有。
这就是革命理想。
到今天也许已经不合时宜的革命理想。
到今天，我们也许只是单纯地觉得，他的照片“好酷”、“好帅”。
Alberto Korda手持为格瓦拉拍的经典照片
摄影师Alberto Korda和艺术家Jim Fitzpatrick就是格瓦拉头像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符号的现实推手。
这张被称为“全球最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格瓦拉头像，是摄影师Alberto Kord拍摄的，再由艺术家Jim Fitzpatrick使用红、白、黑三色设计。
如今我们在生活中处处可见这个形象。
就连明星大腕、政要名流都把他当做个性自由的象征。
在没有革命的时代里，英雄的意义被消解了。
这是无奈，也是必然。
有人说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男人。他的浪漫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始终为自己的梦想而活。
这是完美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纯粹的精神，纯粹的人。
今日心情 沉思
只有坚强起来，才能不丧失温柔。